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外实行睦邻自固的军事方针
明朝建立后，首先通过外交途径，向安南（今越南北部）、高丽（今朝鲜）、日本、琉球、占城等周边许多国家和地区派遣使臣，致书言好，申明相互共处，在军事上实行睦邻自固的方针。如洪武元年(1368年)明廷致书安南，表示洪武新朝要“与远迩相安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①；洪武初年，明廷在派遣使臣至暹逻（今泰国）时，称道暹逻实行“外造睦邻之方”②的外交方针，意在倡导其他国家效仿。
其次，明廷向邻近国家表示，决不采用军事手段谋取物质财富。如洪武三年，明廷派使臣出使浮泥国（在今加里曼丹岛北
——————————
①《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七，洪武元年十二月壬辰。
②张燮：《东西洋考》卷十一，《艺文考·暹罗》。
部），向其国王表明，明朝“皇帝富有四海，岂有所求于王”①，意在使邻近的弱小国家，同明朝相安而处。同时，明廷也向这些国家表明，对于想要凭借军事势力侵略其他国家者，则必须进行讨伐。朱元璋在给安南国王的诏书中明确申明此意：中国对有道之君决不动用于戈，但愿其国人民相安，并反对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的行为发生。然而，如果有依恃强力挑起争端者，中国就必然兴兵征讨。②
为了使这一军事方针得到认真贯彻，朱元璋还在洪武四年慎重地告诫诸大臣，对于邻近的国家，“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③。为了使后世子孙也能铭记不忘，他把这一方针书写于《皇明祖训·箴戒篇》中，其文说：海外诸国，“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挠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
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切记不可”。他在该文中还把周围邻近的国家，从军事上区分为不征之国和必须谨备之国两种类型，并开列了15个不征之国的国名：
东北：朝鲜国。
正东偏北：日本国（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谋为不轨，故绝之）。
正南偏东：大琉球国、小琉球国。
西南：安南国、真腊国（今柬埔寨）、暹罗国、占城国（在今越南南部）、苏门答刺国（在今苏门答腊岛上）、西洋国④、爪哇国（在今印尼爪哇岛上）、湓享国（又作彭坑、彭享、彭杭，在今马
————————————
①宋濂：《宋学士文集》卷五十五《勃尼（即浮泥）国入贡记》。
②张燮：《东西洋考》卷十《艺文考·御制谕安南国王诏》。
③《明太祖实录》卷六十八，洪武四年九月辛未。
④今地不详。
来半岛）、白花国①、三佛齐国（在今苏门答腊岛上）、渤泥（即淳泥）国。
朱元璋一生严格遵守对外不轻易用兵的原则。如对来犯倭寇的处理便是一例。洪武二年（1369年），他派使臣至日本，诘问倭寇来犯之故，并郑重表示明廷立场：如果倭寇继续为盗，“即命将徂征”②。由于日本国王良怀对明廷的警告置之不理，继续放纵倭寇侵扰我山东、浙江、福建沿海郡县。对此，明廷则以历史上蒙古对日用兵为鉴，采取克制态度，加强沿海防御，捕剿来犯倭寇，而不兴师渡海远征。三佛齐国虽然在胡惟庸案件中有所牵涉，但是明廷并不兴师用兵，只是要求三佛齐“省愆从善”③不加追究。因此，三佛齐仍是明廷的不征之国。
洪武朝廷不但自身对邻近国家不轻易用兵，而且为解决东南亚各邻国之间的矛盾，维护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作出了积极的努力。洪武四年，安南与占城交兵，当占城国王要求明朝援助武器时，明廷答复说：占城与安南都是明朝的友好国家，希望双方和平相处，即日罢兵，“讲信修睦，各保疆土”。如果此时援助武器，“是助尔相攻，甚非抚安之义”④。之后，朱元璋又致信占城与安南国王，劝说双方“罢兵息民，毋相侵扰”⑤，“各守其封土，各安其人民。……以和睦邻近为念”⑥。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在琉球山北王同山南王、中山王互相攻伐时，当即致书三王，劝说罢兵息民。三王遂奉命停战，平息了战争。事后，“山北王怕尼芝即遣使偕二王使朝贡”⑦。可见明廷的调解，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明初朝廷实行对外睦邻自固与维护和平的军事方针，一方面
——————————
①白花国，《明史》作百花国。
②《明史》卷三百二十二《日本传》。
