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族危机加深，阶级矛盾激化
经过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和反对八国联军侵华的战争，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直接瓜分中国的图谋。于是，列强转而扶植清廷，行“以华治华”之策。它们迫使清政府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以扩大在中国开辟商埠、增加投资、开矿设厂、修筑铁路、内河航行等特权。与此同时，为了划分势力范围，列强之间的争夺更加激烈。1904年，日、俄为争夺我国东北，爆发了日俄战争；英国为与沙俄争夺中亚，派兵入侵我国领土西藏；德国为向长江流域扩张，提出了“租借”洞庭湖和郡阳湖沿岸一带的要求，并从青岛派遣炮舰经长江口驶入鄱阳湖，鸣炮示威，英舰亦接踵侵入长江。其后，欧洲列强为了准备重新瓜分世界的大战，不得不调整彼此间的在华关系。1907年，日法、日俄、英俄相继订立协定，其中贯穿着暗中瓜分中国若干地区的阴谋。深重的民族危机，进一步激发了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爱国热忱。
然而，在民族危机面前，腐朽的清政府为了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竟任其驱使，实际上变成了“洋人的朝廷”。为了抑制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反抗情绪，清廷自1901年发布所谓“变法”上谕之后，又接连颁布推行所谓“新政”的法令。“新政”的核心内容之一是练兵。为了编练一支数目可观的新式陆军，清政府将沉重的财政负担转嫁于广大人民群众身上，名目繁多的税捐不下百数十种，结果更加激化了国内阶级矛盾。如火如荼的群众反抗斗争遍及全国各地（其中尤以两广、两湖、川、浙等省为烈），预示着一场大规模的革命风暴即将来临。
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及其政党的成立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中国民族工业的迅速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逐渐形成独立的阶级，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一大批先进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纷纷向西方学习，创立报刊，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开展革命活动。以他们为中心，形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并纷纷成立革命团体（政党），比较著名的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①。它们主张用暴力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为发展资本主义开拓道路，反映了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利益。而资产阶级上层因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关系密切，虽然主张发展资本主义，但不愿与清王朝彻底决裂，希望实行君主立宪，以取得参政权。
1905年以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了把革命运动推向高潮，急需将分散的革命力量联合起来。恰在这时，孙中山从欧洲抵达日本东京，经与黄兴等人共同协商，促成了兴中会、华兴会与其它革命团体的联合，于1905年8月20日组成了中国同盟会。在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上，一致选举孙中山为总理，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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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兴中会于1894年由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于1904年分别在长沙、上海、武昌创立，主要负责人分别为黄兴、蔡元培、吕大森等。
