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
西方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后，对内镇压封建复辟势力，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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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高宗实录》，中华书局影印本，卷1435，第185页。
外争夺殖民统治，经历了频繁的战争，并随着近代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军队的武器装备以至编制体制、作战方式都得到迅速的发展和改善，从而建立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武装力量。
（一）火器取代了冷兵器
中国的火药与火器制造技术在14世纪传入欧洲以后，至17世纪30年代，欧洲开始进入火器时代。此后，不少国家注意对炮身、炮架、牵引工具和炮弹的研究和改进，推动了火炮的发展。至19世纪初，欧洲各国已能用生铁和铜铸造各种滑膛前装火炮，并依其口径与炮管长度之比例和性能特征，区分为加农炮、榴弹炮和臼炮；炮身重量从几百斤、几千斤直至万余斤；口径从几英寸到十余英寸；炮弹有实心弹、霰弹、燃烧弹，弹重从几磅到几十磅。野战炮一般发射6磅至12磅炮弹。火炮有效射程一般约1000-2000米，每分钟可发射2至3发炮弹。随着炮车的不断改进，火炮的机动性也大大增强。当时，英国军队主要装备榴弹炮和加农炮，另有少量臼炮。法国军队装备了新式的轻型12磅加农炮。俄军则主要装备6至8磅的野战炮。从此，火炮便成为欧洲各国作战的重要武器。如法、俄两国在1812年的博罗迪诺会战中，法军投入587门火炮，俄军集中了640门火炮。到19世纪中叶，滑膛炮开始被线膛炮所代替，球形实心弹开始被榴弹和霰弹所代替，火炮的技术性能又一次得到较大改进，使用也就更加普遍。
西欧国家对步枪构造的改进，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先后由火绳枪发展为燧发枪。1818年，英国研制成含雷汞击发药的火帽，用于步枪的发射装置，使击发枪机向前推进了一步。此后，欧洲步枪的发射装置又有较大的创新，其中最重要的是德国在1835年研制成用击针打击点火药，引燃火药，发射弹头的机柄式步枪，亦称击针枪。它明显地提高了射速，使射手能以任何姿势（卧、跪或行进中）进行装弹射击，因而更便于实战。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军所使用的博克式步枪，就是这种类型的击发枪，其最大射程为220米，每分钟可发射2至3发子弹。另外，还有少量布仑斯威克式击发枪，不怕风雨，击发灵便。
（二）军兵种建设趋向正规化近代化
随着枪炮等火器的日益改进，欧洲军队的军兵种建设也日趋正规化近代化。鸦片战争前，除英国外，其它欧洲国家已普遍实行征兵制，服役期限多数为3至6年，也有1至2年的，只有俄国长达15年至25年。有些国家还实行预备役制度，以便平时养兵较少，战时又有足够的兵员。此外，英法等国还招募外籍雇佣兵。平时，大多数国家陆军的最高编制为团，下属营、连两级。步兵一般以营为战术单位，骑兵一般以连为战术单位。战时，则有军、师、旅的合成军建制。当时，英国约有陆军14万，连同用于内卫的国民军，共约20万，已成为一支初具规模的多兵种合成的近代化军队。在编制方面，步兵团辖3个营，营辖10个连，每连有士兵90至120人。炮兵团辖12个营，每营辖8个连，每连有火炮6门。骑炮旅辖7个炮兵连、1个火箭连。骑兵团辖4个连，每连有士兵250人（战时编制）。法国系欧洲拥有军队最多的国家之一，常备陆军经常保持在50万以上。步兵有100个基干团（其中25个轻步兵团），每团辖3个营，每营8个野战连（1个掷弹兵连、1个轻骑兵连、6个基干连）。另有10个猎兵营（每营10个连）和专门在非洲服役的21个营。骑兵有重骑兵（即预备队骑兵）12个团，基干骑兵20个团，轻骑兵21个团，和驻非洲的轻骑兵7个团。每团6个连，每连190人（轻骑兵连200人）。炮兵有专门用于攻城的步炮团、战时编入步兵师的基干团、骑炮团和架桥团，每个炮团12个连，每连火炮6门。法国军官大多受过良好的训练，具有较丰富的带兵练兵经验，是欧洲军队中的佼佼者。