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起，黄兴被保送入武昌两湖书院，开始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对国家民族危机日益关注。1902年被张之洞派往日本留学，次年即参加拒俄义勇队（后改为军国民教育会），旋回国进行反清革命活动。1904年，与陈天华、宋教仁等于长沙组成华兴会，任会长，决定组织长沙起义，未发事泄，逃亡日本。1905年协助孙中山组建中国同盟会，任执行部庶务。在其后的几年时间里，和孙中山一起领导和指挥了多次反清武装起义，为辛亥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华民国成立后，黄兴先后担任临时政府的陆军部长兼参谋部总长和南京留守府留守。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窃取后，他又和孙中山一起领导了“二次革命”战争，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失败后，虽身居国外，仍为后来的反袁护国战争出谋划策。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军事实践，使他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但由于革命斗争任务艰巨，工作繁忙，加上英年早逝，黄兴未能撰写出专门的军事论著，因此，仅能从他的军事活动和有关文电中约略地看出其军事思想的概貌。
一、武装起义思想的形成
黄兴生活在中国日益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年代。空前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使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清政府已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要挽救民族危亡，只有推翻腐败反动的清王朝统治。中国资产阶级走改良主义道路失败后，其中一部分激进知识分子开始选择革命道路，黄兴就是其中之一。他自1902年东渡日本后，很快成为东京留日学生中主张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杰出代表。他极为留意军事技能的学习，并延请日本军官讲授战略战术，参观日本军事操练，参加神乐坂武术会的骑马、射击等军事训练，为后来从事武装斗争准备了必要的军事知识，同时也使他成为革命青年中文武兼资的著名人物。1903年4月，沙俄拒绝从东北撤军，留日爱国学生组织拒俄义勇队，黄兴是义勇队的重要成员。他说：“中国之大局，破坏已达极点，今而后惟有实行革命，始可救危亡于万一耳。”①拒俄义勇队解散后’，黄兴又参与组织军国民教育会，并和一部分军国民教育会成员组成暗杀团，积极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
1903年7月，黄兴以军国民教育会运动员的身份回国策划反清活动，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并酝酿成立革命小团体。同年11月，黄兴召集有志于革命的青年20余人商议成立华兴会，以便领导和组织国内的反清革命活动。在筹备会上，黄兴发表讲话，第一次较系统、较全面地阐发了他的武装起义思想。他指出：“本会皆实行革命之同志，自当讨论发难之地点与方法，以何为适宜。一种为倾覆北京首都，建瓴以临海内，有如法国大革命发难于巴黎，英国大革命发难于伦敦。然英法为市民革命，而非国民革命，市民生殖于本市，身受专制痛苦，奋臂可以集事，故能扼其吭而拊其背。若吾辈革命，既不能借北京偷安无识之市民，得以扑灭虏廷；又非可与异族之禁卫军，同谋合作。则是吾人发难，只宜采取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今就湘省而论，军学界革命思想日见发达，市民亦潜濡默化；且同一排满宗旨之洪会党人，久已蔓延固结，惟相顾而莫先发，正如炸药既实，待吾辈引火线而后燃。使能联络一体，审势度时，或由会党发难，或由军学界发难，互为声援，不难取湘省为根据地。然使湘省首义，他省无起而应之者，则是以一隅敌天下，仍难直捣幽燕，驱除鞑虏。故望诸同志，对于本省外省各界与有机缘者，分途运动，俟有成效，再议发难与应援之策。”②不难看出，这段话主要包含了如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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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克强先生荣衰录》第26页。
②刘揆一：《黄兴传记》，见《辛亥革命》（四），第277页。