兴为庶务，并决定暂设总部于东京，国内外分设支部，支部之下设各省区分会。会议还通过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同盟会的成立，使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有了全国性的统一政党，有了一个公认的领袖和共同纲领，标志着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反清武装起义
同盟会成立前，孙中山和黄兴都组织和领导过反清武装起义。同盟会成立后，除了发展组织，建立宣传阵地与改良派论战外，立即把发动武装起义列入最重要的议事日程。组织武装起义，首先要确定发难的地点和指导战争全局的军事战略。由于同盟会成来自全国各地，对起义地点的选择存在较大分歧，黄兴和孙中山曾为此进行过争论。黄主张从长江一带开始，孙则主张以广东为首义地。最后终于统一了思想，即从两广发难，先建立根据地，而后挥师北伐，推翻清王朝。孙中山认为，发难地点必须具备三条件，即“急于聚人，利于接济，快于进取”①。选择两广为发难地点，基本上符合上述要求。
第一，广西在1902年爆发过声势浩大的群众武装起义，持续三四年之久。最后虽被清政府镇压下去，但斗争火种并未熄灭，不少起义队伍退至中越边界和越南境内。他们具有强烈的反清情绪，是同盟会可以利用的一支现成的武装力量。
第二，广西军界中有一些革命激进分子担任了重要职务（如蔡锷任随营学堂总办），其中有的人与黄兴不仅是同乡，而且是旧交，便于联络内应。
第三，两广与港澳、越南毗邻，便于得到众多华侨的支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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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孙中山：《与官崎寅藏等笔谈》，《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版(下同)，第一卷，第184页。
于人力、物力的接济。
发难地点确定之后，孙中山等同盟会领导人决定以夺取城市为目标，以运动会党为重点，积极开展反清武装起义。孙中山先派人在香港建立同盟会分会，具体负责两广边界起义的组织工作。接着，他又亲赴越南从事筹饷活动，并会见了广西游勇起义领袖王和顺，将其吸收为同盟会会员。黄兴则潜入广西，进行武装起义的具体策划。
在同盟会的领导和政治号召下，从1906年起，各地革命党人先后发动了一系列反清武装斗争。
萍浏醴起义 1906年底，正当同盟会在两广积极筹划武装起义的时候，湘赣边界地区爆发了声势浩大的萍浏醴起义。江西萍乡、湖南浏阳、醴陵地区会党势力雄厚，清朝统治力量相对薄弱。当年，留日学生刘道一、蔡绍南回到湖南，联络会党，宣传革命。刘留在长沙进行活动，蔡前往萍乡，策动哥老会首领龚春台等成立“洪江会”，设总机关于浏阳麻石，势力迅速发展到萍乡、宜春、万载、浏阳、醴陵各县，并决定于农历腊月底清朝官府封印后发动起义。后因清军突袭麻石，起义总机关被抄封，会党首领李金奇等多人先后遇害，形势十分紧急。12月2日，龚春台、蔡绍南召集各路首领于萍乡高家台商讨对策。龚、蔡等认为军械不足，主张稍缓起义，等待外援，一部分人则认为会众已有10余万人，完全可与清军决一胜负，双方争执不下。次日，会党二三千人于麻石宣布起义，迫使龚、蔡二人不得不通知各路同时举事，于是，从12月4日开始，萍、测、醴起义全面爆发。旬日之间，起义武装发展到3万余人，声势浩大，屡败清军。清政府急调湘、鄂、赣等省军队数万人四面围剿。起义武装与敌奋战近月，终以寡不敌众而失败。加之这次起义举事仓促，思想分歧，各股蜂起，号令不一，事前既无周密统一的计划，举义后又没有提出继续战斗的明确目标，而且武器严重不足，又缺乏训练，因而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如此，这次起义对革命党人是个极大的鼓舞，对清廷是个极大的震动。孙中山、黄兴等人在东京得知此次起义消息后，立即派出一批同盟会员赶回国内，在湘、赣及其相邻各省活动，企图扩大起义成果。但在清政府的严密戒备下，不少革命党人被捕下狱，不少革命组织遭到破坏，使长江中下游的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摧残，一时难于迅速恢复和发展，从而更加促使革命党人加强经营两广的决心，以推动武装起义高潮的到来。
