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武装起义思想的形成
二、关于起义地点的选择
三、武装起义的战略战术
四、建军思想
五、治军思想
后 记
书末附图：
19、清军收复新疆作战经过示意图
20、中法战争形势图
21、镇南关大捷经过示意图
22、中日甲午战争形势图
23、平壤之战示意图
24、辽东半岛之战示意图
25、山东半岛之战经过示意图
26、台湾军民抗日经过示意图
27、八国联军侵华形势图
28、天津之战示意图
29、抗击俄军入侵东北的战争示意图
30、抗击英军入侵西藏的战争示意图
31、江孜反击战经过示意图
32、武昌起义示意图
33、保卫汉口之战示意图
34、保卫汉阳之战示意图
35、苏浙联军进攻南京之战示意图
绪 论
1840年（道光二十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是清代历史由前期转为后期的分界线，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1911年（宣统三年）发生的辛亥革命，标志着清代历史的终结，同时也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消亡。本卷所叙述的主要内容，就是从1840至1911年这72年间中国在军事方面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及其特点和规律。
一
1644年（清顺治元年），东北地区的清军攻入关内，占领北京，进而镇压农民起义，击败南明势力，在整个中国建立起代表满汉地主阶级利益的新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就在这时，欧洲的英国已爆发了推翻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革命，揭开了世界近代史的扉页，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18世纪70～80年代，法国和美国也进入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此后，又有一屿国家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它们和英国一样，先后进行了以机器代替手工操作的工业革命，使生产力得到迅猛发展。同时，对外的殖民掠夺也日益频繁。从此，资本主义潮流冲击着全球，将封闭落后的国家和民族纷纷卷入资本主义的旋涡。地大物博的中国，自然成为资本主义列强垂涎的主要对象。由于清王朝以“大朝上国”自居，长期奉行闭关锁国政策，闭目塞听，盲目自大，因循守旧，以致到了嘉庆年间，国势日趋衰微，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都处于落后状态，各种矛盾不断激化，社会动荡不安，呈现出“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穷途末路景象。于是，正积极对外进行殖民扩张的英国，便以保护非法的鸦片贸易为借口，悍然于1840年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继1842年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之后，1844年，美、法等国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从此，独立自主的封建的中国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前者又逐渐成为最主要的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①为了维护国家的独立自主，谋求国家的繁荣富强，中国广大民众和社会各阶层进步人士，在空前惨重的灾难中，奋起搏击，前赴后继，一次又一次地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战争和反对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战争。与此同时，积极学习和引进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社会经济，发起各种旨在推动社会进步的改良和革命运动，使中华民族在屈辱沉沦与求索奋进并存的环境中，艰难而又曲折地向近代化的道路迈进。就军事而言，也正是在这波澜迭起、烽火连天的艰险历程中，逐渐弃旧图新，令人瞩目地向近代化方向发展，并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武器装备不断改善
