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灭宋战争中，涌现出了一批优秀将领，现择要者介绍于下。
一、伯颜、阿术等蒙古、色目人将领
伯颜 蒙古八邻部人伯颜（1236～1295年），受命指挥渡江大军作战，成功地实现了忽必烈制定的战略计划。在整个作战过程中，伯颜能够妥善处理各族将领的关系，认真听取下属所陈作战方略，临机决断，显示出了高超的指挥才干。后来有人评价他“将二十万犹将一人，赏罚信，纪律彰。人将禀命，仰之若神明。降人投诚，依之犹父母”，“毕事还朝，口不言功”。①忽必烈看出伯颜“才兼将相”，委以重任，也表现出了非凡的知人善用的才能。
阿术 蒙古兀良合部人阿术（1227～1281年），“沉几有智谋，临阵对敌，英毅果决，气盖万人”。他不仅经常身先士卒，冲锋陷阵，还具有卓越的指挥才干和战略眼光。在对宋作战中，阿术作为伯颜的副手，往往独当一面，对战争的胜利进程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详情已见前述。
阿里海牙 畏兀儿人阿里海牙（1227～1286年），从围攻襄樊到经略湖广，表现出了杰出的军事才干。占领鄂州之后，阿里海牙约束属军不得扰乱地方，并安抚降民。忽必烈派廉希宪坐镇荆湖，阿里海牙率属众远迎，“望拜尘中”，和希宪分治军民政，也显示出了政治才能。但阿里海牙有明显的缺点，他与刘整不能合作，互相攻讦，私占降民为奴，夺霸田产，“又自陈其功比伯颜”，经常受到监察御史的弹劾。比起伯颜、阿术，阿里海牙显然逊色。
阿剌罕 札刺儿部人阿剌罕（?～1281年），也是一位能够身先士卒的勇将。元军攻占临安以后，伯颜北返，阿术继续指挥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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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元明善：《丞相淮安忠武王碑》，《元文类》卷二四。
淮军作战。保证江浙地区的安宁、攻击福建的残宋势力，都是在阿刺罕主持下得以实现的。阿刺罕的副手逊都思部人阿塔海(1234～1289年)，董文炳的副手札刺儿部人唆都（?～1285年），也都是战功卓著的将领。
李恒 唐兀人李恒（1236～1285年），在襄樊之战时已以勇猛著称，大军渡江后先为阿里海牙副手，经略荆湖地区；后调为宋都饵副手，进军江西。为消灭福建的残宋力量，忽必烈命江西军队与阿剌罕、董文炳等合军入福建，李恒认为“若诸军俱在福建，彼必窜广东，则梅岭、江西非我有矣，宜从广东夹攻之”，江西诸军乃攻入广东。事实证明李恒的意见是正确的。李恒善与人合作，甘作副手，后来张弘范进军崖山，忽必烈命其自择副手，弘范“荐李恒为己贰”，大概就是因为他具有这种品质，得到汉人将领的赞赏。
二、董文炳、刘整等汉人将领与南宋降将
董文炳 藁城人董文炳（1217～12 78年），是忽必烈最为信任的汉人臣僚之一，在朝中的汉人文武官员中，文炳的实际地位仅次于史天泽。史天泽在受任辅佐伯颜南下攻宋途中病死，在前线诸军中能与阿术、阿剌罕、阿里海牙等蒙古、色目将领共同指挥方面作战的汉人将领，只有董文炳一人。董文炳不负众望，率军完成作战任务时治军严明，“所过民不知兵”，在留守临安和进军福建时，“禁戢豪猾，抚慰士女，宋民不知易主”，更得忽必烈赏识。昔里吉等反叛后，忽必烈急召文炳北上，委以留镇大都的重任，宣布“中书省、枢密院事无大小，咨卿而行”，给与了极高的政治待遇。
张弘范 张柔子弘范（1238～1280年）和史天泽子史格(1234～1291年)，是削夺汉军万户兵权后重新起用的世侯子弟。史格因渡江时以轻进遭到责罚，后隶于阿里海牙之下，弘范则一直为大军前锋，战功卓著。在决定进攻崖山的统军将帅时，董文炳已患病，忽必烈乃选择了张弘范。弘范以“汉人无统蒙古军者，乞以蒙古信臣为首帅”，忽必烈援引过去张柔与察罕互相牵制，导致兵败的事例，指出委任不专的害处，弘范乃受命而行，在副手李恒的密切配合下，取得了最后一次大战的胜利。
刘整 南宋降将刘整（1213～1275年），在四川、襄樊作战中屡立奇功，深为贾似道等所惧。刘整以降将献策，熟知宋人内部情况，对于制定对宋作战方略和选择突破时机，起了较为重要的作用。但刘整傲才自负，不但与阿里海牙关系形同水火，与阿术也关系不好，所以在渡江作战时被派往淮南对宋军实施牵制性进攻，没有实现其亲自率军渡江的宿愿。大军占领鄂州后，刘整叹道：“首帅止我，顾使我成功后人，善作者不必善成，果然！”当晚忧愤而死。
杨文安 杨大渊侄文安（1241～1282年），在大渊死后(1265年)分掌东川军事，与汪良臣（1231～1281年）、汪惟正(1242～1285年)等合作，攻城掠寨，进行了多年艰苦战斗。文安善用偷袭与招抚之策，在四川诸将中堪称佼佼者。
范文虎 南宋降将范文虎，虽投降时间晚于吕文焕等人，但很快受到元廷重用。文虎助伯颜等攻下临安后，被任为浙江大都督府都督，助元廷安抚降者。范文虎在后来南宋降将中地位一直很高，就是因为他在灭宋战争中起了不少作用。
第三编 元朝中期的军事
（1279～1332年）
至元十六年（1279年）宋朝灭亡之后，元朝的疆域“北踰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①为了有效地控制如此广阔的地区，元世祖忽必烈制定了全国军事镇戍体系：“命宗王将兵镇边徼襟喉之地（原注：如和林、云南、回回、畏吾、河西、辽东、扬州之类），而以蒙古军屯河洛、山东，据天下腹心，汉军、探马赤军戍淮、江之南，以尽南海，而新附军亦间厕焉”②。在大都和上都附近还屯驻着几十万人的侍卫亲军，作为整个军事组织的核心力量。从枢密院、行枢密院到宣慰使司都元帅府、镇守万户府、千户所等中央和地方军事机构的建置，在世祖朝后期都作了安排。成宗铁穆耳(12 94～1307年)及其以后的武宗海山（1307～1311年）、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1311～1320年）、英宗硕德八剌（1320～1323年）、泰定帝也孙铁木儿（1323～1328年）、文宗图帖睦尔(1328～13 32年)，基本遵循忽必烈确定的军队体制，又根据需要扩充或调整了部分军队和军事机构。元军的编制和指挥机构，以及军户管理、武器制造、军官升降等，在元中期的54年中，比较稳定和系统化。
忽必烈组织远征日本、交趾、爪哇等地的战争失败后，元廷的对外战争逐渐减少，主要精力应付西北和东北蒙古诸王的反叛与镇压国内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战争规模比元朝前期小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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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
②《经世大典序录·屯戍》，《元文类》卷四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