特别是19世纪初，法皇拿破仑一世着意改革军事指挥体制，改进师的编制，并把步兵、骑兵、炮兵合编到师与军的建制之中，发挥协同作战的威力。同时，改进补给制度，使军队更便于机动作战。这些改进，对法国军队以至整个欧洲军队的建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为了适应对外侵略扩张的需要，资本主义列强纷纷加强海军的建设，其中以英国最快，法国次之。自1807年美国发明第一艘用蒸汽作动力的客轮以后，英国于1811年便仿制成功，1830年又制成第一艘铁质明轮蒸汽船。这种船只受风向和水的流向影响较小，加快了航速，增强了机动性。但因蒸汽机体积庞大，机器和燃烧用煤占很大的面积和重量，以致装载火炮的数量受到限制，加以机器和划水轮都暴露在外，战时易遭敌方炮火摧毁。因此，19世纪40年代前后，蒸汽船一般用于巡航、侦察、通信和短途运输。鸦片战争时，英国的战列舰依然依靠帆力。即使如此，也是当时世界上先进的战舰。其船帮由表里两层组成，外包铁皮，内衬木板，底亦双层，故有夹板船之称。其排水量，大者上千吨，小者数百吨。大型舰长108米，可载六七百人；有两至三层甲板，分别装备80到120门火炮，发射32磅炮弹；舰首舰尾装有可发射56磅和68磅实心弹的加农炮，或装有可发射爆炸弹的大口径臼炮，有效射程约1000米～2000米，具有相当大的摧毁力和杀伤力。中型舰装备50～78门火炮，小型舰装备22～34门火炮，最小的装备10～22门火炮。火炮射速一般已达每分钟1～2发。大、中、小各型舰船及其火炮，可以在不同距离发扬火力优势，并互相支援作战。此外，还装设了先进的罗经导航，运用望远镜观察。1836年，英国拥有大小舰艇560艘”总吨位约50万吨，居欧洲第一位。这时，法国军舰的技术水平和战斗性能与英国军舰大致相同，其最大的战舰装有131门火炮，但舰艇数量少于英国，1815年拥有大小战舰158艘，至19世纪30年代仍无人的发展。俄国的海军编有波罗的海和黑海两个舰队以及阿尔汉格尔斯克、里海、堪察加三个分舰队，其实力仅次于英、法，居世界第三位。美国的海军建设较晚，但发展的速度较快，其大型巡航舰的性能优于其它国家同类型的军舰。
（三）作战方式不断适应战争的需要
资产阶级革命不仅为军队提供了新的技术装备，促进了编制体制的变化，而且为作战方式的变革创造了条件，使之更适应战争的需要。这种变革，突出地反映在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拿破仑一世时期的战争中。拿破仑利用由广大农民参加的人数众多、装备良好和具有灵活性、机动性的军队，创造了一套新的作战方法。他强调进攻，并把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放在首位。他善于集中优势兵力兵器于主要作战方向，以便各个击破敌人，争取战争的主动权。他还善于迅速地机动部队，出其不意地攻击敌方的翼侧和后方，收到奇袭的效果。他不仅重视步、骑、炮兵的协同作战，而且吸取了美国独立战争中散兵战的经验，采用了以纵队为基础，使散兵线与纵队相结合的队形，以第一线的散兵和第二线保持纵队的各营，向敌人纵深很浅的横队攻击，通常能取得良好的战果。上述新的作战方法，在1813年以后为欧洲各国普遍采用，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许多国家奉为经典。
英国在相继击败和削弱了西班牙、荷兰、法国和丹麦的舰队以后，便跃居世界头号海军大国的地位，掌握了世界主要海域的制海权。在长期的海战中，英国海军不仅形成了一套适应帆力舰时代的作战方法，而且积累了掠夺海外殖民地战争的经验。它首先用炮舰轰开被侵略国家的某些重要通商口岸，建立军事和贸易据点，然后逐渐向内地渗透。在抢占对方设防的口岸时，往往集中优势舰炮轰击对方的炮台和防御工事，压制岸炮火力，掩护陆战队登陆，从正面和翼侧发动进攻，占领对方的炮台，进而攻取沿海、沿江城市，在海陆协同的登陆作战方面，创造了许多成功的战例。
英、法等资本主义列强，凭借武器先进、组织良好和富有实战经验的军队到处横冲直撞，打开了一个又一个不发达国家的大门，在世界范围内争夺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为发展资本主义
经济创造条件。
二、日益衰败的封建中国的军事
与资本主义列强相反，清朝在军事方面，随着政治腐败和经济落后而日趋衰落。
