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经指出：“从孙中山组织革命的小团体起，他就进行了几次反清的武装起义。到了同盟会时期，更充满了武装起义的事迹，直至辛亥革命，武装推翻了清朝。中华革命党时期，进行了武装的反袁运动。后来的海军南下，桂林北伐和创设黄埔，都是孙中山的战争事业。”①通过战争实践，孙中山经过反复探索，不断总结经验，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军事思想体系，如战争观、武装革命思想、建立根据地思想、建立革命军队思想、战略战术思想和国防建设思想等。
一、战争观
孙中山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曾对国内外战争问题有过许多论述，反映了他对战争问题的基本认识。研究他的战争观，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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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45页。
理解其军事思想体系是有帮助的。
（一）关于战争与国家的关系
1916年秋至1917年夏，北京政府内部在是否对德宣战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孙中山以在野的身份发表自己的意见，反对参战，主张严守中立。同时，他对战争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亲自口授要点，由朱执信执笔，写了《中国存亡问题》一书，从理论上论述了战争与国家的关系。孙中山当时认为：国家与战争紧密相关，战争是国家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手段。他说：“论国家之起原，大抵以侵略人之目的，或以避人侵略之目的而为结合。其侵略人固为战争，即欲避人侵略，亦决不能避去战争。战争不能以一人行之，故合群。合群不能无一定之组织，故有首宰；首宰非能一日治其群众也，故成为永久之组织而有国家。故论其本始，国家不过以为战争之一手段，无战争固无国家也。”①孙中山在上述论述中，谈到了战争对国家的作用和与国家的紧密关系。他还认为国家的存在不单是为了战争，而是战争服从于国家存在的需要，即为达到“国家存立发展之目的，而后以战争为手段”。因为战争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大事，所以必须慎重对待，“以一国而为战争，万不得已之事”，只有在“舍战争以外别无可以求其生存发展之途”和涉及全国人民利害的情况下，才可进行战争。而这样的战争，必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国人乐于从事战争，进战不旋踵，伤废无怨言”。②
（二）关于战争与政治、经济的关系
“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③，而政治又与经济密不可分，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观察战争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时，有许多颇有见地的认识。他说：“国与国遇，用外交手段与用战争手段，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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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孙中山：《中国存亡问题》，《孙中山全集》第四卷，第39页。
②孙中山：《中国存亡问题》，《孙中山全集》第四卷，第39～40页。
③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二卷，第626页。
行其政策所不可阙者”；“凡国家之政策既定，必先用外交手段以求达其目的，外交手段既尽，始可及于战争”。①以上论述，体现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思想。
孙中山把帝国主义的政治力与经济力视为帝国主义的左右手，在经济力达不到目的时，即用政治力帮助经济力，“好比左手帮助右手一样”②，强行发动战争，迫使对方屈服，以达到侵略之目的。中国甲午、庚子战争以后的大量赔款，即属于受列强“政治上武力压迫的范围”③。他还具体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各参战国的动机，指出：英国是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已确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德国是后起的帝国主义，在向外扩张时，必然与英国的利益发生冲突，英国为了维护殖民地利益和霸权地位，遂“弃法、俄不以为敌，而转搂诸国以敌德，然后造成此次之战争”。④至于美国参战，“在其国之工业状况。英、法自开战以后，自国军需品已苦不给……故不得不乞助于美国。美国应协商国之求，以扩张其工业”。由于德国以潜艇封锁海洋，“美国及其他中立国船，皆有中止之惧。于是美之工业为之大摇。美国为保护此种利益，乃欲打破德之潜艇势力，而继续其通商。此其宣战之本意也”。⑤
孙中山在论述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时，还谈到战争对经济的依赖和经济对战争胜负的影响。早在武装反清革命时期，他即认为“中国今日之革命，纯视经济力为转移，经济力大，则成功速，经济力少，则成功迟；若无经济力，则直不能革命”⑥。他在发动武装起义时，一直把筹粮、筹款和购买武器放在重要位置。在进行北伐战争时，他之所以把广东作为根据地，经济条件是一个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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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孙中山：《中国存亡问题》，《孙中山全集》第四卷，第40页。
