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筑墙”的方针和明初军事筑城概况
明初是我国军事筑城技术比较发达的时期。朱元璋采纳了休宁儒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在军事上采取积极稳步发展，边发展边巩固的方针，努力经营已占领的地区，使之成为进一步扩大领地的强大后方。为此，他在每占领一城之后，便下令修缮城防，加强守备。如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二月，元璋的军队攻取洪都（今江西南昌）后，便把原来面江临水的洪都城，移筑于离江30步远的空旷之处，以免巨舰从江上直接凭借攻城器械攻入城内。④这一措旋果然收到了效果，当陈友谅于次年四月率巨舰抵近洪都江面，准备直接攻城时，因城墙后移而受阻。而朱元璋所部则依托新筑的洪都坚城，固守85日，争取了时间，为鄱阳湖决战歼敌创造了条件。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在统一战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情况下，对边远地区在军事上暂取缓进方针，把注意力放在内地的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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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史》卷三百十四，《云南土司二》。
②③王世贞：《弁山堂别集》卷八十七《诏令杂考三》。
④《明太祖实录》卷十，己巳二月辛卯。
固发展上，调整部署，积蓄力量，稳定后方，积极为统一战争的最后胜利和国家的巩固创造条件。为此，他下令各地驻军和政府，普遍改筑旧城，增筑新城，改善防御设施，以利巩固。综观洪武一朝修筑的城池大致可以分为四大类：一是北边的长城及其沿线的重要关城，二是内地的通都大邑和军事要冲的重点城池，三是沿海防御倭寇侵扰的卫所城堡，四是各郡县的城池。前三者是朝廷修筑的重点，有不少是直接动员军队修筑或由重要将领督造的，后者则以地方修筑为主。
长城的修缮，在建明后不久便开始进行。《读史方舆纪要·直隶一》记载说，徐达在攻取元大都后不久，便在山海关“筑城置卫”，使之成为“京师之保障”，洪武二年（1369年），在居庸关“垒石为城，以壮幽燕门户”。明初还对紫荆旧关“撤而新之，城高池深，足称雄固，当居庸、倒马（关）间，实为辅车之势”。
在通都大邑和军事要冲建筑和修葺的坚固城池，更是史不绝书。诸如：雄镇南方的广州城；“跨连荆豫，控扼南北”的襄阳城；“东屏豫章（今江西南昌），西控长沙”的宜春（今江西宜春）城；东北要地辽阳城；“西南之会府，用兵遣将之枢机”的桂林城，以及武昌、成都、昆明等城。
沿海修筑的城堡，几乎遍及辽东、山东、江南、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要地。
至于州县级城池，明初也开始普遍修缮整治，改善防御设旋。
朱元璋在明建立前后，一直很重视军事筑城，其目的是通过修建、扩建旧城和增建新城，达到固边关、守要隘、扼重镇、控枢纽、御外敌、防“内乱”，保持朱明王朝长治久安之目的。
二、明初军事筑城的一般规制
明初的军事筑城，除南京城以及一些特殊的筑城之外，一般取正方、长方等规则的几何形状，基本沿袭唐宋以来筑城的规制，但有其特点。
城墙 在平陆筑城的情况下，城墙的高度、基宽、顶宽三者之间的数量比，唐宋都是4:2:1，即城墙高度如为5丈时，则城基宽为2.5丈，城顶宽度为1.25丈。①
但是明初各地在筑城时都因地形的不同而异，并不拘泥这一比例，尤其是大型城市更为明显，如南京、西安、北京②城墙的高、底宽、顶宽三者之比，各不相同：
高度 底宽 顶宽
南京 14～21米 10～20米 7～14米
西安 10米 18米 15米
北京 3丈5尺5寸 6丈2尺 5丈
从以上所列可以看出：第一，各城城墙的高度、底宽、顶宽的比例是没有统一规制的，一个城一个规制，甚至一个城不同地段的规制也不尽相同。这完全是依据地形和所承担的防御任务的轻重而定。但也遵守一定的规则，其一是城高均在10米以上，其二是底宽上窄呈等腰梯形。高10米以上，人难以攀登，底宽上窄，增强了墙体的坚固性。这都有利于防守。城制的灵活是明代城制的一个特点。
