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述
清后期兵书是指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前产生于中国的各类军事著作。①它既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的军事思想，又吸收了近代西方军事学说，与中国古代兵书相比，具有卷帙更浩繁、结构更科学、内容更实用、语言更通俗的鲜明特征，因而是中国军事理论宝库中的重要遗产。
清后期兵书就其内容而言，大致可分五类：一为包含战争原理、战略战术和军队建设等内容的综合性军事理论著作；二是有关武器制造和操作使用的论著；三是有关海防、边防建设的呈文或专著；四是有关兵制、兵略和训练等的军事著作；五为各类军事教科书。据不完全统计，清后期兵书多达千余种。此外，尚有大量翻译出版的外国军事著作（约六七百种）。
由于列强环伺，外患频仍，战争连绵不断，国人中自强御侮的思想日益发展，从鸦片战争爆发到清王朝覆灭的72年间，中国在军事领域，无论是武器装备、编制体制、战略战术和国防建设，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除旧布新，向前发展。与此同时，兵学著作也在思想内容、数量种类、出版形式诸方面呈现出变革递嬗、日新月异的景观，在中国军事思想发展的长河中，卷起一股颇为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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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的著作（如魏源的《海国图志》等）虽然不属兵书，但其中含有军事方面的重要内容，本章亦加以论述。
观的新潮。
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兵学家逐步接受西方的某些军事学说，将兵学分成若干学科，每学科又包含若干分支学科，于是反映兵学各分支学科的军事专著（包括译著）应运而生，如武昌质学会刻刊的《战法学》（1897年）、应雄图编写的《战略学》（1908年）、陈庆年编纂的《兵法史略学》（1899年）、北洋武备研究所编印的《军器学》、《防守学》、《测绘学》、《地舆学》、《炮学》、《军刀操法》等等。这反映了清后期兵学研究向多学科、多层次发展的趋势。此外，包容多门学科、多类著作的综合性兵学丛书也颇为流行。较著名的有陈龙昌等汇辑的《中西兵略指掌》、南洋公学所编《南洋公学兵书五种》、张之洞所编《西洋兵书十种》、江南制造局所编《克虏伯炮类编》、两湖译书学堂所编《中西武备新书》等等。
清后期兵书区别于古代兵书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它蕴含着反映近代军事特点的深刻思想内容。可以说，清后期兵书的撰述出版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近代军事思潮的兴替演进情况。其发展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不少有识之士看到了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和中国传统军事思想的落后，遂在总结鸦片战争教训的基础上著书立说，提出学习西法，发展中国军事技术的倡议，部分著作（如魏源《海国图志》的论兵部分）还针对作战对象的改变而探讨新的作战方法。但从总体上说，这个阶段中以传统军事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兵学著作仍占统治地位。其代表作有壁昌的《兵武闻见录》（185 3年）、朱璐编《防守集成》（1854年）、恒柃编《韬钤拾慧录》（1863年）等。上述兵书虽一改某些古兵书“半多空谈，不切实用”①的状况，但基本系模仿明代《纪效新书》的体例，重复戚继光等历史名将的作战思想，在思想内容上没有重大创新。尽管如此，这期间的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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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徐建寅：《兵学新书·凡例》，清光绪二十四年刊本（下同），第1页。
学著作出现了两个引人注目的倾向：一是探讨兵制的著述陆续面世。通过两次鸦片战争，表明国家经制之兵已经腐败，不少人转而寄希望于乡兵和团练的建设。1849年，许乃钊编辑《武备辑要续编》，搜集唐宋以迄前清有关“乡守”的言论、奏疏、章程和法规，为团练建设搜寻历史借鉴。王鑫的《练勇刍言》(1857年)、朱孙贻的《团练事宜》（1863年），则是刚刚兴起的湘淮军编练初期的经验总结。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太平军推出了《太平军目》、《太平条规》、《行军总要》这样完整的农民军制著作，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二是有关兵器制造、设防备战的著作激增。在“制夷以利器为先”的思潮影响下，丁守存的《用地雷法》(1842年)、龚振麟的《枢机炮架新式图说》（1842年）、潘廷辉的《铸炮图说》（1845年）、叶世槐的《空心炮楼图说》（咸丰年间刊）等纷纷面世。有关设防备战的兵书，则有魏源的《海国图志·筹海篇》（1843年）、林福祥的《平海心筹》（1843年）等。它们具体反映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海防建设和备战指导思想的发展和新趋向。
