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前形势和陈友谅的汉政权
在朱元璋率部向浙东等地扩展并进行巩固已占地区时，北方韩林儿、刘福通所领导的红巾军，正受到察罕帖木儿等地主武装的袭击；占据苏州的张士诚和浙东庆元的方国珍，早已蜕化变质并投降了元朝，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徐寿辉在被部将陈友谅杀害后，部将明玉珍率领其一部割据于四川，另一部由陈友谅率领，占据荆楚形胜之地。
陈友谅，沔阳（今属湖北）人，渔家子，本姓谢，祖千一，因赘于陈氏，遂改姓陈。友谅力气大，武艺好，在县为吏，因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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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刘基传》。
司不合，屡受责备，遂投徐寿辉部将倪文俊部，后因战功升为领兵元帅。至正十六年（1356年）正月，倪文俊在汉阳修建官室后，迎徐寿辉居住，因而控制了徐寿辉。徐寿辉欲除去倪文俊。十七年九月，倪文俊欲先下手谋杀徐寿辉，因事未成，遂率兵逃至陈友谅的防区黄州（今湖北黄冈）。陈即乘机杀倪文俊，尽领其众，自称平章，且挟徐寿辉而自专。陈友谅控制天完政权后，并无雄才大略，只顾争权夺利，在军事上、政治上均多失策。首先，他“不能进取襄（阳）、邓（县），以窥中原”①，把斗争矛头指向元朝，而是乘机向东南占领安庆（今安徽安庆市）、池州（今安徽贵池市）、龙兴、吉安、抚州、信州、赣州（分别为今江西的南昌、吉安、抚州、上饶、赣州）、邵武、汀州（今福建的邵武、长汀）等地。虽一时成为当时南方占地最广、实力最强的起义军，并企图消灭朱元璋政权，但违背了人民的反元要求，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其次，他于至正十九年九月忌杀赵普胜之后，又于二十年闰五月在采石舟中用铁挝杀害徐寿辉，以五通庙为行殿称帝，国号汉，改元大义，以邹普胜为太师，张必先为丞相，张定边为太尉，以江州（今江西九江）为都②。这种忌上杀下，谋杀起义军领袖而自立的行为，在军中激起了极大的怨恨，使“将士离心，政令不一”③。其三，在经济上，他既不重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又把巨额军费加于民众头上，人民负担极重。他自己生活“豪侈，尝造镂金床甚工，宫中器物类是”④。
凡此种种，都说明陈友谅的汉政权，虽然“奄有江、楚，控扼上游，地险而兵强，才剽而势盛”⑤，但是却是一个前途伏有隐患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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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国初群雄事略》卷四《汉陈友谅》。
④《明史》卷一百二十三《陈友谅传》。
⑤《明史纪事本末》卷《太祖平汉》。
二、先陈后张各个击破的战略决策
朱元璋所部在歼灭浙江元军后，面临最大的威胁是东面的张士诚势力和西面的陈友谅势力。朱元璋对这两个劲敌始终未敢掉以轻心。对东面的张士诚，在军事上采取步步进逼，精心加强防线，力争在军事对峙中造成有利于己不利于张的态势；在外交上采取遣使通好，表示“睦邻守国，保境息民”①的愿望。张士诚此时虽自恃富足，轻视朱元璋实力，杀朱方派来通好的使者，但因军事上屡战屡败，故也不敢轻易向西进犯。对西面的陈友谅，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态势，以守为攻，不轻出冒进。
