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彻底消灭宋朝的军事力量，忽必烈从以下四个方面加强了对宋作战元军的力量和军需的供给。
一、严格军籍
自宪宗蒙哥定立军籍之后，有不少原来的军户因贫乏或不愿出军而逃避兵役乃至脱离军籍。军籍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着军队士兵的数量和来源。忽必烈从中统三年开始着手实施严格军籍的措施。
申严军籍 中统三年正月，“命匠户为军者仍为军，其军官当考第富贫，存恤无力者”。二月，“元籍军窜名为民者，命有司还正之”。六月，陕西行省报告西京、宣德、太原匠军困乏，请求以民户代役。忽必烈下旨：“军籍已定，不宜动摇。宜令贫富相资，果甚贫者，令休息一岁”。又“以军士诉贫乏者众，命贫富相兼应役，实有不能自存者优恤三年”。十月，谕山东路经略司：“益都路匠军已前曾经签把者，可遵别路之例，俾令从军”。中统四年八月，诏谕四川行枢密院：“近年军人多逃亡事故者，可于各奥鲁内尽实签补，自乙卯年定入军籍之数，悉签起赴军”。同年又将壬子年作炮手附籍的军人拣定出征。所有这些诏旨，都申严了原定军籍的不可动摇。①同时，为保证军籍与当差士兵数额相符，至元五年三月，派阿里等到襄阳军前阅视军籍。七年五月，又命令枢密院阅实军籍。九年正月，诏元帅府统军司、总管万户府阅实军籍，并于四月颁定了分拣军户条例，对军户继续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②
禁抑逃亡 中统三年二月，“括诸道逃亡军”，“诏诸道括逃军还屯田，严其禁”。至元三年七月，又下诏招集逃亡军，“限百日诣所属陈首，原其罪，贫者饼户应役”。五年十二月，更诏谕四川行省沿边屯戍军士逃役者处死。六年十月，从山东统军司所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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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元史》卷五《世祖纪》二，卷九八《兵志一·兵制》。
②《元史》卷五、六、七《世祖纪》二、三、四，卷九八《兵志一·兵制》。
逃军未获者，令其次亲丁代役。以后，又规定了处罚逃军的详细条例。①
正身应役 至元二年，枢密院官员上奏：“诸路出征汉军，多令亲人及驱丁代替，可令亲身出军，似为得力”。忽必烈特于六月五日下诏，“宣谕诸路出征万户、千户、百户、牌子头、军人，今后须要正身当役，无令驱口顶替雇觅，如违治罪”。②十一月，又“诏事故贫难军不堪应役者，以两户或三户合饼正军一名；其丁单力备者，许雇人应役”。至元六年十月规定，身死军人亦令亲丁代补，无亲丁者则以少壮驱丁代之。
经过十余年的军籍整顿，原来在籍的军人陆续签发出军，前线军队有了比较稳定的兵员保证。
二、补充新兵员
除严格军籍，保证已有军队的数量外，为增加兵员，忽必烈继续在各地签军。在准备和实施对宋战争过程中，签军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中统三年到至元五年（1262～1268年）是签军的第一阶段，主要目的是补充各地的镇戍军队，签军人数在3万人左右。除了在平阳、太原、京兆、延安、南京等路仍以“中户内丁多者”出军外，辽东鹰坊、女直、水达达以及木速蛮、畏兀儿、也里可温、答失蛮等户丁也被签发为镇守军。至元四年正月，签发蒙古军人，命每户二丁、三丁者出军一人，四丁、五丁者出军二人，六丁以上者出军三人，补充各地的探马赤军。
至元六年到十年（1269～1273年）是签军的第二阶段，主要目的是增加攻围襄阳军的兵力。六年二月，“签民兵二万赴襄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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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元史》卷五、六《世祖纪》二、一，卷九八《兵志一·兵制》。