第二阶段是19世纪70年代到甲午战争前。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西方军事著作被大量翻译介绍进来，冲击着中国古老的军事技术和某些军事理论，摇撼了某些传统军事思想的根基。大规模翻译西方军事著作，首推江南制造局的译书馆。该馆由近代著名科学家徐寿、华蘅芳建议，于1867年创办。初时国人鲜谙外语，便聘请傅兰雅、金楷理、林乐知等懂中文的外国传教士协助工作。到1907年，共翻译西书160余部，其中军事书籍（外国兵器、军制、战法、战史等）有三四十部。除江南制造局译书馆外，这期间积极承担翻译出版西方兵学的还有天津机器局、京师同文馆、广学会、天津水师学堂、淮军天津军械所等。
19世纪70年代中期，清政府决定加速海防建设。为适应这一需要，有关人士对海防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探索，撰写了一些颇有见地的论著。其中，光绪元年前后出版的《易言》三十六篇（郑观应撰），不但强调“广造水雷，多制铁舰，训练水师，以资战守”①的重要性，而且倡言“以水师为折冲之用，以陆兵为守御之资”，主张不能“但言海防”，而要“今日当言海战”。②这对于加速中国近代海军建设，起了较大的促进作用。
第三阶段是甲午战争结束至辛亥革命前。中国在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中先后失败，清廷迫于形势，不得不仿西法，进行全面军事改革。随着这种军事改革高潮的出现，兵学界也空前活跃起来，反映德、日军事思想的各类操典、专著和教科书大量涌现。据《武备杂志》前三期广告公布，至1904年，仅北洋教练处、将弁学堂两家编印的各类军事教科书即达50种之多。此外，《战略学》、《军制学》、《兵学教科书》、《战法学教科书》等基础军事理论著作也相继问世。随着军事改革的步步深入，人们已不再满足于照搬外国的军事理论，力图在吸收外国军事学说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实际，建立中国近代军事理论体系。1898年徐建寅编成《兵学新书》，就是这种努力的良好开端。陈龙昌的《中西兵略指掌》和易熙的《中西兵法通义》等，也都试图融合中西军事思想，以推进军事改革的深入发展。
二、清后期主要兵书简介
清后期兵书汗牛充栋，种类庞杂。其中固然多为古代兵法之纂辑，但也不乏结合晚清武备实际，特别是适应反侵略战争的需要，从全新的角度阐发军事见解的军事理论著作和应用性较强的军事典籍。魏源《海国图志》的论兵部分、林福祥的《平海心筹》、王鑫的《练勇刍言》、徐稚荪的《洋防说略》、徐建寅的《兵学新书》、郑观应《盛世危言》中有关军事的部分，以及袁世凯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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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郑观应：《易言》，见《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5页。
②郑观应：《易言》，见《郑观应集》上册，第128页。
织编纂的《训练操法详晰图说》、聂士成的《东游纪程》等，都是清后期具有代表性的兵学著作，反映了清后期的军事思想，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海国图志》
魏源的《海国图志》，是一部较详尽地介绍世界各国历史、地理，并针对西方列强入侵引起的海防危机，谋划整军经武方略的巨著。作者在“原叙”中指出：“是书何以作？日：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因此，《海国图志》虽然不是一部专门的兵书，亦非单纯的一般性的史地论著。
“悉夷”、“师夷”、“制夷”，是《海国图志》的主要内容，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则是它的核心思想，也是对整个近代中国发生重大影响的战略主张。这一主张，实际上成了近代中国整饬武备和改革军事的先声。通过鸦片战争，魏源不仅看到了中西军事方面的差距，发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呼喊，并且在如何学习和运用西洋“长技”方面作了较为深刻的阐述，对整军饬武和军事改革提出了具体的途径和措施。他指出：“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欲造就边才者，必先用留心边事之督抚始。”①把了解世界形势和熟悉敌情作为抵御外侮的首要条件，显然是非常正确的。