在东西两侧都有强敌威胁的险恶形势下，如果两线同时出击，以朱军当时的实力而论，则必败无疑，唯一可行之策是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但是以谁为先，当时却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张士诚相距较近，陈友谅相距较远，应先消灭张士诚。刘基认为“士诚自守虏，不足虑。友谅劫主胁下，名号不正，地据上流；其心无日忘我，宜先图之。陈氏灭，张氏势孤，一举可定。然后北向中原，王业可成也”②。朱元璋采纳了刘基的意见，定下了先陈后张、各个击破的战略决策。从至正二十年（1360年）闰五月到二十四年初，朱陈双方进行了军事较量，经过应天、洪都（今江西南昌）、鄱阳湖等三次大的战役，结果以朱元璋的胜利和汉政权的灭亡而告结束。
三、作战经过
（一）应天设伏，首挫陈军
至正二十年（1360年）闰五月上旬，朱陈应天之战开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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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太祖实录》卷四，丙申（至正十六年）六月乙亥。
②《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刘基传》。
时，陈友谅率10万舟师，拥“混江龙”、“塞断江”、“撞倒山”、“江海鳌”①等百艘巨型战舰，及数百艘战舸，自采石蔽江而下，以攻应天。同时派使者约张士诚从东面向朱元璋的占领地进攻，张士诚为自保之计，未敢轻动。朱元璋的部将有的主张举城投降，有的主张退据钟山，也有的主张决一死战。惟有刘基认为：陈友谅远道而来，正可以逸待劳，伺隙将其击败。朱元璋认为刘基的意见很有道理，便决定在应天挫敌。
在谋划作战方案时，有人建议朱元璋亲自率军进攻太平。朱元璋认为，太平原是我新建之城，壕堑深固，若往攻取，必“顿兵坚城之下，进不能取，退不及援”；如果“彼知我出，以偏师缀我，……而以舟师顺流下建康（今江苏南京），半日可达。吾步骑急回，百里趋战，兵法所忌，皆非良策”②。于是朱元璋作出了在应天设伏，诱敌速来，尔后聚而歼之的作战部署：命元军降将康茂才以故友之交，向陈友谅写信，表示愿为内应，并约定在江东（木）桥（今南京江东门附近）会合，以呼“老康”为暗号；命常遇春、冯胜率帐前五翼军3万埋伏于石灰山（今南京幕府山）侧；命徐达等率兵列阵于南门外；又因获知陈友谅打听新河口（今南京城西南）地形，便命赵德胜率兵横跨新河筑虎口城；命杨瑕驻兵大胜港（今南京城西南大城港）；命张德胜、朱虎率舟师出龙江关（今南京兴中门外）；朱元璋自率主力埋伏于卢龙山（今南京狮子山），并偃黄旗于山左，偃红旗于山右；同时规定信号，当陈军入伏时，举红旗为号，举黄旗则伏兵出击；各军受命后都严阵以待。部署中，李善长不知其妙，故问道：“方忧寇来，何为诱致之？”朱元璋解释说：诱其速来是为了争取时间，否则陈张联合，难以取胜，先破陈，则张必胆落③。
为了保证应天伏击的胜利，朱元璋先命胡大海自婺州、衢州（今浙江金华、衢县）率兵进攻信州（今江西上饶），牵制陈军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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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初群雄事略》卷四《汉陈友谅》。
②③《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太祖平汉》。
后。
陈友谅接康茂才信后，信以为真，即于闰五月初十，挥军自采石抵大胜港，遭杨璟所部抗击，待到江东桥时，桥已易木为石，并连呼“老康”，不应，知已受骗，遂仓促派万人至龙江登岸立栅。朱元璋在卢龙山知陈军已进入伏击圈，即举红旗，发信号，鼓声震天。之后又举黄旗，乘陈军立营未稳之际，伏兵四起。在朱军水陆两路夹击下，陈军大乱，争相登舟溃逃。其时正值退潮，陈军巨舟搁浅，被俘2万余人，击杀、溺死者更多，诸将见势危急，纷纷投降，巨舰、战舸多为朱军所获。陈友谅乘小舟败退江州。朱元璋挥军追击，夺回太平、安庆。胡大海也攻占信州。应天之战遂以陈友谅的失败而结束。作战中，张士诚见陈军不利，始终未敢轻动。