鸦片战争前，清军冷热兵器并用，一般是弓箭、刀矛六成，鸟枪、抬枪四成，火炮的数量极少，性能也很落后。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具有远见卓识的林则徐、魏源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著名思想，倡导引进西方先进武器，改变清军装备落后状态。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奕?、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师承林、魏，积极购买和仿制先进的枪炮，首先用以装备淮军和八旗洋枪队。与此同时，聘请洋员，对部队实行新式操练。到了70～80年代，由绿营选练的“练军”和由裁剩的湘淮军改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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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2页。
“防军”，已较多地装备了近代枪炮，刀矛、弓箭等冷兵器逐渐退居次要地位。90年代，由袁世凯和张之洞分别编练的“新建陆军”和“自强军”，以及20世纪初全国统一编练的新军，则已完全用火器代替了冷兵器，不但武器的性能更为先进，而且形制渐趋统一。由绿营、勇营改编而成的巡防营等地方武装，虽然还是新旧武器杂陈，但也基本上过渡到了以火器为主的阶段。至于新组建的海军，其装备则主要由先进的铁甲舰、巡洋舰、鱼雷艇等组成，与旧式水师简陋的“帆篷舟楫，艇船炮划”相比，已有霄壤之别。另外，在一些重要海口修筑了海防工程，添设了较为先进的海岸炮、炮艇和水雷等新式武器装备。
（二）编制体制日趋合理
两次鸦片战争时期的清朝制兵八旗和绿营，只有步兵和骑兵各自独立编组。在镇压太平军时组建的湘军陆师、水师，以营为基本单位，是比较典型的单一营制。19世纪60年代初组建的淮军，开始时完全承袭湘军营制，但不久就建立了炮营，成为中国近代炮兵的发韧。中日甲午战争和反对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以后，清政府开始认识到军队的单一营制已不适应近代战争的需要，于是从“新建陆军”和“自强军”开始，组建以步兵为主，骑兵、炮兵、工程兵、辎重兵为辅的合成军队。在编练新军时，进一步统一了陆军的编制。在兵役制度方面，开始由世兵制向募兵制与义务兵役制相结合的方向发展。在武装力量体制方面，规定新军由常备军、续备军、后备军三部分组成，由陆军部统一领导。另有地方武装巡防队。由于实行上述变革，清军的编制体制日趋合理。
另外，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强劲的“欧风美雨”冲击下，清军中的一些官兵受到了先进思想的熏染。特别是一批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投笔从戎，在新军中秘密地进行宣传组织工作，终于使部分官兵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从而调转枪口，参加推翻清王朝的战争，开始了由封建军队向资产阶级式军队的转变，其编制体制也更趋近代化。
（三）作战方式日益近代化
在初期的反侵略战争中，清军经常采用线式阵地防御，要塞工事和野战工事的构筑非常简陋，步兵和骑兵通常以密集队形与拥有优势火力的侵略军交锋，且又缺乏有效的协同配合，以致遭到很大的伤亡。水师的战法则基本上停留在接舷跳帮、抛掷火罐、火攻夜袭的冷兵器时代，同样相当落后。通过战争实践和武器装备的改善，清军的作战方式逐渐发生了变化：开始注意翼侧和纵深设防，队形由密集趋向疏散，并出现了攻守结合的“地营”，步骑和步炮协同也渐趋娴熟。中法战争中，由老将冯子材指挥的镇南关之役，不仅注意在正面实行纵深设防，而且注意翼侧防御和侧后抄袭，重创法军后，又不失时机地进行追击，扩大战果，成为作战方式改进和指挥水平提高的一个明显标志。至于中日甲午战争中的黄海海战，尽管中方主将在指挥上有所失误，但毕竟是较高水平的海上决战，与反侵略战争初期清军水师的战法已截然不同。组建合成军队以后，对各兵种的任务作了明确的规定，既重视分练，又注意合练，并进行了接近实战的对抗性演习，各兵种协同作战的水平又有所提高。
（四）国防建设逐渐改善
清前期的设防，偏重于塞防而忽视海防。冷兵器与火器的制造主要依靠手工操作，设备简陋，技术落后。军报传递，主要依靠驿站，旷日持久，往往贻误战机。部队行军，依靠徒步和马车、帆船，行动迟缓。自洋务派于19世纪60年代开展自强活动以后，首先在上海、南京、天津、福州建立了仿制先进枪炮、战舰的近代军事工业，接着，许多省也纷纷效法，初步形成了近代军事工业体系。同时，还兴办了与军事工业密切相关的近代采矿、冶炼工业。针对西方列强不断从海上入侵，开始注意加强海口设防：依照西式改筑坚固炮台，安设新式火炮，添置守口炮艇和水雷，实行水陆依护。70年代和80年代，经过两次海防大讨论，决定进一步加强海防建设，先后建立了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海军，其中的北洋海军一度居世界第六位、亚洲第一位。同时，建立了旅顺和威海卫海军基地，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近代海防体系，成为中国海防建设的一个里程碑。与此同时，相应地加强了东北、西北、西南方向的塞防建设。此外，还兴办了电报和铁路，其中电报的建设尤为迅速，至19世纪末，基本形成了遍及全国的通信网络，加快了情报传递，改善了作战指挥。随着近代军事工业和海军的建立以及武器装备的改善，培养军事技术和指挥人才被提上议事日程，于是各种军事学堂应运而生。至20世纪初，全国已建立起由小学堂、中学堂、大学堂等组成的比较完整的军事教育体系。另外，还不断派遣学生出国留学。通过教育改革，相应地提高了军事人才的素质。所有这些，标志着国防建设已得到较好的改善。
（五）近代军事思想初步形成
