袁世凯(1859～1916)，字慰亭，又作慰廷，号容庵，祖籍河南项城。他是清末迅速崛起的封疆大吏，也是名噪一时的新建陆军统帅和北洋军阀首领。他既有投机钻营、野心勃勃的一面，也具有机智果敢、勤奋练达的特殊性格。他在编练新军、统筹国防等方面表现出的军事才能，曾受到清末官僚权贵的普遍推崇。他的军事思想，也主要蕴含于创练新军、运筹防务和广办学堂三个方面。
一、参用西法编练新军
严格地说，袁世凯非战阵之将，而是教练之才，他在清末的主要实绩，就是治军。
袁世凯治军，主要始于1882年。是年，他随淮军统领吴长庆赴朝鲜，参与平定朝鲜“壬午兵变”，崭露头角。当时，淮军骄纵懈弛，漫无纪律，吴长庆无计可施，遂请袁世凯设法整饬。袁不辱使命，大胆稽查，对严重违纪者立斩示众，即使是吴长庆的亲信将弁也严惩不贷。于是“将士慑服，不敢犯秋毫，军声乃振”①。继而，袁世凯又奉命帮助朝鲜国王训练新军。他亲自“草创章制，编选壮丁，先立新建亲军，继立镇抚军”，“未及期年，成效大著”，朝鲜官员及外国人“均深赞其技艺娴熟，步伐整齐，堪称劲旅”。②
但是，由于袁世凯当时对西式操法尚无认识，故协助朝鲜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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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卷1，第5页。
②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卷1，第7页。
练军队时不得不“一切从湘淮军制”①。直至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袁世凯才萌发参用西法练兵的思想。是年秋，他见清军在甲午战争中接连败北，乃电告盛宣怀：“西人用兵，大概分为四排，队前一排散打，败则退至第三排后整队，以第二排接应，轮流不断。后排队伍严整，亦以防包抄旁击。又队后数里驻兵设炮，遏止追兵，掩护残卒，虽败不溃。今前敌各军，平时操练亦有此法，乃临阵多用非所学，每照击土匪法，挑奋勇为一簇，飞奔直前，宛如孤注，喘息未定，已逼敌军，后队不敢放枪，恐误击前队，只恃簇前数十人拥挤一处，易中敌弹，故难取胜。后队又不驻兵收束，一败即溃。请告统帅，饬各军照西法认真练习”②。翌年，袁世凯又接连数次上书军机大臣李鸿藻，陈述清军失败的原因和西法练兵的必要性，进而阐述他改革军事的基本构想，强调必须编练一支新军，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李鸿藻、翁同和等中枢大员终为所动，遂奏请将其调京，派充军务处差遣。
袁世凯进京后，一面广交权贵，扩展仕途，一面邀集幕友，翻译有关各国兵制的书籍，加紧学习近代军事知识，进一步系统和深化了改革军事的构想。他积极宣传参用西法练兵的好处，并把翻译的兵书呈送掌握军务处实权的荣禄等人，于是不仅得到李鸿藻的器重，也得到了荣禄、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赏识。刘坤一上折保举袁世凯时，称其“胆识优长，性情忠笃，办事皆有条理，为方面中出色之员”，要求朝廷“擢以不次，俾展所长”。③张之洞则认为“若使该员专意练兵事，他日有所成就，必能裨益时局”④。
其时，适逢胡燏棻编练“定武军”成绩不佳，督办军务处认为须“变通兵制”，悉仿西法练兵。李鸿藻便乘机推荐袁世凯接办定武军。他说：袁“家世将才，娴熟兵略，如令特练一军，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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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周家禄：《恺寿堂集》卷10，第14页。
②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卷2，第2页。
③刘坤一：《密保贤员片》，见《刘坤一遗集》第二册，第874页。
④张之洞：《荐举人才折》，见《张文襄公全集》卷38，第15页。