关于魏源在《海国图志》中阐发的以“师夷”为手段、以“制夷”为目的的战略思想，以及以守为主、寓攻于守的战略防御思想等，本书第四章已作了阐述，这里不再重复。
（二）《平海心筹》
《平海心筹》是一部探讨“御夷”之策的军事论著。作者林福祥(1814～1864)，字亮予，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出身世家巨族。鸦片战争爆发后，林福祥于184 1年谒见广州知府余保纯，陈述战守方略，未被采纳，旋投效新任两广总督祁埙，受命招募水勇，组成“平海营”，任管带，积极参加抗英作战。同年5月，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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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魏源：《海国图志》，卷二，第4～5页。
率水勇参加了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战斗。经过战争实践，他认识到，水战出奇制胜，火攻居多，而火器尤为重要。“因取火器而悉心考校之，其宜于古而不宜于今，宜于陆而不宜于水者，概置而弗录”①，最后编成《平海心筹》一书，于1843年问世。
《平海心筹》分上下卷。上卷主要以绘图贴说的形式介绍“神火飞将军”、“水底雷”、“毒烟喷筒”、“火龙刀”等13种火器的构造、功能、制造和使用方法；同时，详细记载了“神火药”、“毒火药”、“烈火药”、“火种”等28种火药的配方和用途等。作者指出，“试之又试，精益求精，呕尽心血，而后得此”，而“夷患固未有艾”，故“笔之以为临事之一助耳”。③下卷包括“防夷十八论”、“三元里打仗日记”、“上制军祁宫保乞收复香港书”、“谕林家义勇文”、“上云舫夫子书二叩”等内容。其中，比较集中地反映作者抗敌御侮谋略思想的是“防夷十八论”。在“防夷十八论”中，作者针对英国侵略者的作战特点，根据广东沿海地形和清军的实际作战条件，并结合自己的战斗经验，阐述了对海上来敌作战的基本方针、原则和作战方法。
关于战略方针，作者认为：御英之法，于战、守、和三策，“必能战能守而后可以言和”。至于战、守二策何者为先问题，作者承认能守而后能战乃兵法之常，然而，“唯今之计，则必能战而后能守”。之所以强调“以战为守”，作者解释说：“盖自英夷入寇以来，官兵望风披靡，其心已寒，而逆夷自恃累胜，其气正盛，所以必得奋勇之士决一死战，以折逆夷之气，以安我兵之心，然后守乃得而固”。③
在具体战法方面，《平海心筹》既探讨了在敌舰船侵入内河时的作战方法，并提出了“埋伏守险”和“防后路”等战术，又提倡“发兵出迎”，甚至主张在海上歼敌。作者认为，英国侵略者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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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林福祥：《平海心筹·自序》，1960年12月广州古籍出版社复印（下同），第2页。
③林福祥：《平海心筹》，卷下，第2页。
然船坚炮利，不可与之硬拚；但只要采取有效办法，“则彼之大船无可遁，而大炮无所旋矣”。①在“防夷十八论”中，作者提出了如下三种办法：一是“以众击寡”。即“他用大船，我用小船，他一只大船，我用一百只小船，如蜂如蚁，四面八方……飞棹而进，使他应接不暇”②，伺机靠近其船，施放火器。二是“善占上风”。作者认为，海上作战，必须占有顺风之势，以利火攻。三是“扎强营、打死仗”。作者认为，出洋作战，须用木排水寨。“其法，以厚木扎成一大排，四面有门户，而空其中，一出大洋，将小船尽藏在大排之内……前后左右，安放大炮。打仗时，即以大排为炮台，为正兵，而小船四出，施放喷筒火箭，抄后旁击，为奇兵。而每一木排，又用快蟹四只以夹辅之。……是为扎强营、打死仗”③。上述以多制寡、奇正相辅等作战方法，反映了作者从中国当时的军事实际出发，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的军事思想。然而，作者过分迷信中国传统火器的作用，设想用木排小船和喷筒火箭即可摧毁敌之坚船利炮，显然是认识落后于实际的表现。
此外，《平海心筹》还阐述了沿海作战宜用“土兵”而不宜多调“客兵”、海口炮台应建于山顶、须广招“海盗”、“汉奸”以为我用，以及抚绥澳门、袭取香港等军事主张，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也多有迂阔之谈。
总的看来，《平海心筹》对于反侵略战争的方针、原则等重大问题的论述，远不如《海国图志》中的“筹海篇”那样深刻、全面和系统。其次，由于知识结构和思想水平的差距，《平海心筹》的作者也未能像魏源那样，突破陈腐观念的束缚，努力倡导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而是囿于传统战法，并迷信业已过时的旧式火器。正因为如此，这部兵书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相当有限的。