③《明史》卷三百二十四《三佛齐传》。
④⑤《明史》卷三百二十四《占城传》。
⑥张燮：《东西洋考》卷十《艺文考·御制谕安南陈叔明诏》。
⑦《明史》卷三百二十三《琉球传》。
坚决反对对外无故发动战争，另一方面也不容许别国的侵略，同时还尽力劝说交战国罢兵息民，维护东南亚地区的和平，因此是进步的，有远见的，也是卓有成效的军事方针。
首先，它保证了明初和平外交的推行，为明朝争取了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发展了对外的友好关系，扩大了当时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维护了东南亚地区的和平。据朱元璋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称，他在即帝位后，“命使出疆，周于四维，足履其境者三十六，声闻于耳者三十一，……大国十有八，小国百四十九”①。这是对洪武朝廷和平外交成就的高度概括。
其次，它有利于明朝集中一切军事力量，完成国内统一事业，朱元璋在建明称帝时，江南刚刚接近统一，北伐尚在进行，四川的夏政权、云南的元梁王、东北的纳哈出等势力都有待消灭，边远少数民族聚居的一些地区尚未完全归附。所以在此情况下需要同邻近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和睦邻邦，自固国防，免除干戈之患，以保证统一大业的完成。历史发展证明，洪武朝廷实行的对外军事方针，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其三，它有利于明朝集中人力物力，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各方面的建设，使国家迅速从大乱走向大治的局面。
但是，作为封建帝王的朱元璋，在推行对外睦邻自固军事方针的时候，也常以“宗主国”自居，这虽然没有妨碍明朝政府保持与各国互相共处的局面，然而它毕竟是一种时代的局限性和封建统治阶级本性的表现’。
二、定都之议的军事意图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同开国大臣们，对于都城建于何处，曾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讨论，因为这不仅是建立一个统治全国的政治
————————
①《明史》卷三百二十四《暹罗传》。
中心的问题，而且还要考虑到在军事上有利于指挥全国军队，保卫国家与都城安全的问题。
定都，对于朱元璋来说，初看起来应是容易解决的问题。因为在元末农民起义战争中，他就采纳了冯国用、陶安的定鼎金陵（今江苏南京）的建议。随后即以金陵为基地，发展实力，扩充地域，于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在金陵称吴王，并于二十六年改筑应天城，营建新宫，似乎建都金陵已为必然之势。但是，朱元璋在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建国称帝时，并没有立即宣布金陵为京师①，中经多次议论，权衡利弊，最后才定都，这是有其军事原因的。
都城的选建，要从政治、军事、经济和地理诸因素进行综合的考虑。如果仅就江南而言，金陵傍靠钟山，面临长江，龙蟠虎踞，地理形势非常险要，易守难攻，实可作为帝王之都。不仅如此，以金陵为都，还可就近指挥沿海各省驻军，有效地抗击来犯的倭寇，保障东南沿海各省的安全。同时，金陵所在的江南地区，不仅盛产粮食，而且拥有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故有“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的说法，因此在经济上也有利于在此建都。但是，如果从全国的范围考虑，建都金陵在军事上也有不利之处，因为它偏处江右，远离对北元作战的前线。再加上朱元璋个人的迷信思想，认为历史上建都于此的六朝，都“折数不久”而终，建都于此多有不吉之处。因此他在权衡利弊之后，将定都之事，提交大臣们讨论。于是大臣们便提出建都汴梁（今河南开封）之议，认为“君天下宜居中土，汴梁宋故都，劝帝往视之”②。洪武元年（1368年）三月，明军攻下汴梁，朱元璋于五月至汴梁考察。他认为，汴梁虽地处中原，位置适中，在政治上、经济上也具有建都
————————
①据《明史》卷四十《地理一·南京》记载：元至正十六年改集庆路为应天府。“洪武元年八月建都，曰南京。十一年曰京师。”本文所说的定都是指确定京师的问题。
②《明史纪实本末》卷八《北伐中原》。
的条件；但它地处中原，无险可恃，是个四面受敌之地，军事形势不如金陵。于是回金陵考虑再三后，决定仿古代两京之制，在八月下诏，以应天为南京，开封为北京。①