第二，高度、底宽、顶宽的比例均与4:2:1不同口有底宽超过高度的，也有底宽与顶宽之比均小于2:1，达到2：1.4以上的。顶宽的增加既有利于墙身的坚固，也便于多人的防守；底宽与顶宽比值之缩小，是因以砖石包砌，增强了城墙的坚固性形成的，也利于防守。增强城墙的防御性，是明代城墙构筑的第二特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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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李筌《神机太白阴经·筑城篇》、（宋）曾公亮《武经总要·守城》等。
②北京城的城墙大部分为永乐时期所建，但其北城墙则为洪武初年所建。
总之，从上述三城看来，明初的筑城提高了墙身的坚固性和防御性能。
但此三城都是名城，墙身以青砖包砌，墙顶以青砖墁地，墙芯用土石夯成。就全国而言，明初这种墙并不多，而大多数中小城郭的城墙仍是土筑的。土筑墙的高度、底宽、顶宽的比例未见明初有明确的记载。万历年间，戚继光在《纪效新书》（十四卷本）中，对城墙构筑要求，有如下一段记载；“大名城高，除垛城身必四丈或三丈五尺，至下以三丈，面阔必二丈五尺；底阔六丈。次城，除垛城身高二丈五尺，面阔二丈，底阔五丈。小城，除垛城身二丈，面阔一丈五尺，底阔四丈。此其大较。若再加宽阔益善，势不可再减。但底加面不加可，面加底不加不可。底不加而加面，断然倾覆。若内外俱用砖石，只增阔一丈亦坚。如土筑，必合前数。”
吕坤在《实政录》中也有记载：“凡城不宜大，大则难守；不宜卑，卑则易登。大者根厚五丈，顶阔二丈五尺；小者根厚三丈，顶阔丈五；高须三丈五尺，卑以不下三丈。”①
二书的记载大体和《太白阴经》、《武经总要》相近，但底基加宽。这些记载虽是万历年间，但联系《太白阴经》、《武经总要》来看，明初一般城郭的构筑，大抵也是如此。由此可见，明初多数城墙的规制基本是沿袭唐宋的。但也有它的灵活性。宣府以西的土筑长城，有的地段底宽达11米，虽不是明初所建，不过多少也说明一点明代城墙构筑的特点。
明初军事筑城的基本形式，可从城门附近的构筑见其一斑，其状大致如图20所示。
城门 同城墙相比，城门是全城建筑的重点，更为复杂费工。城门平时是城内通向城外的要道，战时是城防部队坚守的重点，因此建筑必须坚固。门用坚厚大木制作，有的城门有两道门，或一道门、一道闸门。城门一般开于一面墙的正中，中型以上城池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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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转引自《武备志》卷一百十《军资乘·守一》。
图20 明代筑城的制式
面要开设两三处城门，甚至更多。城门上建有一重或多重檐的城楼，以便守将登城隙望敌情和指挥作战。为了加强防御，有的城门外还增建一座半圆形的瓮城，两旁各开一门，或只在一侧偏开一门，既不妨碍人马通行，又不让城外敌人窥探城内军情。由于瓮城形似马面，所以又称马面城，其高与主城相等。
护城河 亦称护城壕，一般离城墙约30步远（每步约5尺），河宽视需要而定，是阻止敌军直接逼近城墙的人工防护河。平时河上架上壕桥或吊桥，以便城内外交通；战时或夜间将桥抽去，以便进行防御。
羊马墙 一般筑于护城河内岸，离城墙约l。余步；墙高8尺至一丈，正对壕桥处开设一门，便于通行。羊马墙实际上是在护城河内岸增筑的一道墙式防御工事，既有阻止敌军冲过护城河的作用，又有杀伤冲过护城河的敌军的作用。羊马墙一般筑于城门左右两侧的一段距离上，其长度视需要而定。
女墙 是城墙与瓮城墙顶部建筑的薄型挡墙，高约五六尺，大致略高于士兵的身高。女墙上部每隔一定距离设有垛口和雉堞，连绵延续，形同方形锯齿。守城士兵通过垛口向攻城敌军发射箭镟，也可击砸滚木宿石，杀伤攻城敌军，摧毁敌军攻城战具。作战时，守城士兵布列于全城顶部的女墙之后，进行守城作战。
敌楼和团楼 这是在环城全线防御的基础上构筑的重点防御设施，一般从城门向两边延伸，每隔一定距离建筑一座。敌楼底大顶小，外城壁高与城墙相等，并向外凸出1丈2尺左右，其墙基与城墙基平行，外墙壁由上至下成等腰梯形，通常底阔1丈2尺。台上架有木屋，三面垂以濡毡，留有箭孔，后面与城墙顶部相通。木屋内可容士兵10余人。城墙拐角处的敌楼称团楼，其构造方式与敌楼相同，成为城墙的包角。由于敌楼与团楼的外壁都向城墙外凸1丈左右，所以在楼上木屋中的士兵，不但可以从正面发射箭镞杀伤攻城之敌，而且可以从左右两侧发射箭镞杀伤攻城之敌，起到了从侧翼配合城墙正面守军合击攻城之敌的作用。有的城墙顶部还建有永久性或临时性的战棚与弩台等设施，以加强防御。敌楼、团楼和战棚、弩台，是城墙顶部的防御重点，部署较多的守城兵器，与布列于女墙后面的士兵一起，形成点线结合、互相策应的城上防御体系。这一体系又与护城河、羊马墙、各城门和瓮城一起，形成完整的城池防御体系。