清王朝的经制兵八旗和绿营，在鸦片战争前，约有80万（其中八旗约20万，绿营60万），数量上多于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但是，军队的素质每况愈下，无法与资本主义国家军队相比。1796～1804年（嘉庆元年至九年），清政府镇压川、楚、陕白莲教起义，消耗白银2亿两，但军队畏缩不前，无法对付起义武装，不得不依靠罗思举等统率的随征乡勇（俗称“甘勇”）①，代替正规军冲锋陷阵。清军的腐败和落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军制十分落后
清军的军制相当落后，弊病甚多，突出反映在下列三个方面。
1、体制不统一，地位不平等，指挥不协调
清王朝为了维护满族贵族对全国的统治，将“开国”之军八旗兵“恃为长城”，一半以上担负警卫宫阙、拱卫京城任务，其余则集中驻防于全国各战略要地，以便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同时监视绿营兵。八旗兵之在京都者由亲王统驭，在外地者由直接听命于皇帝的满、蒙族将军统驭，即使负责全国军事的兵部也无权指挥调动。这样，不仅人为地造成八旗与绿营之间的矛盾，而且严重影响军队的集中统一指挥。
清政府在民族歧视思想支配下，对于由汉人组成的绿营兵奉行既依赖又防范的方针。为了对它实行有效的控制，采取“以文制武”、“化整为散”的政策。“以文制武”，即地方最高行政长官总督有统率所辖省区绿营之权（不设总督的地区由巡抚兼任提督），为各省区绿营的最高统帅。武职官员提督、总兵有管辖各省区绿营之权，却受督、抚节制监督，遇有战事，无调动部队之权。而督、抚又受制于中央，有关军事问题须经兵部审核，由皇帝降旨，方能施行。“化整为散”，即除由督、抚、提、镇直接统辖的亲兵（多者四五营、少者二三营）相对集中驻防外，其他则分成许多营、汛，散驻各地，以便镇慑地方，同时达到“强干弱枝”之目的，避免尾大不掉之患。此外，绿营“兵皆土籍”、“将皆升转”，将领调离时，士兵不得随将领行动。实行这些政策，固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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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当时的“官勇”，粮饷由公家供给，作战时归八旗、绿营将领指挥。
利于集兵权于中央，但是一旦遇有战事，只好东抽西调，零星拼凑成军，临时指派统将，不但迁延时日，而且兵与兵不相习，将与兵不相通，很难成为组织严密的有战斗力的部队。加上指挥系统重床叠架，互相掣肘，以致往往贻误战机，并很难彼此相顾、协力作战。
2、实行极不合理的俸饷制度
八旗与绿营，不仅政治上不一视同仁，经济上也厚彼薄此。按清廷规定的粮饷制度，八旗武官的正俸银比同一级的绿营武官高出1～4倍。此外，还有相当可观的俸米、旗地和高于正俸银几倍、几十倍的“养廉”银以及皇帝临时发给的赏银。而绿营武官除正俸和“养廉”银外，一般很少特殊照顾。以赏银为例，除地处烟瘴的云南提督、总兵和孤悬巨浸、远隔重洋的台湾总兵，每年分别给予赏银500两和300两外，其它各省的提督、总兵则无此例。士兵待遇的差别也很大。八旗士兵平时的月饷银平均达5～7两。此外还有世袭土地，多者几十亩，少者十几亩。而绿营士兵平时的饷银，马兵月支2两、战兵月支1.5两、守兵月支l两，另各给米3斗，除各种惯例扣除和将弁的非法侵吞外，实际收入更少。绿营士兵由于俸饷过低，加上嘉庆、道光年间米价大幅度上涨，每石“丰岁二两，俭岁三两，荒岁四两”，根本无法养家糊口，所以只得混迹市肆，或充小贩，或作手艺，以补家用，名充行伍，实等市佣。加之绿营实行世兵制，父兄在伍，子弟充当“余丁”，遇有缺额，先从余丁中挑补。因余丁可支5钱月饷，故多以幼小羸弱者挂余丁之名，壮健者另谋生计。这样世代相承，便形成老弱残兵充斥营伍。战时，绿营虽另有“出征赏银”、“出征借银”、“月支盐菜银”、“日支口粮”等俸饷则例，而且开支巨大，但并不能有效地改变由于平时的低薪制所造成的部队素质低下的状况。此外，无论八旗还是绿营，官兵之间的薪饷差距也过大。以绿营为例，最高级军官提督与守兵之间的薪饷相差约217倍，最下级军官把总与守兵之间的薪饷相差为4倍多。这种俸饷制度，不仅人为地制造了两种军队之间的矛盾，而且制造了官兵之间的矛盾，不利于军队内部的团结和战斗力的提高。
3、沾沾自喜于“以弧矢定天下”，忽视武器装备的改进
长期以来，清军都装备着弓矢、矛戟、刀斧、椎梃、蒙盾等冷兵器，和旧式的鸟枪、抬枪以及少量火炮，直至鸦片战争时，仍然是冷热兵器并用，技术上亦无改进。