②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225页。
③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208页。
④孙中山：《中国存亡问题》，《孙中山全集》第四卷，第73页。
⑤孙中山：《中国存亡问题》，《孙中山全集》第四卷，第56～58页。
⑥孙中山：《复南洋同志函》，《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182页。
因素。因为“广东这个省分是很富的”①，只要恢复从前的财政状况（年收入3000多万），即可养十几万兵。他在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战败的原因时指出：“德国之所以失败，就是为吃饭问题。因为德国的海口都被联军封锁，国内粮食逐渐缺乏，全国人民和兵士都没有饭吃，甚至于饿死，不能支持到底，所以终归失败。可见吃饭问题，是关系国家之生死存亡的。”②孙中山的上述论述，说明了战争的胜负与经济确实有着紧密的关系。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指出的：“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经济的条件和资源帮助‘暴力’取得胜利，没有它们，暴力就不成其为暴力”③。
（三）关于战争的性质和对待战争的态度
孙中山从民族平等的认识出发，把民族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弱肉强食”、“祸害人类”的野蛮的侵略战争；一类是“为人道作干城，为进化除障碍”的民族自卫战争。这显然表明了他对战争性质的一些看法。即为“公理”、“文明”而战，为民族的独立和生存而战，是正义战争。反之，为推行“强权”政治，采用“野蛮”手段压迫弱小民族的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他从维护民权出发，以是否维护民权为标准区分革命战争与反革命战争。在中国，他分析“二次革命”性质时指出：“二次军兴，吾党早揭破袁氏之隐衷，而借债、杀人之罪状，尤为国人所共弃者，故癸丑一役，例以民史正名之义，不得认为南北之争战，而当认为共和与帝制之争战之发轫也。”④这就从性质上指明了革命党人领导的“二次革命”，是反对袁世凯实行专制统治，妄图复辟帝制的革命战争。他说：“革命是救人的事，战争则为杀人的事”，进行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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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孙中山：《在广州欢宴各军将领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八卷，第474页。
②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394～395页。
③恩格斯：《反杜林论》，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11页。
④孙中山：《致南洋同志函》，《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194页。
战争是“以杀人为救人”。①为了救民于水火之中，必须进行革命战争。
战争的性质是决定对战争态度的前提。孙中山对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主张给予热情的支持与帮助。他多次赞扬布尔人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勇敢精神，称美国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是争独立求平等的战争，“是世界历史中的大光荣”②。他还一再表示要以实际行动支援菲律宾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他怀着满腔热情歌颂列宁站在12.5亿弱小民族一边，为反抗压迫而进行的正义斗争。不难看出，孙中山对待不同性质的战争，具有鲜明的立场和爱憎分明的态度。
基于以上的分析和态度，孙中山庄严宣称：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③。他还表示：即使将来中国强盛以后，也不能走帝国主义压迫别的民族的老路。他说：“现在世界列强所走的路是灭人国家的；如果中国强盛起来，也要去灭人国家，也去学列强的帝国主义，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们的覆辙。所以我们要先决定一种政策，要济弱扶倾，才是尽我们民族的天职”④。
孙中山酷爱和平，厌恶战争，但又认为在当时世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他说：“有时国家不能不战争者，为达其国家存立发展之目的，而后以战争为手段耳”⑤。他认为当时中国“有亡国灭种之虞……有不得不以战止战者也”⑥。孙中山认为：对帝国主义“只用仁义去感化他们……那就像与虎谋皮，一定是做不到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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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八卷，第503页。
②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292页。
③孙中山：《对外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8页。
④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253页。
⑤孙中山：《中国存亡问题》，《孙中山全集》第四卷，第39页。
⑥孙中山：《战学入门·序》，《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95页。
