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朱元璋参加起义和招兵建军
在红巾军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朱元璋所在部队的势力逐渐壮大起来。
朱元璋字国瑞，濠州钟离（在今安徽凤阳东北）东乡人，出身贫苦农民，世代受地主剥削，17岁时（至正四年，1344年），家乡遭受严重灾害，父母和长兄相继去世，因无法谋生，便入皇觉寺为僧。不久因寺内缺粮，朱元璋被迫出外游方乞食，三年后返寺。其间历经淮西（相当于今皖北和豫东南）许多州县，熟悉了淮西地区的山川、地理、人情、风俗，丰富了社会知识。
至正十二年三月，朱元璋投濠州郭子兴起义军，充任九夫长，因办事机灵多谋、作战勇敢，受到郭子兴的赏识，留作帅府当差，常参与谋事，为其增长见识、施展军事才能，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当年九月，元丞相托克托（一作脱脱）率部攻破徐州，李二率起义军败撤。不久，李二被元军捕杀，其部将彭大、赵均用率余部投濠州，被郭子兴接纳。彭、赵二人来濠州后，依仗人多势众，竟以客压主，加之郭子兴与孙德崖等人旧有矛盾的加深，致使濠州起义军首领之间互相摩擦。孙德崖趁机勾结赵均用，将郭子兴幽禁，企图取而代之。朱元璋闻讯从淮北返回濠州，救出郭子兴，从中调解，避免了分裂，使起义军得以继续发展。
但是，由于濠州起义军成分复杂，军纪松弛，各首领之间矛盾日深，郭子兴无长远发展打算，加之城外有贾鲁所部元军围困，城内粮草缺乏，兵力不足，有被消灭的危险。于是朱元璋建议郭子兴设法扩大红巾军的势力和地盘，并于至正十三年（1353年）六月去家乡钟离招兵扩军①，“倡农夫以入伍”②，充实起义军实力。
朱元璋在家乡招兵10天，不但募集了农民子弟700余人，而且得到了徐达、汤和等24名建军骨干，使濠州起义军的素质得到了改善。郭子兴因朱元璋招兵收获甚大，当月即升其为镇抚，作了带兵的军官。朱元璋将新募之兵交予郭子兴后，又于是年冬请求带领徐达、汤和等2骨干南下定远，采取招募乡里壮勇和收编地方势力双管齐下的方式，迅速壮大起义军。
朱元璋等人在定远招募一批兵员后，又于至正十四年(1354年)上半年，先后收编了张家堡“驴牌寨”缺粮乏食的孤军3000人，豁鼻山秦把头所部800人，横涧山缪大亨地方武装2万余人③，以及冯国用、冯国胜所率领的部队④。朱元璋此举，收到了争取中间势力，减少敌对势力，迅速扩大起义队伍的明显效果，同时又使元廷收买当地地方武装、镇压农民起义的企图落空。
经过多次努力，濠州起义军扩大了地盘，拥有2万多精壮队伍。朱元璋遂以徐达、汤和等人为骨干，以招募之兵为基础，整顿军纪，重新编练，要求将士必须“知纪律”，同心协力“以建功业”。经过初步整顿和编练，军队能做到“所过不杀”，因而“人心日附”。朱元璋招兵建军的设想获得了初步的成功。
二、谋取天下思想的确立
朱元璋在定远得到顺利发展后，又于至正十四年八月攻取了滁州（今安徽滁县），于十一月打退了元军对滁州东侧屏障六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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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贾鲁所部元军从至正十二年九月围濠州后，至十三年春贾鲁病死军中，五月元军撤围而去。濠州起义军在抗元作战中伤亡也很重，朱元璋遂于六月去家乡招兵补充。
②朱元璋：《御制皇陵碑》。
③根据《鸿猷录》、《国榷》、《明太祖实录》的记载，这几支部队收编于当年一至六月。
④《明史》卷一百二十九《冯胜传》。
进攻，解除了元军对滁州的威胁，使郭子兴起义军有了较为稳定的立足之地。在此情况下，郭子兴便安于现状，流露出“无意远略，但欲据滁自王”之意①。朱元璋遂以局促滁州之弊劝导郭子兴：滁州是一座小山城，“舟楫不通，商贾不集，无形胜可据，不足居也”②。郭子兴乃罢称王之意。此说虽然是从地理形势上论证滁州不是久据之地，但是，更重要的是朱元璋谋取天下思想的反映。