清政府虽然在满、蒙八旗兵中成立了配有火炮的火器营（汉八旗只有40人的炮队），但始终以弓箭、腰刀、长枪、盾牌等冷兵器为主。绿营兵所配的鸟枪和抬枪，一般只占3～5成，少数边远省份约5～6成；火炮平均每1000人10门（主要是轻型炮），后又下令除沿海、沿边、城池要隘以及水师战船的火炮原封不动外，其他成地的火炮一律撤回，存于督、抚、提、镇驻地的库内，待有战事时临时酌发。绿营兵的冷热兵器分别按队编配。如在广东，一个1000人的营，分成20队，其中马上弓箭手4队，马下弓箭手2队，鸟枪手10队，炮手1队，藤牌手1队，大刀手1队，长矛手1队。鸦片战争前夕，虽又出现重视热兵器的倾向，强调“军储利器，枪炮为先，全在提炼硝磺，精造火药，方能致远摧坚”①。绿营陆师冷热兵器的编配比例，由弓箭刀矛6成、鸟枪抬枪4成改为鸟枪抬枪6成、弓箭刀矛4成，但也只是微小的变化，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无法与西方国家的军队相比。
清军的武器装备落后，除了思想保守外，根本原因在于缺乏近代工业。首先，手工开采的铜、铁、硫、硝等矿业，不是日益发展，而是不断萎缩。其次，用手工制造的枪、炮和火药，一般都存在工艺粗糙，质量低劣的问题。例如火药的研制，因缺乏科学的定量和定性分析，很难达到最佳效能。又如手工制造鸟枪，一个工匠需30个工作日才能造出一杆枪，其有效射程只有100米左右，而且射速慢、精度差。手工制造的重炮，不仅射程短，而且装填、瞄准费时费力，还极易发生膛炸。至于后装炮，因后膛闭锁问题难以解决，加之威力不大，故没有装备部队。此外，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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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宣宗实录》，中华书局影印本，卷290，第10～11页。
鸟枪还是火炮，种类繁多，形制不一，给使用带来极大不便。
清军军制方面的这些弊病，成了提高官兵素质、协调部队内部关系、实施集中统一指挥和加强战斗力的严重障碍。
（二）军备日趋废弛
鸦片战争前，清军的军备废弛已发展到令人震惊和难以容忍的程度。以征服者自居和养尊处优的特殊环境，使昔日剽悍骁勇的八旗兵很快变得骄横懒散，放荡不羁，游手好闲，惹事生非，徒有其表而不能征战的老爷兵。绿营兵则因“承平日久”，其营伍也日益废弛，战斗力不断下降，同样成为“虚设”之兵。
军备之所以日益废弛，首先，与政治上的腐败直接相关。虽然规定督、抚对所属部队有巡阅制度，但往往是虚应故事，敷衍塞责，报喜不报忧，欺上瞒下。至于提督、总兵等武职大员，因权力受到种种限制，影响治军的积极性；加上耽于安乐，害怕艰苦，以致对军营事务放任不管。更有甚者，有的冒领缺额粮饷，侵吞修船造船公款，贪污自肥；有的勾结烟贩，私运鸦片，牟取暴利；有的暗设赌场娼馆，坐地分赃。遇有军事行动，则公开向地方勒索馈赠，强拉夫役车辆，扰害百姓。甚至劫掠商船，杀害良民，冒功领赏。统兵大员治军不严，本身腐化堕落，必然影响整个部队，久而久之，兵营中聚众赌博，酗酒挟妓，偷窃财物等恶习渐滋蔓生。特别是嘉庆朝以后，鸦片流毒全国，八旗、绿营官兵吸食鸦片已成为普遍现象，不少人成了鸠形鹄面的病夫。这样，就使整个部队陷入瘫痪状态。1835年（道光十五年），监察御史常大淳奏称：“新疆、湖南、广东、四川各营伍，日久生玩，满营则奢靡自逸，汉营则粮额多虚。由于拔补之循私，操演之不实，以国家养兵之资，为众人雇役之用。请饬将军、督、抚，力除积习。遇剿匪保案，不得冒滥，以励戎行。”①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营伍废弛情况和要求改变这种状况的愿望。
其次，部队训练有名无实。原来，八旗、绿营都有严格的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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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14册，总第4126页。