矫中国绿防各营之弊”①。荣禄也表示赞同，并令袁先拟练兵办法进呈。袁世凯参照曾国藩、李鸿章编练湘淮军的办法和德国军制，于1895年11月拟就《练兵要则十三条》、《新建陆军营制饷章》和《募订洋员合同》等文件呈报军务处。12月8日，军务处王大臣联名奏举袁世凯接练定武军，并更名为新建陆军。同日，清廷发布上谕，告诫袁世凯：“该道当思筹饷甚难，变法匪易，其严加训练，事事核实，倘仍蹈勇营习气，惟该道是问”②。12月21日，袁世凯肩负朝廷重托，踌躇满志地赴小站接练定武军。到任后，“日与诸将领悉心讨论，相期扫除颓习，凡军中之一号一令，无不心摩手订”③。他参用德国陆军编制操法，吸取中国古代治军经验，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制订出一系列有关操练的规条、律令、要则和
章制，体现了较为科学的治军思想。
袁世凯认为，新军建设概而言之有两大内容，一是“道”，二是“法”。所谓道，即是“忠爱、谋勇、节制、方略”；所谓法，即是“束伍、练技、简器、习阵”。养道靠训，成法靠练，即“远揽成规而训迪不厌详尽，近采长技而练习不避勤劳”。基本思想是“道必师古，法必因时，二者交资，而后无弊”。④这反映了袁世凯练兵的根本指导思想，其实质仍然是“中体西用”基本原则的延续。
袁世凯非常重视训“道”，即注重对兵将进行精神教育。由于甲午战后救亡图存的呼声遍于全国，所以在练兵伊始，他就以“强兵御侮”、“明耻教战”为口号，反复要求官兵“存雪耻之心”，“上为国家御侮，下为生民除暴”，并区别不同层次，分别编写了《训将要言》、《训哨弁要言》、《训兵要言》和《训学堂员生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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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卷2，第5～6页。
②转引自袁世凯：《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首。
③袁世凯：《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序”，第1页。
④袁世凯：《训练总说》，见《训练操法详晰图说》，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印本（下同），第1册，第2～3页。
等，对不同对象提出不同要求。
对于训将，袁世凯要求为将者“首在植品节而矢忠诚，任国家之事权当思所以称职，受朝廷之禄位当思所以图报”；继而要求他们善于治兵。他认为“治兵之道，宽与严而已。宽则情志相孚，甘苦与共……而非放纵以为宽也；严则法立知惧，令出惟行……非残酷以为严也”。①此外，他要求为将者平时要注意“爱民”和“自爱”，强调“不知爱民者不足与言公忠，不知自爱者不足与励廉耻”；战时则应“有谋亦贵有勇”，“尤贵身先士卒”。这就要求“平时训练如当大敌，最忌侥幸无事，苟且偷安”。他还指出：“为将者任巨责艰，军士之性命系之，国家之休戚同之，讨论戎机，考究方略，上宣力于王室，下自奋于功名，与尔诸将有余望焉”。②
对哨弁的教育，袁世凯更为重视。他认为下级军官与士卒朝夕共处，“情志可以不隔，气息可以相通”，其素质之高低，直接关系到新军建设的成败。因此，他要求哨弁对士兵要像父兄对子弟那样，“士卒之疾病必躬亲省视”，“士卒之衣食必悉心料检”，“士卒之技艺使之必精必熟”，“士卒之器械使之必洁必新”。此外，贯彻条规，宣讲训词，维护军纪，也均为哨弁应尽之责。总之，“平时之教诲、体恤、约束、训练，临阵之奋身率先，发纵指示”，皆惟哨弁是赖。当然，袁在对哨弁的教育中也少不了以功名利禄作为诱饵，告诫他们如果“恪遵训诫，日起有功”，则“高官显秩，无难拾级而升，厚禄重糈，可以操券而获”等等。③
对士兵的精神教育，是军队教育的根本。袁世凯要求新军士兵努力做到如下十点：一是“励忠义”，强调士兵应募而来，坐食厚饷，就应知恩图报，效忠朝廷；二是“敬官长”，“平居事之宜如子弟之敬父兄，临事卫之应如手足之捍头目”；三是“守营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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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袁世凯：《训将要言》，见《训练操法详晰图说》第1册，第3～4页。
②袁世凯：《训将要言》，见《训练操法详晰图说》第1册，第5页。
③世凯：《训哨弁要言》，见《训练操法详晰图说》第1册，第6～8页。