朱元璋谋取天下的思想，是在南下定远扩兵和攻取滁州途中，听取李善长和冯国用的建议后就萌生和确立的。他们建议朱元璋效法汉高祖刘邦，要“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③，并据有金陵形胜之地，“然后四出征伐，倡仁义，收人心，勿贪子女玉帛”④，如此便可取得天下。李、冯之论，使朱元璋有了一个明确的政治斗争目标和军事行动的依据，能够在群雄纷争、各自称孤道寡的乱世中，确立方略，把注意力集中到迅速夺取和全力经营金陵根据地，准备进行长期军事斗争的方面去。这一思想的确立，对于朱元璋的成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当时任何一支起义部队，要想在多元的角逐中立于不败之地，并能击败各个对手，夺取最后胜利，都必须建立一个比较稳固的根据地，为进行持久的战争提供充裕的人力兵力和物力财力，否则只能成为称雄一时而不免最后灭亡的失败者。
至正十五年（1355年）正月，郭子兴为摆脱滁州乏粮的困境，集部将商讨用兵的方向。朱元璋建议以奇兵攻取和州（又称和阳，今安徽和县）。郭子兴从其计，遂命朱元璋统兵3000，攻占和州，并令朱元璋统兵“总守和阳”。三月，元军10万反攻和州。朱元璋数出奇兵将其击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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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明太祖实录》卷一，甲午（至正十四年）冬十月。
③④《明通鉴》前编卷一，至正十四年。
三月，郭子兴病死。小明王韩林儿①同郭部商定，以郭子兴之子郭天叙为都元帅，其妻弟张天祐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军中用龙凤年号。朱元璋说：“大丈夫宁能受制于人耶”②，遂不接受左副元帅之职，但“念林儿势盛可倚藉，乃用其年号以令军中”③，此号一直延用到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底。奉龙凤年号是朱元璋的策略之举，既可利用小明王的反元旗号以令军中，争取群众；又可缩小自己的目标，减少和避免引起敌对势力的围攻和打击，有利于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军事实力。其时，由于郭天叙年轻少经验，遇事无主见，张天祐临事犹疑不决，为一勇之夫，而朱元璋则胸怀远图，遇事多谋善断，既能勇敢作战，又能统率全军，既有徐达、汤和等贴身战将为之冲锋陷阵，又有李善长、冯国用等心腹谋士为之出谋划策，所以和阳军权实际上已为朱元璋所掌握。
朱元璋驻兵和州时，因军纪严明，深得民众拥护，凡有志于反元的各种人才都闻风竞相来投。如至正十五年春夏间，勇猛善战的虹县（今安徽泗县）人邓愈，刚毅多勇智的怀远（今属安徽）人常遇春先后来投，朱元璋分别委任他们为管军总管和总管府先锋。有火器研制者名焦玉④，向朱元璋起义军进献所研制的火器。这些人参加起义后，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为渡江作战准备了人力和物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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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小明王韩林儿：刘福通于至正十五年二月，派人至砀山（今安徽砀山）接韩林儿至亳州（今安徽毫县），三月称帝，号小明王，国号宋，建元龙凤，以杜遵道、盛文郁为丞相，刘福通为平章。
②《明太祖实录》卷三，乙未（至正十五年）夏四月。
③《明史》卷一《太祖纪第一》。
④焦玉：目前国内外火器史研究者对其人其事尚无定论。一说焦玉其人名不见经传，其书《火龙经》杂有嘉靖以后的内容，故不宜肯定；另一说认为，明万历时期的火器研制家赵士桢，在《进神器疏》中提到了焦玉，其书《火龙经》真本虽未传世，但现存的几种版本，确也反映了明初火器研制的某些情况，故不宜否定其人其事的历史存在。本书取后说。
