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军西征秦晋
明军于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初占领北平后，扩廓帖木儿（王保保）尚拥兵据守太原，李思齐、张思道仍盘踞陕西。为歼灭这两股元军，完成北伐后进军山西、陕西的任务，明廷于当月命大将军徐达、副将军常遇春率军进攻山西的扩廓帖木儿，之后又命御史大夫汤和、平章杨璟、右副将军冯宗异率军从征。
扩廓帖木儿于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被元顺帝封为河南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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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王祎《王忠文公集·诏诰·开科举诏》，载《明经世文编》卷四，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第30页。以下引此书时均用此版本。
统率全国军马，二十六年回河南割据。二十七年八月，元顺帝因扩廓帖木儿兵权太重，恐其心怀异端，于是下诏解除其统帅权，只领本部人马。与此同时，元廷宣布设立大抚军院，以皇太子总制天下兵马，专防扩廓帖木儿。扩廓帖木儿被解除统帅权后，退据泽州（今山西晋城）。元顺帝又乘其势孤力单之际，下诏李思齐等军，东向围攻扩廓帖木儿。扩廓帖木儿径自出兵据太原，尽杀元廷所置官吏，元顺帝也下诏尽削其官职，并令诸军四面讨伐扩廓帖木儿。徐达、常遇春所部乘机攻取山东、河南，并开始北进之后，元顺帝才被迫同扩廓帖木儿和解，下诏恢复其官爵，撤消大抚军院，解除皇太子兵权，命令扩廓帖木儿同据守陕西的李思齐、张思道等合军抗明。扩廓帖木儿和李思齐因明军压境，便接受元顺帝的命令，但此时大都已被明军占领。
徐达在受命进攻山西后，于洪武元年八月二十日，派遣右丞薛显、参政傅友德和陆聚等军取大同；九月，副将常遇春取保定、真定（今河北正定）；十月，冯宗异、汤和由河南渡黄河，攻克武陟、怀庆（今河南武陟、沁阳），进入山西，又攻克泽州、潞州（今山西长治）。三路明军势如破竹。
逃往上都（在今内蒙多伦西北）的元顺帝，为了夺回北平，便派扩廓帖木儿率军出雁门关，企图由保安州（在今河北怀来西北）经居庸关进攻北平。徐达得知这一消息后，遂将计就计，佯置北平于不顾，乘虚直捣太原，并对部下诸将解释此计的奥秘：“扩廓远出，太原必虚。北平有孙（兴祖）都督在，足以御之。今乘敌不备，直捣太原，使（其）进不得战，退无所守，所谓批亢捣虚者也。彼若西还自救，此成擒耳。”①于是明军经井陉（在今河北井陉西）、平定（今属山西）向太原急进。果然不出徐达所料，企图进攻北平的扩廓帖木儿所部已远离太原，进至保安，当闻知明军已直趋太原时，即驱军仓促返救。当扩廓帖木儿前锋万余人突至太原附近时，明将傅友德、薛显率军迎战，在城西与元军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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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史》卷一百二十五《徐达传》。
阵。指挥郭英看出扩廓帖木儿所部阵形存在着“兵多而不整，营大而无备”的弱点后，建议常遇春夜间劫营。其时恰好有扩廓部将豁鼻马请降愿为内应的机遇，于是徐达指挥明军夜袭元军兵营。扩廓所部官兵手足无措，仓促应战。明军鼓噪而攻，元军大溃，扩廓帖木儿仅率十八骑逃往大同。后走甘肃。明军俘敌4万余人，于洪武元年十二月初一，乘胜攻占太原。至洪武二年（1369年）正月二十五日常遇春所部攻取大同后，便已全部占领山西。明军在山西稍事休整，准备进军陕西。