②《元典章》卷三四《兵部一·正军》“军人正身当役”条。《元史》卷
六《世祖纪》三。
九年正月，河南行省请益兵，命诸路签军3万人。成都与陕西诸路也签发丁壮从军，调入四川作战。同时，“签诸道回回军”。这一阶段签军人数在8万人左右。①
签军的第三阶段自至元十一年始，直接为渡江作战军队补充兵力，到宋朝灭亡后签军才基本停止。至元十一年正月，阿术、阿里海牙上言：“我师南征，必分为三，旧军不足，非益兵十万不可。”忽必烈乃下诏中书省签军10万人。②这次签军波及面很广，不但按过去的规定将民户中的中户人丁签发入军，下户也大量充军。“十一年签充到军役者，多是近下户计”③。中原有的地方已是“民为兵者十九”④，所以不得不在辽东和漠南也签发军士南下出征，只有上都和隆兴两路免签军。原来站户不当军役的规定在某些地区也被打破。五月，汪惟正上言：“本路军经今四十年间，或死或逃，无丁不能起补，见在军少，乞选择堪与不堪丁力，放罢贫乏无丁者，于民站内别选充役”，得到了忽必烈同意。⑤同时，“敕北京、东京等路新签军，恐不宜暑，权驻上都”。“诏延安府、沙井、净州等处种田白达达户，选其可充军者，签起出征”。六月，“敕有司阅核延安新军，贫无力者免之”。十二年三月，“遣官往辽东，签拣蒙古达鲁花赤、千户、百户等官子弟出军”。五月，正阳万户刘复亨上奏：“新下江南三十余城，俱守以兵，及江北、淮南、润、扬等处未降，军力分散，调度不给，以致镇巢军、滁州两处复叛。乞签河西等户为军，饼力剿除，庶无后患”。忽必烈遂命令肃州达鲁花赤阿沙与朝廷所派使臣“验各色户计物力富强者签起之”。六月，“签平阳、西京、延安等路达鲁花赤弟男为军”，又将河南原来“已签军万人后免为民者，复籍为兵”，调往江南作战。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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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元史》卷五至八《世祖纪》二至五，卷九九《兵志一·兵制》。
②《元史》卷八《世祖纪》五。
③王恽：《上世祖皇帝论政事书》，《秋涧集》卷三五。
④虞集：《翰林学士承旨董公行状》，《道园学古录》卷二〇。
⑤《元史》卷八《世祖纪》五，卷九八《兵志一·兵制》，下同。
“签云南落落（罗罗）、蒲纳烘等处军万人，隶行中书省”。十三年正月，元军攻占南宋都城临安，此后一方面将部分新签发的军人放罢为民，一方面继续进行小规模的签军，补充各地镇戍和征战的需要。五月，“复沂、莒、胶、密、宁海五州所括民为防城军者为民，免其租徭二年”，“括猎户、鹰坊户为兵”。十四年正月，从上都、隆兴、北京、西京四路编民捕猎等户中，二十五户内取军一名，“签选丁壮军二千人，防守上都”。①十五年二月，“诏以云南境土旷远，未降者多，签军万人进讨”。七月，“复上都守城军二千人为民”。九月，“诏分拣诸路所括军，验事力乏绝者为民，其恃权豪避役者复为兵。所遣分拣官及本府州县官，能核正无枉者，升爵一级”。至元九年从各路签发的3万军人，有一半放罢为民。至元八年曾从富商大贾户中签发过“馀丁军”，也于此时开除为民。十六年十一月，“罢太原、平阳、西京、延安路新签军还籍”。②元廷的签军，到此时基本上停止了。为了保证对宋战争的顺利进行，元朝政府在前后16年中签发了20万人以上的军队。
三、训练水军、炮军
元军对宋作战，要渡江涉河，要攻坚取城，水军和炮军必不可少。至元二年三月，忽必烈即下令镇边诸军练习水战。三年六月，“命山东统军副使王仲仁督造战船于汴”③。七年三月，在襄阳前线的刘整和阿术特别进京向忽必烈进言：“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惟水战不如宋耳。夺彼所长，造战舰，习水军，则事济矣”，“围守襄阳，必当以教水军、造战舰为先务”，得到忽必烈的诏准。他们返回襄阳后，“造船五千艘，日练水军，虽雨不能出，亦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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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元史》卷九《世祖纪》六，卷九八《兵志一·兵制》。