（三）《兵镜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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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林福祥：《平海心筹》，卷下，第24页。
③林福祥：《平海心筹》，卷下，第26页。
《兵镜类编》系以史为镜的军事类书。作者李蕊，字奎楼，曾从戎于秦陇，并游历过东南沿海。他耳闻目睹西方列强“逼人太甚，有不胜流涕痛憾者”，乃于1880～1883年间辑录春秋至明代军事史料1471条，分为68类（诸如知人、用人、选兵、练兵、将将、将本、卓识、智术、料敌、诱敌、水攻、火攻、战守、执法等等），共计40卷，以成是书。所辑史料全部出自正史，每条均加简短按语，“于关切时事处尤触类引伸，以达其所见”①。其主旨在于“考古成法，变而通之”②，并便于“随事随时抽查，以资谋略”③。书末附有“臆说十种”及其“补遗”，系作者以时势立论，针对西方列强一再侵扰中国沿海的形势及其船坚炮利的特点，在守城、海防、练兵、用兵、避炮、用炮等方面提出的见解和主张。作者认为：“兵事，争短不如避长”。敌之所长在海，我之所长在陆，“竭天下之精华以防于海，是极力以争所短也”。因而主张，“防水不如防陆”，“据海口以争之，而寇盛，弃海口以避之”，“结人心，据险塞，运以精兵，寇必危，出奇计以歼灭之……是避之正所以破之也”。④基于这种扬长避短、歼敌于陆的战略思想，作者强调加强城市和险要之处的防御，提倡多筑碉堡、地营，讲究避炮用炮之法。同时指出：“船炮水雷等项皆可恃而不可恃，最足恃者唯练兵”⑤。并强调兵贵精不贵多，练兵必先选将等等。这些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古代兵法与近代军事学说相结合，以及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发展变化的某种趋向。
（四）《洋防说略》
《洋防说略》系中法战争时期湖北荆州知府徐稚荪所著，分上下两卷，1887年雕版印刷。作者自称：“癸未（1883年）冬，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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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李蕊：《兵镜类编·自序》，清光绪九年宝庆务本书局刊本（下同），第1页。
③李蕊：《兵镜类编·凡例》，第1页。
④李蕊：《兵镜类编》，卷40，第33～35页。
⑤李蕊：《兵镜类编》，卷40，第35页。
官来鄂。适海疆事起，复佐督帅卞公（卞宝第）筹办江防。乃取沿海沿江形势，详记道里，考校中西各图，附载岛屿沙线，分衍为说；并次古今兵防利钝，参以管见，而列于篇。”①因此，它是一部重点论述江海防建设，探讨海防作战方法的军事著作，是一部颇有实用价值的兵书。
作者认为：“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不失地利，是地利固行军所最要者。”②故上卷主要论述奉天至广东的海疆舆地，综述沿海沿江的地理形势。下卷则分述“防海说”、“防江说”、“地营图说”、“润土炮台说”、“开地隧伏炮说”和“陆战宜先避敌枪说”等问题。作者从当时海防建设的实际出发，参考中西海防精论，阐述了加强海防、江防建设和抵抗海上来敌的方法。通篇内容言而有据，贯穿了以己之长、击敌之短的作战思想。
关于海防布局，作者认为，海疆七省，自以直隶、江苏为重，然奉天、山东、浙江、福建、广东诸省，亦不可不防。“奉天之旅顺，山东之登州，交相拱卫，实为直隶藩篱，防旅顺，防登州，是即助直隶之声威矣。江苏据大江门户，为安徽、江西、湖北之屏蔽，合安徽、江西、湖北之力以共固门户。而以浙江防浙江，福建防福建，广东防广东，斯乃为折冲之长策。援东调西，顾此失彼，亦筹防之拙也。”接着指出：“沿海万有余里，城镇林立，处处设防，力何以逮？”因而主张重点设防，重点守备。他比喻说：“地之要害，犹人有六尺之躯，护风寒者只此数处。”诸如奉天之旅顺，直隶之天津、北塘，山东之登州，江苏之江阴、龙华镇，浙江之定海，福建之福州、台湾，广东之广州、琼州，均系要害之处，“是宜驻军严备”。“其余海口边境，可以略为布置，或即责成提镇派兵守御”，亦可借资民力，举办团练，“以济兵力之穷”。③
关于对付海上来敌的作战方法，作者认为，外洋是敌之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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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徐稚荪：《洋防说略·叙》，清光绪十三年刊本。
②徐稚荪：《洋防说略·叙》。
③徐稚荪：《洋防说略》，卷下，第9～10页。