洪武时期全国各地的城池，都是参照上述统一规制的情况下，结合本地区的地形、地势和军事上的重要程度而建筑的，因此都有各自的特点。如高邮城便是一例。高邮城介于扬州与淮安之间，濒临运河，“负重湖之险”，岸高峻而水深狭，是用兵要地。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张士诚据高邮称王。明朝建立后即修建高邮城，“覆壁以砖，增橹堞、铺舍，修南北水关”①，又于洪武八年（1375年）在南门银驿巷建盂城驿②。所建之城四面各开一门，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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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高邮州志》卷一，第32～33页。
②据《晚晴园》第11期介绍，1985年9月，高邮县发现洪武八年建于城南的盂城驿遗址。又据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三《江南五·高邮州》中记载，高邮城又称盂城。
长10里又360步，高2丈5尺，基阔1丈5尺。①西城墙沿运河平行而筑，离河约20余丈；其余三面城墙均有护城河，护城河外二三里处又有北澄子河与人字河环绕，城内北东南三面都有堑壕。因此，高邮城实际上是一座由外围天然水系与护城河、内堑壕环绕的坚固筑城。
三、明初军事筑城之最——南京城
南京城是明初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构筑最坚固的大型军事筑城。它是由当时最高明的匠师、技艺最熟练的工匠，以及广大劳动人民在十多年中所创伟绩的结晶。
（一）南京城的规模和布局
南京城最初是在南唐都城南、西两面城墙的基础上，加以拓宽、增高和扩建而成的，它包容了南唐都城北墙外侧的卢龙山（今狮子山）、鸡笼山（今北极阁），覆舟山（今小九华山）、龙广山（今富贵山）等诸座山峦。由于南京城因山顺势，据险而筑，故凭高俯瞰，城墙所围，非圆非方，而是一个不规则的多角不等边形，成为东傍钟山，西据石头山（今清凉山），南凭秦淮河，北控后湖（今玄武湖）的巨城（见图21）京城内围皇城和宫城，其外为外郭。
宫城亦称紫禁城（见图21），位于京城东隅，呈正方形。其东、北两面的古青溪，同西、南两面的新开御河（今明御河），沟通为护城河。城开六门，南面正中为午门；左右对称开设左掖门、右掖门；东面为东安门，西面为西安门，北面为北安门。城内分三路建筑：中路有奉天、华盖、谨身三殿，称作“前朝”；其中以皇帝登极等大典用的奉天殿最宏伟，通常称为金銮殿；帝、后居住和皇帝办公用的乾、坤二官，称为“后廷”；前后相合，称为“朝廷”。东路建有文华殿、文楼、东六富等殿宇；西路建有武英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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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高邮州志》卷一，第32～33页。
图21 南京城的形势
武楼、西六宫等殿宇，以及后花园等。与新宫同时建成的还有祭祀用的圜丘、方丘、社稷坛和太庙，新宫城址所在，原为一片湖泊，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八月，动用大量的民力，移山填湖，至次年九月建成。①
皇城位于宫城之外（见图21），同宫城合称“皇宫”。皇城亦开六门，南面正中为洪武门，左右对称开设长安左门、长安右门，东面为东华门，西面为西华门，北面为玄武门。从皇城的洪武门至宫城的午门之间，有千步廊，还有承天门和端门。皇城之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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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太祖实录》卷一，丙午八月庚戌。
墙之外，东南建有太庙，西南建有社稷坛等殿宇。承天门外建有外五龙桥，午门内建有内五龙桥。洪武门外东西侧，为朝廷六部、五府等中央机构的办公处。皇城和宫城的建筑群，经过太平天国战争后已毁于兵火，现仅存午门、东安门、西华门三个基座和内外五龙桥的两座桥券。经文物考古部门考察，皇城的位置在今南京市的逸仙桥以东，中山门以西，大光路以北，金星桥以南。