强调“兵无纪律，势同乌合，众志不肃，安能御侮？”因而必须“各怀廉耻，谨守法度”；四是“勤操练”，对战阵攻守等技艺，练之必精，操之必熟；五是“奋果敢”，临阵杀敌，勇猛向前；六是“卫良民”，“民纳税以养兵，兵出力以卫民”，严禁侵扰；七是“怀国耻”，“宜时时切同仇之念，存雪耻之心。待奉令而出征，即奋力以图报”；八是“惜军械”，强调枪炮用以护身克敌，必须加意珍惜；九是“崇笃实”，必须忠诚老实，不可欺下罔上；十是“知羞恶”，知过图新，振作向上。①当然，其中仍少不了“博功名，致富贵”之类的诱引说教。
此外，还有《训将弁勤学说》、《训将弁躬亲教练说》、《训将弁慎号令说》、《训行队爱民说》、《训将士和衷说》、《训将弁须知敌情说》等等，其内容多为以古喻今，纲常为本，束之以法纪，励之以功名，基本上是历代封建治军思想的延续和发挥。
为了保证上述精神训练的贯彻落实，袁世凯采取了各种措施。一是设立听令公所，经常集将弁于一处，分类宣讲训令，然后让其回营逐级演讲；二是将各种训条按“忠国”、“爱民”、“亲上”、“死长”四类，编为四言歌词，印发各哨，令兵丁背诵，随时考查；三是针对兵卒文化程度低的特点，创办白话《训兵报》，使士兵增长学问和见识。
在练兵方面，袁世凯“专仿德国”，大胆创新，果敢地把清军建设引向近代化。
袁世凯鉴于清军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虽由调度之无方，实亦军制之未善”②，因此，他编练新军的第一件事，就是改革军制。他进一步突破绿营、勇营的编制体制，采用资本主义国家军队的组织结构。新建陆军设步兵、骑兵、炮兵、工程兵诸兵种，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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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袁世凯：《训兵要言》，见《训练操法详晰图说》第1册，第10～12页。
②袁世凯：《上督办军务处原禀》，见《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1，第1页。
了比较适应近代战争需要的多兵种合成的军队体系。这对于充分发挥武器威力，完善作战指挥，提高军队战斗力，无疑有着重大作用。
新建陆军饷制也有了很大改进。袁世凯深知，虽然要求士卒“感将领之恩施，弗忍背弃，明国民之义务，乐效驰驱”，但是普通卒伍还不可能有这样的觉悟，“质言之，人之当兵者，亦为糊口赡家来耳”。①若想固结兵心，必须优厚饷项。因此，袁世凯奏定的新建陆军饷章，较之绿营、练军优厚得多。而且，新军薪饷按月由粮饷局派员会同各营主官及营饷委员在操场点名发放，从而基本上杜绝了旧军官长“吃空额”和层层克扣的陋习。另外，还实行“分饷以赡其家属，计亩以免其差徭”的政策，“显示体恤之心，隐寓防维之意”。②
和张之洞一样，袁世凯很重视新兵质量。他认为“近来武备愈弛，疲弱冗杂，比比皆是，固由于训练之无法，实始于选募之不精”③。因此，他所拟定的募兵标准中，既沿用了旧湘军的某些规定，坚持“兵必合格，人必土著”的原则，又采用了欧洲征兵制的某些做法。如“取具邻右保结”、“报明家口住址”两条，与曾国藩制定的募兵规条基本相同，而规定“年限二十岁至二十五岁；力限平托一百斤以外；身限官裁尺四尺八寸以上；步限每一时行二十里以外”④，则显系吸收了欧洲征兵制的一些标准，比湘军募兵规条更加具体和科学。袁世凯还规定：中选的兵丁“有能粗通文意者，口粮照头目例”⑤。这种鼓励文人当兵的措施，有利于改善军队的成分，改变人们鄙视当兵的传统看法，对新军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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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袁世凯：《北洋陆军第二四镇请仍照扣赡饷折》，见《袁世凯奏议》，第1501页。
②袁世凯：《拟订募练新军章程请敕部立案折》，见《袁世凯奏议》第436页。
③袁世凯：《拟订募练新军章程请敕部立案折》，见《袁世凯奏议》第435页。
④⑤袁世凯：《募兵告示》，见《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1，第30页。
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袁世凯特别注重营伍纪律，强调“治兵之道，纪律为先”，故将申明军律列为《练兵要则》的第一条。其中指出：“军律不明，则赏罚倒置，纪律亦因以废弛，故节制之师，必以申明军律为第一义”①。袁世凯制定的《简明军律》20条②，其中处斩者18条，责罚和记过2条。“临阵失火误事”、“临阵奉命怠慢”、“结盟立会”等等，皆在斩首之列，可见军律之严酷。此外，袁世凯还拟