其一，对革命形势的分析。黄兴通过对湖南一省社会情况的分析，预感到当时革命形势正在到来。湖南地处中南，近代多次重大社会变动均以这里为舞台。太平天国时期，湖南是太平军和清军争夺的重要战场之一。戊戌维新期间，湖南再次成为新旧矛盾交汇的重点，维新派著名人士梁启超、谭嗣同在此积极传播改
良思想，王先谦、叶德辉等守旧官绅则大肆反击。到20世纪初，长期以来一直坚持抗清的会党活动更加频繁。这些客观情况，使湖南地区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不断激化，加上革命思想的传播，革命形势已逐渐明朗。为此，黄兴将湖南地区的形势比喻为一桶炸药，只要有一点火星，就会发生爆炸。湖南的形势如此，全国也大体一样。这正是革命派从事革命活动并夺取革命胜利的前提条件。
其二，对革命道路的选择。黄兴以英、法资产阶级革命为参照系，研究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方法。他认为，英法革命是市民革命，可以从首都开始。而中国是国民革命，不能以北京市民或清朝禁卫军搞首都革命，只能采取“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搞地方武装割据。这一战略构想是符合当时客观实际的，辛
亥革命的实践已证明了它的正确。
其三，武装起义所依靠的力量。黄兴提出，发难所依靠的力量是会党和新军，但他对新军的注意更多一些。他鉴于新军中的多数中下级军官或为新式学堂培养，或为留日归国学生，士兵也大都具有一定的文化，比较容易接受革命思想，倾向革命，加上许多青年知识分子投笔从戎，在新军中进行革命活动，更为利用新军进行发难提供了可能，从而得出了“军学界革命思想日见发达”的结论。正是基于这一判断，黄兴才明确提出了可由军学界首先发难的主张。
其四，武装起义应将全国作为一个整体，妥为筹划，联合行动。黄兴认识到，武装起义可以在某一省份首先发难，据为根本；然而，一省起义如果得不到其它各省的响应和声援，就不能实现“直捣幽燕，驱除鞑虏”的目的。因此，他希望华兴会的会员们“对于本省外省各界与有机缘者，分途运动”，以期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互相应援，达到一省发难，备省纷起，一举推翻清王朝的目的。
黄兴的上述武装起义思想，比较完整地勾勒出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方式。黄兴的革命军事实践，大体上就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并在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当然，这一思想的不足之处也很明显，那就是没有将最广大的农民群众作为革命的依靠力量加以考虑。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普遍存在的一个缺陷——没有认识到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在中国革命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
二、关于起义地点的选择
早在筹备成立华兴会时，黄兴就首先提出：“本会皆实行革命之同志，自当讨论发难之地点与方法，以何为适宜”。从1904年到1911年，黄兴在参与领导反清起义的过程中，随着主客观情况的发展变化，对于起义地点的选择，先后有四次变化。
第一次选择湖南。在筹备成立华兴会时，黄兴选择湖南为发难地点，理由是湖南会党力量雄厚，军学界思想日益趋向革命，华兴会成员中的骨干大多数是湖南人，熟悉本地情况，便于活动。1904年2月，华兴会正式成立后，决定于同年11月16日（农历十月初十，慈禧虚年70岁生日）在长沙起义。起义的计划是：城内以武备学堂学生联络新旧各军为主”进行发难，城外会党立即响应，由华兴会会员负责指挥，分五路会攻长沙。起义之前，黄兴按日本军队编制编组革命军，自任主帅，华兴会会员刘揆一、会党首领马福益为副帅；同时，派人前往四川、江西、上海、武昌等地活动，以期长沙起义爆发后及时得到声援。但由于事机不密，起义尚未爆发，清政府即四处抓捕革命党人，以致起义流产，黄兴被迫逃亡日本，同盟会成立后，黄兴认为湖南地区革命力量仍然较大，乃于1906年派刘道一等回国运动湘军，重整会党，再谋湖南起义。同年底，萍浏醴起义失败，黄兴才不再将湖南作为首先发难的突破口，而把视线转移到两广和云南边远地区。
第二次选择华南边境地区。同盟会成立后，黄兴协助孙中山领导革命，并把主要精力放在军事方面。鉴于长沙起义的流产和萍浏醴起义的失败，又鉴于同盟会骨干大多在海外活动，起义所需经费主要依靠海外接济，因而黄兴和孙中山都主张将起义地点选在两广和云南边境地区，并于1907年5月至1908年4月在上述地区连续发动了6次起义。由于各次起义大多以会党为主力，没有进行长期艰苦的发动群众的工作，因而规模均不大，持续时间也很短，旋起旋落。在华南边境地区进行的多次武装起义失败之后，黄兴对发难地点的选择又有新的考虑。