们要完全收回我们的权利，便要诉诸武力”①。因此，他主张用革命战争制止反革命战争，用正义战争去战胜不义战争。孙中山提出的“以战止战”的思想，是对前人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并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坚持武装斗争提供理论的指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于战争消亡问题，孙中山认为世界“群雄争逐”的原因，是由于人类还未进入“大同时代”，只有进入“大同时代”，才能没有军队，没有战争。
（四）关于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认识
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列强先后完成了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争夺原料、市场和殖民地，相互间展开了激烈争斗，战火几乎遍及世界。这使孙中山看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是导致战争的根源。1904年，孙中山即指出：“中国终究要成为那些争夺亚洲霸权的国家之间的主要斗争场所”。因为，“欧洲人在非洲的属地……现在大体上已经划定了，因而必须寻找一块新的地方，以供增大领土和扩展殖民地；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东亚病夫’的中国，自然而然地就成了这样一块用以满足欧洲野心的地方。”②这里，孙中山不仅揭示了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而且指出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严峻形势。此后，他又指出：“什么是帝国主义呢？就是用政治力去侵略别国的主义”，欧洲染了这种主义，“所以常常发生战争”③。再次说明帝国主义就是侵略，就是战争。
孙中山还揭露了帝国主义鼓吹“世界主义”的虚伪性，一针见血地指出，它们鼓吹世界主义的目的，是“想永远维持这种垄断的地位，再不准弱小民族复兴”。这就是“变相的帝国主义与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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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孙中山：《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408页。
②孙中山：《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48页。
③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221页。
相的侵略主义”。①而“侵略主义”必然引发各民族用武力来反抗异族侵略的民族革命。他预测，将来的革命不是人种之间的战争，而是“阶级战争，是被压迫者和横暴者的战争，是公理和强权的战争”。他还指出，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世界上各受压制的弱小民族“将来一定联合起来去抵抗强暴的国家”。②现在世界上还有12.5亿人受压迫，我国4亿人要与世界上受压迫者联合起来，“共同用公理去打破强权”③。孙中山关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压迫、侵略的思想，对中国革命和世界人民反抗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斗争，具有积极指导意义。
孙中山不仅看到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互相争夺是世界战争的根源，也看到了帝国主义是中国军阀混战的祸根。他指出：“凡为军阀者，莫不与列强之帝国主义发生关系。所谓民国政府，已为军阀所控制，军阀即利用之结欢于列强，以求自固。而列强亦即利用之，资以大借款，充其军费，使中国内乱纠纷不已，以攫取利权，各占势力范围。由此点观测，可知中国内乱，实有造于列强；列强在中国利益相冲突，乃假手于军阀，杀吾民以求逞。”④1924年9月，孙中山在《北伐宣言》中指出：“反革命之恶势所以存在，实由帝国主义卵翼之使然。……十三年来之战祸，直接受自军阀，间接受自帝国主义”。所以“此战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盖必如是，然后反革命之根株乃得永绝，中国乃能脱离次殖民地之地位，以造成自由独立之国家也”。⑤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把反帝和反封建的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中国的革命战争推向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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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223～224页。
②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192～193页。
③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220页。
④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115页，
⑤孙中山：《中国国民党北伐宣言》、《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76页。
