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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是书署名为：任衣洲译，应雄图编，雷启中修。“应雄图”疑为日本步兵大尉樱井文雄的化名。樱井文雄于1907年来华，被聘为北洋陆军军官学堂兵学教习。
世界上最早论述军事战略的著作。公元3世纪末，晋代司马彪著有《战略》一书，正式出现了“战略”一词。但是，真正把军事问题进行科学分类，并把战略作为一门区别于战役、战术的独立学科加以研究探讨的，还是近代的事。在西方，首先把战略与战术加以区分并赋予定义的是被称之为德国资产阶级军事科学奠基人的海因里希-迪特里希·比洛C1757～1807)。目前所见到的世界近代较早的、系统地论述战争与战略问题的专著，则是瑞士安东·亨利·约米尼编著的《战争艺术》，和德国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1881年，法国将军贝尔特的《战略原理》问世，此后又有德人伯卢麦的《战略论》出版。19世纪中叶以后，日本陆续翻译出版西方重要军事理论著作，其中1886年译出的贝尔特的《战略原理》，被当作日本陆军大学校①的教科书。1904年，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也被译成日文。应雄图在中国任教时编撰的《战略学》，自然吸取了西方战略理论特别是上述译著的许多重要内容，因而具有资产阶级军事著作的性质。
是书共分17章，内有“战争之定义及其价值静、“政略与战争之关系”、“近世战争之特性及战略上之倾向”，以及“战略攻势”与“战略守势”的基本战法和原则等。在“战争之定义及其价值”一章中，作者认为：“凡战争者，为一国对于他国维持贯彻其国是起见，最后所行之威力手段也”。这与克劳塞维茨“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②之说，大同小异。在“政略与战争之关系”一章中，作者指出：“战争为政略攸关最后之强硬手段”。这也与克氏“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③的著名论断基本一致。在战略指导方面，作者融合了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和贝尔特《战略原理》的基本思想，把战略区分为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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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日本陆军大学校于1882年（明治十五年）创立，为日本最高军事学府。
②[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译本第1卷，第22页。
③[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译本第1卷，第50页。
战略和守势战略。在讲到“战略上当服膺之原则”时，作者特别强调：战略之第一原则是寻求敌之主力决战；战略之第二原则是实行决战“务集结国军之全力”。这些战略指导上的基本法则，同样体现出近代军事思想的时代特点。
此外，作者在该书“绪言”中指出：“向者欧洲各国陆军大学堂本以战略学为特别功课，今则渐改旧章，专令学生考究战史，或视察规模宏大之演操，或讨究战略之原则，使因此能自发明应用之术”。“然按中国现时之情势，各种战史未甚完备，即如大操亦未得谓之完全无缺，使当此而欲以欧洲之学制施之于今日，则其不蹈躐等之弊也，几希矣”。因而要求中国高等军事教育仍以战略学为基本课程，从中推究原委，“则亦不难超登彼岸也”。此种看法是不无道理的。
（十）《曾胡治兵语录》
1911年春，前广西兵备处总办、留日士官学校毕业生蔡锷（字松坡），应云贵总督李经羲之召，到达云南。在正式就任新军第三十七协统领之前，受第十九镇统制钟麟同的委托，编写“精神讲话”，乃从曾国藩、胡林翼的奏章、函牍及日记中摘取较有价值的“治兵言论”，“分类凑辑，附以案语”，而成语录体兵书，取名《曾胡治兵语录》。1917年，此书由上海振武书局刊行。1924年，蒋介石将其列为黄埔军校教材，并增辑“治心”一章，名之为《增补曾胡治兵语录》。
《曾胡治兵语录》共12章（将材、用人、尚志、诚实、勇毅、严明、公明、仁爱、勤劳、和辑、兵机、战守），1.4万余字。在各章“按语”中，蔡锷结合曾、胡论兵言论，阐发了自己对治军、作战等问题的基本看法，反映了他当时的军事思想，并体现了当时中西军事思想的初步融合。
该书前10章所辑内容主要是治军问题。蔡锷十分赞赏曾、胡“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的思想，认为这“尤为扼要探本之论”。（“将材”章按语）他提倡尚志，指出：“吾侪身膺军职，非大发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为归属，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尚志”章按语）。他主张严明、仁爱，一方面强调“治军之要，尤在赏罚严明”（“严明”章按语），一方面赞赏曾国藩“吾辈带兵如父兄带子弟一般”这句话，认为此语“最为慈仁贴切”，“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干言万语，皆可付之一炬”（“仁爱”章按语）。他强调练兵务求严格，“欲其效命于疆场，尤宜于平时竭尽手段，以修养其精神，锻炼其体魄，娴熟其技艺，临事之际，乃能有恃以不恐”（“勤劳”章按语）。