练制度。如规定八旗兵每月习骑射、步射6次，春秋两季进行分合操练，于芦沟桥合演枪炮，皇帝亲临检阅，赏罚严明。绿营兵则定有钦差大臣和督、抚、提、镇检阅营伍制度，督促检查部队的训练。但至嘉庆以后，这些制度逐渐废弛，甚至根本不抓训练。究其原因，除了统兵大员玩忽职守外，八旗兵因懒散成性而厌恶训练，偶尔为之，也要乘车骑马出城，连路都不愿走。绿营兵则因差操不分而影响训练。由于绿营兵平时除了巡山、巡海外，还执行解送、守护、察奸、缉私、承催等本应由巡警和衙役承担的繁杂任务，终日东奔西走，加之因饷薄而不得不兼以小贩、手艺谋生，因而无暇也无心操练，以致产生了只知有差不知有操的观念。不仅如此，在执行差役过程中，还沾染了油滑取巧、钻营偷懒等恶习，丧失了作为战士应该具备的朴实坚忍、英勇果敢的性格，在精神上解除了武装。当然，为了应付上司检阅，也抽些部队搞点训练，但偏重于操演冷兵器时代的两仪、四象、方圆、九进连环等阵式，搞近于演戏的花架子。由于不抓训练，武器的丢失锈蚀现象也十分严重。1835年春，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亲临中、右两营军火局检查军装、甲械、弹药，发现贮存的生铁炮子均已锈蚀，全有孔眼。此外，有的弁兵还将官马变卖，盔甲典当，已毫无战备观念可言。
至于作战方法，陆上作战，往往采取“进步连环之法”，即重火器在前，次为轻火器，再次为冷兵器。交战中，距敌较远时先用火炮轰击，待敌稍近时施放抬枪，再近施放鸟枪，“三击不中，火器左右旋于后”，继以冷兵器肉搏拼杀。如敌大队继至，牌、枪不能敌，则分退于火器之后，再次旋放火炮、火枪。这种战法，既不能使冷热兵器互相掩护，同时发挥作用，而且队形密集，机动困难，极易遭受敌人的火力杀伤，因而很不适应与全部装备火器的欧洲军队作战。水上作战，距离远时，先用炮轰击；稍近时，用鸟枪射击，或爬上桅杆用喷筒喷射火焰；两船靠近时，用火球、火罐等焚敌船舱，烧灼敌军，同时手持刀矛跳上敌船与敌拼杀。这种战法，只能对付武装海盗船只，而无法与船大体坚、火炮多、射
程远、威力大的侵略军战船较量。
对于训练有名无实、战法不适应实战需要等情况，清廷也有所察觉。1804年，嘉庆帝在谕批中指出：“今绿营积习，于一切技艺率以身法架式为先，弓力软弱取其拽满适观，而放枪时装药下子任意迟缓，中者十无一二，即阵式杂技亦不过炫耀观瞻，于讲武毫无实效。”①他命令官兵习射以六力弓为度，习枪以迅速命中为度，力挽积习，不得因循玩忽。道光帝也严饬督、抚、提、镇激发天良，公勤奋勉，实力操防，一洗从前恶习。无奈，部队已经积重难返，绝非几道谕旨所能奏效。长期不讲求训练所造成的将不知分合奇正，兵不知起伏进退，陆则不能击刺、不善骑马，水则不习驾驶、不熟枪炮的状况，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
（三）海防异常薄弱
除军队建设外，清政府在设防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在设防指导思想上表现为防内重于防外。这一指导思想，既贯彻在边防建设方面，也贯彻在海防建设方面。
清军水师是一个附属于八旗、绿营的专业兵种，有内河、外海之分。奉天（今辽宁）、直隶（今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濒海备省均设有外海水师，但规定“沿海备省水师，仅为防守海口、缉捕海盗之用”②。这一重内轻外的规定，极大地影响了水师的建设。
首先，对于战船与火炮的制造，不是考虑如何有效地对付入侵之敌，而是着重考虑利于追捕走私船和海盗船。乾、嘉年间，鉴于外海水师船只体积大，行驶不快，先后谕令把船身改小，仿照商船式样改制，结果导致水师“仅能就近海巡查，不能放洋远出”。鸦片战争前，福建外海水师战船以同安梭船为主，最大的集字号配备重量不超过2000斤的火炮8门，炮位均安在舱面，炮手无所遮蔽，易受火力杀伤。广东外海水师有少量被称为“体势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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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枢政考》卷20。
②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14册，总第3981页。
阔，安炮最多，屹立江中，俨若炮台”的红单船①，其实长仅10丈余，宽2丈左右，只载官兵80人，配备数百斤至1000斤火炮20-30门。另一种可勉强在外洋作战的大号米艇，每船设官兵65名，配置近千斤至二三千斤火炮12门，另有火箭、喷筒、火罐等火器。但这种米艇，全省只有51艘，堪用者仅2／3。由上可见，中国的水师战船较之英国、法国的海军舰艇，其船体结构、吨位、载炮数量以及火炮性能，都是无法比拟的。