京城在皇城之外，平面呈不规则图形（见图21），从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八月改筑应天城开始，至明洪武十九年(1386年)十二月“新筑后湖城矿止，前后共用了二十年零四个月，建／成一座周长33676米，上建垛口13616个，战棚200座的巨城，不仅是雄冠当时全国所建各城之首，而且也是世界上的第一座大城（其次是巴黎城）。全城共开13个城门：正东是朝阴门（今中山门）、南面三门是正阳门（今光华门）、聚宝门（今中华门）、通济门，西面五门由南至北是三山门（今水西门）、石城门（今汉西门）、清凉门（又称清江门）、定淮门、仪风门，北面四门由西往东是钟阜门（俗称小西门）、金川门、神策门（今和平门）、太平门①。各城门的建筑都很宏伟，门上建有高耸的城楼，城门周围筑有瓮城，迄今尚存聚宝、神策二门的瓮城②，以及石城门瓮城的一半。在秦淮河水流经之处和通济、三山二门，各建水门一道，现尚存下部石壁和壁上闸门石槽。
外郭建于洪武二十三年四月，周长180里，把京城附近的幕府山、紫金山、聚宝山等险要之地，全部围于其内，“西北则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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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为了解决交通问题，自清末至民国期间，又新开了武定、汉中、草场、挹江、小东、新民、中央、玄武等八门，懈放后又开了雨花、解放二门。
②瓮城，是人们的通称，但从聚宝门（今中华门）瓮城的形制看来，不是一般所称的瓮城：第一，瓮城建在主城门之外，而聚宝门的瓮城建立在城门之内；第二，瓮城的城门为旁开，而聚宝门的“三道瓮城，由四道拱门贯通”；第三，瓮城对主城门起保护作用，对过护城河之敌是第一道防线，而聚宝门的瓮城只能对主城起支援作用，当敌攻破主城门之后，起第二、三、四道防线作用。因此，若称其为瓮城，应该称内瓮城，或称之为内罗城。
带江，东南则阻山控野”。共开十六门：东面有姚坊（今尧化门）、仙鹤、麒麟、沧波、高桥、双桥六门；南面有上方、夹岗、凤台、大驯象、大安德、小安德六门；西面有江东门；北面有佛宁、上元、观音三门。外郭各门及其附近地段的城墙，一般都用砖石砌筑。其余地段大多是利用山埂培土夯成，由于年代久远，战火历经，所以外郭至今已不复存在，都被沥青环城公路所取代。
（二）南京城郭构筑的军事特点
南京城郭是一座依山凭水，独据军事形胜，易守难攻的坚城，具有多层次、大纵深城防体系的特点。
外郭建成后，使南京的西面和北面以长江为天堑，又分别有形似虎踞的石头山、势若天筑长城的幕府山控镇江岸；南面有雨花台为屏障，更有西南面的三山扼据江边；东面以钟山为制高点，可控扼山南之野。因此，外郭是南京的第一道坚固防线。
外郭周长180里，圈地2000多平方里，腹地广大，便于驻守重兵，进行机动作战。正因为如此，所以当时“京城内外置大小二校场，分教四十八卫卒”，屯兵207800多人①。同时，广大的腹地有利于在南京城内发展一定数量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便于战时的军需供给。
京城四周，依山凭水，是南京的第二道坚固防线。依山之处，守城士兵可以利用“岗垄之脊”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势，俯击攻城之敌，并能选择战机进行反击；．凭水之地，可隔阻敌军的进攻。
城门是南京城构造最坚固的城防工事，其上建有高大坚固的城楼，便于指挥员登楼隙望敌情和指挥作战。每座城门都各建木门和千斤闸（又称闸门）一道，城门外侧（或内侧）都建有瓮城，少者一道，如神策门；多者三道，如聚宝、通齐、三山三门。这些瓮城与城门构成了重点防御阵地，如建筑雄伟、迄今尚保存较为完整的聚宝门（今中华门），东西宽118.5米，南北深128米，占地15108平方米，城高20. 45米，门南有128米宽的外秦淮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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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史》卷八十九《兵一·京营》。
为天然护城河，门内以28米宽的内秦淮河为内堑；城门内建有三
图22 聚宝门藏兵洞
道内瓮城、四通城门，两侧有坡道礓礤和27个藏兵洞（见图22），可驻2000多官兵。每道瓮城门之上都建有闸楼；第一道券门长达52.60米；最大的藏兵洞占地310平方米。因此，这种城门建筑群，实际上是一个依托坚城而建的多种永备工事的结合体，战时可以厚集兵力，构成坚固的防御阵地。
皇城和宫城基本上处于外郭的中心，就利用江河湖山与军事筑城而言，它们处于三道坚固防御阵地之纵深，远离外郭二三十里以上，体现了朱元璋以“高筑墙”巩固政权的思想。
（三）南京城在军事筑城技术上的成就