应天之战是朱陈主力角逐的第一仗，朱军的存亡系于此战的胜负。朱军所以能取得以寡敌众、以弱击强的胜利，首先是先陈后张战略决策的正确，其次是应天设伏部署的周密，同时也是诱陈抑张、破坏陈张联合策略的成功。而陈友谅的失败，首先在于军心民心的背向，其次是过于轻敌和轻率，因而中计兵败。
应天之战改变了朱陈双方的军事态势，并向着有利于朱，不利于陈的趋势发展。陈军在战后将士离心，不能并力作战。朱元璋则利用有利形势，以军事进攻和招降纳顺同时并举的方针，于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八月率军溯江而上，进攻陈友谅，相继攻取了蕲州、黄州、兴国、黄梅（今湖北的蕲春南、黄冈、阳新、黄梅）、乐平、抚州（今江西的乐平、抚州）等地；又于二十二年收编了龙兴（亦称洪都，今江西南昌）的守军，并连下瑞州、吉安和临江（今江西的高安、吉安、清江），连陈友谅的战将丁普郎、傅友德也都率军归附，陈友谅被迫退至武昌。至此，江西各州县与湖北东南角，尽为朱军所占。陈友谅虽说战败，但实力仍强，准备收拾军马，伺机再战，双方决战已不可免。
（二）陈军攻洪都，顿兵坚城
正当朱陈双方血战犹酣之际，小明王韩林儿率领的北方红巾军却连遭挫折，退守安丰。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二月，与红巾军为敌的张士诚与元军配合，调集重兵包围安丰。朱元璋奉小明王求救诏书，于三月亲率军队往解安丰之围。朱军驰至安丰前夕，张士诚部将吕珍已破安丰，擒杀刘福通。朱军仅救出小明王突围至滁州。四月，陈友谅乘朱军救援安丰未还、应天空虚之机，挥军号60万众（兵力似有夸大）围攻洪都①（今江西南昌），并占领吉安、临江、无为州（今安徽无为）等地。
洪都地处赣北平原，位于赣江下游，北经鄱阳湖通长江，是朱陈双方必争的军事要地。早在二十一年八月朱元璋进攻陈友谅时，就收降了陈的部将胡廷瑞所部，占领了洪都城。次年正月，朱元璋亲至洪都安定民心，改龙兴路为洪都府，以叶琛为知府事，命邓愈为江西行中书省参知政事，镇守洪都。二月，胡廷瑞部将祝宗、康泰等杀叶琛，据洪都。旋又被徐达平定。五月，朱元璋命大都督朱文正统元帅赵德胜、薛显，以及邓愈等军政要员，率重兵驻守②。同时，命驻军改建临江矗立的洪都城，使城“去江三十步”③，以防陈军的进攻。
围攻洪都的陈军，驾乘大型战舰数百艘，有的大舰“高数丈，饰以丹漆，上下三级（层），级置走马棚，下设板房为蔽，置橹④数十其中，上下人语不相闻，橹箱皆裹以铁”⑤，每舰可载二三千人，与陆上城垣等高，士兵可以从舰上直接登城。及至洪都江边时，方知巨舰不复能接近城垣，只得登陆上岸，临时准备攻城器械，进攻洪都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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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童承叙：《平汉录》。
②⑤《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太祖平汉》。
③《明太祖实录》卷十二，癸卯（至正二十三年）四月壬戌。
④橹：大盾，可掩蔽巨型战船中的舱间，可避敌军矢石，并向外射箭。
都督朱文正与诸将合谋，分守诸门①：以邓愈守抚州门，赵德胜守宫步、士（寺）步、桥步三门，薛显等守章江、新城二门，牛海龙等守琉璃、澹台二门，朱文正居中节制诸军，并率军2000往来策应。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四月十五日，陈军以竹盾为掩护，猛攻抚州门，破坏城垣30余丈。邓愈以火铳击退其兵，并掩护士兵修竖木栅，陈军争栅，又被朱军击退，且战且筑，通夕筑成，抚州门屹立如故。五月初八，陈军进攻新城门。薛显率锐卒出城迎战，斩陈友谅平章刘震昭（一作刘进昭），擒其副枢赵祥，陈军久攻不下。六月中，陈军又以新增器械进攻水关，企图破栅而入；都督朱文正指挥士兵用长槊从栅内向外刺杀陈军，陈军企图夺槊而进；朱文正又命煅铁戟、铁钩，穿栅刺敌，陈军欲来夺戟，手被灼烂，终未攻入②。陈军攻城之术已尽，朱军守御之方有余。