定各种禁令37条，各种营规、章程共18种，对士兵作息时间、出操、打靶、行军、作战、请假、就医、驻地警卫、枪械维护等，都作了具体规定。这对于整肃军纪，清除军队陋习，保证西法练兵的顺利进行，是非常必要的。但律令过繁，刑罚过严，动辄得咎，也会压抑将士的练兵热情，同样会削弱部队的战斗力。当时有人参劾袁世凯“办事操切，嗜杀擅权”③，并非无的放矢。
在军事训练方面，袁世凯参考中国古代兵学和戚继光的《练兵实纪》，规定了基本训练内容，即：练规矩，练号令，练身体，练步伐，练器械，练阵式六条。至于训练步骤、程序和方法，则由德国军官仿照德国陆军操典施行。袁世凯还规定，每隔8天全军会操一次，合练各种队法、阵法和诸兵种合同作战方法。此外，还经常把队伍拉到野外，进行行军、驻扎和实战性演练。
为了提高部队的训练效果，袁世凯特地创办随营武备学堂，以培养训练有素的基层军官。同时，开办讲武堂和学兵营。前者培训在职哨官、哨长，授以行军攻守各法；后者短期培训由各营选拔的正副头目或正兵，主要学习步兵操法。此外，袁世凯认为“练兵之道，贵乎集思广益”，因而号召各级军官在军事训练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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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袁世凯：《禀呈督办军务处练兵要则》，见《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1，第26页。
②参见《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3，第1～2页。
③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2，转引自《清末新军编练沿革》，中华书局1978年版（下同），第21页。
中注意开展军事讨论，“如有所见，皆可具单呈请核定，发交讲堂宣讲”。①
“练为战”，是袁世凯练兵的立足点。他曾指出：“练兵者，本为用兵之地，而转以寓弭兵之机”②。因此，在军事训练中时刻注意从实战需要出发，重点训练军队的“战阵之术”。从各兵种的具体战术，到全军的攻守战法，力求精益求精，次第演练。为改变中国各省军队向来畛守域分，素质参差，遇有战事，则统帅无方，战法各异的状况，从1905年起，袁世凯会同奕劻等人奏请每年秋季举行一次大会操，以“详求赴机应变之方，实行攻守战阵之法”③。当年10月由北洋军在河间府举行的第一次秋操，开创了近代中国军队大规模军事演习的先例。次年10月由北洋军、湖北新军和河南新军在彰德府联合举行的更大规模的野战演习，进一步反映出袁世凯和新军将领已初步具备了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能力，其军事训练水平已颇为可观。
然而，袁世凯也仅仅是把新军军事体制推向了近代化，并没有也根本不可能丝毫改变新军的封建属性。他是个野心勃勃的新军统帅，始终把个人野心同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命运紧紧地拴在一起。因此，他统率的新军尽管在编制、训练、装备、知识结构诸方面超过了旧式军队，但在根本性质上不可避免地仍步湘淮勇营的后尘，成为镇压农民起义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反动武装，而且变本加厉地使之成为实现其个人野心的工具。
二、着眼全局运筹防务
石谲波诡的清末社会和与世沉浮的官宦家庭，造就了袁世凯迎合时势、善于权变的性格，反映在军事方面，则表现出窥察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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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袁世凯：《详求演队利弊》，见《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4，第4页。
②袁世凯：《时局艰危亟宜讲求练兵折》，见《袁世凯奏议》第27页。
③《军机处朱批奏折档》，转引自《清末新军编练沿革》第80页。