该书后两章所辑内容为作战问题，主要精神是讲究持重稳慎。主张“一械不精，不可轻出，势力不厚，不可成行”，“以全军破敌为上，不以得土地城池为意”，“临敌分枝宜散，先期合力宜厚”等等（“兵机”章按语）。同时认为：“战略战术，须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未可稍事拘滞。”“必须兵力雄厚，士马精练，军资（军需器械）完善，交通利便，四者均可有恃，乃足以操胜算。四者之中，偶缺其一，贸然以取攻势，是曾公所谓‘徒先发而不能制人’者也”。根据当时的中国国情，作者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正确设想。他指出：“我国数年之内，若与他邦以兵戎相见，与其为孤注一掷之举，不如采用波亚战术，据险以守，节节为防，以全军而老敌师为主。俟其深入无继，乃一举而歼除之。昔俄人之蹴拿破仑于境外，使之一蹶不振，可借鉴也”（“战守”章按语）。
曾、胡军事思想主要是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中封建糟粕所在皆有，须予以批判。而蔡锷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觉者之一，在编辑《曾胡治兵语录》时，对曾、胡治兵言论一概推崇备至，并在该书“序”中称曾、胡为“中兴名臣中铮皎者”，“其所论列，多洞中裒要，深切时弊”，显然是不妥的。
三、清后期兵书的主要特点
通观清后期兵书，多数作者由于抱有改革军事、强兵救国的强烈愿望，因而能够立足现实，着眼世界，不断吸取国外最新军事成果，使推出的兵学著作既有新鲜内容，又有相当实用价值。归纳起来，清后期兵书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多变性 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起伏跌宕，复杂多变。这种社会的剧变性、复杂性，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思想诸方面，也表现在军事方面。作为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重要载体之一的兵书，同样鲜明地体现出多变性特点。
中国自古是军事理论非常发达的国家，堪称兵法之国。据许保林《中国兵书知见录》统计，自先秦至明清，共有兵书3380部（其中存世兵书2308部、存目兵书1072部）。然而，长期封建落后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生产力，大大禁锢了军事思想的发展。从本质上说，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古代兵书虽然丰富多彩，但其中所阐发的作战原则和方法等，基本上都是冷兵器时代的，因而从思想内容到版本形式，陈陈相因，甚少突破和创新。特别是清王朝建立后，对民间兵器和兵书严厉查禁，焚毁甚多。以后随着封建统治日趋衰败，兵学研讨和军事著作愈加稀少，间或有之，不仅在内容上多辑录古训，但求注疏，绝少创新，甚至连署名也多伪托古人，且有津津乐道于八卦占候、奇门遁甲之类玄虚不经之谈的现象。
与中国的情况相反，18世纪时的欧洲，在军事技术和军事理论方面都出现了飞快的发展。该世纪末，法国人民在资产阶级大革命中“改造了全部战略体系，废除了战争方面的一切陈旧规章，创立了新的作战方法，废除了旧军队，建立了新的、革命的、人民的军队”①，逐渐形成了资产阶级军事科学的一些基本原则，并促使整个欧洲的军事制度和战略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至19世纪上半叶，由于无烟火药等大量应用于军事，线膛枪炮大批装备军队，战争的样式、规模和实施方法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于是一大批具有新型军事思想的军事统帅和军事理论家脱颖而出，一些阐发资产阶级军事学说的理论著作相继问世。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约米尼的《战争艺术》，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期的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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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列宁：《战争与革命》，《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2页。
学术水平，成为19世纪资产阶级军事理论代表作。
近代欧洲先进的军事技术和军事学说，在鸦片战争以后陆续传到了东方，引起中国某些传统军事思想、理论和技术的剧烈震颤。这种震颤波及到兵学著作方面，则表现出思想内容上的多变性，即内容杂、思想新、门类多、变化快，博采古今，融合中外，展示出一种五光十色、目不暇接的景观。
魏源《海国图志》中的“筹海篇”，开了这种变革之先河。作者在书中注入了新见识、新思想，摒弃了“天朝无所不有”和“华夏夷狄”之类的陈腐观念，坦率承认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提出了著名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该书所介绍的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对于引导人们睁眼看世界，克服盲目自大情绪，贯彻知己知彼的军事原则等，也起了积极作用。