上述四个方面的显著进步，是以军事思想的进步为先导的。林则徐、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著名思想，既是中西军事思想开始碰撞的产物，也是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萌芽。洋务派官僚继承和发展了林、魏的军事思想，决定学习外国“长技”，“师其所长，夺其所恃”。他们认为中国要自强，必先从练兵入手，而练兵尤应“添习火器，操演技艺”。于是，购买外国先进武器装备清军，聘请洋员进行西式操练。他们又认为练兵应“以制器为先”，便着手“觅制器之器”，通过购买西方机器，创建近代军事工业，仿制外国先进武器，“以为御侮之资，自强之本”。他们还认为，“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于是，积极筹建电报和铁路。随着先进枪炮、战船的日益增多，又意识到培养军事人才已是“当务之急”、“久远之图”，于是一面自己开办军事学堂，一面派遣学生出国留学。1874年发生日本侵台事件后，清政府开始意识到筹办海防“实为今日不可再缓之举”，决定购舰和造船，着手组建近代海军。中法战争结束后，清政府鉴于中国因缺乏强大的海军，以致法国舰队横行无忌，于是确立了“大治水师为主”的方针，从而使北洋海军得以较快建成。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提出：“仿用西法创练新兵为今日当务之急。”先后以德国、日本的军队为模式编练新军，从而由学习西方军队的“技术”进而学习西方军队的“制度”，开始摒弃清军的单一营制，向组建合成军队方向发展。此后，随着进化论、天赋人权学说的传播和维新变法思潮、民主革命思潮的相继涌现，西方的军事学术思想也开始在中国传播，有关阐述战争观、战略战术和近代兵役制度等内容的著作和刊物不断增多，并在中西军事思想融合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由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到学习军事制度以至军事学术，表明近代军事思想由浅层面向深层次发展，已处于初步形成完整体系的阶段。
二
清后期的军事，由于受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影响和制约，在其发展变化过程中呈现出如下特征。
（一）频繁的战争是清后期军事发展变化的动因
清朝统治集团虽然政治腐败，因循守旧，苟且偷安，但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不得不注意军事问题。特别是每当战败之后，便痛定思痛，程度不同地在军事领域中作些改革。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不久，道光帝便提出：海防“总以造船制炮为要”，陆防“总以火炮为先”，从而开始改变“以骑射为根本”的建军方针。19世纪50～60年代，为了有效地镇压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先后组建较有战斗力的湘军和淮军以取代不堪任战的八旗、绿营。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洋务派官僚决定改善军队的装备和训练，并建立“练军”和“防军”，借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19世纪70年代，边境危机纷至沓来，尤其是日军跨海入侵台湾，促使清政府把目光移到海防建设方面，着意组建近代海军。至于改革陆军营制，组建“新建陆军”、“自强军”和编练新军，则是吸取了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入侵战争失败的沉痛教训。
上述情况表明，清政府在军事领域的变革带有很大的被动性，以致缺乏总体规划，往往顾此失彼。例如，重视了海防建设，却放松了塞防建设，注意了军队武器装备、军事训练和编制体制的改革，却忽视了反侵略战争战略战术的研究和反帝爱国思想的教育。
（二）学习西方“长技”推动了中国军事的发展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朝野人士首先看到的是英军的“坚船利炮”，所以，林则徐和魏源及时地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以求改善清军的武器装备，加强清王朝的国家机器，维护其封建统治。洋务派学习西方长技，积极购买和仿制外国枪炮、战船，开始主要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后来主要为了抵御外侮，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然而，军队一旦装备了先进的武器，必将引起其它方面的变化。如淮军装备洋炮以后，便很快建立起新的兵种炮兵。此后，清统治者虽然一度迷恋于单一营制，使军队的编制体制的变革出现了滞后性，但经过战争实践，还是向适应发挥武器装备整体威力的合成军队方向转化，并初步形成类似野战军与地方军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同时，作战样式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新的武器装备的引进和新的军兵种的建立，还使军事人才的培养和选拔由世袭、军功和科举制度发展为开办新式军事学堂，并最终取代了世袭、科举制度。另外，新式武器装备的引进，还推动了近代军事工业以及与军事关系密切的电报、铁路的建设。由此可见，选择先进军事技术作为军事变革的突破口，虽然并非出于理性的认识，但确实是合乎规律的。
