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见附图3）
一、北方的军事形势和灭元的战略决策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月二十一日，朱元璋召集高级将领，部署南取福建、两广，北取中原的作战任务。进行这种两面作战是根据当时情况决定的。因为南方所存留的已是几股势孤力单的分散之敌，有攻之必克的把握。北方虽然在表面上仍然在元王朝的集中统治之下，但是其内部已分崩离析，各自为政。十月十七日，朱元璋曾在高级将领会议上详细分析了北方的状况：沂州（今山东临沂）是王宣、王信父子的防区，他们正反侧不常，举棋不定；河南的王保保（汉人，元顺帝赐以蒙古名扩廓帖木儿），名为尊元，实则跋扈，擅爵专赋，割据一方，上疑下叛；关、陇（今陕西、甘肃地区）则有李思齐、张思道（又名为张良弼）两股彼此猜忌和势不两立的势力，且与王保保互相嫌隙①。上述几个拥兵将领，互相争夺军权、抢占地盘，内战不已，形成四分五裂的局面。此时的元廷朝臣也在争权夺利，没有一人统一筹划军事，阻止朱元璋军队的北上，有的只是忙于在搞阴谋政变，各自利用一部分统兵将领，为自己的政变服务，从而出现了宫廷政变势力和拥兵将领相结合的两个互相倾轧和残杀的集团。双方都有鲸吞对方、夺取政权的野心，都有贵族官僚的支持，军事力量也势均力敌，各不相让，造成有利于朱元璋集中兵力，各个歼灭的局面。正是在这种军事形势下，朱元璋才不泥陈规，果断决策，在部署南方军事进攻的同时，部署北方的军事进攻，并且侧重于北上灭元。
在分析敌情的基础上，朱元璋又听取部将关于北取中原进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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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吴元年十月庚申。
方略的议论。常遇春主张直捣元都，他认为兼陈并张之后，江南已经统一，南方其余几股势力也将平定在即，现在可以组织强师劲旅，进攻元朝疲惫之卒，必能挺杆而取元都，“都城既克，有破竹之势，乘胜长驱，余可建瓴而下”。朱元璋认为，直取大都并非北上灭元的最佳之策。因为“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如驱军深入，一时不能攻破大都，势必形成顿兵坚城，粮饷难济的局面，届时若元军四面麇集，就会处于进不能战，退无所据的被动态势。因此，朱元璋提出：“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槛；……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克元都后，再挥军西向，“太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①。
为实现北上灭元的战略目标，朱元璋采取了如下一些措施：
首先调兵遣将、部署兵力。命老练持重、得为将之道的左相国信国公徐达为征虏大将军，能勇敢先登、当百万之众的中书平章掌军国重事鄂国公常遇春为征虏副将军，率将士25万，由淮入河，北取中原；命征戍将军邓愈率襄阳、江陵之兵，进取南阳以北未附州郡，牵制和分散元军兵力，策应主力西取潼关；命庐州、安丰、六安、濠州（以上为今安徽合肥、寿县、六安、凤阳）以及泗州（今江苏盱眙）、蕲州、黄州、襄阳（以上为今湖北蕲春、黄冈、襄樊）各地守军严加戒备，以防王保保之弟脱因帖木儿乘朱军进取中原时，侵扰边民，以保障主力进取中原。
其次发布讨元檄文，历数元王朝之罪。文中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②的口号；号召北方齐、鲁、河、洛、燕、蓟、秦、晋的官民迅速归附；告诫蒙古和色目人，只要不抵抗，便同汉人一样对待；要求将士严守军纪，以“勿妄杀人，勿夺民财，勿毁民居，勿废农具，勿杀耕牛，勿掠人子女”③的规定，严格约束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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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吴元年十月庚申。
