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军屯的兴起与目的
明代的军屯，兴起于朱元璋建国战争过程之中，后来经过不断发展和扩大，到明朝建立后，随着军队卫所编制的实行，军屯也作为一种制度推行于全国各卫所。在数十年的调整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制度，这套制度既集历代军屯制度之大成，又有许多新的特点。同卫所编制与世袭军户制一样，军屯制度的普遍推行，对于在洪武时期恢复元末荒废的农业，发展农业生产，供给军饷，减轻农民的负担，开发边睡，巩固边防等方面，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它的消极因素也逐渐开始暴露。
朱元璋从重视农业生产到全面推行军屯制度，是有其特定的个人与社会原因的。朱元璋出身于贫苦农民，深知农民缺衣少食之苦；参军伊始，便深感军饷对维系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并想方设法经常为部队筹措军饷尽心出力；渡江之后，所到之处“劝农桑”、兴民业，使民有温饱之安，军无空腹之虑。在此期间，冯国用、李善长、陶安等营建以金陵为根据地的议论，也促使朱元璋逐渐形成和发展了兵农兼资、耕战结合的思想，而寓兵于农，实行军屯，便是这种思想的具体体现。
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七月，朱元璋称吴国公时，开始设置营田司。十八年二月，命驻守江阴的吴良、吴祯兄弟，在训练士卒的同时，实行“屯田以给军饷”的自给政策，做到兵精粮足，使张士诚不敢贸然西犯；与此同时，任命水军元帅康茂才为营田使，掌管水利，修筑堤防，抓紧农时，发展生产，以足军需①。于是吴良、吴祯在江阴，康茂才在金陵、龙江等处，开始了最早的军屯。五年之后，康茂才屯田见效，得谷15000余石，除自给军饷之外，尚结余7000石。朱元璋对康茂才大加褒奖，并乘机申明将士屯田之令，指出：“兴国之本，在于强兵足食，……若兵食尽资于民，则民力重困，故令尔将士屯田，且耕且战。…．…诸将宜督军士及时开垦，以收地利，庶几兵食充足，国有所赖”③。这里把军屯的目的说得极为明确。
明朝建立以前军队的主要任务是作战，屯田只能在战争间隙时进行。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便广纳众议，屡发旨令，把“屯田积粟”、“屯田备边”作为长治久安的国策加以推行③。为此，他不但广兴军屯以实中原，而且选择有智勇谋略的将领，在北部沿边要地，“每将以东西五百里为制，随其高下，立法分屯”，使他们相互之间，“远近相望，首尾相应，耕作宜时，训练有法，遇敌则战，寇去则耕”④。随着这一国策的逐步贯彻执行，明初的军屯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达到了军饷充裕，戍守巩固，边疆安定的目的。
二、 军屯的发展
元朝末期，由于天灾连年，战争频繁，农业生产遭到极为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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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太祖实录》卷六，戊戌二月乙亥。
②《明太祖实录》卷十二，癸卯二月壬申。
③据《明太祖实录》的记载，洪武三年三月，郑州知州苏琦上疏“屯田积粟”之事；十八年二月，国子监宋讷献“屯田备边”之事；洪武二十一年十月，命五军都督府更定屯田法等。
④《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七十一，洪武十八年二月甲辰。
重的破坏。因此，采用各种方式进行大规模的屯田，是迅速恢复农业生产的重要手段。明初确立的屯田种类甚多，大而别之有民屯、商屯、谪屯和军屯四大类。其中军屯是与明初军队的卫所编制、军户制度、军饷供给、军事训练等密切相关并浑为一体的。所以随着军队卫所编制的建立与完善，军屯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很快形成了从内地到边疆，卫所军士普遍屯田的高潮。综观各种史书的记载，洪武一朝的屯田，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况：
（一）分军屯田淮西，解决缺粮问题
朱元璋起兵的淮西是缺粮地区，故在洪武元年（1368年），他就命令诸将，率军屯种于滁州、和州、凤阳（今安徽滁县、和县、凤阳）等地，开立屯所，进行屯田①。
（二）在中原和腹里地区，迅速发展军屯
明朝建立后，在中原和腹里地区派兵至各卫所戍守的同时，迅速发展军屯。据中书省奏报，至洪武四年十一月，河南、山东、北平、陕西、山西和直隶淮安府等地，都已派兵进行大规模的军屯②。