三、金陵根据地的建立和扩展
（一）渡江取金陵，夺据形胜地
朱元璋屯兵和州后，数万大军已饮马长江，枕戈待渡。至正十五年（1355年）五月，朱元璋集部下诸将谋划渡江之事，因无舟楫而计策难定。其时恰有巢湖水军首领李扒头（名国胜）派俞通海前来议事。该部因常受庐州（今安徽合肥）义军首领赵君弼的威胁，故愿以水军万人、战船千艘同朱军合作。朱元璋即亲赴巢湖，同水军另一首领赵普胜（号双刀赵）联络渡江事宜，并侦察巢湖水路。不久，巢湖水军利用大雨涨水之机，率舟船尽出元军无备的小港，除赵普胜生变，率少数舟船驶归外，其余全部驶往和州，于是“舟楫具备，军威大振”①。朱元璋便令俞廷玉及其子通海、通源、通渊，廖永忠、永安兄弟等人率部进行水战训练。
战船既备，朱元璋说服诸将先取易攻之采石镇（在今安徽马鞍山市西南），控扼南北襟喉，尔后再取金陵。六月初一，朱元璋同徐达、汤和、邵荣、冯国用、李善长、常遇春、邓愈等率军渡江，选择元军难以备御的牛渚矶（在今安徽马鞍山市西南）登岸，驻采石②元军纷纷惊溃，沿岸诸垒望风归附。
攻取采石后，朱元璋见官兵忙于收取胜利果实而无进取之意，遂斩断缆索，尽弃战船于江中，鼓励三军直取太平（今安徽当涂）。入太平后，即颁布戒戢军士榜，严禁剽掠民众，并斩违令士兵一名，军中肃然不敢再犯。太平顿时人心归附，秩序井然。名儒李习、陶安等领民众欢迎朱军。陶安也向朱元璋提出占据金陵，打出为民“行吊伐”的旗号，进而夺取天下的建议，受到朱元璋的重视。接着，朱元璋便改元太平路为太平府，委李习为知府事；置太平兴国翼元帅府，自任大元帅，以李善长为帅府都事，潘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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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高岱：《鸿猷录》卷一《集师滁和》。
②采石和牛渚矶，均在长江东岸，相距里许。
坚为帅府教授，汪广洋为帅府令史；以陶安参幕府事；命诸将分守各门，备城浚壕，以固守御①，并着手军政建设。
攻取采石、太平，是朱元璋起义军向东南发展的第一步，既摆脱了粮饷匮乏的困境，又避免被赵均用、孙德崖等人所纠缠，打开了起义军发展的新局面。朱元璋又乘胜派徐达等人率军攻取溧水、溧阳、句容（均属今江苏）、芜湖（今属安徽）等地，使占领地区联成一片，从南面对金陵形成进攻的态势；同时积极组织部队攻取金陵。
至正十五年（1355年）七月和九月，朱军两次进攻金陵失利，主帅郭天叙和张天祐战死。十一月，朱元璋被晋升为都元帅，正式统领郭子兴全部人马②。十六年三月初一，朱元璋统军从太平分水陆两路进攻金陵。初三，大军毕集于江宁镇（在今南京西南），一举攻破屯兵于此的陈兆先部，擒陈兆先并释用其为元帅，收降其部3.6万余人。初十，朱军自江宁进攻金陵，冯国用率500人冲锋在前，败元军于蒋山（即钟山，今南京紫金山）。元南台御史大夫福寿死于乱军之中，蛮子海牙率部走投张士诚，水军元帅康茂才等率众投降。朱元璋起义军控制了有50万军民的金陵城③。
朱元璋入城后即召集各方人士，宣布“为民除乱”，革除旧政，另立新法，使民“各安职业”等政策，并欢迎有志“相从立功业者”参加起义军，使“城中军民皆喜悦，更相庆慰”④，推动了起义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将元集庆路改为应天府，设置天兴、建康翼统军大元帅府，以廖永安为统军元帅，赵忠为兴国翼元帅，守太平，并建上元、江宁两个县⑤。
金陵的夺取，使朱元璋起义军有了一个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十分有利的根据地。金陵是我国六大古都之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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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太祖实录》卷三，乙未（至正十五年）六月丁巳。