②《元史》卷一〇《世祖纪》七，卷九八《兵志一·兵制》。
③《元史》卷六《世祖纪》三。
为船而习之，得练卒七万”。①同时选拔了一批水军将领。
至元七年分拣中原诸路炮手军匠后，忽必烈又派遣使者向旭烈兀后王阿不哥征发优秀回回工匠东来。九年十一月，应召前来的亦思马因等人造成巨石炮，“用力省而所击甚远”，运到襄阳城下进行试验，“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毁，入地七尺”。②抛发的石头据传可达112公斤，一炮就可打塌一个堡垒。吕文焕的投降，据说就是因为惧怕巨石炮的威力。③这种炮后来就被称为襄阳炮，亦称“回回炮”，亦思马因和同来的阿老瓦丁等人都授职为炮手军军官。阿老瓦丁和亦思马因子不伯参加了攻宋渡江作战。
四、筹措军需粮饷
为解决前线几十万军队的粮饷、兵器、马匹和其他军用物资，元朝政府采取了以下措施：
加强屯田，供应军粮 蒙古国时期的屯田，以军屯为主，已见前述。忽必烈即位之后，不仅继续扩大军屯的规模，还在沿边地区设置了不少民屯，为军队生产粮食。中统四年，在宿州戍守的张晋亨以“汴堤南北沃壤同旷，宜屯田以资军食，乃分兵列营，以时种艺，选千夫长督劝之，事成，期年皆获其利”④。至元元年八月，“发万户石抹乣札刺所部千人赴商州屯田”⑤。二年正月，忽必烈下诏“孟州之东，黄河之北，南至八柳树、枯河、徐州等处，凡荒闲地土，可令阿术、阿刺罕等所领士卒，立屯耕种，并摘各万户所管汉军屯田”。三月，“敕边军习水战、屯田”。五月，“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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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元史》卷七《世祖纪》四，卷一六一《刘整传》。
②《元史》卷七《世祖纪》四，卷二〇三《阿老瓦丁传》、《亦思马因传》。
③《马可·波罗游记》，玉耳、伯希和校注本，第150页。
④《元史》卷一五一《张晋亨传》。
⑤《元史》卷五《世祖纪》二。
西川、山东、南京等路戍边军屯田”。闰五月，“命四川行院分兵屯田”。九月，“敕江淮沿边树栅，徐、宿、邳三州助役徒”。①树栅是为了防止宋人越界，当然也有保护屯田的意思。至元三年，又有人建议：“淮北可立屯三百六十所，每屯置牛三百六十具，计一屯所出，足供军旅一日之需”②。五年九月，“立河南屯田”，“以攻襄樊军饷不足，发南京、河南、归德诸路编民二万余户，于唐、邓、申、裕等处立屯”。八年正月，中书省臣上奏：“前有旨令臣与枢密院、御史台议河南行省阿里伯等所置南阳等处屯田，臣等以为凡屯田人户，皆内地中产之民，远徙失业，宜还之本籍。其南京、南阳、归德等民赋，自今悉折输米粮，贮于便近地，以给襄阳军食。前所屯田，阿里伯自以无效引伏，宜令州郡募民耕佃”，忽必烈乃下令“散还元屯户，别签南阳诸色户计，立营田使司领之”。九年七月，河南行省官员又称：“往岁徙民实边屯耕，以贫苦悉散还家。今唐、邓、蔡、息、徐、邳之民，爱其田庐，仍守故屯，愿以丝银准折输粮，而内地州县转粟饷军者，反厌苦之。臣议今岁沿边州郡，宜仍其旧输粮，内地州郡，验其户数，俾折钞就沿边和籴，庶几彼此交便”，得到了朝廷的批准。③至元十年十月，在四川也开立民屯资劭军用，“以西川编民、东川义士军屯田，饷潼川、青居戍兵”，次年正月，设立了西蜀四川屯田经略司。④在腹里的侍卫亲军和辽东、漠北、西北的戍军都陆续设置了屯田。⑤屯田军人还负有转送军粮的任务。至元十三年九月，“遣泸州屯田军四千，转漕重庆”⑥，即为一例。