在朱元璋颁诏决定两京制的第二天，徐达所率北伐军已攻克元大都，推翻了元王朝，全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之后，朱元璋又令群臣重议定都之事。大臣们纷呈己见：“或言关中（长安，今陕西西安）险固，金城天府之国；或言洛阳天地之中，四方朝贡，道里适均；汴梁亦宋之旧京；又或言北平元之宫室完备，就之可省民力。”②朱元璋认为，这些意见虽有合理之处，但又不适应已经发展变化了的形势需要；长安、洛阳、汴梁，虽然都曾是古代的都城，若要重建，就必须从江南调动人力、物力，重劳其民；若就北平宫室原址而建，也要作较大的变更，仍不是容易的事。最后，他提出在金陵及其故乡临濠（今安徽凤阳）建都的方案：金陵是“江南形胜之地”，足以立国建都；临濠离中原稍近，“前江后淮，以险可恃，以水可漕”，可作为中都③，以补救金陵离中原稍远的缺陷。尽管刘基等人一再反对以临濠为京都，但因朝中大臣都是江淮子弟，此事便告议成。洪武二年九月，下诏营建中都，至八年九月，因劳役太重、耗费太大而停工。十一年，朱元璋下诏正式改南京为京师。议论十年之久的定都问题方告结束。
朱元璋在此时正式宣布南京为国都，是同他的封藩制的推行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到洪武十一年（1378年）正月，朱元璋已经册封十五个儿子为藩王，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藩王立国塞上，可以控制边防军队，从而解决了他在定都南京所存在的政治、经济同军事之间的矛盾。定都南京，使国家拥有财赋会聚之地；封王守边，使边防军权集中于皇室手中。在他看来，可谓两全其美。
————————
①《国榷》卷三，洪武元年八月己巳。
②③《明太祖实录》卷四十五，洪武二年九月癸卯。
分封诸王与军权转移
定都问题之所以拖延十年之久才能解决，其关键在于朱元璋考虑日后如何防御北元势力为患中原的问题。因为在元朝被推翻时，元顺帝带着一帮大臣北走，“旋舆大漠，整复故都”①，并保留了政府机构和较强大的军事力量。其时尚有梁王盘踞云南，忽答驻军云州（在今河北赤城北），王保保屯兵沈儿峪（在今甘肃定西北），纳哈出拥众占金山（在今吉林双辽东北），失喇罕师聚西凉（今甘肃武威），“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也，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也，资装铠仗，尚赖而用也，驼马牛羊，尚全而有也”②。因此，元政权虽亡而实未亡，对初建的明朝仍是最主要的威胁。
为了防御北元势力南下，就必须委派大将，统率重兵驻守军事要地。对此，朱元璋又心怀忧虑，唯恐把边防军权交给异姓勋臣武将后，出现军权旁落，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进而危迫朱明政权。于是他在经过潜心思考之后，决定实行封藩制，分封诸子至名城大都就国，在各军事要地逐渐建设起由皇室直接控制的军事中心，以实现朱家王朝的永远统治。
洪武二年(1369年)四月，朱元璋下诏中书省，“编祖训录，定封建诸王国邑及官属之制”④。三年四月，其第二至第十子被首批册封为王④；十一年正月，第十一至第十五子被册封为王⑤；二十四年四月，第十六至第二十五子被册封为王⑥。从洪武三年四月到二十四年四月的二十二年中，除太子朱标早死，皇子朱楠无封地外，朱元璋分3次将24子册封为王。他们的封国如表所列：
————————
①②《明史纪事本末》卷十《故元遗兵》。
③《明太祖实录》卷四十一，洪武二年四月乙亥。
④《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一，洪武三年四月乙丑。
⑤《明太祖实录》一百十七，洪武十一年正月甲戌。
⑥《明太祖实录》卷二百零八，洪武二十四年四月辛未。
朱元璋册封的藩王表
系出 姓名 封国名 都会 册封之年 备 注
嫡次子 朱樉 秦 西安 洪武三年 洪武十二年就国
嫡三子 朱桐 晋 太原 洪武三年 洪武十二年就国
嫡四子 朱棣 燕 北平 洪武三年 洪武十三年就国
嫡五子
朱橚
吴（周）
开封
洪武三年
洪武十一年改封为周王，十四
年就国
庶六子 朱桢 楚 武昌 洪武三年 洪武十四年就国
庶七子 朱榑 齐 青州 洪武三年 洪武十五年就国
庶八子 朱梓 潭 长沙 洪武三年 洪武十八年就国
庶九子 朱杞 赵 赵州 洪武三年 洪武二年生，四年死
庶十子 朱檀 鲁 兖州 洪武三年 洪武十八年就国，二十二年死
庶十一子 朱椿 蜀 成都 洪武十一年 洪武二十三年就国于成都
庶十二子 朱柏 湘 荆州 洪武三年 洪武十八年就国
庶十三子 朱桂 桂（代） 大同 洪武三年 洪武二十五年改封代简王
庶十四子
朱楧
汉（肃）
甘肃
洪武三年
洪武二十五年改封为肃王，二十八年就国
庶十五子 朱植
卫（辽）
广宁
洪武三年
洪武二十五年改封辽王二十六年就国