孙中山还看到r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贫富差别而造成的阶级对立，并由此而导致战争。他说：在这样的社会中，“一级是极大的富人，一级是极苦的穷人。富人的财产过多，总是用资本的势力操纵全国政权，来压制穷人；多数穷人不情愿受少数富人的压制，便想种种方法来反抗富人。那种穷人反抗富人的举动，便叫做社会革命。”①孙中山还说：“阶级战争，即工人与资本家之战争也。”②孙中山开始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战争，是其战争观的一大进步。
应当指出，孙中山虽然论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压迫是战争的根源，但在一段时期里，他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缺乏足够的估计。在反清时期，他曾认为“列强各国对中国有两种互相冲突的政策：一种是主张瓜分中国，开拓殖民地；另一种是拥护中国的完整与独立”③。基于这种认识，他曾希望通过妥协让步，换取某些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同情与支持，当然，这并不排除他当时出于斗争策略的某些考虑，但事实与他的意愿相反，帝国主义不但不支持他主持的临时政府，反而支持袁世凯篡夺革命政权。帝国主义的所作所为和共产党人对孙中山的帮助，使他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日益深化，终于成为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斗士，这在他的晚年表现尤为突出。这也反映了他在战争观上的深化和发展。
另外，他曾认为“阶级战争”只发生于发达的工业国家，中国“尚未流入阶级战争之中”④。因为中国是个穷国，没有像欧美国家那样的资本家。中国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只有大贫与小贫之别，中国资本家“实在没有压迫工人的大能力。现在中国工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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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孙中山：《在广州欢宴各军将领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八卷，第470～471页。
②④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397页。
③孙中山：《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54页。
受的最大痛苦，是由于外国的经济压迫”①。孙中山的上述论述，虽然反映了当时中国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工人和资本家的矛盾还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他当时把“阶级战争”局限于发达的工业国家，这就否定了在不发达的工业国家或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中存在“阶级战争”，并且与当时中国业已出现的阶级战争的客观实际相矛盾。这反映了当时孙中山对阶级战争认识的局限性。
总之，孙中山的战争观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产生的。当时，世界资本主义列强已完成向帝国主义过渡，帝国主义之间瓜分世界的斗争异常激烈，它们把侵略矛头对准中国，先是控制垂危的清朝政府，后又分别支持各派军阀，借以实现其控制和掠夺中国的野心。正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孙中山逐渐加深了对战争的认识，作了许多正确的阐释，反映了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特点，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和进步性。虽然他在战争认识上曾表现出某些局限性，但随着革命和战争的实践，他对战争的认识不断深化、发展，他的许多论述，对指导当时的革命战争，起了重大的作用。
二、武装革命的思想
孙中山在青年时深受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称洪秀全为“反清第一英雄”，表示要向洪秀全学习。但是，他的武装反清思想的形成也是经历了一段曲折过程的。
（一）武装反清思想的形成与实践
1883年爆发的中法战争，最后在中国军队取得镇南关一谅山大捷的情况下，清政府仍丧权辱国地与法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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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孙中山：《在广州市工人代表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十卷，第148页。
使孙中山感到非常愤慨，“始有志于革命”①。但是，究竟采取什么手段，走一条什么道路，尚未得到解决。在当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盛行的情况下，孙中山曾对清政府中一些洋务派头面人物抱有幻想。1890年，他曾写信给洋务派官僚郑藻如，提出了兴农桑、禁鸦片、普及教育等建议，主张效法西方，实行改良。1894年6月，他又到天津，上书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提出变法自强的主张，结果碰壁。这对促使孙中山思想的转变颇有影响。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以后，孙中山进一步认识到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认为“和平之法无可复施”，“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②，于是决心用武装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统治。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提出以革命暴力推翻清王朝。孙中山早期的暴力革命思想，含有强烈的反满意识。他曾认为，针对清政府推行的民族压迫政策，高举“反满”的旗帜，确实“最易发常人之感情”，“最合群众心理”③，对于动员群众，特别是对具有反清传统的会党群众，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和号召力。当然，把满族人民和满族统治集团混同起来，是不妥的。