其次，海防兵力少而分散，素质甚差；海口炮台以及防御工事的构筑，也不予重视，不仅数量少，而且十分简陋。
东北濒海地区，只在旅顺设水师一营，额兵约500人。直隶省的大沽系屏障津、京的重要海口，可是水师建制时设时撤。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大洁海口仅有守兵约800名，旧设炮台两座，距水较远，原存炮位大半生锈，不堪使用。山东有水师3营，额兵1300余名，分防胶州、成山头、登州等处汛地。配有赶缯船和红头船共14艘，但“赶缯船则船头过高，红头船则无桨橹，海面均不适用”。②出洋巡哨，尚需另雇商船。海口炮台13座，均为砖石结构，有的已经塌废。江南水师，分外海、内河两支，设水师提督。其中外海水师有战船150多只，不少已破废不能使用，水师官兵共6894名，除防汛者外，仅有2900余名能遂行机动作战任务。海口所设的炮，除两门重4000斤外，其余均为3000余斤以下小炮。在长江与黄浦江汇合处的吴淞口，虽筑有东、西炮台，但孤立暴露。浙江沿海有水师12营，战船约300只，但单薄难御风浪，且分散在濒海6府。扼江、浙、闽、粤四省海上通道的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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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下同），总第9776页。此类船原系航行外海的大商船，由海关发给牌照（红单），故名红单船。
②丁宝桢：《整顿山东水师购造船炮折》，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下同），（二），第290页。
岛，设有总兵，下辖3营共2600余人，有艇船5艘、同安船42艘、钓船30艘，辖有陆路汛地数十处，内海、外海汛地数十处，兵力十分分散。水师的训练很不严格，“名曰水师，实皆不谙水性，每届水操，辄将战船抛锚泊定，然后在船演放枪炮，与陆路无异；按季巡洋，则虚应故事，并不前往”①。定海县城三面环山，一面临水，仅筑小炮台4座，未能依托山险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位于甬江入海口的镇海县系浙东重镇，但对夹江对峙的金鸡山、招宝山的设防却十分薄弱，仅在招宝山上构筑炮台一座。
1830年（道光十年）以后，英国政府不断派遣武装走私船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活动，保护鸦片走私，对中国构成军事威胁，引起了清政府的警惕。特别是1834年，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律劳卑，以“英王使节”身份要求面见两广总督卢坤，遭到拒绝后，便命英舰两艘强行闯入虎门，进行武力威胁。清廷大为震惊，决定加强东南沿海战备。为此，福建成为重点设防省份之一，但实际上并未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当时，该省设有水师提督，约有官兵2.7万人，辖31营，战船270只，配置在绵延2 500余里的海岸线上以及各较大岛屿。重要海口厦门，在北岸之白石头、安海、水操台以及屏蔽海口的鼓浪屿，均筑有炮台，安设旧式火炮，但东西两侧的青屿、崤屿、小担、大担等处均未设立炮台。所有海口“旧设炮台，大者不过周围十余丈，安炮不过四位六位，重不过千斤”②。
相对而言，广东的海防建设比其它沿海各省搞得好些。该省额设外海水师2万人，分中东西三路设防，中路以虎门为重点。自律劳卑事件发生后，道光帝任命关天培为广东水师提督。关到任后，立即着手加强虎门要塞的设防。他鉴于虎门的第一道门户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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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裕谦：《定海等处形势并筹防守事宜片》，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中华书局1964年版（下同），（二），第912～913页。
②祁嶲藻等：《议设炮墩控制英船及奸民贩烟船只片》，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291页。