②《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吴元年十月丙寅。朱元璋发布的讨元檄文，还可见王世贞《弁山堂别集》卷八十五《诏令杂考一·谕中原檄》。
③《明史纪事本末》卷八《北伐中原》。
以安定人心。同时命徐达致书山东沂州的王宣，策动其父子反元。
为了防止诸将轻敌健斗，保证北上灭元战争的胜利，朱元璋又明确诸将领的职责和指挥关系：徐达为中军主帅，主要是运筹决策，审进退之机，适通变之宜，策励群将，提挈全军，不可轻动；如遇大敌，常遇春当为前锋；如敌军势强，常遇春可与参将冯宗异分为左右翼，各领精兵击敌；右丞薛显、参政傅友德，可各领一军，使当一面；遇孤城小敌，派遣一员有胆略的将领，率军取之。①
上述措施说明，朱元璋所定北上灭元的战略决策是稳妥的，部署是周密的，依然是运用其行之有效的先除羽翼，后捣腹心的战略指导。
二、夺取山东
山东地区在元朝时有东平、东昌、济宁、益都、般阳、济南诸路（路治各在今山东东平、聊城、巨野、青州、淄川、济南等地），由山东东西道宣慰使普颜不花坐镇益都节制。虽然各路元军兵力比较薄弱，战备松弛，但据守山东，却可保障元朝京畿重地的安全，使朱元璋军队隔阻于山东之南。益都位于鲁山之北，南有岘山，古称济水之南的天险；其南之沂州（今山东临沂），南连淮泗，北通青齐；其西有南依泰山、北临黄河的济南为门户，向为军事要地。
徐达所部欲进攻山东，可从两路进军：其一可由江淮北经沂州，直下益都；其二可由徐州北取济宁、济南，尔后转攻益都。益都既下，山东即可平定。权衡之下，徐达因沂州守将王宣、王信父子举棋不定，可以争取。于是自率主力向沂州进发；另由大都督府同知张兴祖率军一部出徐州，消灭山东西南之敌，以掩护主力的翼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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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吴元年十月甲子。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月二十四日，徐达、常遇春率主力北至淮安（今属江苏），并致书王宣。二十八日，王宣请降。但王宣父子阴持两端，于十一月初降而复叛。徐达遂攻克沂州。之后，峄州、莒州（今山东枣庄南、莒县）、海州（在江苏连云港西南）等相继归降。
朱元璋得知进展顺利的消息后，于十一月十八日指示徐达：下一步如欲进军益都，应先派精锐将士扼黄河要冲，断元之援军，则益都孤城可攻之必克；如益都未下，即攻取济宁、济南，二城既下，“山东势穷力竭，如囊中之物”①。徐达遵照指示，命乎章韩政率军一部扼黄河要冲，断敌增援；命张兴祖率军一部，由徐州沿大运河攻取济宁、东平，自率主力继续北进。二十九日，徐达挥军攻克益都，普颜不花拒降而死。朱军遂乘胜攻占寿光、临淄、昌乐、高苑（均属今山东）等地。十二月初七，攻占济南。二十二至二十六日，又占领登州、莱州（今山东蓬莱、莱州）等州县。
从徐州北取山东的张兴祖所部，进展顺利，于十二月上旬，先后攻取东平、东阿（今山东东阿南）、济宁（今山东巨野）等地。
洪武元年（1368年）二月十二至二十五日，徐达、常遇春所部相继攻占东昌、茌平、乐安（今山东聊城、茌平、广饶）等地。至此，明军已完成了北取中原第一个阶段夺取山东，撤除元大都屏蔽的作战任务。
三、转攻河南
洪武元年二月底，徐达、常遇春所部旋师河南，执行翦除元大都羽翼的作战任务。
为配合徐达、常遇春进攻河南，朱元璋在夺占山东将成之时，已作了如下部署：二月十六日，命都督同知康茂才率师往济南，从徐达北伐；二十四日，谕示徐达在攻下乐安后，即引兵溯黄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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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七，吴元年十一月庚寅。
攻汴梁（今河南开封）；命冯宗异、张兴祖、康茂才、薛显、傅友德等，各率所部迅速至济宁草桥待命；三月初一，命邓愈率军队从襄阳北攻南阳，以策应徐达所部进攻河南。
按照朱元璋的部署，徐达于三月初五率师出乐安，十六日至济宁，尔后由郓城（今属山东）趋汴梁。二十六日，邓愈率襄阳、安陆、江陵各地明军进攻唐州（今河南唐河）及南阳，二十七日将其占领。二十九日，徐达所部迫降汴梁元军左君弼部。徐、邓两路明军攻占南阳、汴梁后，已对洛阳形成钳击之势。