应当指出，军事变革需要发达的经济作后盾。洋务派官僚虽然重视引进先进武器，建立近代军事工业，随后又兴办轮船招商局、织布局等民用企业，企图通过求富以实现求强，确立了经济是军事的基础的正确思想，但因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加上以慈禧为首的统治集团骄奢淫逸，挥金如土，因而经济发展迟缓，经费拮据，科技落后，大大制约了军事的变革和发展。
（三）在“中体”与“西用”的矛盾中曲折地前进
清后期军事的发展变化，是在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下实现的。这一指导思想的本意，就是在保持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法观念的前提下，吸取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和其它技术，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应当承认，这一指导思想，在学习和引进西方“长技”方面，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可以用“中体”这一前提抵挡顽固派对引进西方技术的诋毁，减少来自习惯势力和传统观念的阻滞力，为学习西方“长技”开辟途径。但是，在封建主义躯体上嫁接西方先进的科技，终归是不协调的。它不仅会发生先进的社会生产力与没落的封建制度之间尖锐的矛盾和对抗，而且对军事改革的深化起着明显的障碍作用。主要表现为：长期停留在学习西方军事技术的浅层面，对属于“中体”范畴的较深层面的军队编制体制的改革，却抱着消极态度，虽然早已有了步兵、骑兵和炮兵，却长期停留在单一营制阶段。至于更深层次的西方先进的军事思想和军事学术，则更未引起重视，因而在战略战术方面抱残守缺，甚至用镇压农民起义军的“以有定制无定”等战法，对付拥有优势装备和先进战法的侵略军，成为在反侵略战争中败北的一个重要原因。随着中日甲午战争和反对八国联军入侵战争的相继失败，“西用”对“中体”的冲击日益尖锐，于是便有新军的出现和西方军事学术的传播。但是，无论是“新建陆军”还是全国统一编练的新军，仍然把封建宗法思想作为建军治军的根本。真正冲破这种思想禁锢，则是在20世纪初部分新军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之后。由上可见，“中体西用”这一指导思想，具有明显的阶级局限性和保守主义色彩，从总体上讲，其消极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四）在与顽固派的论争中艰难地发展
晚清的军事，是在与泥古不化、“恶西学如仇”的封建顽固派的论争中艰难地向前发展的。可以说，每前进一步，都会受到顽固派的诋毁和阻挠。例如，当林则徐、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时，顽固派则称西方的“长技”是“奇技淫巧”，不合乎中国的“圣人之道”。又如洋务派主张“师夷智以造船、制炮”，培养通晓外语和自然科学人才以求“自强”时，顽固派却认为只要“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便“足以制敌之命”。有的甚至称轮船为“至拙之船”，洋枪为“至蠢之器”。再如，当洋务派倡议建造与军事关系密切的铁路时，顽固派便列举25条理由加以反对，其中有一条认为修造铁路会惊动山川之神、龙王之宫、河伯之宅，其愚昧落后令人惊奇！不仅如此，他们还诋毁洋务派的求强、求富活动是“用夷变夏”、“祸国殃民”。顽固派的这些思想和言论，理所当然地遭到地主阶级改革派和洋务派的有力批判。魏源理直气壮地指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不仅不应反对，而且要认真学习。洋务派则针对顽固派盲目自大和“祖宗之制”概不能变的思想，针锋相对地指出，中国正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只有顺应形势，“稍变成法”，才能自强御侮，否则“战守皆不足恃”。同时，对顽固派的许多具体错误论点进行了辩驳。诚然，由于顽固派的思想和主张并不有利于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因而大多没有被最高统治者所采纳，未能最终阻挡晚清军事的发展变化。但是，他们在当时毕竟是一股颇具影响的政治势力，致使军事变革常常受制，举步维艰，更增添了腐朽没落的悲剧色彩。
（五）带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明显烙印
