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矛盾的激化
元朝后期，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其中又以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最为突出，成为爆发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
（一）蒙汉官僚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
元朝后期，通过皇帝赏赐和强取豪夺等方式，土地高度集中于蒙汉官僚地方阶级手中，到顺帝时更为严重。如至元二年(1336年)七月，朝廷以奴伦公主的赐田5000顷，一次转赐给大臣伯颜①；至正七年（1347年）十一月，元顺帝将山东16.2万余顷土地，赏赐给大承天护圣寺②；有的地方，占纳税户九分之一的地主大户，竟占有5/6的土地（如福建崇安县）。土地高度集中的结果，使广大农民失去耕地，离乡逃亡。与此同时，中小地主利益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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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元史》卷三十九《顺帝纪二》。
②《元史》卷四十一《顺帝纪四》。
到损害。而土地大量占有者，则以苛刻的条件将土地租给农民，进行敲骨吸髓的榨取。江南的佃户租种土地时，要同地主四六分成。如遇青黄不接或天灾时，农民不得不向地主借高利贷，到秋收时，甚至用全部收获也还不清，往往弄得家破人亡。
除高额地租和高利贷外，农民还要承担各种高额赋税，以及兵役和筑城、开矿、开河、运输等劳役，使农民无法生存。
（二）蒙古人、色目人对汉人、南人进行的民族压迫
为了确保蒙古族对全国的统治，元初把国内各民族分为蒙古人、色目人（包括西夏、回回、西域以至留居中国的部分欧洲人）、汉人、南人（包括南宋统治下的汉人和西南各族人民）四等。这四等人的不平等地位表现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蒙古人地位最高，色目人次之，南人受压迫最惨重。在政治上，元朝的中央主官，都由蒙古人充任，汉人一般不得染指，甚至次要官职也大半是蒙古人和色目人。至元三年（1337年）四月，又规定“省、院、台、部、宣慰司、廉访司及郡府幕官之长，并用蒙古、色目人”①。在军队中，汉人武官不得职掌兵权和参与军事机密。在法律上，权利不平等，蒙古人打死汉人、南人可以不偿命②，甚至规定被打者不得还手。在文化教育、科举升迁、居住权利等方面，也无一不明显地反映出民族歧视和压迫的政策。如在科举考试中，考汉人的试题难、要求高、录取名额少。这些政策，到顺帝时期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深受其害的则是广大汉族劳动群众。例如，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右丞相伯颜甚至荒唐地建议顺帝诛杀张、王、李、赵、刘五大姓的汉人和南人③，其暴虐和残酷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
（三）蒙古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尖锐化和政治的腐败
这种矛盾最突出地表现在皇位继承上。元世祖以后，元朝的皇位继承都是通过宫廷阴谋或军事争夺实现的。从元世祖忽必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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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元史》卷三十九《顺帝纪二》。
②《元史》卷一百零五《刑法四·杀伤》。
死到妥懽帖睦尔即位(1294～1332年)的近40年中，更易8帝，平均四五年一次。妥懽帖睦尔即位后，丞相伯颜恃功居大，欲废顺帝。顺帝便同御史大夫脱脱逼伯颜自杀（一说病死）。伯颜之弟马扎儿台（脱脱之父）继为丞相之后，脱脱又劝其父马扎儿台辞退，自任丞相之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和不断自相残杀的结果，使皇朝权力不断削弱，地方权力日益扩张，出现了内轻外重、军事贵族混战的局面，使人民深受战祸之苦。
与此同时，朝廷也日益腐败。至顺帝时，以皇帝为首的皇室更是骄奢淫逸；诸王贵族挥霍无度，滥杀无辜；朝廷大臣多为无能之辈；地方各级官员，乘机横征暴敛，贿赂公行。整个国家机器，已经腐败至极。
随着政治的腐败，顺帝时的社会经济也已完全崩溃：连年争战，军费开支庞大；赏赐无度，国库枯竭；财政巨额赤字，钞法破坏，物价猛涨。与人祸并行的是天灾不断：顺帝元统元年(1333年)，京畿大雨，饥民达40万；二年，浙东遭灾，饥民多至50余万；至正四年（1344年），黄河接连决口三次，饥民遍地。在天灾人祸的沉重袭击下，各地农民起义频起，到至正十一年，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
二、农民大起义的爆发与扩展
（一）起义的爆发
顺帝时，因黄河堤岸年久失修，经常决口，造成特大的水灾。于是朝廷于至正十一年(1351年)四月，议定修治黄河，并命贾鲁为工部尚书兼河防使，总治河防。征发汴梁（今河南开封）、大名（今河北大名）等13路修河民夫15万人，并调庐州（今安徽合肥）驻军两万监视修河民夫。
修河工程浩大，自山东黄陵冈（在今曹县西南60里）始，南到白茅口，西到阳青村，全长280里，把黄河勒回故道，以防河患。但是，元朝的官吏却借修河之名，大肆搜括民脂民膏，贪污治河费用以自肥。被迫征来的民夫，本已贫无衣食，而官吏却要他们自备干粮；到工地后，既要承担繁重的劳役，又遭监工官军的凌辱和鞭打。因此民夫怨恨日深，势若躁动的火山，一触即发。