洪都被围累月，消息不通，朱文正派千户张子明回应天，向朱元璋告急。朱元璋在得知陈军伤亡甚大、粮食缺乏、江水日涸、不利巨舰机动的消息后，即命张子明返归前线，令洪都之军再坚守一月，疲惫陈军，以争取时间，为援军歼灭陈军创造条件。同时命进攻庐州（今安徽合肥）的徐达撤军回应天，准备解救洪都。
七月初六日，朱元璋亲率舟师20万往救洪都，十六日进抵湖口。为了下一步把陈友谅围困于鄱阳湖中，以便与之决战，并防止陈军奔逸，朱元璋先派戴德率军一部屯于泾江口（今安徽宿松东南百里，滨临大江）；另派一部屯于南湖嘴（今江西九江东四十里，临鄱阳湖口），封锁鄱阳湖入长江的出口，切断陈友谅的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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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四载，洪都（豫章）有城门七：东曰永和，又名澹台；东南曰顺化，旧名琉璃；南曰进贤，旧名抚州；又南曰惠民，旧名寺步；西南曰广润，旧名曰柴步，亦曰桥步；西曰章江，旧曰昌门；北曰德胜，旧名望云，又名新城。其旧城西之滨海者有宫步门、并步门、仓步门、官步门与洪乔门等五门。
②《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太祖平汉》。
又派人调信州胡大海的部队守武阳渡（今江西南昌东南，西洛水入武阳水之口），以防陈军从鄱阳湖向南面溃逃；尔后亲率舟师经松门（今江西永修东北）进入鄱阳湖南端阔大水域。
七月十九日，围攻洪都的陈军已顿兵85日，士气大为沮丧。陈友谅闻朱元璋亲率大军至鄱阳湖后，遂下令撤洪都之围，入鄱阳湖迎战。
争夺洪都之战，是朱陈双方进行的一次颇具规模的攻守城战。朱军守城成功，首先是官兵的顽强坚守，如邓愈督战“昼夜不解甲者三月”，多次击退陈军的进攻。其次是朱军守城有术，既移筑新城于战前，又以火铳配合冷兵器于守城战中，更能随时创造适合于战场使用的新式守城器械，从而使守城朱军化被动为主动，迫使陈军由主动转为被动。陈军攻城失利，首先是进攻方向的错误，如果陈友谅能乘虚进攻应天，而不顿兵于洪都坚城之下，则鹿死谁手，尚难断定，难怪后来朱元璋说“友谅不攻建康，而围南昌，此计之下者也”①。其次是被陈旧的攻城战术所误，当年在攻临江之城太平时，陈军曾从巨舰直接登城，一举而下；在进攻洪都时，陈军企图故技重施，及至兵临洪都时，方知洪都城垣已离江三十步，不能直接登城，被迫改变攻城战术，造成重大伤亡，损兵折将，久攻不下，消耗了大量兵力。
（三）鄱阳决战，歼陈主力（参见附图1）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七月二十日，朱元璋率舟师20万，在鄱阳湖康郎山水域与陈友谅60万（双方人数都有夸大）水军对阵。
鄱阳湖古称彭蠡、彭泽、彭湖，是我国最大的淡水湖，位于江西省北部，西距南昌150里。湖面南端阔大，有康郎山矗立其中；北部狭窄多弯曲，南康府（今江西星子县）东之罂子口，位于湖身收缩处，为鄱阳湖入长江之咽喉要道；北端湖口，有大孤山翼障于口门，形势险要，整个湖面呈不规则葫芦形状。湖内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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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初群雄事略》卷一《小明王》。
渚星布，水深不一，涨水时，除近岸、近洲外均可行船；落水时，湖水甚浅，大船难于行动。鄱阳湖在历史上曾经历过多次水战①。
面对陈友谅庞大的舰阵，朱元璋一面激励将士勇敢杀敌，一面观察陈军舰阵虚实，并剖析其弱点：“彼巨舟首尾连接，不利进退”②，可以击破。于是朱元璋把水军战船分编为20队（一说11队），将火器、弓弩依次配置，“近寇舟，先发火器③，次弓弩，及其舟则短兵击之”④。