清后期军事的发展变化，几乎在每一领域都带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印记。在军事工业方面，虽然用机器代替了手工操作，但因缺乏近代工业体系作基础，因而不仅机器购自外国，技术专家聘自外国，甚至原材料和零部件都仰赖进口。另一方面，却对以机器大生产为特征的工厂实行封建衙门式的经营管理，严重束缚了生产的发展。在建军治军方面，虽然武器装备、编制体制和军事训练日趋近代化，但自从湘军开了“兵为将有”的先例以后，军队的封建依附关系愈演愈烈，并削弱了中央的兵权，形成了督抚专擅地方财政、军事大权和各自为政的局面。随着统治集团政治上日益腐败，武职官员的政治素质每况愈下，加上实行愚兵政策和封建家长制管理，严重挫伤了士兵的主动性和荣誉感，使人与武器不能很好结合，从而影响战斗力的提高。在作战方面，由于军队的私属性带来了派系林立，各分畛域，各保实力，互相观望，严重影响集中统一指挥和协调一致地作战。史实表明，不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羁绊，不发展近代民族工业和科学技术，就不可能使中国的军事近代化展翅高飞，阔步前进。
三
清后期进行了频繁的反侵略战争，无数爱国军民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奋勇杀敌，英勇捐躯，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同时，在反侵略战争的指导方面留下了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关于制定战略方针问题
历次反侵略战争的实践表明，只要战略方针切合客观实际，加上将士英勇作战和具有一定物质基础等条件，一般都能赢得战争的胜利。清军所以能够顺利地收复新疆失地，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左宗棠制定了“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正确方针。中法战争后期，中国之所以在军事上取得最后胜利，与清廷实行的东南沿海防御、北圻陆路反攻的战略方针比较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有着密切关系。与此相反，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清廷在战略指导上忽而高喊“大张挞伐”，忽而强调“羁縻为上”，缺乏贯彻始终的正确方针，结果以失败而告终。第三次鸦片战争时，清廷把主要兵力用于镇压太平军、捻军，而对入侵之敌实行“总以息兵为要”的方针，时刻准备与侵略者议和，自然不可能鼓舞士气，战胜侵略者。
（二）关于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问题
清后期的反侵略战争，主要是防御性战争。历史证明，只有积极防御，才能有效地战胜敌人。可是，清廷缺乏坚定的抗战决心，在其保守思想影响下，竞把消极防御当作法宝。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道光帝强调“沿海一体严密防范”，实际上是分兵把口，处处设防，被动应战的消极防御。消极防御，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陆战方面，清军株守营垒城堡，消极拒敌，结果营垒城堡尽失，溃不成军。海战方面，实行“保船制敌”，实质是保船避战的方针，结果使苦心经营近20年的北洋海军遭到全军覆没的厄运。
（三）关于集中兵力和机动作战问题
集中优势兵力，是战胜敌人的一条重要原则。可是，清政府在反侵略战争中常犯分兵拒敌的错误。虽然清军在一些战区内拥有优势兵力，但因分散部署，形不成拳头，以致在不少战役战斗中失去兵力优势，甚至反而处于劣势，成为作战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清军不重视机动作战，不懂得在运动中寻机歼敌。相反，往往实行浅纵深的阵地防御战，结果一旦阵地被敌突破，便全线溃退，丧失了反击能力。而中日甲午战争中，扼守摩天岭的清军聂士成部，一面“露宿以守”，一面“时出截杀”，主动绕击、伏击日军，终于以少胜多，粉碎了敌人的进攻。这一战例表明，把固守阵地与机动作战结合起来，是战胜敌军的有效战法。
（四）关于全民抗战问题
在历次反侵略战争中，人民群众自动拿起简陋的武器，机智灵活地打击敌人，表现出高昂的爱国热忱，使侵略者望而生畏。然而，清统治者非但不保护人民大众的抗战积极性，反而极力予以压制，甚至声称“患不在外而在内”，“攘外必先安内”，不敢把群众组织起来，执干戈以卫社稷，尤有甚者，在反对八国联军入侵战争中，慈禧集团先则诱使“扶清灭洋”的义和团盲目排外，后又杀机毕露，宣称“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非痛予铲除不可”。于是成批义和团员在国内外敌人共同镇压下，倒于血泊之中，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终于彻底失败。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有依靠群众，才能取得民族战争的胜利；否则，必败无疑。
四
以太平天国为首的各族人民起义战争，使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最后却都以失败而告终。造成这种历史悲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也有一些共性的问题值得深思。
（一）关于起义武装的领导问题