一月二十六日，徐达率军一部自平阳（今山西临汾）抵河中（今山西永济西南）。常遇春、冯宗异率一部明军先渡黄河，直趋陕西，进攻李思齐、张思道等据陕元军。当时，李思齐据凤翔（今属陕西），张思道据鹿台（在今陕西高陵西南），卫奉元（今陕西西安）。三月，徐达所部连下栎阳（在今陕西临潼北）、鹿台、奉元，渡过泾水和渭水，所过皆下。明军入关，张思道先逃往庆阳（今属甘肃）。常遇春、冯宗异所部克凤翔。傅友德所部克凤州（在今陕西风县东北）。李思齐率所部逃往临洮（今属甘肃）。
四月初二，徐达在凤翔召集诸将商讨下一步进军方向。诸将大多认为：张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齐，且庆阳较临洮易攻，故应先取庆阳，尔后再从陇西（今属甘肃）进攻临洮。徐达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张思道据守庆阳，城险而兵悍，难以速决；临洮之地易于攻取，临洮既克，其余州郡可不战而下。诸将赞同徐达之论。徐达率明军长趋西进，陇州（今陕西陇县）、秦州（今甘肃）、天水、巩昌（今甘肃陇西）相继而下。徐达遣冯宗异所部进攻临洮，李思齐部穷途末路，于四月十三日开城投降。另部明军攻克兰州。徐达所部此时开始着手进攻庆阳。朱元璋在得知明军攻下临洮后，也指示徐达进攻庆阳。四月十五日，占领安定州（今甘肃定西），然后兵锋东向，先后占领会州、静宁州（今甘肃会宁、静宁）、隆德（今属宁夏）等地，并准备攻庆阳、宁夏（今宁夏银川）。
五月初四，徐达师至萧关（今宁夏固原东南），下平凉（今属甘肃平凉），谋取庆阳。张思道闻明军克临洮后，惧走宁夏，而令其弟张良臣守庆阳。思道至宁夏后，被扩廓帖木儿所执。初八日，张良臣在庆阳开城投降，又于十五日复叛。六月十九日，明军再攻庆阳。
四月，元丞相也速率部侵通州，朱元璋命常遇春率其部自凤翔还救，又命李文忠率军协助。常遇春、李文忠步骑9万，从北平出发，于锦州打败敌将张文清，又于全宁（今内蒙翁牛特旗）击败也速，进而攻下开平（即元上都，在今内蒙多伦西北）。元帝北走，常遇春又追奔数百里，稳定了蓟北。七月初七，常遇春还师至柳河川（在今河北宣化北）暴病而亡，其部由李文忠代领，并还攻庆阳。八月二十一日，明军攻破庆阳，杀张良臣，陕西遂定。
明军占领陕西后，徐达与汤和在九月回应天，留右副将军冯宗异总制军事。十二月，扩廓乘明军兵力减少之机，率军自甘肃攻兰州，数月不下，又闻明军大队将至，遂撤军而还。
自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至二年八月，明军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夺占山西、陕西。明军取胜的原因主要是徐达用兵有谋，指挥有方，正确选择了进攻方向，既能用批亢捣虚之法轻取山西，又以避实击虚之策下临洮、破庆阳，可谓用兵之妙。
二、出兵漠北，逐败残元军
明军夺占秦、晋，歼灭李思齐和张思道两股元军后，尚有扩廓帖木儿所部元军盘踞甘肃。朱元璋为歼灭扩廓帖木儿部元军，彻底攻取西北，遂于洪武三年正月初三，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冯宗异为右副将军、邓愈为左副副将军、汤和为右副副将军，往征沙漠，并征询诸将进攻的方向。诸将认为，扩廓之所以敢于犯边，是因为元朝的势力犹存，如果先消灭元廷的势力，则其势力必失，可不战而降。朱元璋认为扩廓刚犯兰州，“今舍彼而取元主，是忘近而趋远，失缓急之宜，非计之善”①。于是决定，分两路进歼元军：西路由徐达率师西出潼关，经西安攻定西（今属甘肃），以歼扩廓所部；东路由李文忠率军出居庸，入沙漠，追歼元主。
三月，徐达率西路明军至定西，扩廓退屯车道岘（在定西北百余里），四月，徐达于沈儿峪（定西北，车道岘南），全歼扩廓所部，俘其士卒84500余人，官员1865人，获战马15280余匹，骆驼骡驴甚多。扩廓帖木儿仅与妻子数人，得流木渡黄河，由宁夏奔至和林（今蒙古哈尔和林）。明都督郭英率兵追至宁夏，不及而还。
五月初九，李文忠率东路10万明军出野狐岭（在今河北万全北），向北追擒元宗室及其部众，于五月十六日克应昌（在今内蒙克什克腾旗西之达来诺尔湖旁）。其时，元顺帝已于四月二十八日死去，由其子爱猷识理达腊嗣位。李文忠所部俘顺帝孙买的里八剌及后妃、宫人、诸王、省院达官、士卒等，其余缴获甚众。爱猷识理达腊与数十骑北逃至和．林旧都。李文忠率精骑追至庆州（在今内蒙古巴林右旗内），不及而还。六月，李文忠遣人送元俘虏至应天，朱元璋宽大以待，不杀不辱，封买的里八剌为崇礼侯。此次取胜，迫使元朝残余势力从应昌、定西一线北撤，使明朝北边的防御趋于稳定。