第三次选择广州。广州靠近海边，兴中会时期即在此发动过起义。20世纪初年，广州新军倾向革命的越来越多，形势令人鼓舞。有鉴于此，黄兴提议将起义地点改在广州。1909年10月，他受孙中山委派，在香港建立中国同盟会南方支部，积极策划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黄兴鉴于广州新军中的基本革命力量仍然存在，便力主继续在广州发难。1910年5月，他在给孙中山的信中指出：“弟与伯先（赵声）意，以为广东必可由省城下手，且必能由军队下手。”“故图广东之事，不必于边远，而可于省会。边远虽起易败（以我不能交通而彼得交通故），省会一得必成。事大相悬，不可不择。”①孙中山接受了黄兴的建议，确定于广州再次起义，这就是1911年4月爆发的震惊中外的黄花岗起义。起义前夕，黄兴还在《致居正书》中说：“吾党举事，须先取得海岸交通线，以供输入武器之便。现钦、廉虽失败，而广州大有可为，不久发动，望兄在武汉主持，结合新军，速起响应。”②黄花岗起义由于计划不周、组织不力而失败，但烈士们的勇敢牺牲精神却震动全国，促进了革命高潮的到来。由于起义一再失败，特别是黄花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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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兴：《复孙中山书》，见《黄兴集》第17～18页。
②《黄兴集》第34页。
起义牺牲了一大批革命精英，黄兴深感悲痛，一度产生了失望情绪。正在这时，同盟会中部总会决定以革命形势飞速发展的两湖地区为发难地点，黄兴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表示赞同，并指出尤以武昌为宜。
第四次选择武昌。这一选择，主要是两湖地区革命党人作出的，而黄兴则对长江流域特别是武汉的革命形势及时作出了正确的分析。他在1911年10月《复同盟会中部总会书》中说：“欣悉列公热心毅力，竞能于横流之日，组织干部，力图进取，钦佩何极！迩者蜀中风云激发，人心益愤，得公等规画一切，长江上下自可联贯一气，更能力争武汉。老谋深算，虽诸葛复生，不能易也。光复之基，即肇于此，何庆如之！”①在给冯自由的信中也说：“似此人心愤发，倚为主动，实确有把握，诚为不可得之机会。……且口以武汉之形势论，虽为四战之地，不足言守，然亦视其治兵之人何如。……今汉阳之兵器厂既归我有，则弹药不忧缺乏，武力自足与北部之兵力敌，长江下游亦驰檄可定。沿京汉铁路以北伐，势极利便。以言地利，亦足优为。前吾人之纯然注重于两粤而不注意于此者，以长江一带，吾人不易飞入，后来输运亦不便，且无确有可靠之军队，故不欲令为主动耳。今既有如此之实力，则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前本有陕西人井勿幕君在此运动，今已得有多数，势亦足自动，熊克武君已驰赴该处为之协助）、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急宜趁此机会，猛勇精进，较之徒在粤谋发起者，事半功倍。”②不难看出，黄兴对选择武昌为突破口是十分赞成的，并对起义的胜利前景充满了信心。其实，早在1906年前后，黄兴即注意到了两湖地区尤其是湖北地理位置之重要。他认为湖北为全国枢纽，是四战之地，“惟须有正式军队为主力，取汉阳兵工厂而有之，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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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兴集》第63页。
②《黄兴集》第66～67页。
以言战守”①。经过湖北革命党人的努力，湖北地区的新军日趋革命化，具备了以正式军队为主力的条件，因此，黄兴对两湖地区革命党人的选择很自然地表示了赞同和支持。
由此可见，黄兴关于武装起义地点的选择，是基于对当时主客观各种条件的分析研究作出的，因而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并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程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武装起义的战略战术
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和辛亥革命时期武装起义的主要组织者与指挥者之一，黄兴十分重视对武装起义艺术的探索，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战略战术思想。
（一）武装起义应有全局观念