南京城是我国古代军事筑城技术高度发展的结晶，是中华民族在军事筑城和建筑学领域中所获成就的光辉标志，主要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其一，充分利用天然的和历史上形成的地形地物，作为筑城的基础，不但独具形胜，而且节省工料。如利用四望山、卢龙山的“岗垄之脊”而构筑的京城西北段城墙，在墙外之敌，但见其立于崖壁之上，高耸难攻，而城内的守军，却可凭借平缓的护土坡上下往来，进行机动作战。又如建于清凉门（石头城附近）左
右侧的城墙，则因三国时孙吴所建的旧址而筑，也具有同样的军事形胜。
其二，建筑深厚牢固的墙基，使新筑的城墙坚实耐久。如三山门至石城门段的城基，都用大条石砌成，深入地下5米多尚不见底层基石①；覆舟山至解放门段城基，深挖至12米，仍不见底层基石。
其三，采用巧妙的筑基技术，减轻城墙对地表的重荷，避免城墙塌陷的危险。对土质较松的地段，或采用增大城基的底面积，分散力点，以减轻城墙对地表的压力，如在三山门至石城门地段即采用此法；或采用在两端建筑坚固的墩基，尔后在墩基上交错支架多层大粗木排，把城墙对地表的压力，通过木排移到墩基上，如聚宝门、正阳门东侧和光华门东侧的城基下，都发现了采用这种方式构筑城基的大量圆木。对埋设地下管道的地段，则采用在管道上面建筑拱顶，使城墙的重压避开管道，通过拱顶转移至两端的墩基上，如1980年在覆舟山西侧挖掘防空巷道时，就发现了一座横于城墙之下，高4.5米、宽4米、长20米的拱顶及墩基建筑。经考察认为，这是为保护武庙闸通往后湖的管道而建②。
其四，修建了排水和控水设施，使城内不受旱涝之患。城墙的排水设施在筑城时已一并设计：城顶以砖砌面，外沿置滴水槽，使雨水从顶部流入城根略高于地表的石槽，通过害井排入河流，聚宝门至今尚可见到这种设施。控水设施主要建于河水入城之处的水闸，水闸下接铜铁涵管或砖砌涵洞，启闭闸门便可控制流入城内的水位。解放后在朝阳门南、太平门内偏西之处，都发现这种设施，在秦淮河入出之处的通济门和三山门，各建有三道闸门。为守御二门，还建有藏兵洞，仅通济门东关头就建有22个藏兵洞。
其五，选择优质的材料，保证筑城的质量。筑基所用的条石，是在南京东部的汤山采制的，一般长80～119厘米、宽70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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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70年，在修建防空巷道时，曾经将城基掘开，深至5米不见底层。
②1971年2月，在武庙闸发电站的工地上，出土了两套铜水闸、107节铜涵管、43节铁涵管，管径95厘米，壁厚1.5厘米，长104～107厘米。
厚26 -33厘米。城砖长40厘米、宽20厘米、厚10厘米；从已搜集到的样品及刻于其上的铭文可知，它们是由相当于今江苏、江西、安徽、湖北、湖南等5省的28个府、118个县、工部下属的一些单位，以及飞熊、豹韬、横海三个卫，组织民工和军士烧制的。砌城的粘合剂，是把江、浙二省所产的一种“蓼草”放水加温成粘液，再配以适量的石灰、细沙，搅拌成混合浆而制成的。据考古部门取样试验，它的承压力稍低于现在的水泥沙浆，而拉力和渗透力均比水泥沙浆高，因此是一种韧性较大的粘合剂。
采用先进技术构筑的南京城郭，再配以厚足的兵力兵器，确已形成一个据可守，进可攻的坚固城市防御体系，达到了古代军事筑城技术的高峰，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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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军事技术的发展体现在火器上。火器的发展表现为数量增多，设计科学，制造技术精致，装备部队较为普遍等方面。火器的发展是战争发展的需要，代表了军事技术发展的趋势。明初在冷兵器与敌对比不是劣势的情况下，比较自觉地发展更先进的杀伤力更大的火器，以增强部队的战斗力，是十分可贵的。
随着火器的发展，军队的攻守战术也在改变。尽管这种改变是初步的，但它是同火器发展相一致的，预示着新战术的产生和逐步完善。
明初的军事筑城技术在继承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改进，达到了古代筑城技术的最高水平，增强了墙身的坚固性和防御性。从都城到地方，从内地到边疆，大量广泛的构筑城池，体现了朱元璋要点设防的军事思想。
朱元璋在建设强大军队的同时，注重发展火器，构筑城池，从攻守两个方面增强军事力量，巩固政权，这些都是具有远见卓识的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