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国时期建立起来的站赤系统，在元朝得到了加强。为解决紧急公文的迅速传递，元廷又在全国建立起了急递铺系统。
一、驿站
全国统一之后，以大都为中心，修通了通往各行省的驿道，进一步完善了驿站制度。全国共设置了驿站（当时通称为站赤）1500余处，东连高丽，东北至奴儿干，北抵吉尔吉思，西通伊利汗国与钦察汗国，西南达乌思藏，南接安南、缅国，形成了一个星罗棋布的站赤交通网。
驿站大致分为陆站和水站两种，陆站用马、牛、车、驴，水站用船，“山行轿，勃者给卧轿，纲运以车马，直险则丁夫负荷”。在辽东还设有狗站，“以犬曳小舆，载使者行冰上”。
驿站由政府签发的站户担负站役，提供站赤需要的马、牛、车、船，充当马夫、水手等，供应过往使臣饮食和灯油、柴炭。蒙古各部和汉地各州县，都要按规定签发部分人户为站户，签发时有一定的财产标准，“北方诸站，则验孳畜之多者应之；南方诸站，则验田亩签之”。为保证全国1500余站的正常运转，元廷签发’的
————————
①《元史》卷一五、一六《世祖纪》一二、一三，卷二一《成宗纪》三，卷一七六《曹伯启传》。
站户大约在30万户左右。
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十一月，设立诸站都统领使司于中央，管理全国的站赤。十三年正月，改都统领使司为通政院。至大四年（1311年）三四月间，因为“通政院怠于整治，站赤消乏”，罢通政院，将站赤交给中书省兵部管理。闰七月，复置通政院，专管蒙古地区站赤，由兵部分管汉地站赤。延祐七年(1320年)四月，又以蒙古、汉人站，“依世祖旧制，悉归之通政院”。各站设置提领、副使、百户、管马牌头等，管领站务。提领由官府铨注选派，副使、百户等于站户内选充。大都、上都间各站，因为“每岁车驾行幸，诸王百官往复，给驿频繁，与外郡不同”，所以在提领之上，还设有驿令和驿丞。在通政院之下，诸站之上，没有另设专门管理站赤的机构，多由各路达鲁花赤、总管提调。
建立站赤系统，“本以宣布政令，通报军情急事”，所以规定“除朝廷军情急速公事之外，毋得擅差铺马”。使用驿站，需有官府的证明。“朝廷军情大事，奉旨遣使者，佩以金字圆符给驿，其余小事止用御宝圣旨。诸王驸马公主亦为军情急务遣使者，佩以银字圆符给驿，其余止用御宝圣旨”。用于军务的金、银字圆符，又称圆牌，“遇军用之急，则又以金字圆符为信，银字者次之。内则掌之天府，外责国人之为长官者主之”。持有圆符的人即可在各站支取饮食和使用站马车牛等。虽然政府规定站赤首先要满足军事的需要，可各级官吏和贵族、高级僧侣等，都千方百计地谋求使用这个最便利的交通体系，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给驿泛滥”，有时反而干扰了军情急务的通报。①
二、急递铺
忽必烈即位后，在原有的站赤系统之外，又建置了急递铺系统，以保证迅速“转送朝廷及方面及郡邑文书”。中统元年(1260
————————
①详见陈高华：《论元代的站户》，《元史论丛》第2辑。
年）四月，始于燕京和开平之间及开平至京兆间设立急递铺，以后逐渐在各地设置，形成制度和系统，“十里或十五里或二十五里设一急递铺。十铺设一邮长，铺卒五人”。在大都设立总急递铺提领所，管领铺务。
各急递铺都备有所在州县的文簿，‘记录铺兵姓名和收到转送文书的时间。本铺铺兵送文书至下铺返回后，还要登记交付时间。铺兵需日夜轮流守望，夜间各铺“常明灯烛”，以备不时之需。
一般文书，裹成软绢包袱，外包油绢，铺兵持绿油黄字牌发送。“若系边关急速公事，用匣子封锁，于上重别题号，及写某处文字、发遣时刻，以凭照勘迟误”。匣子上用黑油红字书号，以示区别。每一站收到急递文书后，不但要检查递送时间，还要查验文书是否开拆和有无摩擦损坏。
被签发的铺兵，“须要本户少壮人力正身应役”，不得雇人代役。每名铺兵都备有悬铃、短枪、雨衣等物。铺兵持文书行走时，凡闻铃声，在道者均要让路。铃声传至下铺，“则铺人出以俟其至”。各铺都要做到日夜兼行、风雨无阻，按规定急递文书一昼夜要行400里。为保证急递铺的运转，规定“各路总管府委有俸正官一员，每季亲行提点。州县亦委有俸末职正官，上下半月照刷”。如出现差错，不仅铺兵铺司要治罪，所在地官府也要受到责罚。①
元朝设立的驿站、急递铺两大系统，互为补充。紧急军情公文由急递铺转送，减轻了站赤的一些负担。军官、使臣往来通过驿站，也可达到便捷的目的。从制度上讲，元朝的军事通讯联络系统是不坏的。但在实际运转中，都存在不少弊病。驿站给驿泛滥，急递铺入递文书“封缄杂乱，发遣无时”，甚至“多有磨擦损坏，扣箅元发日期”。由于各官府的干扰和站户、铺兵承担役务过重，难以处处尽职，元代通讯联络系统的效用不能不大打折扣。
————————
①《经世大典序录·急递铺》，《元文类》卷四一。《元史》卷一〇一《兵志四·急递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