（三）对新统一的地区，立即派兵军屯
随着统一战争的节节胜利，四川、云南等地分别于洪武四年和十五年归明，明廷在派兵驻守与肃清这些地区残余势力的同时，也部署了军屯任务。如洪武六年八月，命夔州（今四川奉节）、重庆等处卫所驻军，在城郊附近进行屯种③；洪武十五年三月至二十年十一月，颍川侯傅友德、西平侯沐英、景川侯曹震、长兴侯耿炳文、普定侯陈桓等，都曾先后奉命派军至云南各卫所，进行戍守和屯田，使云南的军屯得到很大的发展，至洪武二十五年沐英逝世以前，云南的军屯田已经达到“百万余亩”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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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会典》卷十八《户口五·屯田》。
②《明太祖实录》卷六十九，洪武四年十一月壬申。
③《明太祖实录》卷八十四，洪武六年八月辛巳。
④《明史》卷一百二十六《沐英传》。
（四）派兵北边，加强屯田
为了防御蒙古贵族势力的袭扰，明廷把北边作为屯田备边的重点。洪武时期，几乎每年都派兵前往北边要隘附近，进行屯田和戍守。如洪武三年，诸将多已“在边屯田募伍，岁有常课”①；二十七年（1394年）六月，朝廷下令辽东定辽等21卫军士，自二十八年起，俱屯田自食。②
（五）命临边诸王，分兵屯田备边
为了充实边防兵力，就地解决饷粮问题，除命统兵将领率军往边地屯田外，还命令诸王分兵屯田备边。如洪武二十八年一月，朝廷命周王朱橚、晋王朱桐，分别发河南、山西都司所属卫所官军34000余人和26600余人，往塞北筑城屯田；十二月，又命代王朱桂、辽王朱植、宁王朱权、谷王朱橞四府的临边护卫，各只留步卒5000人、骑士500人、守城者500人，其余全部参加军屯。③
上述情况表明，洪武朝廷采取多种方法，扩大军屯的兵员，减少单纯吃饷的兵员，连王府护卫军也不例外。据洪武二十五年底统计，当时全国共有官兵1214923人，其中军士1198434人④，若按戍守与屯种三七分，则有军士83万余人在田屯种，以每名军士屯种40亩计算，全国有军屯田33万余顷⑤。就屯田的分布而言，几乎遍布全国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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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史》卷一百三十一《费聚传》。
②《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三十三，洪武二十七年六月戊寅。
③《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三十六，洪武二十八年一月辛亥、甲寅；卷二百四十三，洪武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午。
④《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二十三，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丙午。
⑤据《明会典》卷十八《户部五·屯田》载，原额屯田89万余顷。这个数字是宣德五年后、万历前的，且不十分准确，如四川一地竟有屯田65万余顷，显然有误。但考虑到洪武后，只永乐年间屯田扩大较多，所以洪武年间有33万余顷的屯田，当基本符合实际。
三、军屯的主要制度和组织形式
（一）军屯成员的区别
明初的军屯，就地区分布而言，“有边屯，有营屯。边屯，屯于各边空闲之地，且耕且战者也；营屯，屯于各卫附近之所，且耕且守者也”①。就屯军的身分而言，有屯田正军和屯田军余。屯田正军，是被抽调去屯种的在营服役的军士，即边屯与营屯军士；屯田军余，是被抽调去屯种的列籍于军户中的余丁，又称“舍余”或“军余”，两者是有区别的。
（二）戍守和屯种军士的比例
明初各卫所驻军从事戍守和屯种的军士，既有大致的规定，又不刻板定死，一般以地方冲缓、土地肥瘠的程度不同而有所差别，大致有三条原则：其一是边地守屯三七开，内地守屯二八开②；其二是冲要之地守屯至少中半开，或守多于屯③；其三是粮运艰难和缓冲之地守屯二八开，或屯多于守④。此外，朝廷和各地区，还可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作出特殊的处理：如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六月，朝廷下令辽东二十一卫军士全部屯田自食，以减少从海上由南向北运输军饷的数额；二十九年四月，朝廷下令广西南丹的奉议、庆远二卫与富川守御千户所的军士全部屯种，以补足当地征收民粮不敷军用的差额。