黄兴在领导武装起义过程中，始终坚持“各省纷起”、全国各地有计划有组织地联合行动的思想，胸有全局观念。他在1910年5月给孙中山信中谈到的第二个问题即是各省的联合协同问题。他说：“联合他省之军队及会党，此最宜注意者。”他举例说：“今满洲之马杰及渤海之海贼，去岁萱野返日已带有二三人来，均有势力者。伊等只要求费用，即可活动。至少可集合三五千之众，扰乱满洲方面，趋近杀虎口、张家口一带（口外无兵，可随意越过），以惊撼北京，此则为出奇者也。……长江一带之会党，久已倾心于吾党，一有号召至，可助其威焰。尤以浙江一部为可用，王金发君等可得主动之。至三江之陆军，其将校半多同志……若事前与之联络，择其缜密者为之枢纽，势不难与两粤并。”②通过分析，黄兴得出结论：如果事先联络策应工作做得好，巨款募集成功，“择其紧要、办其缓急蹦图之，必有谷中一鸣众山皆应之象”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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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揆一：《黄兴传记》，见《辛亥革命》（四），第284页。
②③黄兴：《复孙中山书》，见《黄兴集》第19页。
亦即一省首义，很快就会得到备省响应。武昌首义爆发前，黄兴特地致信武汉革命党人，指出：“此次经营武汉，要格外慎重。各省没有打通以前，湖北一省千万不可轻举。必须迟至九月初旬，与原定计划中之十一省同时举义，方可操必胜之券。”①
为了协调各省之间的关系，黄兴还主张起义指挥机构应由各方面的人才组成。他指出：“组织总机关之人材，弟意必多求之各省同志中，以为将来调和省界之计”，“若我辈能虚怀咨商，不存意见，人未有不乐与共事者也”。②这也是黄兴胸怀全局的反映。正是由于黄兴坚持联合协同、互相策应，从起义全局考虑问题，与各省的革命党领导人经常取得联系，才使他成为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主要的军事活动家和领导人之一。
（二）起义应有集中统一的指挥
武装起义应实行集中统一的指挥，这是黄兴总结黄花岗起义失败的教训时得出的一个结论。1911年10月，他在给陈其美等人的信中说：“广州之败，半在统筹部组织之不善，纯慕文明参议体制，所以有廿七忽而解散、廿八忽而集合之活剧。不知发难之事，非专断不可，一容异议于其间，立可见其破败。拿破仑谓：‘一军之中，情愿有一劣将，不愿有两良将’。以言夫将虽劣而号令得专，军犹不至于溃散；若有两将，必备有主见，互相争议，军情必因之散漫，欲求制胜，何可得者？此言深得治军之理。吾党发难时之组织，不可不以军律行之。……计画一定，只有命令，不得违抗，如此庶可收指臂之效。若欲缩短革命时期，以速其成功，即军政府初成立时，亦当如是。”③这表明黄兴对厉行军律、统一指挥的认识更加深刻了。
（三）必须善于把握起义时机
黄兴是一个注重实际的革命家，作风笃实。他注意分析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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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兴：《致武汉同志书》，见《黄兴集》第62页。
②黄兴：《复孙中山书》，见《黄兴集》第20～21页。
③黄兴：《致陈其美等书》，见《黄兴集》第68～69页。
把握最有利的起义时机。武昌起义前夕，清朝的立宪骗局破产，某些曾受立宪骗局迷惑的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开始脱离清政府，加以清廷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导致四川保路风潮高涨，清政府的统治陷入全面危机。黄兴敏锐地预感到革命时机已经来临，便积极支持武汉革命党人适时发动起义。他在《致冯自由书》中指出：“似此人心愤发，倚为主动，实确有把握，诚为不可得之机会。若强为遏抑，或听其内部自发，吾人不为之指挥，恐有鱼烂之势，事诚可惜。”①他认为，“急宜趁此机会，猛勇精进”，即抓住有利时机，适时发动起义。起义前夕，他还以“吴楚英豪戈指日，江湖侠气剑如虹。能争汉上为先著，此复神州第一功”③的诗句激励武汉革命党人。
（四）积极争取外援
辛亥革命时期历次武装起义，除了得到华侨大力支援外，还或多或少地得到了国际友人的支援和帮助。孙中山和黄兴曾选择边境和沿海地区作为起义地点，就包含了争取外援的考虑。在组织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过程中，黄兴感到人才缺乏，曾致函日本友人富崎寅藏，请他“速招集步炮工佐尉官多名前来援助”③。黄花岗起义前夕，日本政府为了探视中国革命力量的虚实，曾派人到香港找黄兴了解情况，黄兴即“稍夸张出之，略言法、美国民皆表同情”④，以期影响日本政府，使之不干涉中国革命。争取有一个较好的国际环境，这也是用灵活的外交手法争取外援的一个方面。不过，黄兴对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认识不够深刻，以致临时政府成立之初，他对帝国主义仍抱有某些幻想。
（五）重视饷械的作用
黄兴很重视武器的重要作用。黄花岗起义前，他在《致邓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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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兴集》第66页。