局、运筹谋划和相机应变的特点。
1894年春，朝鲜国王因无力镇压声势浩大的东学党起义，拟请求清军“代为戡乱”。李鸿章恐日本乘机出兵，举棋不定。时任“驻朝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全权代表的袁世凯，受日本驻朝代理公使杉村浚的怂恿和欺骗，电请清政府派兵赴朝，李鸿章乃决计出兵，日本亦乘机派兵入朝。东学党起义平息后，朝鲜国王要求中日撤兵，遭日方拒绝。李鸿章拟添兵，袁世凯竟电称日方不愿生事，建议李勿添兵，容其与驻日公使“推诚商办”，李乃放弃添兵之念，正中日方暗中备战之计。尽管如此，及日军大举入朝之后，袁世凯见外交解决确已无望，乃翻然改图，急忙致电李鸿章，指出日本无和意，“非口舌所能争”，“似应先调南北水师迅来严备，续备陆兵”。但同时又建议“由总署酌请驻华各国（公）使调处，或不至遽裂”。①其时，袁世凯和李鸿章均主张力求与日和解，反对仓促宣战。不同的是，袁已看出日本绝无和意，两国交兵很难避免，因而主张一方面与日交涉，一方面在军事上速筹战守，并请求添拨重兵赴朝，以备不虞。李鸿章则强调日军既分驻汉城、仁川，已占先着，“我多兵逼处易生事，远扎则兵多少等耳”②。因而坚主不再添兵。不久，朝鲜局势进一步恶化，袁世凯为了保命，亟思脱身，一再发急电要求归国，终于在7月中旬获准离朝，返回天津，结束了在朝鲜的生涯。
中日甲午战争全面爆发后，李鸿章命袁世凯仍以“总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宜”的名义，赶赴平壤一带，协助前敌营务处、直隶臬司周馥办理东征转运事宜。直至9月上旬，袁才随周出山海关。由于踌躇不前，未及入朝，日军已过鸭绿江，把战火烧到了中国东北。根据当时战争态势和东北地形，袁世凯向李鸿章建议说：“新民厅在榆关至凤凰城中间，东扼辽河，水陆通衢，奉北杂粮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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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鸿章全集·电稿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下同），第710页。
②《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718页。
辏，于此宜设粮台，厚储粮饷，按前后要站，分设官车，随时协雇民车，分段转运。盛京以东，亦有数处，尚可采买，拟于驻兵处就近买存一总以新民厅为根据地”①。此设想获准后，遂于前敌至辽阳分设12站，较好地保证了沿线部队的饷械供给。这期间，袁世凯与前敌将领聂士成、宋庆等“时常接晤”，研究军事，指陈方略，因而其军事思想和组织指挥能力有所提高。
在甲午战争以后的某些重大军事事件中，袁世凯多次显示了统筹全局，谋划方略的才干。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德国于1897年借口“巨野教案”侵占了胶州湾，继而强占土地，修筑胶济铁路，将山东省划为它的势力范围。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激起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一场反抗外国侵略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首先在山东兴起。为了尽快扑灭日益猛烈的反帝风暴，清政府于1899年12月命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督率所部武卫右军（即新建陆军）控制山东局势。袁世凯一面残酷镇压义和团，一面整顿军队，筹划山东防务。他在翌年5月呈递的《通筹东省防营布置情形密折》中，向慈禧太后陈述了山东设防计划。他指出：“御侮先期固圉，固圉不外设防，而设防之道，必全局通筹而后能择要布置。言兵者所以贵明乎形势也”。他认真分析了山东的军事形势和地理特点后认为：“查东省海防，备他国似不如专备德人，防他口似不如专防胶澳”。在德国已侵占青岛，英人租占威海，外国侵略势力已渗透到山东腹地的情况下，前任抚臣仍把海防重点放在登州（今蓬莱）、宁海（今牟平）、烟台一带，袁“殊觉轻重失宜”，认为“使德人由胶澳分兵据莱以扼东路要害，即将登州一带隔绝海中，断其援应，纵有重兵，而接济无路，输运不通，必成釜鱼坐困之势”。因此，他认为山东布防应与胶澳未失以前迥不相侔，宜“厚集兵力扼要屯扎”，即：登州一带不宜屯扎重兵，而应把防御重点放在青州（今益都）。青州地处山东腹地，中扼胶济铁路，“洵为适中吃紧之地”，因而决定以武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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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卷2，第1页。