海口亦非其所短，因而主张“诱敌登陆，要于险阻而出奇以制之”①。基于以上认识，他认为魏源关于“御外洋不如御海口，御海口不如御内河”的提法并不正确，而应为之续曰：“御内河不如御陆地”②。为了阐发上述主张，作者在“防海说”中列举了诱敌深入、因险设伏、枪矛配合、接敌近战等多种“避其所长，攻其所短”的陆战方法，并以三元里人民抗英、刘永福援越抗法等战例，证明其确属行之有效的良策。
《洋防说略》虽强调与敌陆战，但并不排除水战取胜的可能。作者指出：与敌水战，“战之有法，亦何不可战也。”③不过，作者笔下的水战，并非堂堂正正的海战，而是类似魏源提倡的战法，即引敌舰于近海、江口，用铁链水雷等阻断船路，然后用炮台巨炮轰其要害，或以小舟装载火药，乘风顺驶近敌舰，俟其不备，药轰火烧，以收水陆夹攻之效。至于海军装备，作者不主张购造铁甲巨舰，认为铁甲舰运棹不灵，且耗资巨大，一舰有失，即难为继，不如多备小型兵轮，分布海口，为炮台陆军之助。从当时的经济状况着眼，上述主张不无积极合理的一面；但过分否定购造大舰的积极意义，则是片面的。
《洋防说略》下卷以绝大部分篇幅论述了海防问题，其主旨是：对于洋寇之窥伺，“我惟专守陆地，而以兵轮相辅，即足立于不败”。而要确保海疆安全，“则惟择地利，守要害，坚炮台，修军械，养精卒，操陆战，备火攻，设奇伏。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则守可也，战可也，以守为战，以战为守，亦皆无不可也”。④此外，作者还就长江防务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其中心思想是：“惟取其江面之窄者，分布扼守，即足立于不败。”对于防止法国侵略军沿江入寇，作者认为，如将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四省之力“共置之鹅鼻嘴以守第一重门户，仍分设圃山、蒋山之防，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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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徐稚荪：《洋防说略》，卷下，第11页。
③徐稚荪：《洋防说略》，卷下，第19页。
④徐稚荪：《洋防说略》，卷下，第31～32页。
壮声威而严锁钥，敌即以铁甲船来，亦不能越门户而过”。①同时，主张裁并水师，添设兵轮，平时沿江游巡，“讲求乘风打炮避浅制敌诸法”，“一旦有警，即并驻江阴为鹅鼻嘴炮台之助”。②对于中法战争时期黑旗军和滇军普遍采用的地营，《洋防说略》也作了记述，其详细程度与唐景崧《请缨日记》中所载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五）《中西武备新书》
《中西武备新书》系湖北两湖译书学堂编辑，湖北武备学堂刊印，时间约在1901年前后。该书为汇辑性军事著作，内含兵书7种：日人石井忠利的《战法学》，湘军将领王鑫的《练勇刍言》，冯国士的《操练洋枪浅言》，葛道殷的《用炮要言》，德人来春石泰的《借箸筹防论略》、《炮概浅说》，德人康贝的《西洋练兵新书》。其中虽有数种为外国人所撰，但也为针对中国的军事改革而作，为当时军界所推崇。两湖译书学堂汇编的《中西武备新书》，主要是作为湖北武备学堂的教科书，当然也有敦促朝廷反省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教训，促进军事改革的意图。
《战法学》是迄今所见最早向中国系统传述近代兵学理论的军事著作。作者石井忠利，日本陆军炮兵大尉，1895年随日本驻华公使林董来华。时值中日甲午战争，作者“有感于时事，著本书以赠王大臣等诸公”③。1897年，武昌质学会获《战法学》副本，当即镌刻付梓。④1899年，日本东京善邻译书馆正式铅印出版。作者在该书“自叙”中称：“善邻译书馆谋多编新书，输诸清韩，以资其文化。因想此书幸流传两国，其于厘革兵制，或有少补焉，则余素志亦得以酬乎？因订正原稿以托之云。”该书的第一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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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徐稚荪：《洋防说略》，卷下，第34～35页。
②徐稚荪：《洋防说略>，卷下，第35～36页。
③（日]石井忠利：《战法学》，日本善邻译书馆明治三十二年版，“自叙”。
④质学会刻本现存江西省图书馆。
是作者第一次对中国展示了人类军事活动是一门科学的观点，并对这门科学进行了系统的分类。作者认为，战法学分为两种，一为高等战法学，一为初等战法学。高等战法学含战略学和军制学；初等战法学亦称战术学（“谓讲究行军、战军、驻军三者之学也”），含军纪、教育、训练等。该书第二个特点，是博采当时东西方先进军事思想，同时较自然地融合《孙子兵法》中有关论述，并结合当时中国的军备实际，阐述军备理论原则，因而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实用价值。