同治年间开始的洋务运动，使古老中国传统的军事观念进一步地卷入世界军事发展的潮流之中。于是，古朴的中国军事学说，开始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随着近代军事技术和军事思想的发展变化，而不断递嬗演变。反映在兵学著作上，从思想内容到著述方法和版本形式，均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超过了鸦片战争以前的任何时代。
（二）实用性 与古代兵书相比，近代兵书的实用性明显增强。产生这种进步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殖民主义者发动的侵华战争，严重威胁着古老中国的独立和生存；反压迫的农民战争风暴，不断摇撼着封建王朝的反动统治。这种内外夹击的严峻形势，迫使某些士大夫放下程朱理学和八股词章，转而面对现实，寻求救国的“御夷之策”和维护封建统治的“剿匪之方”。第二，随着洋枪洋炮等西式兵器陆续装备部队，作战方法也逐步发生变化。古代那些主要指导冷兵器作战的兵学著作，除某些反映战争和作战指导一般规律的理论原则外，许多具体论述大多已不能适应近代战争的需要。形势逼使人们不能停留于对《三略》、《六韬》等的注释、考证，而应把主要注意力放到如何适应这种前所未有的巨变上。《兵学新书》的作者徐建寅，在叙述其撰书动机时指出：“泰西各国讲求兵学，久有成法，愈新而器械愈利，兵学愈精。其书有兵部之章程，有各家之著述，门类纷繁，新旧杂出，汗牛充栋，浩如烟海”。而“中国士子，素未讲求此学。古来兵书，半多空谈，不切实用。戚氏《纪效新书》，虽稍述实事，而语焉不详，难以取法。有志之士，欲讲兵学，莫得门径，无从探讨”。①其言虽有偏颇，但基本反映了近代兵学家们不迷恋往古，开创新之风，主张撰著对现实有“补救之方”的军事著作的思想倾向。正因为如此，同治以后的兵学著作大多具有不尚空谈、讲求实用的特点。
（三）科学性 同古代兵书比较，近代兵书所论述的军事问题更能反映或接近战争的客观规律和客观实际，因而更具有科学性。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从兵书的内容看，中国古代一些兵学典籍尽管揭示了人类战争的某些基本规律，提出了不少久盛不衰的军事原则，但由于受生产水平和时代的限制，许多军事学说多为当时作战经验的总结，有些理论思维还停留在古朴直观的阶段，有的内容陈腐，甚至荒诞不经，有的则带有神秘色彩。在西方文化和近代科学技术的影响下，近代中国兵学家开始摆脱认识和思维方面的某些局限性，表现出思想更辩证，更注重实际，更尊重科学和探求规律的特点。如姚锡光在写《长江炮台刍议》前，随洋员“自吴淞历崇明，循江阴抵镇江，凡山川形势新旧各台，得详审周视”②。上书张之洞时，力排洋员空谈，抒发独立见解，体现了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徐建寅为撰《兵学新书》，“采集各国军政，实事求是”，“不载吉凶占验诸异说”，也体现了近代兵学家博采众长、摒弃糟粕的科学思维特点。科学性的第二点，表现在近代兵书的分类更加精细，用语更加准确。在古代，由于兵种的单一或为数较少，以及当时军事学术水平的限制，兵书的分类并不十分精细。《汉书·艺文志》把古兵书分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类。到了近代，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和作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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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徐建寅：《兵学新书·凡例》，第1页。
②姚锡光：《长江炮台刍议·叙》，己亥夏五月刊于京师。
式的不断改变，军队内部分工越趋复杂，这就决定了军事科学必须向多学科、多门类方向发展。19世纪30年代，约米尼在《战争艺术》一书中已把军事科学划分为战略学、大战术学、阵中勤务学、工程学、战术学五大学科。其后，分类进一步发展完善，又出现了更科学的划分方法。中国近代兵学家也逐步接受了这种学科变革，各类专门性军事著作应运而生，战略学、战法学、军制学、兵法史略学、炮学、测绘学等新的军事学术领域不断被开拓出来。与此同时，兵学家们在军语运用上更加准确和规范，从而对近代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的表述更加完整和贴切，大大增强了近代兵书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综上所述，清后期兵书的多变性、实用性和科学性诸特点，与近代中国的开放性和国人自强御侮的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封闭的中国被列强打开了大门，封建士大夫们有机会领略外国的新技术、新思想，看到清政府的腐朽和某些传统军事理论的落后。为适应近代战争的需要，兵学家们不得不放眼世界，在继承和发展某些传统军事理论的同时，努力吸取西方最新军事成果，从而产生了许多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军事著作。当然，清后期兵学著作在吸收外来军事学术的问题上，也存在良莠不分、盲目照搬的倾向。如沈敦和纂辑《自强军西法类编》时，力求一字一句“务与西书吻合”，不敢丝毫走样；陈凤翔编的《战法学》，不仅章节层次悉仿日人编写的教程，就连所谓战争能“启人智”、“振国威”，“战争者，国家致富强之要点也”等观点，也照搬照抄。此外，清后期兵书由于注重实用，以致具有理论升华的著作并不多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