②黄兴：《和谭人凤》，见《黄兴集》第71～72页。
③黄兴：《致富崎寅藏书》，见《黄兴集》第15页。
④黄兴：《复孙中山书》，见《黄兴集》第22页。
如书》中指出：“缘此间选锋效死之士甚多，专备发动时之冲锋陷阵，非有多少利器以资之，不足制胜。且不忍让其血肉相搏，损锐气而多失我人才也。”①由于环境的特殊，黄兴对武器的重视主要通过筹措经费、购置军械表现出来，因为起义所需武器多数购自海外，必须经费足才能多得武器。黄兴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并把它作为每次起义准备工作中最重要的内容。他强调指出：“能多得一分之财力，即多得一分预备之实力，所谓多多益善者也”②。
（六）以暗杀辅助起义
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暗杀作为一种特殊的斗争手段，曾多次被采用，当革命处于低潮时，更是如此。黄兴也主张在起义过程中辅以暗杀，认为“革命与暗杀，二者相辅而行，其收效至丰且速”③。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黄兴曾派人暗杀两广总督张鸣岐等人未遂。他后来回忆当时情形说：“弟自广州事败，愤同志死事之惨，即组织实行队，先为狙伏汉奸之计，以助革命大军之进行。盖二者相辅而行，乃能有济”④。护国战争前夕，黄兴又主张“广设暗杀机关，造起种种恐慌”⑤，将暗杀作为正规军事行动不可缺少的辅助手段。
以上六个方面，大体上反映了黄兴在参与领导武装起义过程中的战略战术思想，其主导方面是积极可取的。还必须指出，黄兴领导历次武装起义，明显的优点是英勇果敢，不畏强敌，但在作战指挥方面，表现为不够审慎，不够灵活，有时带有相当的冒险性和侥幸心理。以黄花岗起义为例，当广州地方当局已侦悉起义消息，实行严密戒备，而起义准备又不充分的情况下，黄兴竟同意少数同志不可改期起义的意见，仅率少数人孤军进攻督署，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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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兴集》第33页。
②黄兴：《致邓泽如书》，见《黄兴集》第25页。
③黄兴：《致伍平一等书》，见《黄兴集》第70页。
④黄兴：《致美洲筹饷局同志书》，见《黄兴集》第69页。
⑤黄兴：《致张孝准书》，见《黄兴集》第411页。
果伤亡惨重，起义遭到失败。这便是恩格斯曾批评的“玩弄起义”的冒险行为。
四、建军思想
黄兴的建军思想以辛亥革命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建军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和章太炎协助孙中山一起制订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核心是为推翻清朝统治，建立共和国，必须建立一支中华国民军。后期建军思想主要体现在临时政府建立后，他和孙中山一起领导制订的一系列军事法规性文件中，核心是建立一支旨在维护共和制度的资产阶级性质的近代化军队。
黄兴等认为，要实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必须有一支革命的武装，并要掌握兵权，否则，“不能秉政权”。为此，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制订了建立中华国民军的计划，内容包括军队编制体制、军队纪律、战士赏恤标准、军需制度以及瓦解敌军政策等。按黄兴等人的设想，中华国民军由国民组织而成，“以主义集合，非以私人号召”①。国民军的宗旨，就是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在军民关系上，强调军队肩负着国民的责任，“军队为人民戮力破敌，人民供军队之需要及不妨其安宁”，只要“战士不爱命，闾阎不惜其力，则革命可成，民政可立”。②这表明他们认识到了军队和人民互相依存的关系。在国民军的编制体制方面，主要是依照日本军制。在军队纪律方面，他们为国民军制订了22条纪律，要求官兵听从命令，遵守纪律，努力完成任务。国民军的后勤补给主要依靠募捐筹款、缴获、向境内人民有家产者借用现银和发行军事用票等方法来解决。在瓦解敌军方面，黄兴等人充分估计到在革命形势日益高涨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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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311页。
②《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97～298页。
