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遣留学生赴外国学习军事，是中国近代军事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末派遣留学生，分为两个时期：中日甲午战争前主要留学欧美，其后主要留学日本。
一、早期军事留学生
近代官费留学生的出现，发轫于1872年清政府向美国派遣第一批幼童留学生。派遣留学生的最早倡导人是容闳。容闳原籍广东，早年留学美国，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获学士学位后于1855年归国。容闳认为，必须尽快选派一批优秀青少年到美国或欧洲留学，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使中国日趋富强文明之境。1870年，他利用随同曾国藩、丁日昌等去天津处理“教案”的机会，向曾国藩提出他的教育设想。曾国藩当即采纳，并与李鸿章于1871年联名奏请清政府选送学生赴美国留学，同时，保荐容闳等主持此事。朝廷正式批准了此项奏折，同时规定：留学生年龄限12～20岁，学习年限为15年，总名额为120人，分4批送往美国。187 2年秋，詹天佑等30人首批出国；其后3年，每年送出30人。这些幼童到达美国后，颇能刻苦学习，小学毕业后依次考入中学、大学及各类工业专科学校。他们大都成绩优良，受到美国有关人士的称赞。美国《纽约时报》赞扬说：中国留学生“机警、好学、聪明、智慧。像由古老亚洲来的幼童那样能克服外国语言困难，且能学业有成，吾人美国子弟是无法达成的”①。但是，由于清政府中顽固派的造谣中伤，这批留美学生没有完成原定15年的留学计划，被迫于1881年7月前全部辍学回国。
上述留美学生回国后，不少人被分配在军事部门工作。他们“造诣有得，足供任使”，使李鸿章进一步认识到：“选募学生出洋肄业西学，培养人材，实为中国自强根本”。②
赴美国留学生虽然半途撤回，但“挑选学生出洋肄业，固属中国创始之举”③，开了风气之先。就在首批留美学生启程后的第二年底，船政大臣沈葆桢便奏请派遣福州船政学堂学生分赴英法两国，“学习制造驾驶之方及推陈出新练兵制胜之理”，后因台湾事件发生，未及实现。④迨至1875年，终于派出魏瀚、陈兆翱、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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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转引自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学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页。
②《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洋务运动》（二），第167页。
③《总理各国事务奕等折》，《洋务运动》（二），第160页。
④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第33页。
季同、刘步蟾、林泰曾等5人，随同福州船政局技术监督法国人日意格前往英、法参观学习（这实际是派遣留欧生的先导）。其中魏瀚、陈兆翱、陈季同主学机器制造，刘步蟾、林泰曾主学舰船驾驶和水师兵法。后者是中国首次派出的军事留学生。次年春，李鸿章也趁洋员李劢协任满回国之机，奏派天津武弁卞长胜、朱耀彩等7人随同赴德学习军事（3年为期）。
其时，李鸿章等正在积极筹建近代化海军，因而尤为重视海军人材的培养。1877年1月，李鸿章在奏折中详细陈述了派员出国学习军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议由福州船政学堂选派数十名学生分赴英、法学习海军。他指出：“查制造各厂，法为最盛，而水师操练，英为最精。闽厂前堂学生本习法国语言文字，应即令赴法国官厂学习制造，务令通船新式轮机器具，无一不能自制，方为成效。后堂学生本习英国语言文字，应即令赴英国水师大学堂及铁甲兵船学习驾驶，务令精通该国水师兵法，能自驾铁甲船于大洋操战，方为成效。如此分投学习，期以数年之久，必可操练成才，储备海防之用。”①李鸿章与丁日昌、沈葆桢等还共同拟定了《选派船政生徒出洋肄业章程》，对留学生的选派方法、条件、生活待遇、留学年限等有关事宜，均作了具体规定。依照此项章程，福州船政学堂于当年3月正式挑选30名优秀学员，由李凤苞、日意格等带领，分赴英法留学。其中制造业学生14名、艺徒4名，赴法国学习舰船制造；驾驶业学生12名，赴英国学习驾驶兵船。同年12月，又增派艺徒5人留法，从而使福州船政学堂第一批出洋留学生达到35人。留英学生中，刘步蟾、林泰曾等人分上英海军铁甲船，跟船学习驾驶、施放鱼雷、枪炮和海战方法；严宗光（严复）、方伯谦等人则入格林尼次海军学校，学习航海理论。
1879年，刘步蟾等开始陆续归国，李鸿章于当年11月会同沈葆桢上奏：“闽局出洋生徒，应予蝉联就学，以储后起之秀而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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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鸿章：《闽厂学生出洋学习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8，第20～21页。
竭之需。”①1881年，李鸿章经与督办船政黎兆棠往返咨商，又从福州船政学堂派出第二批留洋生10名分赴英、法、德学习，1886年以前全部学成归国。