四月初八，徐达率军自虎牢关（今河南荥阳西北汜水镇）西进，至塔儿湾（在今河南洛阳东郊），同王保保之弟脱因帖木儿①（此时王保保在山西太原）所部5万人，在洛水之北激战。脱因帖木儿败走陕州，元河南行省平章梁王阿鲁温开城降，明军占领洛阳。接着又攻取嵩、陕、陈、汝诸州（今河南嵩县、陕县、淮阳、临汝等地），并派冯宗异进攻潼关。元将李思齐、张思道闻风弃潼关而分别逃往凤翔、郧城（今陕西风翔、富县）。四月二十六日，冯宗异部入潼关，并西向占领华州（今陕西华县）。至此潼关以东已全被明军占领。冯宗异按朱元璋的指示，选将留兵守关，不急于深入陕西。五月初一，徐达又增兵扼守潼关。至此，明军已完成了断其羽翼、“据其户槛”的战略进攻任务，元大都已处于“势孤援绝”的境地。
四、攻克大都
洪武元年（1368年）六月初一，朱元璋在汴梁召集徐达、冯宗异等将领，筹划攻取大都之计。
徐达进言称：自平齐鲁，下河洛以来，王保保在太原观望不救；今潼关已据，张思道、李思齐西逃关中，元廷外援已绝，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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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太祖实录》、《国榷》作脱因帖木儿，《明史纪事本末》作脱目帖木儿，《明通鉴》称托音特穆尔。今从前者。
乘势直捣元都。朱元璋赞同此议，并据图指示徐达：“北土平旷，利于骑战，不可无备。宜选偏裨提精兵为先锋，将军督水陆之师继其后，下山东之粟以给馈饷，由邺（今河北临漳西南）趋赵（今河北邯郸），转临清（今属山东）而北，直捣元都，彼外援不及，内自惊溃，可不战而下”。徐达提出：明军北攻，元顺帝可能北逃塞外，“将贻患于后，必发师追之”。朱元璋认为，如遇此情况，可不必穷追，只要在其出塞后，“固守疆圉，防其侵扰”①便可。
七月二十九日，徐达按朱元璋的指示，命益都、徐州、济宁各地的统兵将领，各率所部向东昌集结，并分别渡河。闰七月初一，徐达师出汴梁，自中滦渡黄河，连下卫辉、彰德（今河南汲县、安阳）、磁州（今河北磁县）、邯郸，十一日转向临清。临清地处卫河入运河之口，向为北上船只的集结处，徐达在此会合山东各军，完成水陆进军的准备后，于十五日由临清北上。二十三日，明军已在攻取德州、长芦（今河北沧州）后进抵直沽（今天津狮子林桥西），控制出海口，并沿北运河分水陆两路继续推进。二十五日大败元军于河西务（在今天津武清东北），二十七日克通州后进逼元大都。
元大都为辽金以来的故都，“地处雄要，北倚山险，南压区夏”，“居庸、古北、松亭诸关，东西千里，险峻相连，近在都畿，据守尤易”。元至元四年(1338年)于原中都旧城东北改筑都城，方60里，开11门，于九年改称大都城。至正十九年（1359年），于11门增筑瓮门、造吊桥，以为守御②。但是，由于元末政治腐败，又经孛罗帖木儿与扩廓帖木儿之变，民生丧乱，守备多不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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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二，洪武元年六月庚子。
②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一《直隶二》。其十一门是正南为丽正门，南之右为顺承门，南之左为文明门；北之东为安贞门，北之西为健德门；正东为崇仁门，东之右为齐化门，东之左为光熙门；正西为和义门，西之右为肃清门，西之左为平则门。
于是元顺帝在闰七月二十七日夜得知明军进逼大都后，便决定携后妃、太子，于二十八日夜开城西北之健德门，仓皇出居庸关，逃往元上都开平（今内蒙古多伦西北）。
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初二日，徐达率明军自东面齐化门进入大都，元朝遂告灭亡。明军入城后，封府库、图籍、宝物及故宫殿门，严禁士卒侵暴。接着派兵占领居庸关、古北口各要隘；命指挥华云龙经理大都，新筑城垣；命都督副使孙兴祖督军士修筑通州城。十五日，朱元璋下诏，改北伐之军飞熊卫为大兴左卫、淮安卫为大兴右卫、乐安卫为燕山左卫、济宁卫为燕山右卫、青州卫为永清左卫、徐州五所为永清右卫，留兵3万人，分隶6卫；命孙兴祖、华云龙守北平；命大将军徐达、副将军常遇春等率大军往取山西。此后，北平地区虽仍有小战，但明军北上灭元的战略任务已全部完成。