钦廉潮惠起义 萍浏醴起义后，孙中山被日本政府驱逐，遂在河内设立机关，加强在华南组织武装起义的领导。他计划于广东钦州（今属广西）、廉州、潮州、惠州等地同时举义，以成浩大之声势。由于主客观条件限制，实际上只形成几次旋起旋落、互不联系的孤立起义。1907年春，同盟会会员许雪秋派人在饶平县联络三合会众，于5月22日夜攻入潮州黄冈（今饶平），不久失败，是为潮州黄冈起义。同年6月初，同盟会会员邓子瑜和会党首领陈纯等于惠州七女湖率众起事，以响应黄冈起义。起义军与清军激战旬余，使敌疲于奔命。由于黄冈起义失败，钦廉各处又未响应，且缺乏弹药，起义队伍不久被迫解散，惠州七女湖起义宣告失败。之后，孙中山仍寄希望于钦廉起事。当年春，钦州三那（那黎、那彭、那桑）地方人民开展抗捐斗争，遭清军血腥镇压，群情激愤。三那人民派代表前往河内，请援于孙中山。孙派同盟会会员王和顺深入该地进行策动。王和顺一心指望时已移驻钦廉地区的清军郭人漳部反正，于三那附近徘徊数月之久。直至当年9月，王才率领200余人起义于钦州王光山，并攻占防城，旋进军钦州，因郭人漳变卦未能入城，便临时决定袭取灵山。结果猛攻灵山不下，防城反被郭人漳部清军夺占，加之饷械不继，这次钦州防城起义又告失败。起义军一部解散，一部退入十万大山。
皖浙起义 在同盟会领导钦廉潮惠起义的同时，1907年7月，在安徽发生了光复会会员徐锡麟领导的安庆起义。同盟会成立后，作为原光复会领导人之一的徐锡麟因意见分歧，未加入同盟会，仍以光复会名义进行革命活动。为打入清政府内部，他纳粟捐官，以道员分发安徽候补，充任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徐锡麟与光复会和同盟会会员、浙江绍兴大通学堂（时为光复会据点）督办秋瑾约定，于浙、皖两省同时起义。1907年6月，绍兴等地会党暴露目标，徐锡麟乃于7月6日仓卒起事，借安徽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之机，刺杀了安徽巡抚恩铭，并率学生军30余人夺占安庆军械所。后失败被捕，英勇牺牲。随后，清政府派兵包围绍兴大通学堂，秋瑾和少数学生持械抵抗，失败被捕，于7月15日凌晨慷慨就义。
镇南关、上恩、河口起义 钦廉潮惠起义失败后，孙中山等仍未放弃原来计划，并将策动起义重点转向广西和云南。1907年12月2日，孙中山任命的镇南关都督黄明堂（同盟会会员）等率乡勇80余人，在守兵内应下，一举夺占镇南关炮台。次日晚，孙中山、黄兴等人即亲临炮台巡视。起义军本以为夺占炮台后可以获得大量军械弹药，结果成为泡影，最后在优势清军围攻下，退到越南燕子大山。镇南关起义失败后，法国当局不允许孙中山继续在越南活动。孙中山离越前命黄兴深入钦廉地区再次策动起义，令黄明堂规取云南河口。1908年3月，黄兴率旅越青年200余人（号“中华国民军南军”）进入钦州地区。3月29日和4月2日，于小峰、马笃山等地连败清军。不久，起义队伍发展到600余人。钦廉道龚心湛率郭人漳部数千人进行堵截。起义军于钦、廉、上思一带转战40余日（故称“钦廉上思起义”），终因弹尽援绝而败退越南。同年4月30日，黄明堂、王和顺等率领的会党群众200余人（一部分人参加过镇南关起义）由越南进入云南，在清军反正部队配合下，一举攻克河口，收降兵数千人，缴获大批枪械。起义军乘胜分兵北上，连克南溪、新街，直逼蛮耗、蒙自。但由于粮饷不济，士气动摇，势难继续发展进攻。孙中山派黄兴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赶到河口指挥，仍无法挽回局势。清云贵总督锡良调兵三路反扑，起义军与敌相持20余日，终以弹药告罄，先后败退。5月26日，河口失守，黄明堂等率600余人退入越南，后被法国殖民当局解除武装，送往新加坡遣散。
至此，1907年5月至1908年4月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华南沿海和沿边地区发动的多次武装起义，都以失败告终。这些起义共同的特点是主要依靠会党力量，而没有深入发动和依靠群众进行长期艰苦的战斗。会党群众大多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因而容易接受革命党人的反清宣传。可是，会党成分复杂，纪律松弛，缺乏真正的革命觉悟和明确的政治方向，加之饷械不足，缺乏训练，在武装起义中虽然可以造成一时的声势，但难以持久，一遇挫折，往往各行其是，不服从统一调动，甚至发生打家劫舍、战场哗变等现象。通过实践，许多革命党人认识到依靠会党“发难易，成功难，即成而嚣悍难制，不成则徒滋骚扰”①。因此，河口起义失败后，孙中山等同盟会领导人把组织武装起义的重点转向运动军队，特别是运动新军。新军士兵多数来自贫苦的农民家庭，容易接受民主革命的思想。新军的中下级军官多为武备学堂毕业生和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知识分子，许多人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的薰陶，有的还加入了同盟会或其它革命团体，以合法身份秘密地进行革命活动。加上新军是仿西方军制组建的一支新型武装，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具有较好的组织纪律性，而且多数集中驻扎于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中城市，他们如投身革命，将成为推翻清王朝的主力军。因此，革命党人把组织武装起义的重点从运动会党为主转为运动新军为主，这不能不说是革命方略的一大进步。