1886年4月，清政府第三次派遣福州船政学堂学生24名（其中有前学堂学生郑守箴、林振峰等14人，后学堂学生黄呜球、罗忠尧等10人），另从北洋舰队及水师学堂中挑选刘冠雄、陈恩焘等10人，共34人，分赴英国和法国，学习驾驶和制造等，其中大部分于1889年学成返国。
综上所述，从187 7年起，至1886年，清政府共派出79名青年前往英、法等国学习军事。这些留学生肩负重任，学习刻苦，归国后尽力尽职，为中国的近代化国防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英国留学时成绩优异的刘步蟾，后升任北洋海军右翼总兵。由于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乃行伍出身，未涉海军门径，凡关操练及整顿事宜，悉委步蟾主持”②；林泰曾也是留英学生中的佼佼者，后升任北洋海军左翼总兵，对北洋海军建设也有很大贡献。北洋海军12艘主要舰船的管带中，有7人是留欧学生。他们训练有素，作战勇敢，在甲午海战中，大多表现出可歌可泣的英雄气概。学习制造的留学生归国后大多回兵器制造局工作。回福州船政局工作的留学生魏瀚等人成立了一个工程处，负责全厂技术指导，“以代洋员之任”。他们废寝忘食，历四五年如一日，终于造出了由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当时最大的一艘巡洋舰——“开济”号，受到中外人士的交口赞誉。后来又造出了性能更优的“镜清”号、“寰泰”号等军舰。其主要设计者魏瀚、郑清濂和制造师陈兆翱、李寿田等人，“均能精益求精，创中华未有之奇”③，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批有造诣的造船专家。
但是，清朝统治者由于对近代科学技术和留学人员存有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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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鸿章奏续选学生出洋折》，《清末海军史料》第392页。
②《陈兆锵所记中日战役情形》，《清末海军史料》第349页。
③《署理船政大臣斐荫森片》，《洋务运动》（五），第381页。
致使某些留学生回国后未得到适当安置，造成人才浪费和流失。对此，一些朝政大臣猛烈抨击道：“日本现在执政大臣，多与我第一届出洋学生同堂肄业，岂中国学生资质尽出人下哉？盖用之则奋发有为，人人有自靖自献之思，不用则日就颓落，人人有自暴自弃之心”①。然而，他们没有也不可能看到，清王朝政治衰败、制度腐朽，是造成留学生人才浪费、用非所学的根本原因。
二、军事留学高潮的出现
清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使朝野震惊，人心激愤。一些疆臣大吏鉴于北洋舰队全军覆灭，福州船厂凋敝废弛，极力抨击洋务运动，对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的政策也发生了怀疑。1896年7月，闽浙总督边宝泉奏称：“从前出洋学生，期限大蹙，初无心得，经费又太巨，财力未逮，不如延致教习在厂督课”。他反对福州船政学堂再派学生出国。对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予以坚决驳斥，指出：在留学生的选送和使用问题上，的确存在许多问题，“若以此而并废出洋之举，是因噎废食，从此更难储上品之才矣”。因而主张：在堂学习的学生中，“其尤为异等者，仍照成案络绎出洋，俾后出更新之法不至绝无闻见。至学成回华之学生，如所造尚浅，仍令再行出洋；其业有心得者，应令分别有差无差，咨报臣衙门听候调取考验，咨送各督抚酌量位置，以昭激劝”。②总理衙门尽管未能对留学生的社会地位和使用问题提出具体办法，未能有效地解决人才浪费和用非所学诸弊端，但毕竟压制了顽固势力的守旧谬说，保证了赴外留学这一有利于中国近代化的新生事物得以延续和发展。
在总理衙门的坚持和敦促下，福州船政学堂又于1897年夏选派6名勤奋好学的学生赴法国留学，主要学习舰船制造新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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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总第3823～3824页。
限6年（后提前3年返国）。此为福州船政学堂派出的第四批出洋留学生。
在甲午战争后的二三年中，人们对留学的观念并未发生明显变化，仍然把西欧各国看成主要学习对象。如张之洞在1895年奏称：“乃择其才识较胜者，遣令出洋肄业。如陆师则肄业于德，水师则肄业于英，其他工艺备徒，皆就最精之国，从而取法”①。德国的陆军，英国的海军，是当时中外臣工崇拜的偶像，尤其认为“泰西陆军之精，推德意志国为最”②。因而无论是延请训练新军的教习，还是派遣军事留学生，多注重德国。