②《国初群雄事略》卷二《滁阳王》。
③④《明太祖实录》卷四，丙申（至正十六年）三月庚寅。
⑤《明太祖实录》卷四，丙申（至正十六年）三月辛卯。
以前曾有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南唐等七个王朝在此建都，“西有荆楚之固”，东则“控引二浙，襟带江淮，漕运储谷，无不便利”①。其四周独据形胜：东有钟山如龙盘绕，为易守难攻之处；南以雨花台为屏障，其西南的三山为江上要隘；西濒长江，石头山（又名清凉山）形似虎踞，为六朝以来的军事重镇；西北有幕府山临江矗立，势若天然长城；长江自西南绕金陵而折向东北，成为护佑金陵的天险；城内手工业发达，有冶炼和制造兵器的作坊。朱元璋起义军的领导者们在占领金陵之后，并未松懈麻痹，而是着手建设和扩大以金陵为中心的根据地，以求巩固和发展。
其时，朱元璋起义军据有西边自滁州至芜湖，东边自句容至溧阳，并跨有金陵至芜湖段的长江两岸富饶之地。但是金陵地区周围的军事形势仍很复杂：东面有元将定定扼守镇江，东南有张士诚占据平江（今江苏苏州）、常州和浙西地区，东北过江有地主武装张明鉴占据扬州，南面的元将八思尔不花屯驻徽州路和宁国路（治今安徽歙县和宣城），东南外围还有元将石抹宜孙、石抹厚孙、宋伯颜不花分守处州、婺州、衢州（分别为今浙江丽水、金华和衢县）等地，只有北方有刘福通等领导的红巾军，牵制了大批元军，威胁小于其他方向。因而使朱元璋能集中兵力，有步骤地分别同其他方向的对手进行军事斗争。
（二）夺占镇江、广德，扩展两翼
朱元璋在金陵局势趋于稳定后，即于至正十六年（1356年）三月十六日，命徐达、汤和、廖永安等，率军东取镇江，次日城下。之后，徐达挥军乘胜取金坛、丹阳（均属今江苏）诸县。十九日，改元镇江路为江淮府，旋又改为镇江府；置淮兴、镇江翼元帅府，命徐达、汤和为统军元帅；置秦淮翼元帅府，以俞通海为元帅。
镇江既下，缓和了东面张士诚对金陵的威胁，于是朱元璋命邓愈等率部攻取金陵东南面的广德（今属安徽），占领后，即改广德路为广兴府，置广兴翼行军元帅府，以邓愈、邵成为元帅，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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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江南二·江宁府》。
昌为行军总管。
朱元璋起义军扩占镇江、广德后，使金陵左右两翼得以伸展，并赖以作为坚固的屏障。至此，朱元璋已占有江南从芜湖至金陵为西线，从镇江至广德为东线的广大地域。
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至正十六年（1356年）七月，诸将奉朱元璋为吴国公，以元御史台为公府，置江南等处行中书省，朱元璋自总省事。其下置江南行枢密院，以徐达、汤和摄同佥枢密院事；置帐前总制亲兵都指挥使司，以冯国用为都指挥使；置左右等翼元帅府，以华云龙、唐宗胜、邓愈等为元帅；置五部都先锋，以陶文兴、陈德等任其职；置兵马指挥司稽察奸伪，以达必大为指挥。除上述军事机构外，还有理问所、提刑按察使司和营田司等机构①。上述机构都在朱元璋统一控制之下，具有独立政权机构的职能。这些机构的设立，有利于朱元璋指挥军队作战和统筹根据地的建设。
四、进军东南
从至正十六年秋到十九年，朱元璋采取统一部署，分兵两路，东进和南下并举的方针，迅速推进。这种推进是在北方红巾军三路北伐的有利形势下进行的。
（一）北方红巾军的三路北伐
至正十五年二月，刘福通奉韩林儿在亳州称帝，号小明王，国号大宋，建元龙凤。接着刘福通全力组织红巾军进攻元军，先后占领了邓州、许州、嵩州（今河南邓县、许县、嵩县）等地，兵力激增至30多万②，牵制了元军主力察罕帖木儿部。十二月，刘福通在太康失利，元军进围亳州，小明王退守安丰（今安徽寿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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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太祖实录》卷四，丙申（至正十六年）七月己卯。