其时，有白莲会①首领韩山童（河北颍城人）及其门徒栾州（今安徽阜阳）人刘福通等，利用民夫集聚开河之机，一面派人广为传播“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童谣，并称弥勒降生，明王出世，天下必将大乱；一面暗凿一个独眼石人，埋于黄陵冈将挖之河段。当民夫果然在黄陵冈挖出一个独眼石人时，人们便以为天意应验，纷纷辗转相告，黄河两岸顿时沸腾起来，准备造反。②
韩山童与刘福通、杜遵道等人见时机已经成熟，便立即聚集以教徒为骨干的3000人，在颍上县（今属安徽）白鹿庄密谋起义，公推韩山童为首领，并声称韩是宋徽宗的八代孙，当为中国之主，使起义带上浓厚反元复宋的色彩。与此同时，派人四出联络，约定起义日期，以红巾裹头为号，一起举事。但因消息走漏，韩山童不幸被捕牺牲，其妻杨氏偕子韩林儿避走武安（今河北武安县境内）山中。刘福通整顿队伍，提前起义，于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攻占颍州。六月，攻占元廷在河南的屯粮地朱皋镇（在今河南固始北）并开仓散粮，后又连破河南的罗山、真阳（今河南正阳）、确山等地，接着取河南的舞阳、叶县（均属今河南）。九月，又先后攻下了汝宁、光州、息州（以上是河南的汝南、潢川、息县）等地，成为起义军的主力东系红巾军③。起义队伍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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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白莲会：亦称白莲教、白莲社，是混合有佛教、明教、弥勒教内容的秘密宗教组织。起源于宋，到元代逐渐流行，于至大元年（1308年）被禁止，但实际上参加者仍在不断增加。
②叶子奇：《草木子》卷三《克谨篇》。
③史学界一般把韩山童、刘福通等领导的河南和江淮地区的红巾军称东系红巾军，把徐寿辉、彭莹玉等领导的湖北和湘汉流域的红巾军称西系红巾军。
至1。多万人，声势浩大，元兵不能御①。
（二）起义的迅速扩展
由韩山童和刘福通、杜遵道等人发动的东系红巾军起义，是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先声，它起到了宣传起义，发动起义的作用，是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先锋和骨干队伍。在它的影响下，许多地方都发动了红巾军起义。
江淮地区的李二②与彭大（一作老彭、彭二）、赵均用（一作赵君用）等人，于至正十一年(1351年)八月在徐州起义，迅速控制了附近各县，以及宿州、五河、虹县、灵璧、安丰、濠州（在今安徽凤阳县东北）、泗州（在今盱眙北）、寿县、丰县、沛县（均属今江苏的丰县、沛县）等地。次年春，定远富民郭子兴⑧，与孙德崖等5人一同起兵占领濠州，成为东系红巾军在江淮地区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湖北地区：由彭莹玉和尚组织，以徐寿辉为首领④的红巾军于至正十一年八月起义后，相继攻占蕲州（在今湖北蕲春南）、黄州、德安（以上是今湖北黄冈、安陆）、沔阳（在今湖北仙桃市西南）、安陆、武昌、江陵（以上是今湖北的钟祥县、武昌、江陵）、江西（今江西九江、南昌一带）诸府。十月，徐寿辉以蕲水（今湖北蕲春南）为都称帝，国号天完，建元治平，以邹普胜为太师，成为西系红巾军的主力。
在湘水和汉水流域，布王三领导的北锁红巾军，先后攻占了唐州、邓州、南阳、嵩州、汝州（以上是今河南的唐河、邓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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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史》卷一百二十二《韩林儿传》。
②李二，安徽萧县（一说邳州）人。因以家藏一仓芝麻救济灾民，故又被称为“芝麻李”。
③郭子兴，其先曹州人。红巾军起义后，信奉韩山童、彭莹玉传播的白莲教，立志反元。为此，他破家散产，结纳豪壮，以宗教为纽带，同孙德崖、俞某、潘某、鲁某等人组织起义。
④徐寿辉，一名贞一、真逸。蕲州罗田县人，以贩布为业。在起义中被推为首领。
阳、嵩县、临汝）、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及其附近各县）；孟海马领导的南锁红巾军，先后占领了均州（在今湖北均县西北）、房州、襄阳、荆门、归峡（以上是今湖北的房县、襄阳、荆门、秭归）等地。这两支起义军，是西系红巾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东西两大系统的红巾军起义后，占领了黄河两岸以及东起淮水流域西至汉水流域的广大地域，把元朝统治的中国腰分为南北两大部，沉重打击了元朝的统治者。
（三）红巾军以外的反元起义
除红巾军起义外，还有其他的反元起义，他们也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元朝的统治者，其中主要有两支。
其一是至正八年（1348年）十一月，浙东台州人方国珍（一名谷真），与其弟国璋、国瑛、国珉等聚众海上进行反元①。他们活动于浙东的温州、台州、庆元（以上是今浙江省的温州、临海、宁波）等地，常劫掠元朝的漕运粮饷。但是，他们对元王朝时叛时降，动摇不定，不如红巾军坚决。
其二是至正十三年（1353年）正月，泰州白驹场人张士诚，与其弟士义、士德、士信，结壮士李伯升等十八人的聚众起义。由于这支队伍的主要领导人物和基本骨干是私盐贩子、盐丁、中小地主和一部分贫雇农，所以他们的目标不明确，对元王朝也是时叛时降，最后终于投降了元王朝并帮助元王朝镇压红巾军。
元末各支农民起义军，都在各自所在的地区同元军作战，使元军兵力分散，顾此失彼，从根本上动摇了元王朝的统治。元朝的最后灭亡，已成为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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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史》卷一百二十三《方国珍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