角山和大角山之间水域宽阔，火炮形不成交叉火力，故将两山的炮台改为担负陈望警戒任务的信号炮台，着重加强山峰雄峙、江面狭窄的第二道门户上下横档与南山（亦称武山）之间的设防：于南山的威远、镇远炮台之间增筑靖远炮台，上横档岛西端添筑永安炮台。并建议于南山和横档、饭箩排之间添设由木排承托的大铁链两条，用以拦截乘风直驶的敌舰，便于炮台火炮轮番轰击。另外，在横档以西的南沙山（亦称芦湾山）添筑巩固炮台，并在水中抛石钉桩，不使敌船从此绕越。对第三道门户的大虎山炮台也进行了加固，添设了炮位，在暗沙之上抛石下桩，不让敌船顺利行驶。他还添铸了6000～8000斤的火炮，安设于威远、镇远、靖远等炮台。在炮台的构筑方面也作了某些改进。经过近两年的努力，炮台由6座增至9座，火炮由153门增至234门，守台兵由280名增至380名，虎门要塞的设防得到了加强。
与此同时，关天培还着手整顿广东水师，撤换了一批不称职的军官，制订了明细的训练章程，抓紧部队训练。他要求炮台守兵每天在潮汐涨落时各操练一次，做到手熟眼准；要求鸟枪兵学会站、跪、卧三种姿势射击，弓箭兵能拉大力硬弓，无论枪箭，都力求命中目标。对于担任巡洋任务的水师官兵，通过分批轮训办法，使“兵技渐就精强”。还规定每年2月、8月进行近似实战的水陆合练，检验部队的训练水平和协同作战能力。
关天培对于加强广州的设防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对“夷人情形尚难深悉”，因而针对性不强。其设防部署，基本上从防御少量敌舰出发，没有考虑到如何对付大规模的入侵。炮台的构筑仍未脱离古代裸露式的结构，高台长墙，既无顶盖防护，又无壕沟及掩体工事，极易被敌方炮火摧塌，守备人员也易遭敌火力杀伤。步枪和火炮的技术性能基本上没什么改进。水师的训练也不尽切合实战要求。此外，清廷规定，外国护货兵船可以直达沙角，只是不许擅入口门。这也给防御作战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当时，由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广州主编的《中国文库》（又称《澳门月报》）对广州的设防作了这样的描述：中国人对于武器、防御设施的改进是深闭固拒的，“在广州河岸的炮台上可以见到的大炮，耶稣会教士（指汤若望、南怀仁等——编者注）所铸的铜炮可算是最好的，……。此外，许多大炮是葡萄牙或荷兰造的，各个时代、各种长度、各种形式、各种口径都有；其中不少已陈旧不堪，百孔千疮，以致无用。名符其实的海军大炮一门也没有，安装在帆船上的是野战炮或攻城炮……。土炮是铸造的，而且我们相信一般是铁的，其炮膛不似欧洲大炮那样钻得平滑；炮架只是一种木架或坚硬固定的炮床，上面用藤把炮绑住，此炮只能直射，极难对准任何目标，除非目标紧靠着炮眼面前。虎门周围的炮台就是安装着这种光怪陆离的大炮。”“河岸上的炮都是裸露的，没有一个能够抵挡得住一只大炮舰的火力，或可以抵御在岸上与炮舰配合的突击队的袭击。”“中国的战船一般只有大炮2至4门，都安装在一个固定的炮床上……除非在平静的海面上，否则就全无用处。”“中国的火绳枪是制作粗劣的武器，子弹多是铁的。他们不知道有刺刀这种武器，燧火枪、卡宾枪、手枪和其它的火器都不用。”①这些记载虽有不实之处，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军武器装备低劣和海防建设落后的面貌。
以上情况表明，一方是政治、经济、军事迅速发展和侵略扩张野心日益膨胀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另一方是政治、经济、军事日益衰败和对于外国侵略缺乏准备的封建的中国，1840年的鸦片战争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显然，当时的中国正面临着异常严峻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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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鸦片战争史料选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6～8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