因此，洪武一朝各地卫所驻军的守屯比例备有不同。正如《明会典》所概括的那样：“国初兵荒之后，……设备卫所，创制屯田，……军士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又有二八、四六、一九、中半等例”⑤。
（三）军士屯田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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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三《北直二·屯田》。
②③④《明史》卷七十七《食货一·屯田之制》。
⑤《明会典》卷十八《户部五·屯田》。
同守屯军士的比例一样，明初屯田正军的屯田数字，既有大致的规定，也不刻板定死，一般以每名屯田正军受田50亩为中等，并以各地土地的多少、肥瘠、地区的缓冲、耕种条件的不同而有差异。正如《明会典》概括的那样：“每军种田五十亩为一分。又或百亩，或七十亩，或三十亩，二十亩不等”①。此外，每伍军士还要经营桑园和枣园一二处，种棉植麻若干，作为缝制冬衣和赏赐用的棉、布、钱钞之用。
屯田军余耕种的屯田，不当作军差派种而是自愿领种的，所以和屯田正军不同，没有明确的数量规定。他们耕种的屯田，虽然也受自官府，但是在老疾事故时，屯田可由其后继屯种或“过割”（即卖给）他人，而不必还官，一如农民所占有的土地一样（屯田正军在这种情况下，或由勾补的新军士承种，或者将屯田还官），他们虽然也交纳税粮，但是不属于屯田正军交纳的屯田子粒。因此，屯田军余耕种的屯田，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军屯田。屯田军余既不作防守正军，也不作屯种屯军。
（四）屯田的来源
明初军屯土地的来源，主要有下列几种：
官田 包括元朝在大都附近、腹里地区、各行中书省，以及边远地区的部分军屯和民屯土地。如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朝廷将常熟县原有的官田275顷64亩，拨给太仓卫旗军屯种②；朝廷将云南元朝官僚占据的田产和荒芜的民田收为官田后，拨给卫所驻军屯种。
没官田 指官僚、地主犯罪后被没籍入官的土地，以及被没收的群雄政权中官僚们的土地。据《明史·食货二》记载，明初朝廷将苏、松、嘉、湖地区，佐助张士诚的“诸豪族及富民田”收为官田，拨给卫所驻军屯种。
废寺田 在元末农民起义战争中，许多寺院道观遭到毁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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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会典》卷十八《户部五·屯田》。
②况钟：《况太守集》卷八《请军田仍照例民佃奏》。
们所属的土地收为官有，这种田称为废寺田。如洪武十五年(1382年)三月，征南将军傅友德奏称：云南“土田多为僧道及豪右隐占”，故将寺院之田收为官田①，作为云南大兴军屯之田。
绝户田 是在某些人户的人口死绝后，将其土地收归官有的田。如在嘉庆《太平县志》中，就有关于洪武年间取废寺及绝户田作为屯田土地的记载。②
此外还有不少的废田、荒田、空闲田、夷田（被征服的少数民族的土地），作为军屯田。这些军屯田经过多年屯种后，都成了膏腴之地，对扩大明初的耕地与恢复农业生产，起了重要的作用。
（五）朝廷拨给牛、种、农具帮助军屯
为了迅速发展军屯，朝廷采取各种措施，帮助解决耕牛、种子和农具等问题。如洪武二十年（1387年）八月，“遣右军都督佥事孙茂，以钞三万二干锭，往四川市耕牛万头”③，以帮助军士往云南屯田；二十四年二月，“遣陕西西安右卫及华阳诸卫官军八千余人，往甘肃屯田，官给农器谷种”④；二十七年正月，“遣官往光州等处市耕牛，给洛阳护卫屯田军士”⑤。
官给耕牛的数量，视地区和土地状况各有不同。一般说来，在腹里地区屯田的卫所，每名屯田正军屯种五十亩一分，给牛一头；广东地区大致是两名屯田正军给牛一头；北边沙瘠地带的官给耕牛，大致是腹里地区的两倍。
由于明初朝廷及时给各地调拨耕牛、种子和农具，从而使各卫所的屯田军士，能够迅速及时地进行屯种，发展了明初的军屯，对农业生产的恢复，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六）对屯田征收的税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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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三，洪武十五年三月丁丑。
②嘉庆《太平县志》卷七《军政治·营制》。