“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等立即着手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1895年2月，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作为起义的指挥机关，并计划于10月26日在广州发难后因谋事不密而流产。尽管这次起义未发而败，但毕竟迈出了武装斗争的第一步。此后，孙中山被迫流亡海外，戊戌变法的失败，更坚定了孙中山武装反清的思想，并与流亡日本的维新派首领康有为、梁启超接触，希望他们“改弦易辙”，“实行革命的办法”，终因康有为顽固坚持保皇立场而未果。1900年10月，孙中山组织了惠州三洲田起义，屡败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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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孙中山：《中国革命史》，见胡汉民编《总理全集)，上海民智书局1930年版，第一集，第915页。
②孙中山：《伦敦被难记》，《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2页。
③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31页。
后因援绝而败。孙中山没有为两次广州起义失败而灰心。他认真总结失败的教训，努力研究军事，并在越南、泰国、日本等地的华侨中宣传革命，组织兴中会分会。1903年，在日本东京青山练兵场附近创办军事学校，聘请日本教官，传授军事知识和制造火药、炸弹等技术，准备再次发动武装起义。
当时，康有为、梁启超等打着“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旗号大肆活动，欺骗了不少革命党人，许多地区兴中会的组织被其瓦解。在此情况下，孙中山先后发表了《敬告同乡书》、《驳保皇报书》等文章，给保皇逆流以有力的驳斥。他尖锐地指出：“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彼辈所言保皇为真保皇，所言革命为假革命”①，揭露保皇派所说的“爱国”，其实质是维护清王朝的反动统治，“非爱国也，实害国也”②。从而使更多的人提高了觉悟，为武装起义高潮的兴起做好了舆论准备。1905年孙中山、黄兴等在组织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时所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更是为资产阶级革命党领导武装斗争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次年，孙中山与黄兴、章太炎等制定的《革命方略》，则为各地举行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建立民主共和国，规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和原则。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等在制定起义计划的同时，立即着手进行起义的组织工作。1907年至1911年，孙中山和黄兴等先后发动和领导的多次武装起义，尽管都失败了，却给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以沉重的打击，扩大了革命的影响，为以后的起义成功奠定了基础。在改良主义风靡一时的情况下，孙中山坚持用武力推翻清王朝的思想和实践，是符合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进行革命的客观规律的，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二）武装起义的特点
孙中山、黄兴等人领导的武装起义，具有如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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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孙中山：《敬告同乡书》，《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31～232页。
②孙中山：《驳保皇报书》，《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33页。
1、从借助会党发难到依靠新军暴动