②《元史》卷一百四十一《察罕帖木儿传》。
至正十七年（1357年）夏，小明王的主力经过整顿补充后，分三路北伐，刘福通自率一部在河南同元军作战。三路北伐的进军方向是：西路由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等率领，自河南挺进关中；中路由关先生、破头潘等率领，由山西、河北出塞外；东路由毛贵率领，出山东进河北，直指元大都。他们在军旗上写着：“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①，表达了誓必推翻元朝统治者的意志。三路北伐军转战北国，纵横数千里，历时六七载，兵锋所向，西至关陇、河西地区，东达辽阳、高丽，北到京畿附近，使元朝黄河天险不能守，上都（今内蒙多伦西北）被攻破，大都（今北京）受威胁。刘福通也于至正十八年五月攻下汴梁（今河南开封），控制中原和北方许多地区。
但是，由于三路北伐军缺乏统一部署和指挥，不能互相策应和协同作战，只能分散在各地孤军奋击，加上有的起义军首领之间不团结，甚至互相残杀和变节，被元军各个击破，又由于长期进行流动作战，除毛贵一部在山东经营三年，采取一些适当的政治、经济措施，有一个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外，其余各部都没有建立根据地。因此虽然进军迅速，占地甚多，但未联成一片，更未进行巩固，所以常陷于孤军深入，后援不济的困境，最后不免被元军各个击破。至正十九年八月，汴梁失守，刘福通与小明王退守安丰。二十一年，三路北伐失败。二十三年，张士诚的部将吕珍攻破安丰，杀害了刘福通。小明王被朱元璋部将接至滁州，龙凤政权基本上结束。二十六年，朱元璋派部将廖永忠迎接小明王归南京，行至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东临大江），舟覆于江，小明王被溺死②。
红巾军三路北伐虽然没有取得最后胜利，但是却牵制和消耗了北方元军的主力，使其匹马只船不能渡江，陷南方元军于孤立无援之境地，有力地支援了南方起义军的反元作战。同时，在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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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七《旗联》。
②《明史》卷一百二十二《韩林儿传》。
巾军三路北伐的打击下，促使和加深了元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扩廓帖木儿、孛罗帖木儿、李思齐等开始彼此混战。朱元璋起义军即利用这些有利形势，乘机向东南发展。
（二）朱元璋起义军向东南扩展
在东进方向上，朱军于至正十七年（1357年）先后攻占了长兴、常州、泰兴、江阴、扬州等地。上述要地的攻取，在军事上具有重要的意义：长兴踞太湖口，从陆路可以通广德诸郡；江阴枕大江，扼姑苏、通州济渡之处。两地为朱军控制后，使张士诚的步骑不敢出广德，窥宣歙；水军不能溯大江上金（山）焦（山），形成了堵截张士诚犯金陵的坚固防线。而泰兴、常州、扬州为朱军席卷后，朱、张两军对峙的局面，便向着有利于朱不利于张的趋势急转直下，也是后来朱元璋敢于果断决策西向灭陈友谅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南下方向上，朱军自至正十七年夏至十九年底，先后攻占了宁国路、绩溪、休宁、徽州路、池州路（以上是今安徽的宣城、绩溪、休宁、歙县、贵池）、建德路、浦江、婺州路、诸暨州、衢州路、处州路（以上是今浙江的建德、浦江、金华、诸暨、衢县、丽水）等地。朱军攻占上述要地后，拔除了元军在浙东一带的孤立据点，截断了元王朝的南北交通要道，使元军南北不能互援。同时扩大了朱军所占地区的幅员：西南与陈友谅对垒，东南接方国珍，南邻陈友定，取得了战略发展的主动权。