③《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八十四，洪武二十年八月丙寅。
④《明太祖实录》卷二百零七，洪武二十四年二月己来。
⑤《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三十一，洪武二十七年正月戊申。
洪武初期，为了促进军屯的发展，政府不但酌情调拨耕牛、种子和农具，帮助各卫所的屯田军士进行屯种，而且对军屯的土地不征收税粮，使屯田的收入，用作卫所军士的月粮，并逐步做到月粮自给自足。至洪武六年，各地屯军开垦成熟，月粮自给有余之后，朝廷便开始按军屯田亩数征收税粮。由于当时各地军士屯田的数额与肥瘠情况不一，所以税粮标准也不一致，有的地方十税其二，有的地方则亩征一斗或一斗四五升，惟有辽东地区例外，所收税较多，规定“每军（士）限田五十亩，租十五石”①，平均每亩收税粮三斗。就总的发展趋势而言，税粮是从不收到征收，从少收到多收。
（七）军屯的组织形式
明初军屯的生产单位和组织编制，是与明军的卫所编制密切相关的，并无专门的组织。洪武十一年（1378年），设置贵州都司卫所，开设屯堡。②洪武二十年十二月，朝廷命西平侯沐英等，自永宁至大理，每60里设一堡，置军屯田，并兼理驿传之事。③不过这种堡仍是戍守与屯种合一的组织，并非是专门的屯田组织。二十六年，始设卫所屯种。④洪武二十八年二月，明廷批准陕西行都司之奏请，令甘州五卫屯种的军士，以一百户为一屯所，以督察屯军的耕种。⑤总之，洪武一朝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严密的军屯组织。⑥
由于洪武朝廷制订了一系列有利于军屯的制度和采取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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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宪宗实录》卷二百四十四，成化十九年九月戊申。
②③《明会典》卷十八《户部五·屯田》。
④⑤《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八十七，洪武二十年十二月丁巳；卷二百三十六，洪武二十八年二月庚午。
⑥据《明会典》卷十八《户部五·屯田》载：直到永乐“三年，朝廷才更定屯田则例，令各屯置红牌一面写刊于上，每百户所管旗军一百一十二名，或一百名、七八十名，千户所管十百户，或七百户、五百户、三四百户，指挥所管五千户，或三千户、二千户，总以提调屯田都指挥”。这就形成了统一严密组织。这种组织基本与卫所制一致。
组织形式，从而扩大了耕地，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满足了军饷的需要，减轻了向边地长途运粮的负担，巩固了边防，收到了“且耕且战”、“且守且屯”的效果。当然，明初的军屯，是在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产生和发展的，具有明显的封建剥削关系，它的消极因素，在洪武时期就已经开始孕育和产生了。
四、军饷的来源和制度
（一）寨粮方法的采用和废除
朱元璋率领的起义军，在其初期（至正十五年六月克太平后）曾采用过所谓“寨粮”的方法，解决部队所需的粮食问题。史称：“初，招安郡县，将士皆征粮于民，名之曰寨粮……”①。至正二十年（1360年）闰五月，胡大海在攻克信州后，即致言朱元璋，告称实行“寨粮”制度，于百姓有害②。朱元璋即下令废除这一制度。
（二）以军屯的收入充作军饷
在采用“寨粮”方法征集军粮后不久，朱元璋便在至正十六年（1356年）七月，设置营田司，逐步开始以军屯的收入，作为军饷的来源。十八年二月，朱元璋又向坚守江阴的吴祯、吴良兄弟，明确提出“屯田以充军饷”的要求。建国以后，由于军屯的大量发展，其收入已成为军饷的主要来源，因而有“国初军饷，止仰给屯田”③，各卫仓廪充实，军士没有乏粮之忧。
（三）实行“开中”法补充军饷
所谓“开中”法，就是政府征集商人在边地屯田，收入的粮食，就近交库，充作军饷，政府则以所交粮食的多少，按一定的比例折算成盐付给商人，商人从中盈利。明廷于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实行此法，其时山西行省提出：大同粮储，自陵县（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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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明太祖实录》卷八，庚子闰五月甲申。
③《明会典》卷二十八《户部十五·会计四》，《边粮·大同》。