清代的会党多以“反清复明”、推翻清朝统治为宗旨，因而是一支现成的反清力量。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力量比较薄弱的情况下，在寻求支援时，自然首先注目于会党。孙中山曾说：“乙酉以后，余所持革命主义，能相喻者，不过亲友数人而已。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禄，唯所称下流社会，反有三合会之组织，寓反清复明之思想于其中。虽时代湮远，几于数典忘祖，然苟与言之，犹较缙绅为易入，故余先从联络会党入手。”①许多革命党人也认为“联络会党为运动革命之捷径”②。孙中山所以把海外和南方会党作为武装革命首先联络的力量，与其所处的环境有直接关系。广东是孙中山的故乡，他熟悉当地的会党情况，并早与广东三合会首领郑士良等相识。华侨中的会党也较多，如南洋的义兴会，美洲的致公堂等，其中有的人还是太平天国失败后外渡的“洪杨部将”。因此，孙中山在动员海外华侨时，也注目于会党。1902年广西会党大起义给孙中山以极大的鼓舞。他说：“从最近的经验中可清楚地看到，满清军队在任何战场上都不足与我们匹敌，目前爱国分子在广西的起义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虽然他们的武器弹药供应非常困难，但是，“他们业已连续进行了三年的战斗，并且一再打败由全国各地调来的官军对他们的屡次征讨。他们既然有出奇的战斗力，那末，如果给以足够的供应，谁还能说他们无法从中国消灭满清的势力呢？”③不难看出，在当时孙中山的思想上，认为依靠会党的战斗力，给以充足的物资供应，就可以推翻清政府，打出一个新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先后吸收了不少会党的成员和领袖，更为孙中山联合会党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正是基于上述思想和有利条件，所以从1894年的第一次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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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孙中山：《中国革命史》，《孙中山全集》第七卷，第63页。
②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革命史编辑社1928年版，上册，第161页。
③孙中山：《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55页。
起义至1908年的河口起义，都主要是借助会党发难的。
会党的主要成分是游民，他们身受统治阶级的压迫与剥削，在反抗现存社会制度方面，与革命党人是一致的。但他们缺乏民主革命的思想和改变封建十地制度的强烈要求，加之纪律松弛，在没有改造之前，是不可能成为革命中坚的。为此，孙中山在发动会党过程中，即注意用民主主义思想教育会党群众，使其步入资产阶级革命的轨道。鉴于秘密结社的会党领袖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孙中山特别注重对他们进行工作。同盟会成立之初，孙中山即责成胡汉民、汪精卫等人，为他们演讲革命宗旨，指导各种任务。当然，孙中山对会党改造的范围和深度都是很有限的。孙中山在组织领导武装起义的前期，偏重于做会党的工作，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的视野，以致在一段时间对运动清军倒戈未予足够的重视，并曾一度认为官府“军队不能革命”①。
从军事角度而言，临时招募的会党群众，因缺乏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加上武器装备低劣，因此用以对付正规军，是很难完成起义任务的，即使一时取胜，也不易巩固和扩大战果。恩格斯曾经指出：“任何一支新由平民组成的军队，假如它得不到比较强大的正规军的巨大精神资源的陶冶和物质资源的支持——主要是正规军的基本要素即组织的陶冶和支持，就永远也不会有战斗力”②。对于这个问题，孙中山在一段时间内缺乏足够的重视。早在1905年，湖北革命党人朱和中就曾建议孙中山采取争取新军的策略，当时他未予重视，认为仍需依靠会党暴动。1908年河口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进一步认识到会党的弱点，并指出，会党“知识薄弱，团体散漫”，“只能望之为响应，而不能用为原动力”。③
孙中山在借助会党发难的同时，也曾运动过一些旧式军队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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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朱和中：《欧洲同盟会纪实》，见《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5页。
②恩格斯：《美国战争的教训》，《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五卷，第19页。
③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33页。
正，甚至多次想用金钱收买这些军队归降，后因巨款难筹等原因而未实现。随着各省普练新军的开展，革命党人在南方各省新军中的活动逐渐活跃起来，特别是1908年冬熊成基在安庆发动新军起义后，使孙中山看到了希望。他同意胡汉民关于应全力注重于正式军队（指新军）的建议，指示革命党人“应该利用这个时机多与（新军）联络”①。新军虽然是维护清王朝专制统治的支柱，但其士兵成分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有相当一部分是破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易于接受民主革命思想。当时不少革命党人认为，“得新军则他军无难制驭”②。经过1910年在广州发动新军起义，孙中山运动新军起义的思想更加坚定。他指出：“广州新军之失败，虽属不幸之事，然革命种子早已借此而布满南北军界。因新军中不乏深明世界潮流之同志，且极端赞成吾党之主义。在今日表面上视之，固为满廷之军队；若于实际察之，诚无异吾党之劲旅。一待时机成熟，当然倒戈相向，而为吾党效力”③。并表示“刻下再举，自当多赖新军之助”④。孙中山等革命党领袖，由主要依靠会党发难到注重运动新军倒戈的思想转变，是武昌起义获得成功，进而形成全国响应局面的关键所在。
2、进行城市起义或以夺取城市为目标
孙中山进行武装革命的主要形式是城市起义。他曾指出：“革命必须依敌我形势的变化来决定，如形势于我有利，而于敌不利，则随处可以起义。至于选择革命基地，则北京、武汉、南京、广州四地，或为政治中心，或为经济中心，或为交通枢纽，各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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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孙中山：《与李是男黄伯耀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38