《练勇刍言》是一部记述王鑫所部湘军编制、营伍法规和训练方法的军事著作。作者王鑫，字璞山，湖南湘乡人，秀才出身，1853年（咸丰三年）奉湖南巡抚张亮基令，与同乡罗泽南率湘乡团丁防守省城长沙。是年冬在曾国藩率领下训练“湘勇”（初仅中、左、右三营），任左营统领。不久，“诸友请集平日所以教者为书，俾营官以下皆有所从，乃得营制、职司、号令、赏罚、练法五篇，刻诸木”①。1854年，王鑫被太平军大败于湖北羊楼司，旋与曾国藩反目，自立一军。1857年，王鑫于江西行营对原书粗加订正，正式刊行于军中。该书面世，对湘军的建设产生了较大影响。王定安《湘军记》称：“湘军规制，多采之王鑫《练勇刍言》”②。曾国藩于咸丰十年九月十九日的日记中也写道：“中饭后，核楚军（即湘军）营制，至夜二更核毕，以左季高、王璞山、胡宫保、李希庵诸人所定之制参考之”③。可见，王鑫所部湘军虽与曾国藩之湘军分道扬镳，但两部的建军治军思想互有借鉴。因此，《练勇刍言》是研究湘军建军治军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
《借箸筹防论略》是一篇谋划中国军事建设的呈文。作者为德国军人来春石泰。1895年，署两江总督张之洞创练自强军，聘洋员35人指挥操练，而委来春石泰为全军统带。赴任时，来春石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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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工鑫：《练勇刍言·序》，清咸丰七年星沙刊本。
②王定安：《湘军记》，第359页。
③《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538页。
以是文进呈张之洞。文中指出了当时中国军事的主要弊端，并提出了改革军制、加强边海防建设的基本设想。作者开宗明义指出：“窃维中国之病，在重文而轻武。”中国之所以在对外战争中屡屡败北，“非尽将士不善战之过，乃火器不能胜人之过也；非尽火器不能胜人之过，乃不先时多屯精兵，令处处可以却敌，而临时用新集之众之过也”。而面对强邻逼处、虎视鹰瞵的国际形势，中国武备的出路，在于“勤求智勇之将，遍戍精粹之兵而已”。作者主张，在铁路极少的情况下，中国应仿照德、法等西方国家之募兵制度，按“每民百人抽一人，或二百人抽三人为兵”的比例扩充军队。即使按1%抽兵，则18省①共计可得346. 25万人。“有此兵数，便成无敌之势。遇有军事，即不增兵，而外国当不敢轻犯”。如若铁路修成，则兵数可减至34.6万人，“择要防守，遇变由铁路征调……似可无虞强敌矣”。作者进而剖析了沿海、沿江和西南各省的地理形势，提出了防守要点和配置兵力的方案。他“统筹十八省通力合作之方”，建议分南、北、江三军，即：“立北军一支，以保畿辅而固边防；立江军一支，以防江海要口而保腹心之地；立南军一支，以保东南沿海及各边陲”。三军各有经略，均由钦派陆军总帅节制，以此克服中国“兵力分、人心涣”的弊病。此外，作者还建议：“每军须仿德制，设总参谋军务处，罗致奇才异能之士，以资运筹”；“陆军必与水师相辅而行”；“各省宜早设武备学堂，教习韬略，以储将领之才”。“各省宜早修大路、铁路，以利转输”等等。不难看出，作者在这篇呈文中所提各项军事改革建议，有不少切中时弊之处，显示了一定的军事才干。
《中西武备新书》中的《西洋练兵新书》，是指驻德公使李凤苞于1883年译成之《陆操新义》。该书介绍了普法战争时期德军的军制、操法和战法，1884年在中国出版。冯国士的《操练洋枪浅言》和葛道殷的《用炮要言》则分别介绍了新式后膛枪炮的操作要领，均为当时较好的军事技术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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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不含蒙古、新疆及东三省。
（六）《兵学新书》
与《中西武备新书》同期刻刊问世的另一部军事著作，是徐建寅编著的《兵学新书》。这是一部综合当时西方的先进军事思想，较系统地阐述军事领域各个学科问题的军事著作。
徐建寅(1845～1901)，字仲虎，江苏无锡人，清末科学家徐寿之子。初供职于江南制造局，与李善兰、华蘅芳等共事，翻译西方自然科学书籍。后供职天津机器局，继任山东机器局总办、福州船政局提调。1878年任驻德使馆参赞，“历观轮船军械各厂，探讨政治风俗，访其议院，及其军操诸程式”①，并利用机会赴英法等国考察。他认为列强之所以敢于“挟其所长，伺瑕抵隙，威力胁制，割地攘利”，侵凌中国，主要是“窥我兵学之未习，兵力之积弱”。而某些当事者却误以为“彼兵之强，在其军火之利”，以致主张用巨金多购外洋军火，“殊不知用其军火，在乎人之精讲兵学，乃为根本”。或谓“召募外洋将弁以教我兵士，冀以得其心传”，亦由于“语言不通，情意未达，学其外貌，遗其精义，知其一而漏其万”，“徒费巨款仅得粗浅皮毛”。因此，他认为“非集中国有志之士，自行讲求兵学之精义，必不能训练兵士使成劲旅”。②鉴于“二千年来无人以兵学泐为成书者，即有古兵书，亦皆模糊影响，罔切实用”③，他决心“揭各国新法之精理，辑泰西诸书之菁华”④，编著一部既详尽又实用的兵学著作，取名《兵学新书》。1898年，是书终于刊刻出版。