七月二十一日，双方战船开始在湖面交战。经过三天激战，陈友谅的水军战舰，被朱军两次用满载火药、草人的火攻船和各种火器，焚烧了数百艘，士卒伤亡大半，陈友谅之弟友仁、友贵及平章被烧死，骁将张定边中箭负伤。陈友谅见连战皆败，不敢再战，准备退守大孤山。但因朱军控制罂子口，故陈友谅于二十四日晚收拢部队，就地转取防御。朱军虽然获胜，但朱元璋身历险境，几遭不测，并损折战将数十，伤亡士兵数万人，付出了重大代价。为控制长江上游，朱元璋也于二十四日夜率军移驻左蠡（在今江西都昌西北），同移舟泊于渚矶的陈军，暂处相持态势。朱元璋恐张士诚乘虚攻袭后方，乃命徐达于二十一日晚，回守建康⑤。
陈友谅在进退两难之际，便问计于左右金吾，右金吾认为应“焚舟登陆，直趋湖南，谋为再举”⑥；左金吾则主张在湖上与朱军决战，陈友谅疑而不决，继而又赞同右金吾主张。左金吾因议不当意，怕陈友谅加害于己，便率部投降朱元璋；右金吾见大势已去，也率部降朱，陈军军心愈益浮动。朱元璋见陈友谅众叛亲离，认为最后歼敌时机已经到来，便一面部署歼灭陈军；一面致书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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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三《鄱阳湖》。
②④⑤《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太祖平汉》。
③据《国初群雄事略》卷四《汉陈友谅》载，此处火器包括大小火铳、火箭、火筒等。
⑥《明太祖实录》卷十二，癸卯（至正二十三年）七月辛卯。
降，书中多有讥激之词，陈友谅为之激怒，便扣留使者，尽杀朱军俘虏。与此相反，朱元璋则释放陈军全部俘虏，并为之医治伤兵，同时下令军中：“但获彼军，皆勿杀”①。消息传开，陈军将士更加动摇，成批驾船前来归降，瓦解了陈军的士气。
朱元璋在激迫陈友谅出战的同时，作堵截陈军突围入长江的部署：首先移师于湖口，命常遇春、廖永忠率舟师横截湖面；又令一部在长江南北两岸设置木栅，置火筏于江中；此外还派兵夺取蕲州、兴国（今湖北阳新）等地，控制上游要地，截击逃归武昌的陈友谅败军。
经过一个多月的激战，陈军战死和投降者甚多。困守湖内的陈军，因运粮船都被朱军截获而军粮奇缺，饥疲已极，且归路又被朱军截断，无再战之力。陈友谅无计可施，不得不于八月二十六日，率楼船百余艘，向湖口方向冒死突围，企图经南湖嘴进入长江，退归武昌。当陈友谅率突围舰船驶至湖口时，遭常遇春、廖永忠所率舟师及江中火筏猛攻，只得慌乱奔逃；至泾江口时，又遭朱军伏兵截击，混战中，陈友谅中箭身死，太子善儿和平章姚天祥等被俘。次日，平章陈荣等率5万余人投降，太尉张定边用小舟载陈友谅尸，并护卫其子陈理逃回武昌。至此，经过30余天的鄱阳湖决战，以朱元璋军大获全胜，陈友谅主力全部被歼而告终。
鄱阳湖水战是朱陈双方主力决战性的战役，是双方攻守应天、争夺洪都的继续。战役伊始，双方最高统帅就率领本部精锐亲临战场，因此，这既是较量双方军事实力，又是双方统帅斗智决勇、争强搏胜的一场决战。战役结果朱胜陈败，这除了政治上的人心向背之外，在军事上还有其重要的原因。
首先，在战役部署上，朱元璋能通观全局，关照各个发展阶段。他在入湖之初，就分兵扼守泾江口、南湖嘴、武阳渡等通江隘口，使朱军胜能据口截击逃敌，败能掩护部队撤退。及至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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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太祖平汉》。
阶段，朱元璋又移师湖口，树栅两岸，横筏江中，断陈军归路，取得了几乎全歼陈军的胜利。相反，陈友谅却似一头横冲直撞的野牛，既不能通观全局，乘虚顺流直取应天，又没有置兵扼守江湖要津，也不能临机应变，阻援打援，或袭击朱军后方。为了急切捕获目标，把数十万人的军事行动，建立在一厢情愿的基础上，结果反被高明的猎手所捕获。
其次，在军队战斗力上，朱军经过十年左右的整治、训练，因而纪律严明，将能用命，兵可效死，是一支威武雄壮，攻必克、守必固的精锐之师。相反，陈军士兵大多是在“湖、潭、荆、襄等处征（集的）田夫市子，……十人无二三惯战”．，经过应天之败，洪都之消耗后，士气沮丧，“闻金鼓铳炮之声，魂魄具丧”①。加上陈友谅的种种暴虐行为，又使将叛兵离，溃不成军。因此，如果说在战役开始阶段．，朱军在数量上以一当三，在质量上以优敌劣的话，那么在最后阶段已经转化为朱军以多击少，以强击弱，成为必胜之势。