②《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第31页。
③孙中山：《在槟榔屿筹款会议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94
④孙中山：《复王月洲函》，《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93页。
点，而皆为战略所必争”①。他和黄兴等人领导和发动的10次起义，有3次是在中心城市广州，其它则在大中城市周围，并以夺取这些城市为目标。为什么要以夺取大中城市为主要目标呢？这不仅因为举行城市起义，能产生较大的影响，能给敌人的统治以沉重的打击，而且与当时的某些社会情况和自己的力量直接相关连。
首先，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十分弱小，但它主要集中于城市，特别是上海、武汉、广州等沿江、沿海城市。据1895～1911年统计，全国新设商办企业共460家，而在上述地区的即占总数的60%。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影响也不断扩大，并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由此可知，孙中山选择南方一些城市举行武装起义，是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的。
其次，清末废科举后，为寻求就业和升学机会的知识分子，云集城市，他们在民主革命思想影响下，不仅同情革命，有些人还成了起义的领导和骨干。随着农村自然经济的日益解体，大批破产农民、手工业者以及秘密会党，也开始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城市无业游民、清军士兵“私会之人居其大半”②，甚至“通商大埠之劳力者莫不入党”③。另外，作为运动对象的新军主力，一般也都驻扎于大中城市。正是由于反清的社会力量和动员对象正向城市集中，而当时革命党许多领导人还认识不到广大贫苦农民是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有的则对发动农民投入革命存有疑虑，所以举行城市起义也就不足为怪了。
再次，城市往往是爱国运动的爆发地。资产阶级领导的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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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程潜：《辛亥革命前后回忆片断》，见《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70～71页。
②《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三联书店1978年版（下同），第一卷，上册，第302页。
③《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第191页。
拒俄运动、反美拒约运动、收回权利运动、立宪运动、学生运动，以及工人罢工等，都是首先从城市爆发的。城市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和对清政府的不满情绪，是孙中山实行城市武装起义的有力政治支柱。
此外，清政府对地方控制的削弱，也是举行城市起义的一个客观有利条件。1908年光绪帝和慈禧相继去世，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少壮亲贵集团”把持朝政，加剧了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皇族内阁”出笼后，引起汉族官僚强烈不满，地方封疆大吏离心倾向日益严重。他们对朝廷多采取推诿伎俩，对革命党人的活动因害怕激成大变而不予深究，从而为革命党人在城市组织起义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一向重视欧美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方法。不少革命党人曾认真研究过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孙中山等人认为，法国革命于巴黎，英国革命于伦敦，是最理想的方案，而中国的实际情况不同，北京是清廷的权力中心，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无法与法、英相比，所谓实行“中央革命”一说是不现实的，但坚持城市武装起义则是完全可行的。
孙中山武装革命的思想，在取得辛亥革命胜利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对中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艰巨性估计不足和其他多方面的原因，有过一段曲折的过程。但是，他能及时汲取教训，在实践中不断加深认识，并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继续坚持了武装革命的思想。
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
孙中山走上武装反清道路以后，就确立了建立根据地的思想，并始终把建立革命根据地放在重要的位置。他的建立根据地的思想，也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深化的。
（一）武装割据思想的确立
早在1895年，孙中山就提出“袭取广州以为根据”①的主张。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又提出动员革命党人“相率潜入内地，收揽所在之英雄，先据一二省为根本，以为割据之势，而后张势威于四方，奠定大局”②。对于割据地点，孙中山认为应“攻取粤桂滇三省为革命根据地”③，其中又以“广东为最善”④。他先后在两广和云南发动多次武装起义，以实现武装割据的愿望。