属山东）、开芦（今河北沧州）运至太和岭（在今山西代县西北），路远费重，如令商人于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者，给淮盐一小引①，“则转运费省而边储充”。朱元璋采纳了这一建议，开始实行“召商输粮而与之盐”的“开中”政策。“其后备行省边境，多召商中盐以为军储。盐法边计，相辅而行”②。洪武四年（1371年）二月，朝廷颁布中盐则例，规定商人向指定的临濠、开封、陈桥、襄阳、安陆、荆州、归州、大同、太原、孟津、北平、河南府、陈州、北通州等仓库交粮；政府按路程远近和交粮多少，开给盐引收据（类似现在的提货单），每盐一引交粮自五石至一石不等；商人持盐引收据，到各转运提举司核对底簿（类似现在的存根）后，照数支盐。商人取盐后，到指定处所卖盐，从中获利，如伪造盐引证书和贩私盐者处死。盐商因有利可图，所以愿意募人垦田，兴办商屯，经营农业。
“开中”法实行后，不但解决了边远、偏僻、路险等缺粮地区明军的饷粮，而且也补充调剂了内地明军的饷粮。如洪武六年（1373年）二月，贵州行省播州卫等军食不敷③，二十八年九月，广西新立卫所军储未备时，都采用此法解决了饷粮问题④。更为重要的是，有时还采用此法直接将饷粮运往作战前线。如洪武四年八月，明军入川灭夏时，招商人运米至重庆⑤；十五年二月，明军入滇灭元梁王时，招商人运米至普安、普定、乌撒等处⑥，都是明显的例证。明朝人刘应秋在《盐政考》中曾对“开中”制总结出四条优点：“商人自募民耕种塞下，得粟以输边，有偿盐之利，无运盐之苦，便一；流亡之民因商招募，得力作而食其利，便二；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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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引，明初计量盐、茶的重量单位。大引400斤，小引200斤。
②《明史)卷八十《食货四·盐法、茶法》。
③《明太祖实录》卷七十九，洪武六年二月壬辰。
④《明太祖实录》卷二百四十一，洪武二十八年九月壬寅。
⑤《明太祖实录》卷六十七，洪武四年八月甲午。
⑥《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二，洪武十五年二月乙亥。
卒就地受粟，无和籴之扰，无侵渔之弊，便三；不烦转输，如坐得刍粮，以佐军兴，又国家所称为大便者。”①此话说得是十分恰当的。
（四）由朝廷调拨军饷
明军除了从军屯与招商输粮中获取饷粮外，还由朝廷从产粮区调拨饷粮给缺粮区的驻军，以满足其对饷粮的需要。如洪武时期，朝廷就规定西北边的饷粮，由开封漕运陕西，再由陕西转运至宁夏、河州②，以充当地驻军的军饷。
在进行重大战役时，朝廷常命令一些地区，向前线运送饷粮，或指派将领筹措饷粮，运往前线。如明军北伐中原时，就命令“浙江、江西及苏州等九府，运粮三百万石于汴梁。已而大将军徐达令忻、崞、代、坚、台五州运粮大同”③；洪武四年正月，朱元璋命卫国公邓愈往襄阳筹运粮饷，以供明军入川灭夏之用④。
综上所述，洪武年间明军饷粮来源较多，主要有屯粮、拨运和盐引。屯粮，各地都有屯田，收粮多的地区，一军之田，足够一军之用，卫所官吏的俸粮与军士的饷粮，都可从屯田的收入中支出；拨运，屯粮欠缺的地区，则由朝廷调拨一些府、州粮米，转运补充；盐引之法，实际上是“商屯出粮，与军屯相表里”⑤的措施。
（五）武官的俸额和军士的饷额
洪武朝廷曾制定一系列有关武官的年俸和军士每月饷粮数额的规定，主要分三类：其一是勋戚按勋位高低决定年俸的数额，其二是各级武官按正一品至从九品官阶决定年俸的数额，其三是按种类和职务决定年饷的数额。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确定的俸饷数额大致如下表所列（均按年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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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应秋：《盐政考》，载《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三十一。
②③《明史》卷七十九《食货三·漕运、仓库》。
④《明通鉴》卷四《纪四》，太祖洪武四年正月戊子。
⑤《明史》卷八十二《食货六·俸饷》。
勋戚、武官年俸和军士年饷表①
禄米 俸钞 饷粮 饷盐（斤）
类 别
（石）
（石）
（石）
有家小
无家小
勋 公 5000～2500
侯 1500～1000
戚
伯
1000～700
正一品 1044 300
从一品 888 300
正二品 732 300
从二品 576 300
诈=品 420 300
从=品 312 300
正四品 288 300
武 从四品 252 300
正五品 192 150
从五品 168 150