再次，在武器装备上，陈军虽拥有数百艘巨型战舰，但是这些战舰的建造工艺都十分粗糙，“其舰以麻灰舱底，瞒与两厢头尾不舱，……以致陈友谅船皆不及上（朱元璋）船之坚”②，况且由江入湖后，大舰的优势即失口至于作战兵器，则朱军处于明显的优势。由于朱元璋重视兵器制造，不断改善军队的装备，所以每次重大战役都有新兵器用于作战。不但后方有兵器制造作坊．，而且还有随军工匠、设备，以所备火药等大量原材料，临场制造冷兵器与火器，随时补充。朱军在作战过程中，使用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火炮、火镜、火箭、火蒺藜、大小火枪、大小将军筒、大小铁炮、神机箭”③等火器，开创了在水战中以“舰炮”轰击敌舰的先例。同，时还为焚烧军巨舰的需要，临时创制了燃烧性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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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国初群雄事略》卷四《汉陈友谅》。
“没奈何”①。这些火器品种多样，用途齐全：既能在不同距离上击毁、焚毁陈军战舰及其船具，使其丧失机动和战斗能力；又能发挥它们击杀、射击和烧杀陈军官兵，减杀其有生力量的作用。而陈军除大型舰船具有优势外，几乎没有新式兵器，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最后，在水战中，朱军还发挥小舰便于机动的优势，纵横游击于湖面，既能迅速占据有利阵位，猛攻敌舰，又能在敌舰围攻时互相救援，脱离不利阵位。相反，陈友谅仅凭舰大人多，结成不利于机动的舰阵，不仅攻战不力，而且两次被朱军用火攻焚烧，造成巨大损失，直至最后战败。
四、汉政权灭亡和朱元璋称吴王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八月底，陈友谅的骁将张定边逃至武昌后，立陈理为汉帝。九月，朱元璋回应天休整，部署战守事宜，留徐达防东吴之张士诚。十月，亲率官兵包围武昌，并派别部收降汉阳等州郡。次年二月，陈理接受朱元璋的规劝，率众投降，汉政权宣告灭亡。朱元璋待陈理甚厚，于三月封其为归德侯，并建立湖广行中书省。朱军得城之后仍驻城外，市民安然不知有兵。朱元璋入城后发米赈饥，抚慰民众、革除旧政，为民众所拥②。至正二十四年初，汉水以南，赣州以西，韶州（今广东曲江）以北，辰州（今湖南沅陵）以东的广大地区均为朱军所占。
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龙凤十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称吴王（为便于区别，史家称朱元璋所建的政权为西吴，把张士诚所建的政权称东吴），建百司官属，置中书省。以李善长为中书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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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没奈何：一种用苇席卷成的长7尺、围5尺，内装火药、火器，外糊纸布，缠以丝麻的火器。作战时，系于桅杆上，利用同敌船靠帮的机会，点燃火线，烧断悬索，落入敌船，“火器具发，焚毁无救”。
②《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太祖平汉》。