右军主力驻青州，“以遏敌人之来路”；另以步兵两营屯驻莒州（今莒县），“阻德人南图之道”；另增募万人于济南省城“居中训练，策应四方”。他认为进行如此“犄角错崎”、“直窥胶澳”的布置，德人“断不敢分胶澳之洋兵，轻图进步。即使分兵另据他口，而我之大队直趋胶澳，正可覆其巢穴，自足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也”。①
袁世凯提出的上述以侵占青岛的德军为主要作战对象的布防计划，是袁世凯军旅生涯中的第一次用兵尝试。虽然其后未经实战检验，但就其设防构想而言，还是比较适应当时军事形势和实战需要的。
1904年初，正值日本与沙皇俄国为争夺我国东北而剑拔弩张、清政府“势处两难”之际，袁世凯于1月19日和20日两次上奏朝廷，强调在日俄战争中，中国应采取“严守局外中立”和“练兵筹饷，扼守边要”两条基本方针，马上被清廷纳为国策。这两篇奏折再一次集中体现了袁世凯“详查形势，扼要设防”的军事思想。他指出：“两大构兵，逼处堂奥，变幻叵测，亦不得不预筹地步。畿辅为根本重地，防范尤须稳固。……计东北边防及海疆各口，不下三千数百里，如欲慎固封守计，非十数万人不克周密”。即使是扼要设防，“至少亦须有六万人，以万人拱卫京师，以五万人分布边要，庶可资以屏蔽”。②而当时在京师周围的可以出防之兵不过2万余人③，显然不敷分配。因此，他与庆亲王奕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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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袁世凯奏议》第118～120页。
②袁世凯：《密陈遵照传渝统筹布置防守情形折》，见《袁世凯奏议》第876页。
③据袁世凯奏称：直省淮练各营迭经裁汰，仅可巡缉地面；京旗3000人甫经成军，只可调防京师；自强军2000余人，亦分布巡防；袁本人所部大枝战兵，只武卫右军7000人，常备军9000余人，此外有马玉昆之武卫左军1万人，姜桂题所部毅军5000人，遇有征调，除去看守营房、护运粮械者外，应战之兵，不过3万，仍须分兵留驻京城，巡防近畿，计不过2万余人可以出防。（参见《袁世凯奏议》第876页）
贵胄铁良密商后认为：“我宜速筹大批的饷，计添募兵丁三万，正饷杂支以及购械转运各事，至少需款六百万”①。他尖锐指出：“及今募兵购械，已觉为时甚迫，如再延宕时日，待至俄日兵连祸结，虽有巨款，而乌合之众不足防御，远购之械难应急需，势将束手坐困”②。慈禧太后终为所动，谕令户部“迅速筹拨的饷”，放手让袁购械扩军。仅年余时间，袁世凯就编练新军4镇，连同原有的两镇，使北洋新军达6镇8万余人。
袁世凯在日俄战争时期大力扩军，当然有扩充北洋军事实力的个人目的，但面对日俄战事日急，中国地阔兵单的形势，他极力主张筹饷扩军，加意布置防守，为未雨绸缪之计，显然也有为国防着想的动机，未可全部否定。
三、广办学堂发展教育
自古以来，凡稍具远识的军事统帅，无不激励部属学习文化，攻读兵书。孙权鼓励吕蒙发奋读书，被人千古传颂；项梁劝导项羽学习兵法，也成为历史佳话。袁世凯同样把学习军事知识和军事理论视为军队建设的头等大事，积极创办各类学堂，开设武备研究所，编撰翻译各类兵书和选送将弁出国留学，系统地进行军事技术和军事理论教育。袁世凯认为，国家自强的根本办法在于练兵，练兵的首要任务在于储将，而储将的主要途径在于兴学。他指出：“各国士农工商兵，均有专学，而兵学尤重。”③“练兵之道，教将为先。教将之方，劝学为亟。”④又说：“治兵者，苟欲胜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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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袁世凯：《复陈言官奏请整军节饷折》，见《袁世凯奏议》第881页。