况下，清朝官兵反戈一击的可能性，因此提出：“我国民之为满洲将士者须以大义自持……际此国民军大起之日，正当倒戈以向满洲政府，而与我国民军合为一体”①。同时规定，对转向革命的清军士兵，保证“论功行赏”，“量才器使”。②这一政策在辛亥革命中被付诸实践，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中华国民军建军方案的提出，反映了以孙中山、黄兴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早期的建军思想。在后来的武装起义中，多次打出了中华国民军的大旗，但由于起义屡遭失败，迄未建立起统一的、正规的中华国民军，因此，上述建军思想很大程度上停留在理论上而已。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资产阶级革命派有可能运用国家的力量建立一支资产阶级近代化的军队了，于是，黄兴和孙中山一起，在短短的3个多月时间里，领导制订了一系列有关军队建设的法规性文件，体现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建设一支维护共和制度的近代化军队的思想。
在军事领导体制上，黄兴等仿照西方资本主义军事制度，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规定国家政体为总统制，临时大总统有统率海、陆军之权，下设陆军部、海军部和参谋部。陆军部、海军部掌管军事行政事宜，参谋部谋划国防用兵事宜。战时成立大本营，由大总统直接实施军事指挥。南北议和后，《临时约法》改政体为总理制，陆军部、海军部改隶国务总理。
在军队编制体制上，主要是仿照日本军制。1912年1月黄兴任陆军总长后，随即领导制订了《陆军暂行编制》，规定中华民国军队各级建制单位的名称为军、师、旅、团、营、连、排、班，军、师两级建立司令部，同时，在陆军中增编机关枪分队。同年3月，黄兴电令各省都督：“现今军队林立，名目繁多，亟宜编定序列，以谋统一。现已经本部编列二十一师外，其各省军队未经编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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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312页。
②《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315页。
应请贵都督转饬各军，以按次编列”①。由于条件所限，这次整编只完成了名称的统一，装备、兵员、训练等项均未完成。即使如此，它在推进中国军事近代化、正规化方面仍然起了重要作用。
陆军人事制度方面，黄兴也领导制订了相应的条令条例，如《陆军官制》、《陆军暂行给予令》、《勋章章程》、《陆军军人补官任职令》、《陆军官佐免官免职令》、《陆军官佐暂行补官简章》等。但由于南京临时政府存在的时间短暂，起义各省政令尚未统一，因而上述条令条例并未得到完全执行。
黄兴很重视军队的制度建设和正规化建设，并且进行了一些实践，这是他建军思想积极的一面。但是，黄兴曾一度忽视了用革命思想统一军队的思想，也没有特别强调资产阶级政党必须牢牢掌握军队领导权的问题。孙中山尚未正式交权之前，黄兴就致电袁世凯，要袁“速简贤能接充（陆军部长），以重军务”②。任南京留守期间，他未能在裁减军队过程中，着意经营，编组一支精悍的忠于民主革命的军队，以致在尔后的讨袁战争中造成极大的困难。当然，这与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革命派所实行的政治路线有关。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对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曾抱有幻想，将政权转让给他，军事上也就服从于“调和南北，破除猜疑”的目的，主动放弃了对南方军队的领导权。黄兴建军思想的缺陷，是由中国资产阶级本身的妥协性、软弱性和革命不彻底性所决定的。
五、治军思想
黄兴在组织和领导武装起义过程中，依靠的多是会党和新军。如何管理参加起义的队伍，是革命党人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黄兴在这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他的治军思想于此也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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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二辑，第258页。
②黄兴：《致袁世凯电》，见《黄兴集》第133页。
治军首重纪律，黄兴等对此非常重视，在制订《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时即列有军纪22条。黄花岗起义之所以失败，和一些