1908年11月19日，安徽岳王会②骨干、新军炮营队官熊成基，利用慈禧和光绪帝新丧之机，发动马、炮营新军千余人起义。因进攻省城安庆一昼夜未能得手，伤亡甚众，便转趋庐州（今合肥市），未至而部众渐散，起义归于失败。安庆新军起义虽然未获成功，但以铁的事实证明，新军是完全可以为革命所用的，从而使同盟会和革命党人增强了运动新军的信心。经过革命党人的努力，不久即出现了一个以新军为主的起义高潮。
广州新军起义 1909年（宣统元年）秋，黄兴等在香港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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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廉方：《辛亥革命首义记》，湖北通志馆1947年铅印本，第3页。
②岳王会系清末安徽的秘密革命组织，1905年2月由芜湖安徽公学教员陈独秀、柏文蔚等人发起成立，以反清为宗旨，以军事学堂学生及新军官佐为主要联络对象。
领导机关，准备于广州发动起义。当时，广州新军中加入同盟会者已达3000余人，计划于翌年元宵节后起事。1910年2月，因军警冲突，风声日紧，广州新军炮兵排长、同盟会会员倪映典恐起义消息泄露，遂于12日击毙管带齐汝汉，提前宣布起义。13日晨，倪映典等率起义新军千余人向广州城进军，行至牛王庙时，遭敌暗算，倪中弹牺牲，起义军伤亡百余人，终因缺乏子弹而失败。
黄花岗起义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不少同盟会会员产生了悲观失望情绪，孙中山却仍然满怀信心，于同年11月在槟榔屿（今属马来西亚）召集会议，决定在广州再次举义。会后孙中山立即派人分赴海外各地筹款购械；着手组织“选锋队”（敢死队）；在香港设立统筹部，由黄兴、赵声任正副部长；在广州建秘密据点，以策动新军、防营和会党，积极进行起义准备。1911年4月上旬，各项准备即将就绪，统筹部召开会议，制订了十路进攻方案，由赵声任总司令，黄兴为副，并定于4月13日发难。后因饷械未齐，且突然发生了温生才刺杀广州将军孚琦事件，清方有了戒备，起义被迫延期。4月25日，黄兴赶至广州，于小东营成立起义总指挥部，决定于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晚正式起义。这时，传来新军枪机被缴、清军源源调来省城的消息，接着广州多处秘密机关遭破坏，许多革命党人要求改期，黄兴只得“令各部即速解散，以免被捕之祸”①。旋得知新调防营中潜有革命党人准备响应起义，又决定按期举事，但人员已无法集齐，遂将十路进攻计划改为四路：黄兴负责攻总督署，并拟生擒两广总督张鸣岐，用其名义号召两广清军反正；姚雨平攻小北门，占飞来庙，迎新军防营入城；陈炯明攻巡警教练所；胡毅生守大南门。27日傍晚，黄兴率敢死队120余人从小东营出发，攻入总督署，因张鸣岐已逃，遂纵火焚署，率队出东辕门，恰与水师提督李准的卫队遭遇。黄兴右手两指被敌击断，仍坚持指挥战斗。随后，黄兴将队伍分为三部，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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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兴：《致海外同志书》，见《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下同），第41页。
前往配合其余三路作战。然另三路根本没有发动，胡毅生、陈炯明已逃出广州，姚雨平因未领到枪械藏匿未出，实际上只有黄兴一路孤军奋战。经一昼夜英勇战斗，起义军大部牺牲，黄兴、朱执信等化装逃往香港，起义遂告失败。这次起义先后牺牲80余人，后有72具遗骸被葬于广州红花岗（后改名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黄花岗起义尽管存在不少弱点和错误，但在民族危亡关头，革命党人表现了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他们的英雄事迹，对全国人民起到了极其巨大的激励作用”从而大大加快了革命的步伐。它如一声春雷，预示着以武昌起义为起点的辛亥革命风暴即将来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