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常遇春、俞通海为平章政事，汪广洋为右司郎中，张昶为左司都事，并确定百官的品阶①。以“皇帝圣旨，吴王令旨”名义发布命令。三月，制定大都督府等衙门官制，确定军职名称②，同时置武德、龙骧、豹韬、飞熊、威武、凤翔、天策、振武、宣武、羽林等十七卫亲军指挥使司。至此，前设各翼元帅府尽行免去，改称为卫③。四月，订立部伍法，确定军队基层编制数额：凡将领所部有五千人为指挥，干人为千户，百人为百户，五十人为总旗，十人为小旗④。
除了对作战建军有功的军政人员，按官阶品级晋升、任职、录用，给官兵以奖励外，为了“慰死者之心，激生者之志”⑤，朱元璋及其领导集团于四月决定在鄱阳湖康郎山和南昌分别建立忠臣祠，以表彰、纪念“忠臣烈士”，并设像祠中。
朱元璋在自称吴王、建立军政机构、赏功悼死、赈济贫困的同时，即开始进行各项建设和准备，为东灭张士诚创造条件。
※ ※ ※
朱元璋从九夫长到称吴王历经12年，这与当时各支农民起义的领袖称王称帝相比是迟缓的，然而他是各支农民军中的最强者。他之所以逐步发展起来，且成为最强者，其原因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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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太祖实录》卷十四，甲辰（至正二十四年）正月丙寅。（一说“夏四月，即吴王位”）。
②据《明太祖实录》卷十四，甲辰（至正二十四年）三月戊辰条记载，军职名称甚多：大都督府有大都督、左右都督、同知都督、副都督、佥都督、经历、都事，都镇抚司有都镇抚、副镇抚（十月改以省都镇抚隶大都督府）、知事，金吾侍卫亲军都护府有都护、经历、知事、照磨，统军元帅府有元帅、同知元帅、副使、经历、知事、照磨，各卫亲军指挥使司有指挥使、同知指挥、副使、经历、知事、照磨，千户所有正副千户、镇抚百户，各万户府有正副万户、知事、照磨。年底又设统领校尉的拱卫司等职。
③④《明太祖实录》卷十四，甲辰（至正二十四年）三月庚午，四月壬戌。
⑤《明太祖实录》卷十四，甲辰（至正二十四年）四月丙申、乙巳。
其一，未遇强敌，隐蔽发展。他所在的郭子兴部势力不大，没有引起元廷的充分注意，也没有遭重兵围剿。其时，北有刘福通部、西有徐寿辉部与元军对抗，使元军无暇顾及这小股势力。这些在客观上给他以稳步发展的机会。而他又打着龙凤年号隐蔽地壮大自己的力量。
其二，目标远大，步骤恰当。朱元璋开始并没有夺取天下的念头，但一年后他就有夺取天下的思想，于是广求其道，择善而从。他定下了定鼎金陵、命将四出，“除群寇，救生灵”以取天下的总方针和步骤。他为实现这一目标，“略定远以集众，据滁和以俟时”①，渡长江，占金陵，逐步扩展，终成强者。
其三，政策适当，延揽群英。朱元璋虽出身于贫苦农民，但他没有提出“摧富济贫”的口号，只是注意军队纪律，“所过不杀”，“为民除乱”，并对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给以礼遇，尊重他们，重用他们，做到了知人善任，倡仁义，收人心。因此他身边既有一批有远见的谋士，又有一批能征善战的将领，形成了一个内部稳固团结的领导集团。
其四，谋略得当，逐步强大。在军事谋略运用上，朱元璋运用得当。他要夺取金陵，却首先攻取守卫薄弱的采石，继而攻取金陵以南的州县，势力壮大之后才夺取金陵。他知道张士诚、陈友谅对其威胁最大，却不直接与他们为敌，而扩大地盘，增强实力，然后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先对陈友谅用兵，从而一举获胜。
总之，朱元璋所领导的这支队伍一开始就与其他起义军有不同之处，他目标远大、策略得当，战略正确，善于用人，从而避免了类似刘福通分兵北征的战略错误，徐寿辉内部分裂的自相瓦解，而在群雄角逐中，逐渐成为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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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高岱：《鸿猷录》卷一《集师滁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