革命党人无视纪律不无关系，黄兴对此感受尤深，认识到只有令行禁止，才能保证军队的战斗力。在汉口汉阳保卫战期间，黄兴一再重申战场纪律，对违犯纪律的军官和士兵坚持执行军法。担任南京留守期间，曾有部分赣军索饷哗变，黄兴坚决予以平息，并赔偿商民经济损失，使整个南京地区军纪肃然。
黄兴注意身先士卒，并以革命党人的勇敢与牺牲精神教育会党和新军。1907年钦廉防城起义时，黄兴曾冒险亲自潜入清军郭人漳部军营，策动该部起义，虽未达目的，但其英雄行为却使众人为之感动。1908年3月钦州马笃山起义期间，黄兴亲率旅越青年200余人组成的中华国民军南军，在40多天时间里，转战广东、广西边境的几十个村镇，大小数十战，先后击败万余清军，使敌人闻风丧胆。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前，黄兴写下了“本日驰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书此以当绝笔”①的悲壮绝命辞。在战斗中，他亲率“选锋”猛攻两广总督署，虽被敌人打断手指，仍坚持战斗。汉阳保卫战期间，黄兴把司令部设在前线，在强敌进攻面前毫无惧色，表现了一个民主革命家的英雄气概。
用同盟会的纲领教育会党和新军，使之成为革命的依靠力量，这也是黄兴治军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1906年秋，湘赣边区会党反清活动活跃，时在日本的黄兴，派刘道一等人回国对其进行指导。他对刘道一等人说，现在倡义的是国民革命，而不是古代的英雄革命，而“洪会中人，犹以推翻满清，为袭取汉高祖、明太祖、洪天王之故智，而有帝制自为之心，未悉共和真理……望时以民族主义、国民主义，多方指导为宜”②。刘道一等按黄兴的要求进行活动，使会党首领龚春台等人受到很大教育。因此，萍浏醴起义爆发后，龚春台一发布的檄文中出现了“奉中华民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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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兴：《致梅培臣等书》，见《黄兴集》第40页。
②刘揆一：《黄兴传记》，见《辛亥革命》（四），第284页。
命”字样，并宣称“本督师于将来之建设，不但驱逐鞑虏，不使少数之异族专其权利，且必破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上。必建立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①另外，黄兴还根据会党山头林立、组织松散等特点，用太平天国领袖们互争权势，自相残杀，以致被清军打败的教训，教育会党“一要服从首领，二要弟兄们同生死，共患难……不能有丝毫私意、私见、私利、私图”②。这些内容，也是比较有针对性的。
黄兴一生戎马倥偬，没有来得及系统总结其全部军事活动的经验教训，因此，只能根据遗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函电等资料及其具体军事活动进行综合分析，勾勒其军事思想的大致轮廓。尽管如此，在不甚发达和繁荣的中国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园地中，黄兴有关武装起义的战略战术思想和建军、治军思想等内容，仍不失为值得珍视的宝贵军事历史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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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辛亥革命》（二），第477页。
②黄兴：《与李贻燕等的谈话》，见《黄兴集》第212页。
后 记
《清代后期军事史》是在《中国军事通史》编委会的指导下，由军事科学院战略部第三研究室并约请部分同志集体编写而成，初稿的撰写分工是：
施渡桥：绪论，第三、四、九、十九章。梁巨祥：第十七、二十一章。谢健：第一、二、六、七、十四、二十二、二十七章，第十、十一、十二章一部分，第十三章第一节，第二十八章第一节。王楚良：第十、十五、十八章，第十一章一部分。毛振发：第十二、十六、二十、二十三、二十五、二十六章，第二十四章第二节。黄水华：第二十八章第二节。另聘请张一文同志撰写了第五、八章；陆方同志撰写了第十三章第二节；皮明勇同志撰写了第二十四章第一节。王式金、邱心田同志也为本书提供过部分初稿。
本书上下两册由施渡桥、梁巨祥同志分别统改，并共同审定。谢健同志协助施渡桥、梁巨祥同志进行组织协调工作，并与王楚良、黄水华同志负责图表绘制和文字校对。
我们在编写过程中，虽然注意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广泛占有资料，借鉴吸取新的研究成果，着力探索晚清军事的发展进程和经验教训，力求客观准确地反映这一时期的军事特点和规律，但受学术水平所限，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