五、巩固和建设已占地区
在军事进攻很顺利，占领地区不断扩大的新形势下，朱元璋采取边发展边巩固的方针。在政治上，朱元璋及其领导成员以推翻元朝统治，革除元朝弊政为口号，采取一些维护农民利益的措施，动员和争取了广大农民和中小地主、工商业者，把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以蒙古贵族和大地主为首的元朝统治。朱军所到之处或开仓以济贫民，或支持农民反抗地主和夺取土地的斗争，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与此同时，朱元璋重视政权建设，建立了十几个府的机构，委派军队的骨干和当地名人充任行政官员，巩固了新建立的政权。其间，朱元璋还采纳了徽州名儒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①的建议，把注意力放在营建基地，积蓄力量，尔后统一江南、夺取天下的长远目标上。
在军事上，朱元璋及其领导集团采取招募和收降并举的方针，使军队迅速扩充至十多万人。在建立主力军的同时，还注意民兵的建设，至正十八年（1358年）十一月设立管领民兵万户府，管理此事，使民兵平时耕种和维持地方治安，战时补充主力军。在建军过程，朱元璋十分重视严明军纪和加强军事训练。经过几年的建设，朱军已成为一支军容整肃、纪律严明、听从指挥，能攻城略地、夺关斩将而与民秋毫无犯的军队。同时，朱元璋还高度重视军事指挥机构的建立和建设，委派得力战将统率军队。自渡江以后，除建立十几个翼元帅府外，还建立了全军的核心指挥机构。这些机构的建立，保证了军队建设各项措施的贯彻和战时指挥系统的畅通。
在经济上，朱元璋及其领导集团采取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方针，以保证建立强兵所需要的粮饷和丧乱之民的衣食，带有战时经济体制的色彩。为此，在至正十六年七月设立营田司，又于十八年二月命水军元帅康茂才为营田使，专管农田水利之事。十一月，朱元璋以古代屯田守边的思想为依据，阐述了寓兵于农的主张，要求农民耕战结合，“有事则战，无事则耕，暇则讲武”，做到“民无坐食之弊，国无不练之兵，以战则胜，以守则固”②。这些方针的实行，既保证了军队的战斗力和充裕的军饷，又使农民得到了休养生息，生产迅速恢复，民食得以保证，为朱元璋统一江南的战争，准备了比较充分的兵员和物质条件。
此外，朱元璋及其领导集团还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和培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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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史》卷一百三十六《朱升传》。
②《明太祖实录》卷六，戊戌（至正十八年）十一月乙未。
军政人才。至正十九年（1359年）在婺州开设郡学，二十年在金陵设立儒学提举司，作为主管教育的最高机构。与此同时，朱元璋还聘请名儒，为其领导成员讲述历代兴亡之道，对有真才实学的人士，如刘基、宋濂、朱升、冯国用、冯胜、李善长、汪广洋等人，都因才任用。因此，许多“韬光韫德之士幡然就道”①，相继而来，为朱元璋夺取全国政权出谋献策。
朱元璋在巩固和建设已占地区所推行的各项政策，既具有维护农民利益，反对封建王朝的一面，又具有维护新的封建秩序的一面。前者在起义战争过程中体现比较明显。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农民阶级不能代表新的生产关系，他们的领导成员在胜利中所建立的政权，所制订的各种政策，是在旧有的基础上进行的某些改革，而对原有的封建生产关系并没有变动。从朱元璋在这一阶段所推行的各项政策中，就可以看到一个新的封建王朝在逐步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