《兵学新书》的最大特点是：“采集各国军政，实事求是，择精语详，自募选训练以及布阵运用，下至军士起居饮食之微，凡军所需与一切有关于军者，无不绘图系说……无法不备，无备不精，不载吉凶占验诸异说，可谓集近时兵学之大成，得古今教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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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岷远：《兵学新书叙》，第2页。
②徐建寅：《兵学新书·后叙》，第3～4页。
③徐建寅：《兵学新书·后叙》，第4页。
④徐建寅：《兵学新书·凡例》，第1页。
之深意”①。该书共16卷，第1～5卷详论步兵之制，分别叙述了旗、营、军的编制、营规、操练方法和战法运用，小到持枪、列队，大到行军战阵，绘图贴说，详辟得失。第6、7卷分别讲述马、炮兵旗、营编制，操练方法和作战阵形。第8卷详述步、马、炮兵合同作战的原则和方法。其中指出：“步马炮三兵合用，须求各尽其长，要在善择妥便地势，以得展布所长”。“战阵始终专以步兵为主，马炮二兵，仅以为辅助”。“今时两军初接，必先多放炮聚击，以乱敌阵线，然后步兵乘势速进，必能获胜”。因而特别强调：“在战场须马步炮会合，炮兵在前先放，步兵跟随保护，继而前进冲攻，马兵在后更远，见敌败溃，赶进冲追，炮兵亦随进追击”。②当然，上述合同作战思想，早在19世纪初叶的拿破仑战争中就有所实践。1873年德人斯拉弗司在其所著《临阵管见》中，也用一定篇幅专门论述了步、马、炮兵合用之事。但是，由中国人自己编写，并用整整一卷篇幅详述近代各兵种合成作战方法原则者，《兵学新书》应是首次。第9卷阐述了选兵筹饷之制。作者尖锐地抨击了传统募兵之法的种种弊端，提出了一种新的选兵方法，即“抽丁之制”。主张各州县按丁口实数册，选“身家清白、准应童试”之壮丁，每200人中抽1人为兵③。其他及岁壮丁（年19～44者），“每人日输制钱一文”，以充当兵之人军饷。这样，全国22个省，共可得兵40余万人。遇战事“则将已经在营训练三年遣放回家之人，按籍召募，又可得数十万精练之兵”。如此，“国家防御有资，民间治生不害，烦苛免而民乐从，国用充而精锐成矣”。④此法亦称“二百壮丁共养一兵之法”。实际是一种半征半募的制度。该书第10卷论述粮饷衣食之制及辎重转运之法。第11卷讲述新式枪炮之构造及保养、使用方法。第12卷论述修筑沟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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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岷远：《兵学新书叙》，第2页。
②徐建寅：《兵学新书》，卷8，第1～2页。
③或自愿报名，或抽签以定。残疾、独子而父逾60岁者免抽。
④徐建寅：《兵学新书》，卷9，第2～4页。
防守攻取之法。第13卷讲宿食。第14卷论述筑造军路。第15、16卷分别论述筑造铁路之法和铁路军运章程。
《兵学新书》一问世，立即引起较大反响。陕西按察使端方根据徐建寅所说的“抽丁之法”，拟定了《抽练陆军办法》一折，连同《兵学新书》一并进呈朝廷，引起慈禧的很大兴趣。1898年11月7日，慈禧发布上谕，命裕禄先在直隶试办“抽丁之法”，“一俟办有成效，次第推行各省，以期悉成劲旅”。①但由于清政府的无能，以及此后发生种种社会动荡，徐建寅设想的“抽丁之法”根本无法试行。1901年，徐建寅在湖北试制无烟火药时失事身亡，他企求使《兵学新书》成为“救世真经”的愿望，终于未能实现。
（七）《训练操法详晰图说》
《训练操法详晰图说》是袁世凯组织编纂的、反映新建陆军训练情况的法规性军事著作。
1898年，袁世凯所部新建陆军被编为武卫右军。次年5月，清廷令袁世凯“将该军平日训练情形，详悉陈奏，并将各种操法绘图贴说，进呈备览”②。袁世凯随即组织段祺瑞、冯国璋、王世珍等40余人，将新军平日训练情况，详晰汇辑，绘图立说，共编成12册，附阵图1本，于同年8月“恭呈御览”。1902年3月，由昌言报馆正式将此书出版。
《训练操法详晰图说》汇辑了新建陆军的全部训练操典、条令和规章，贯穿着袁世凯“训必师古，练必因时”的治军思想。该书第一册辑录了袁世凯对新军各类人员的精神训词，反映了他训练新军的指导思想。他在“训练总说”中强调指出：“自古节制之师，存乎训练，训以固其心，练以精其技”。“兵不训罔知忠义，兵不练罔知战阵，权其轻重，训为最要”。③在“训为最要”的思想指导下，作者对将、弁、兵进行了不厌其烦的精神训导。在“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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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御览兵学新书·上谕》（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②袁世凯：《训练操法详晰图说·奏折》，第1页。
③袁世凯：《训练操法详晰图说》，第1册，第1页。