庶十六子 朱? 庆 宁夏 洪武二十四年 洪武二十六年就国
庶十七子
朱权
^
丁 大宁
洪武三年
洪武二十六年就国
庶十八子 朱楩 岷 岷州 洪武三年 洪武二十八年改镇云南
庶十九子 朱橞 谷 宜州 洪武三年 洪武二十八年就国
庶二十子 朱松 韩 开原 洪武三年 未就国，永乐五年死
庶二十一子 朱模 沈 潞州 洪武三年 永乐六年死
庶二十二子 朱楹 安 平凉 洪武三年 永乐六年就国
庶二十三子 朱桱 唐 南阳 洪武三年 永乐六年就国
庶二十四子 朱栋 郢 安陆 洪武十一年 永乐六年就国
庶二十五子 朱? 伊 洛阳 洪武三年 永乐六年就国
上表所列24个藩王中，有3个夭折，5个在永乐年间才就国，他们对洪武一朝的军政形势变化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其余诸王在洪武十一年（1378年）定南京为京师后相继就国。这些藩王的封国之地，如果就国防的重要性而言，有一线二线之分。第一线有燕、宁、辽、代、谷、庆、肃、晋、秦等9个藩王，他们分布在长城沿线的重要关津，所以又称为塞王，是朱元璋分封的重点。第一线又分内线和外线，除秦、晋二王属内线外，其余七王都属外线。第二线诸王都受封于内地，。镇守各方，防范人民起义。
第一线诸王屯兵于长城内外，建立防元南下的军事基地。其中辽王以广宁（今辽宁北镇）为中心，东渡山海关，跨辽东，南接朝鲜，北联开原，控扼东北诸部族；宁王以大宁（今内蒙宁城）为中心，历渔阳（今河北蓟县）、卢龙，出喜峰口，到朝阳、赤峰一带，切断北元南侵之路；燕王居中，镇守北平；谷王以宣府（今河北宣化）为中心，镇守居庸至雁门一线；代王镇守大同；庆王镇守宁夏，逾河而西，北保宁夏，倚贺兰山；肃王以甘州（今甘肃张掖）为中心，西向控扼河西走廊，出嘉峪关，保护西域要地；秦王和晋王分别驻守西安、太原，控制内线。这样，东自辽阳，西迄甘肃的长城沿线都控制在九王手中，从而使东西数千里联成防御北元南下的防线。
封藩制实行之初，虽然对诸王有“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①的规定，但是诸王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拥有一支可以直接指挥的军事力量。每个亲王府设有三个亲王护卫指挥使司，“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余人，多者至万九千人，隶籍兵部”②。兵力最多的宁王，统塞上九十城，“带甲八万，革车六千，所属朵颜三卫骑兵，皆骁勇善战”③。同时，朱元璋在《皇明祖训录·兵卫》章中，赋予藩王特殊的指挥权：“凡王国有守镇兵，有护卫兵。其守镇兵有常选指挥掌之，其护卫兵从王调遣。如本国是险要之地，遇有紧急，其守镇兵、护卫兵并从王调遣”，“凡朝廷调兵，须有御宝文书与王，并有御宝文书与守镇官。守镇官既得御宝文书，又得王令旨，方许发兵。无王令旨，不得发兵”；“如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
————————
①《明史》卷一百二十《诸王五赞》。
②《明史》卷一百十六《诸王》。
③《明史》卷一百十七《诸王二·宁王权》。
由于分封的藩王拥有一定的兵力和特殊的指挥权，所以在他们成年就国后，便逐渐成为坐镇一方的军事统帅。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正月，朱元璋以“元故丞相耀珠、鼐尔布哈等尚为边患”为契机，指令塞上藩王谨边防，预军务，“命晋王?、燕王棣率师北伐。并命颍国公傅友德率北平兵从燕王，定远侯王弼率山西兵从晋王，皆授征虏将军，受二王节制”①。这是塞王开始实际掌握边塞军权的重要标志。次年正月，又命燕、晋诸藩王，每年派大将巡行塞下，“督诸卫士屯田”②。藩王又进一步掌握了日常守备及督军屯田之权。同年四月，燕王督傅友德等将领出征。至此，藩王的统帅地位更为明显。
从洪武二年颁布封藩制起，到洪武二十六年以前，边塞的主权已经实现了从开国勋臣转移到藩王手中的过渡。开国勋臣的军权削弱以后，只能在藩王的节制下，在边塞从事屯田练兵而不参预军国大事，从而最后消除了朱元璋关于军权旁落的疑虑。
朱元璋分封诸子建国拥军的军事意图，是为了将军权集中于朱氏皇室手中，使皇帝居于都城，诸王布列于塞上和内地各方，代表皇帝指挥军队，防御北元南下和加强对全国人民的统治，以解决都城远离前线，朝廷不便指挥的矛盾。然而军权转移至诸王手中后，却又产生了王权危迫皇权的弊病，这一弊病蔓延的结果，便爆发了朱元璋死后不久的“靖难之役”。以强化皇权为目的而实行的封藩制度，却又培育了一个向皇权挑战的藩王集团，这是朱元璋本人所始料未及的。
————————
①《明通鉴》卷十，《纪十》洪武二十三年正月丁卯。
②《明通鉴》卷十，《纪十》洪武二十四年正月戊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