从至正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一日到二十八年八月初二日，明军只用了9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北上灭元的作战任务。究其原因，除了元王朝内部分崩离析，宫廷和拥兵将领各分两派，互相攻伐火并，给明军以可乘之机外，主要在于朱元璋所订战略决策的正确，作战部署的周密，以及作战指导的巧妙。
由于朱元璋能正确估量敌我双方的各种条件，所以不采纳常遇春直捣元大都的意见，而是选择既近又弱的山东元军为首战攻歼的目标，作为北上灭元的突破口，使山东成为攻取大都的前进基地，为旋师河南和北上灭元提供充裕的粮饷和军械。山东既下之后，朱元璋仍然按既定部署，移师转攻河南而不轻进大都，因为河南此时尚有元军能战之兵以为大都的羽翼，为了尽快切断这一羽翼，朱元璋又调兵遣将，两路进军，使明军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席卷河南，把元军驱入关中，切断了大都的羽翼。既取河南之后，朱元璋并不下令明军深入秦晋追击元军，而是一面留冯宗异率军驻守潼关，一面命令徐达等率军“出其（元廷）不意，反
旆而北”，直取元大都。朱元璋这一部署的出发点有二，其一是王保保、李思齐、张思道等能战之将，仍拥有重兵，一时不易歼灭；其二是此时的元大都已孤立无援，可一举而下。战争的进程表明，朱元璋的这一部署实为上策。
朱元璋北上灭元的战略和作战部署，都是由徐达统一指挥实施的。朱元璋选择徐达为大将，节制诸将，可谓知人善任。徐达用兵持重，注意军纪，深得为将之道，他不仅能够忠实地贯彻朱元璋的战略意图，而且在前线指挥中也能因敌制胜，战法多变。如分进合击智取益都，两路夹攻迫降汴梁守将，长驱急进直捣大都等，都是根据不同的敌情采用不同的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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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从至正十六年（1356年）三月渡江取集庆，到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攻取元大都，前后共用了十二年半的时间，就取得了建国战争的胜利，从军事上说，他的成功有如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成功地建设了以金陵为中心的根据地。他在率领军队夺取金陵后，即着手建设金陵，并以金陵为基地，不断向四周扩展，边扩展边建设，经过七八年的努力，终于建成了以金陵为中心的坚实的根据地，为统一江南、北上灭元提供了雄厚的军事力量，使江南群雄和元朝都无法与之抗争，终于得鹿称帝。
其次是正确把握时机，采取各个击破，逐一歼灭的策略，相继打败对手，在群雄角逐中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其三是每次作战之前，都对敌情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尔后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使战争向着既定的战略目标发展，完成战略任务。
其四是周密的部署和正确的指挥。朱元璋在每次作战之前，都进行了周密部署，举凡兵力调动、主攻方向、后备策应等重大问题，他都要亲自过问，进行战略协调。在作战过程中，他既能对前线将领实行战略指导，又能充分尊重将领的前敌机动指挥作用，采用灵活多变的战法，战胜敌人。
其五是在军事进攻的同时进行政治招抚，缩短了战争的进程。
其六是军队有严明的纪律、统一的号令、公平的赏罚，使将帅用命，士兵效死，人民拥护，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其七是采用了先进的武器装备，使战争的胜利有较好的物质条件。
此外，红巾军在北方对元军的有力打击，元朝内部军事、政治的腐败、群雄的各自为政等，也都是朱元璋建国战争胜利的客观有利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