正六品 120 90
官 从六品 96 90
正七品 90 60
从七品 84 60
正八品 78 45
从八品 72 45
正九品 66 30
从九品 60 30
未入流 36
民匠充军者 9.6 24 12
军 步军、牧马军、
民丁编操者
12.0
24
12
小 旗 14.4 24 12
士
总旗、江阴横海水
军稍班、碇手
18.0
24
12
马 军 24.0 24 12
军士除表中所列饷粮和月盐外，如阵亡或病故时，给丧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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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表系根据《明史》卷八十二《食货六·俸饷)；卷七十二《职官一·户部》制成。
石；在营病故时，给丧费五斗；对籍没或免死充军的“恩军”，家有四口以上者给米一石；三口以下者六斗，无家口者四斗①。
上述卫指挥使（正三品）以下武官和吏员的俸粮与军士的月饷，大多由屯田支付②，不足者由所在的户部清吏司调补③}各勋戚武官、都指挥使（正二品）、都指挥同知（从二品）、都指挥佥事（正三品）、都司各吏员的俸粮和军士的饷粮，则分别由户部下属某些司调拨④。
明初制订的军屯与军饷制度是密切相关的，由于军屯的迅速发展和商屯、民运粮的补充，所以军饷来源比较充裕，军无乏食之虞，实现了朱元璋“足兵足食”的战略目标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大计。但是，从军饷制度所规定的武官年俸和军士月饷的数额可以看出，封建军队中存在着残酷的剥削和严重的等级差别。
首先，被强迫充军服役的军士，除承担戍守军役之外，大多有一半以上从事屯种，他们经过一年的艰苦劳动，只能从军屯分地的收获中，得到一年12石的饷粮，勉强维持两三口之家的生活，其余部分，都要作为屯田子粒（有时亦称税粮、屯粮）上交卫所的屯仓，作为官员的俸粮，可见军士所受剥削之重。如遇天灾人祸，或人口较多的军士家庭，其生活便难以维持。因此，所谓明初“各卫仓廪充实……军士无乏粮之虞”，“边有储积之饶，国无饷运之费”的种种说法，都是统治者的夸耀之词，掩盖了对军士残酷剥削的一面。
其次，明初规定的武官年俸和军士月饷的数额之差，反映了当时军队内部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的严重等级差别。如以军士月饷1石、年饷12石计算，一个正六品百户、正五品千户、正三品卫指挥、正一品左右都督的年俸粮，分别相当于军士年饷的10倍、16倍、35倍、87倍；如果再加上武官每年的俸钞，则分别为军士的18.5倍、28.5倍、60倍、112倍（按明初每钞一贯折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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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明史》卷八十二《食货六·俸饷》。
③④《明史》卷七十二《职官一·户部》。
石计算）。官兵在分配上的悬殊差别，正是当时社会阶级剥削在军队内部的反映，也是封建军队本质的暴露。
在元末天灾连年，战争频仍，田园荒芜，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下，朱元璋吸取历代屯田的经验，在全军全面推行军屯，在全国各地因地制宜地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屯田，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首先，实行大规模的屯田，对迅速恢复农业生产，缓解军民的饥饿之苦，保证夺取战争和统一战争的顺利进行，有积极的作用。
其次，明初军屯，不但吸收了历代军屯的经验，而且在实践中又有新的创造，丰富了古代军屯的理论。
其三，明初的军屯，不但规模大、范围广，而且制定了一系列比较完整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保证了军屯的发展。
其四，明初大兴军屯的结果，增加了粮食产量，充裕了军饷，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对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和保证军队的稳定，起了积极的作用。
作为封建统治阶级实行的军屯，也存在剥削广大军士等弊病。正是这些弊病，随着时间的推移，导致了屯田制的危机，乃至卫所制的破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