加紧制造兵器 朝廷除了组织工匠制造战船和炮等大型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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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元史》卷六《世祖纪》三，卷一〇〇《兵志三·屯田》。
②《元史》卷一四九《郭宝玉传》。
③《元史》卷六、七《世祖纪》三、四，卷一〇〇《兵志三·屯田》。
④《元史》卷八《世祖纪》五。
⑤详见王颋：《元代屯田考》，《中华文史论丛》 1983年第4辑。
⑥《元史》卷九《世祖纪》六。
武器外，还命令各路制造大批的弓矢、刀枪、甲胄供应前线。中统四年二月，“诏诸路置局造军器，私造者处死。民间所有不输官者，与私造同”。至元三年十月，“命制国用使司造神臂弓千张、矢六万”，则是由中央财政机构直接督造兵器。原来朝中设有军器局，至元五年二月改为军器监，下设军器、永盈（衣甲）二库，分典弓矢、甲胄。十年正月，军器库改为利器库，衣甲库改为寿武库。六月，朝廷下令以各路弓矢甲匠并隶军器监。①此后弓矢甲胄的制造，主要由军器监督办。
市马与括马 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马匹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蒙古各部畜养的马群远远满足不了各地军队的需要，在对外战争中所能掠夺到的马匹也越来越少，蒙古统治者遂不得不把注意力转向中原。在中原筹措马匹，采用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和买，又称作“市马”，由朝廷出银钞收买马匹。中统元年五月，“命诸路市马万匹送开平府”，规定“凡有骒马之家，五疋（匹）内存留一疋（匹）”，其余全部收买，“依市价每课银一定（锭），通滚买马五疋（匹）”。各路都规定了买马匹数定额。二年十一月，又命令各路市马2.5万余匹，价额与前一年相同，“授蒙古军之无马者”。收买到的马匹，暂时不交军队使用者，要由各地“正官一员，常切点视，毋致瘦弱”。②三年二月，“诏诸道以今岁民赋市马”。四年八月，阿术遣使奏报军中缺少马匹，遂于东平、大名、河南三路市马1555匹，规定“每钞一百两，通滚和买堪中肥壮马七疋”。市马是带强制性的，“此系军情公事，如有怠慢去处，严行治罪”。③除了由各地官府按照朝廷诏令市马外，有些军队还可直接得到朝廷颁发的市马钞，购置马匹。另一种办法是括马，又称作“刷马”，就是拘刷马匹。市马时还给原来马主一点报酬，括马则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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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元史》卷五、六、八《世祖纪》二、三、五，卷九〇《百官志》六。
②《元史》卷四《世祖纪》一。《大元马政记》页七、八、九，《广仓学窘丛书》本。
③《元史》卷五《世祖纪》二。《大元马政记》页九。
是白取。至元十一年四月，为大军渡江作准备，“括诸路马五万匹”。十二年二月，又括马2500匹给也速编儿军。十四年三月，“括马三万二千二百六匹”。①上述两种方法本来都是解决军用马匹的临时措施，但在全国统一之后，仍然奉行不辍，成了扰民的一大恶政，详情见后述。
在围攻襄樊时，“发河南、北器械粮储悉聚于淮西之正阳”。至元十年九月，设立河南宣慰司，“供给荆湖、淮西军需”。②蜀川屯田经略司和云南诸路规措所（设于至元十二年正月）大概和河南宣慰司一样，负有筹措军饷的职责。
即使是有了比较充分的物资准备，在大规模军事行动开始以后，仍然感到军需粮草的缺乏。如伯颜所统大军至郢州后，“粮储不继，诸将以为忧”，不得不抢掠宋军粮食。在整个攻宋作战中，从宋方获取的战船、兵器、粮草，也是支持几十万军队军需的重要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