从1898年开始，清朝学习外国军事的目标，逐渐转向了日本。张之洞认为，“西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③，因而断言，“我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④。不久，张之洞率先派遣志愿学习陆军者4人去日本留学。⑤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出于控制中国的野心，也不断地派遣文武大员来华游说，劝清政府派员留学日本。在日本的鼓动下，湖北、浙江、江苏、直隶、湖南等省，纷纷派遣学生赴日本学习军事。据1899年秋赴日本参观军事演习的四川提督丁鸿臣等记述：是年中国留日学生已达100余人，其中仅在成城学校（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学习军事预科的即有40余人。⑥著名爱国将领蔡锷就是当时赴日本自费留学的。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清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为了挽救封建统治，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也不得不考虑改弦更张，准备“变法”。1901年9月，清廷发布上谕，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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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之洞：《吁请修备储才折》，见《张文襄公全集》，卷37，第29页。
②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二），总第9509页。
③张之洞：《劝学篇·外篇》，两湖书院1898年版，第6页。
④张之洞：《劝学篇·外篇》，两湖书院1898年版，第14页。
⑤参见[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译本）第24页。
⑥参见[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译本）第29页。
为“造就人才，实系当今急务。前据江南、湖北、四川等省选派学生出洋肄业，著各省督抚一律仿照办理。”①于是，去日本的留学生猛增至280余人，其中在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的46人，成城学校2人。②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即于是年被派送成城学校学习的。
1902年4月，北洋大臣袁世凯指出：“今中国兵制，徒守湘淮成规，间有改习洋操，大抵袭其皮毛，未能得其奥妙。欲求因时之宜，以收折冲之效，自非派员出洋肄习不为功。顾欧美远隔重洋，往来不易，日本同洲之国，其陆军学校于训练之法，备极周详。臣部武卫右军学堂诸生……自应及时派往东洋肄习，庶学成返国，堪备于城御侮之资，似变法图强无有要于此者。”③当年春，他就从武卫右军随营学堂中选派55人赴日留学。
为了接纳与日俱增的中国军事留学生，日本当局于19 03年7月在成城学校武科基础上，又创立了振武学校，作为入日本士官学校的预科，专门招收中国学生。振武学校的经费由清政府支付。
1904年初，为了加速国内新军的编练，袁世凯主持的练兵处决定扩大派送日本军事留学生的规模，并专门奏定了《选派陆军学生游学章程》。其中规定：陆军留学生将分年派往，以四班为一轮，每年选送一班，每班100人；军事留学生均由官方派遣，不得私自往学，已在日本习武之自费留学生，经过考察，其志趣向上、学业精勤、年限未满者，则贴给旅费，改为官费生；凡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者，经练兵处考核，根据优劣分别授予守备、千总、把总等武职。④同年9月，练兵处依照新章程，从各省军事学堂挑选108名学员派赴日本学习。此后每年派遣，到1908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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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总第4720页。
②参见[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译本）第31页。
③袁世凯：《遵旨遣派武备学生出洋游学片》，见《袁世凯奏议》第487页。
④参见《大清光绪新法令》第14册，第3～5页。
中国赴日陆军留学生已达1000余人①。
清政府派遣青年出国学习军事，本意是为了培养一批忠实于它的“干城之选”。但是由于这些留学生出身、阅历、志向的不同，归国后却出现了多极分化。他们中间，有的（如蒋百里、杨杰等人）热心兵学，钻研军事学术，成为爱国的军事理论家；有的顽固守旧，倒行逆施，成了镇压革命的干将或祸国殃民的军阀，如孙传芳、吴光新、卢金山、张树元、徐树铮、曲同丰、傅良佐等。但是，更多的人接受了军国民主义教育和资产阶级政治观点，加上旅居日本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宣传教育，思想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深切地感到，中国要富强，必须推倒清室。许多陆军留日生秘密参加了同盟会。他们毕业归国后，一般都得到各省督抚的重用，或充任各省新军的协统、标统、管带乃至镇统，或任教于各省陆军学堂。辛亥革命爆发，他们大都闻风而起，成为革命志士。清政府意在培养一批维护其统治的军事人才，结果多数成为它的掘墓人。这种适得其反的结局，是清统治者始料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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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清末新军编练沿革》第34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