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明廷令徐达往北平训练军士，修城池，加强对北方的防御。其冬，应召还京。当年，明军继续招抚和歼灭了残元各支分散势力，边地基本安定。但新继位的爱猷识理达腊仍委托扩廓帖木儿料理国事。扩廓势力的存在，对明廷依然是一种威胁。
洪武五年正月，朱元璋召集群臣，研究边事，决定派遣15万大军、分三路进击扩廓帖木儿：以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出中路；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出东路；冯胜为征西将军出西路。当时朱元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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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史纪事本末》卷十《故元遗兵》。
意图是：中路军出雁门，扬言趋和林，实则持重用兵，致其来击之；东路自居庸出应昌，从侧翼以掩其不备；西路取甘肃以疑敌兵。二月，大将军徐达率5万中路军至山西，都督蓝玉已先出雁门，于野马川击败蒙古军队。三月，蓝玉在土刺河（在今蒙古乌兰巴托西）击败扩廓，扩廓逃遁。五月，徐达进至岭北（约今蒙古乌兰巴托东北），与扩廓帖木儿、贺宗哲所部激战，明军失利，死亡数万人，徐达收兵守塞。征西将军冯胜率5万西路明军至甘肃，一路多获胜，进至亦集乃路（今内蒙额济纳旗）时，守将卜颜帖木儿以全城降。又进兵收取瓜州（今甘肃定西偏南）、沙州（今甘肃敦煌对岸），夺取了甘肃。左副将军李文忠率5万东路军出应昌，至口温河（从西南流入内蒙查干诺尔的河流），继而进至哈剌莽、胪朐河（今内蒙境内克鲁伦河），敌人惊溃。李文忠留下辎重，人携20日粮，继续追击，至土剌河、阿鲁浑河（今蒙古境内的鄂尔浑河），直至称海（今地不详，当在蒙古境内）。双方多次激战，文忠虽有掳获，但自己损失颇大，宣宁侯曹良臣等多名将领战死。后敌遁去，文忠亦还。整个战争至六月结束，结果并不理想，没有达到消灭扩廓的预期目的，中路军失利；东路军虽胜负相当，但损失较大；只有西路军攻取了甘肃，打通了通西域的孔道。
此次作战，明廷派出了精兵强将，结果却是以基本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第一，三路明军并没有完全按照朱元璋既定的战略意图作战。中路徐达没有实行持重用兵，致敌来击之，而是过于突出，深入漠北，结果招致失败。当然，即使徐达实行持重用兵的原则，扩廓也很可能不来进攻，仍然是徒劳无功。第二，三路明军配合不力。由于中路进军过快，东路尽管也打到土剌河，但并没有与中路相配合，形成夹击，而是各路单独作战，被敌军各个击破。西路西出，也没有起到疑敌的作用。第三，地理形势不熟。特别是东路回军途中迷失方向，损失不小。第四，对敌估计不足。敌人据有熟悉地形、骑兵机动快，能打则打，不能打则走的特点，对此明军没有足够的估计，也没有采取相应的对策，故明军此次远征失利。
此次作战表明，消灭残元势力并非易事。朱元璋认识到了这一点，适时地改变了军事进击的方针，转而采取经营边疆地区，向辽东和青海方面稳慎延伸的方针。这一方针看来似乎在稳慎中偏保守，使北部边地的问题长期悬而不决，明朝政府不得不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进行守边。但是，就当时而言，还是适当的，它有利于刚刚建国后中原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自扩廓帖木儿于洪武八年(1375年)死去后，残元势力基本上再也不敢大举犯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