②袁世凯：《密陈遵照传谕统筹布置防守情形折》，见《袁世凯奏议》第877页。
③袁世凯：《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见《袁世凯奏议》第275页。
④袁世凯：《遵旨训练各省将目拟订简易章程折》，见《袁世凯奏议》第718页。
安可无谋？苟欲能谋，安可废学？”①袁世凯之所以对兴学有较深刻的认识，一方面是从古时将帅读书的故事中得到启示，更重要的是他自己也有读书睿智的切身体会。
袁世凯出生于官宦世家，自幼有优裕的生活学习条件。但他“不喜为章句之学，潜求经史大义，尤好读兵书。师禁之，乃昼习词章，夜究兵书”②。甲午战争结束后，袁世凯邀集幕友，翻译和阅读各国有关兵制的书籍，更是大开眼界。他深刻认识到：“诸国兵学，具有根柢，武备学堂，遍国林立，兵皆入学，将皆知兵，临敌决战，理精法密，又非仅资火器之猛、机变之巧也”⑧。于是，他更加坚定了学习西方军事科学知识的思想。
兴学劝读的基本途径，袁世凯认为主要有两条：一是创办学堂，二是出国留学。他在1895年接统小站新军之前，就向督办军务处王大臣提出：“各国兵学甚精，中国将领习者极少，亟宜创设学堂造就，分班出洋游历”④。小站练兵伊始，他就创设了德文、炮队、步队、马队4个随营武备学堂和1个学兵营，从正兵中挑选粗通文字者230余人入堂学习，分别学习德文、武备、测算、绘图、炮法、攻守、汉文等课程。袁世凯劝导学堂学生说：“余莅军之初，即创设德文、步、炮、马队各学堂，期为国家培人才，为天下开风气……兵法、战法，尔所专主，宜精心以研之，图算、测绘、格致、制造，尔所旁及，宜并力以赴之。……且尔试思，中邦之弱，非由于我武不扬乎？则当知耻。外国之强，非由于彼学日盛乎？则当知奋。知耻知奋，乃能力学，能力学方能成材，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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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袁世凯：《训将弁勤学说》，见《训练操法详晰图说》第1册，第16页。
②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卷1，第2页。
③袁世凯：《训学堂员生要言》，见《训练操法详晰图说》第1册，第13页。
④袁世凯：《禀呈督办军务处练兵要则》，见《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1，第27页。
成材方能致用，能致用方能建功立业，雪国耻，纾敌患”①。为了进一步深造，袁世凯还从第一期学员中挑选学生55名去日本留学，其他毕业学生或派充新军营官，或派往外省新军充当教习、营弁，成为清末普练新军的骨干。
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在不断扩充北洋新军的同时，又相继创办了北洋将弁学堂、武备速成学堂、讲武堂，以及陆军师范和宪兵、军医、马医、军械、经理等各专科学堂。在此前后，袁世凯还奏请朝廷通饬各省广设武备学堂，继而提出在全国确立小学堂、中学堂和大学堂三级军事教育体制设想，均被朝廷采纳，从而为发展清末军事教育，推动军事改革做出了贡献。
由上可知，袁世凯的军事思想主要体现在建军治军方面。他的治军思想，在清末乃至民国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都有着重大影响。袁世凯的治军思想，就其基本内容来说，并没有多少个人的发明创造。训兵方面，主要是借鉴中国古代治军经验，更多的是继承戚继光、曾国藩的治军思想；练军方面，先则学习德国，继又学习日本，基本上是依照外国操典进行操练。可以说，袁世凯的治军思想，实际就是古代之“道”与近代之“法”，中国之“体”与西方之“用”的混合物，较充分地体现了“中体西用”的基本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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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袁世凯：《训学堂员生要言》，见《训练操法详晰图说》第1册，第1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