将要言”中强调：为将者“受朝廷之禄位，当思所以图报”。并指出：“为将者，任巨责艰，军士之性命系之，国家之休戚同之。讨论戎机，考究方略，上宣力于王室，下自奋于功名”。在“训哨弁要言”中，要求他们懂得“职分虽微，程途自远。但使恪遵训诫，日起有功……高官显秩无难拾级而升，厚禄重糈可以操券而得”。在“训兵要言”中，要求士兵懂得“兵也者，所以捍疆圉、戡祸乱者也。……将帅多起于行间，提镇每兴于卒伍。”并做到“励忠义”、“敬官长”、“守营规”、“勤操练”、“奋果敢”、“怀国耻”、“惜军械”等等。袁世凯还极力宣扬“人之生死，皆由命数”等唯心主义思想，竭力以功名富贵为诱饵，激励士兵为统治者卖命，并以封建家长制为绳索，维系北洋新军的内部哭系。
在军事训练方面，新军“专仿德国章程”。《图说》第二册“练兵总说”强调，练兵之法，更仆莫数，而综其要旨，计有如下几个方面：一练规矩（即熟悉和恪守各种营规）；二练号令（即熟悉各类号音、口令，“一闻令下，勃然改观”）；三练身体；四练步法；五练器械；六练阵式。同时强调：平日之练法，即临阵之机宜，因而必须以战法为练法，精益求精，进而益上。
值得指出的是，《图说》所述各项训练操典，虽主要仿照德国，但并不是简单照搬，而是根据清军的实际需要多有变通，并注意了以步队为主，炮、马、工程各队为辅的联合兵种的演习。至于营规、饷章，更是参照传统章程改订，并未照搬西法。总之，《图说》贯彻了“道必师古，法必因时”的思想，训之以封建宗法，练之以外国技艺，并参酌古今，“舍短取长”，因而是一部较鲜明地体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原则和探求中西军事思想融合的军事著作。
（八）《战法学教科书》
从1902年起，清末军事改革开始由仿德转为学日，随着大量日本军事教习和顾问的到来，日本的军事著作和操典等也蜂拥而入，从而对晚清军事科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北洋将弁学堂（后改为陆军速成学堂）总教习贺忠良（即日本步兵少佐多贺宗之）编写的《战法学教科书》，便是一部内容丰富、影响较深的传播日本近代军事思想的军事著作。作者在书前“例言”中说：“战法学一书，系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秋创始北洋将弁学堂时，采据原本改订。……光绪二十年秋，再取近时战法之进步，酌乎北洋之军情，悉改窜增补重订成书。……光绪三十二年秋，仆也不敏，鉴日俄战争与中国军情之进步，再增删”。显然，1906年出版的《战法学教科书》，既吸取了日本同类书中的基本内容，又根据各个时期“战法之进步”，并“酌乎北洋之军情”，鉴“中国军情之进步”，几经修订而成，因而书中有些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军事学术的实际发展水平。
按作者解释，战法即是战术。而“战术为交战之法，系战斗之时，在战场指挥操纵各兵之术”①。但是，《战法学教科书》的实际内容并不局限于战术范畴。在第一编中，作者用了五章的篇幅，从宏观角度探讨了兵学的分类，阐述了战争的定义、宗旨等基本理论问题。同时，对战争与战斗之区别、战略与战术之区别作了初步的探究。作者认为，兵学（或称兵法）是武备之总称，下分用兵学、军制学、辅助学三大部类。其中用兵学则包含战略、战术（战法）、战史三项。其基本框架见下图。
关于战争的定义，作者解释为“判决各国所生歧略纷议，为控诉威力之策”。他承袭帝国主义的理论，鼓吹战争“能启人智，且振国威”，“在国家实获利无穷”。最后得出结论：“故日战争者，实国家致富强之要旨也”。②关于战争与战斗、战略与战术的关系，作者认为：“战争依政略宗旨而起，战斗为达战争宗旨而起”，因此，“战争属战略，用兵之谓也；战斗属战术，交战之谓也”。“战略与战术互相关系，彼此相辅而行者也”。③如此清楚地阐明战略与战术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尽管还不很科学），在中国近代兵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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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贺忠良：《战法学教科书·总论》，第3页。
②贺忠良：《战法学教科书·总论》，第5～6页。
③贺忠良：《战法学教科书·总论》，第7～8页。
中实属首次。
在其余各编中，作者分别论述了“战斗分别及各队（步、马、炮、机关炮、工程、辎重各队）本领”、“各队战法”、“诸队连合”、“出师”、“军中要务”、“搜索勤务”、“警戒勤务”、“行军”、“宿营”、“行李及辎重”、“司养”、“普通战斗”、“局地战”（高地战、谷地战、林战、居民地战、隘路战、河川战）、“小战”等问题，反映了当时世界兵学的新观点和军事技术发展的新成就。
（九）《战略学》
1908年由应雄图编著①、陆军预备大学堂印行的《战略学》，是从最高层次论述军事战略理论的著作。
关于战略的概念，中国自古有之。《孙子兵法》就是我国也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