孙中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的思想，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国土的辽阔为实行武装割据提供了有利条件，特别是在反动统治比较薄弱的地区，成功的希望就愈大。孙中山在领导武装革命中，决定开辟遂行战略任务的革命基地，这是他领导的革命战争区别于历史上许多农民起义战争的显著标志。
（二）在广东等地建立根据地的思考和实践
孙中山之所以决心在粤、桂、滇三省特别是在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是有他自己的考虑的。他在与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的一次笔谈中说：“盖起点之地，不拘形势，总求急于聚人，利于接济，快于进取而矣。护又说：“万端仍以聚人为第一着，故别处虽有形势，虽便接济，而心仍不能舍广东者，则以吾人之所在也”。⑤这里所说的“吾人”，主要是指广东的会党和革命党人。早在同盟会成立之前，一部分会党经过革命派的活动，即已隶于兴中会旗帜之下，其中一些头目还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对孙中山十分崇敬。如郑士良表示：我不但愿为他效犬马之劳，甚至把生命献给他也在所不惜。孙中山当时认为，会党是一支强大的反清革命力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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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30页。
②[日]宫崎寅藏：《三十三年落花梦》，上海出版合作社1925年版（下同），第55页。
③冯自由：《革命逸史》，商务印书馆上海1947年版，第五集，第118页。
④[日]宫崎寅藏：《三十三年落花梦》，第55页。
⑤孙中山：《与宫崎寅藏等笔谈》，《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84页。
“两粤之间，民气强悍，会党充斥，与清政府为难者，已十余年，而清兵不能平之，此其破坏之能力已有余矣”①。当孙中山从发动会党为主转为运动新军为主以后，广东新军亦是他主要争取的对象。尽管广东新军成立较晚，编制较小（只有一个协），但革命党人仍在其中积极活动。
关于利于接济问题，粤、桂、滇三省也较其它省份有利。由于同盟会发端于海外，骨干多侨居于南洋、日本、越南和香港、澳门地区。广州靠近南洋和香港、澳门地区，便于得到海外人力物力的支援。广西、云南则与当时法国殖民地越南相邻，而当时法国对中国革命采取首鼠两端的政策，对革命党人在越南的活动一般予以宽容，从而使旅越同盟会的组织得到较大的发展，加之当地华侨热心革命，所以越南成了孙中山在国内发动武装起义的一个较理想的国外支点和策划地。
关于快于进取问题，因粤、桂、滇三省位于中国边陲，清政府的统治相对薄弱，利于发动起义。孙中山在发动第一次广州起义时，即看到广州驻军有名无实，防范松懈，有机可乘。起义失败后，又把目标放在夺取南宁。他认为，“南宁为广西之中心点，得南宁则北取桂林以出湖南，东取梧州以出广东，革命之基础可固”，“南宁既得，则两广易定”，“有两广以为根本，治军北上，长江南北及黄河南北诸同志必齐起响应，成恢复之大功，立文明之政体”。②
孙中山把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着眼点放在两广和云南，除上述原因外，还有经济力和历史经验方面的考虑。两广地处沿海，经济比较发达。孙中山认为：“夺取广州后，我们至少可获得十万支新式步枪、充足的弹药、数百门新式大炮以及兵工厂。此外，还可获得大量现款和物资补给”③。另外，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战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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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教仁：《宋渔父日记》，见《辛亥革命》（二），第210页。
②孙中山：《致邓泽如等函》，《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346～347页。
③孙中山：《致咸马里函》，《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81页。
经验，对孙中山的影响是很深的。他曾以“洪秀全第二”自喻，并认真研究过洪秀全、冯云山等在紫荆山创建根据地，而后挥师北上，在金陵建立革命政权的历史。因此，后来他筹划革命时，借鉴太平天国的某些经验，是毫不足怪的。
孙中山主张在南方边远省份建立革命根据地，还有一个因素是，孙中山避免引起欧洲列强的干涉。他对宫崎寅藏等说：“且数处齐起者，不只惊动清虏，且震恐天下。则不只俄人力任救清之责，吾辈亦恐蹈纳波伦（即拿破仑）之覆辙，惹欧洲联盟而制我也。盖贵国维新而兴，已大犯欧人之所忌矣。中国今欲步贵国之后尘，初必不能太露头角也”。虽然“欧洲联盟制我之事，或未必有，然不可不为之防”。①起义之初不要引起清廷太大的震惊，起义后不要引起帝国主义列强“联盟制我”，在什么地方起义才能适合这种考虑呢？东北是清王朝的发祥地，京畿是清政府的权力中心，长江流域是列强利害相关之地，自然只有粤、桂、滇一带才是发动起义和建立革命根据地最为理想的地方了。
（三）建立根据地思想的渐趋成熟和完善
武昌起义成功后，长江以南各省均为革命党人所控制，形势非常有利。但革命党人未能使其得到巩固与发展。“二次革命”失败，几乎将全部地盘丧失。护国战争中，孙中山领导中华革命军东南军、西南军、东北军、西北军在各地发动起义，但其战略重点仍在西南。他曾主张“注全力于粤省，旁及福建”，认为只要“闽、粤一下，与云、贵打成一片，南方局势，已足自活，沿江各省，自然动摇”。②由于护国战争很快结束，故未实现建立西南根据地的设想。护法战争中；孙中山受西南军阀的排挤，被迫辞职离粤。寓居上海期间，不断有人劝其放弃广东，先图湘赣，孙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