太平天国起义之初，便形成了一个以洪秀全为首的比较坚强的领导核心，实行集体决策，集中兵力作战。因而所向披靡，取得了攻克南京，建立农民革命政权的胜利。1856年天京内讧以后，早期形成的领导核心陷于崩溃，战争形势也随之逆转。后期，虽然重建了新的领导核心，但因分散主义日益抬头，已不可能像早期那样实施集中统一的领导和指挥，终于败在指挥统一、行动一致的湘、淮军和雇佣军洋枪队之手。其他起义武装，大都是在各自的首领统率下，分散作战，互不统属，各自为政。有时虽互相协同配合作战，但缺乏组织上的保证，也难于发挥整体威力。起义武装的上述弱点，正好给清军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机会。
（二）关于起义武装的建设问题
太平天国金田起义时，即将起义群众编组成编制正规、纪律严明的“陆营”，稍后又组建正规的“土营”和“水营”。官兵之间“寝食必俱，情同骨肉”。正是依靠这支组织严密、上下同心、斗志旺盛的军队，将八旗、绿营打得溃不成军。后期，太平军的数量虽不断增加，但伴随领导集团逐渐向封建主义转化，军队的离心倾向日益抬头，编制日趋混乱，纪律日益废弛，官兵矛盾逐渐加剧，战斗力不断下降，因而在不少战役战斗中为兵力处于劣势的湘、淮军和洋枪队所败。其他起义武装，不仅武器窳劣，而且组织松散，有的甚至处于“居者为农，出者为兵”的半农半军状态。所以，只能与散处各地或临时拼凑而成的绿营交锋，而无法抵挡武器良好、组织严密的湘、淮军的进攻。
（三）关于战略决策问题
太平军离开广西后，于1852年在湖南道州作出了比较符合实际的“专意金陵”的战略决策，终于取得了进军长江流域，占武昌、克南京的重大胜利。而奠都天京（今南京）以后，由于对敌我形势估计错误，贸然作出了北伐与西征同时进行的冒险主义的战略决策，结果北伐军在清军围攻下全军覆没，西征军在经过严重挫折后虽取得了一定胜利，但也付出了水营基本丧失的重大代价。后期，太甲天国又多次出现战略失误，因而在战场上日益陷于被动。其他起义武装的失败，也无不与或冒险进攻或单纯防御等战略决策失误有关。
（四）关于建立根据地问题
太平天国前期建立的皖赣根据地以及后期开辟的苏浙根据地，对于维持天京政权和支援战争起了积极作用。滇西回民军建立了以大理为中心的根据地，多次粉碎了清军的“围剿”。贵州各族人民起义武装，依托险峻山区建立小块根据地，常使清军望山兴叹。大成国起义武装建立了以浔州为中心的根据地，占领了大半个广西。但是，由于各支起义武装的领导者，未能提出充分发动和解放农民，组织和武装农民的正确纲领，因而也就无法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有效地发挥战略基地的作用。捻军人多势众，善于进行“飘忽莫测”的流动作战，但忽视根据地的建设，因而虽然一再重创清军，却因没有固定的立足之地，部队得不到休整补充，以致难以坚持持久作战，成为最后败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
军事史涵盖军事的各个方面，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是一项内容极其广泛、复杂的系统下程。只有理顺各个侧面、各个层次之间的相互关系，分清主次，把握中心环节（亦即军事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才能纲举目张，构成比较完整、清晰的体系。清后期的军事史究竟以什么为中心环节，史学界的意见并不一致，有的认为应以军队建设为中心环节，有的认为应以战争为中心环节，有的认为应以战争和军队建设为中心环节，有的认为应以军事技术为中心环节，见仁见智，各抒己见。根据我们对清后期军事领域各个侧而的探索，认为编写这一时期的军事史，以战争为巾心环节，比较顺理成章。因为如前所说，尽管以武器装备为主要内容的军事技术是晚清军事发展的突破口，但无论是武器装备的改善，军队编制体制的变革，近代军事工业的建立，近代海军的组建，还是作战方式的改变，近代军事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无一不与战争特别是反侵略战争有着直接的关系，并随着一次又一次的战争不断发展变化。据此，本卷的框架，基本上以战争为主轴，按照历史发展顺序，分别安排军事史的各个重要侧面，力求使这一时期军事的发展变化呈现出比较清晰的脉络。
另外，我们还对一些内容作了如下处理。其一，鉴于战略战术与战争的关系最为密切，是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而将这一侧面融合在各次战争中予以体现，而不专门列章。这样，既能加深历次战争得失的探讨，又使战略战术问题不孤不空。其二，对于作为军事领域最高层次的军事思想，着重探讨各个阶段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这样处理，虽然面显得狭窄了一些，但却能比较集中地反映军事思想发展变化的轨迹，与其它重要侧面的相互关系也比较协调。另外，本卷的下限为1911年的辛亥革命，但为了使读者对孙中山、黄兴的军事思想有较完整的了解，在时间上稍有后延。其三，为了避免散乱，有些侧面，如海防边防建设、军事教育、兵书与军事刊物等，不按时序分散安排，而是单列专章，集中反映，使读者对此有一比较系统的了解。
清后期的历史虽然较短，但伴随社会急剧变化而发生的军事方面的变化异常迅速，范围也相当广泛，并有许多与其它历史时期不同的特点，对尔后军事的发展颇有影响，且与现代接近，值得呕心探析，以资借鉴。本卷的出版，权充引玉之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