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削夺诸藩军权
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燕王朱棣率兵入南京即帝位，以铁腕镇压了政治上的反对派，初步稳固了皇帝宝座。之后，又采取许多措施，加强中央的军事集权。他的做法比较隐晦稳妥。
（一）以安抚笼络的手段消释诸王的戒备
以反对建文帝削藩而起兵靖难的朱棣，深知诸王的权力过大，拥兵过重，会危及皇权的集中，甚至会威胁政权的巩固。但是，削藩行动又不能过急，只能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才能稳妥地达到目的。为此，他先于建文四年（1402年）七月，给周、楚、齐、蜀、代、肃、辽、庆、宁、岷、谷、韩、沈、安、唐、郢、伊、秦、晋、鲁、靖江等二十一王，各赏赐“黄金百两、白金千两、彩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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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六《燕王起兵》。
（缎）四十匹、锦十匹、纱罗各二十匹、钞五千锭”①。接着又于八月封周王八子、齐王三子为王。同时下诏礼部，给诸王的未婚世子、郡主，选择婚配对象。永乐元年（1403年）正月初二，特意在华盖殿大宴诸王②，以示手足之情。十三日，又以恢复周王朱橚、齐王朱榑、代王朱桂、岷王朱楩的旧封而诏告中外③，借机大造舆论，使被平反的诸王感激新帝四皇兄的恩德，给朝野上下以新帝实施仁政的感觉。十五日，永乐皇帝下令户部在正常俸禄之外，于河南现有库存中，调拨大米2万石给周王朱柿，以供其复国就位之用。诸王被朱棣表面上的恩待所迷惑，没有防备被剥夺的戒备。而朱棣在消释诸王的疑虑后，便逐步采取徙封、罪废、裁撤王府护卫甲士、重申“祖训”、严格限制诸王行动等方式，削夺诸王的权力，使之不能成为威胁皇权的力量。
（二）徙封三王
为了集中北部边防的军事指挥大权，朱棣采用较为巧妙的方法，先将军权较大的宁、辽、谷三个塞王徙封他处。
宁王朱权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就藩于喜峰口外的大宁，拥有“带甲八万，革车六千，所属朵颜三卫骑兵，皆骁勇善战”④。朱权本人曾数次会同诸王出塞，以善谋而著称。燕王朱棣取大宁后，其部为朱棣所并，妃妾世子均被挟持至北平。宁王归燕后，常为燕王起草文书，燕王也曾约许事成之后与其中分天下。当燕王称帝后，宁王请求封于苏州或杭州，都没有被获准。永乐元年（1403年）二月，将其改封于南昌，后鼓琴读书而终。⑤
谷王朱橞于洪武二十八年三月就藩宣府（今河北宣化），燕王起兵后即回南京。燕军兵临城下时，与李景隆一起开金川门迎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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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太宗实录》卷十下，洪武三十五年七月乙巳。除潭王朱梓因罪自焚死而无子、赵王朱杞于洪武四年死、湘王朱柏自焚死而无子外，其余诸王都一无遗漏地得到赏赐。
②③《明太宗实录》卷十六，永乐元年正月庚辰、辛卯。
④⑤《明史》卷一百十七《诸王二·宁王权》。
王入城。朱棣称帝后，虽受到优待，但在永乐元年（1403年）正月被封于长沙。后又因其骄横暴虐，朱棣乘机于永乐十五年正月，以“橞违祖训，谋不轨，踪迹甚著，大逆不道”之罪名，废为庶人。①
辽王朱植于洪武二十六年就藩广宁（今辽宁北镇），“植在边，习军旅，屡树军功”。燕王起兵后，即归顺朱棣，有翼卫燕王之功。朱棣称帝后，准其所请，徙封于荆州（今湖北江陵）。至永乐十年，“削其护卫，留军校厨役三百人，备使令”②。
朱棣在徙封宁、谷、辽三塞王之后，朱元璋临终时所赋予的北边塞防驻军的节制权，已完全操于朱棣一人之手。
（三）削废五王
朱棣在徙封三王之外，对于有过失、劣迹和罪行显著的岷王朱楩、代王朱桂、齐王朱榑、肃王朱楧、周王朱櫹等王，采取了更为严厉的削废措施，达到彻底削夺的目的。
岷王朱楩于洪武一十八年（1395年）封于云南，建文帝元年(1399)被废为庶人，徙漳州（今属福建）。朱棣称帝后恢复王位。因其与镇守云南的西平侯沐晟关系不好，便“擅收诸司印信，杀戮使民”。朱棣先于永乐元年（1403年）“削其护卫”③。又于永乐六年“罢其官属”④，仅空留王位之名。
代王朱桂于洪武二十五年就藩大同，建文元年被废为庶人。永乐元年正月复旧封，六月，朱棣以其有“傲狼悖慢，上违祖训，下虐军民，无君无兄，大逆不道”之罪，削其三护卫，仅留校尉30人作随从，并令其“省愆改行，毋贻后悔”⑤。
齐王朱榑于洪武十五年就藩青州（今属山东），建文元年被废为庶人。四年六月，燕军入金川门时获释，不久复王位。因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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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史》卷一百十八《诸王三·谷王》。
②《明史》卷一百十七《诸王二·辽简王》。
③④《明史》卷六《成祖二》。
⑤《明太宗实录》卷二十一，永乐元年六月壬子。
“阴蓄刺客”，图谋不轨，被朱棣得知，遂于永乐四年八月，削其官属护卫，与其子一起被废为庶人。①
肃王朱楧于洪武二十八年就藩甘州（今甘肃张掖），理陕西行都司甘州五卫军务。永乐六年，“以捶杀卫卒三人及受哈密进马”之罪，逮其长史官属，至十七年亡故。②
周王朱橚于洪武十四年就藩开封，是朱棣的同母弟，于三十一年七月，被建文帝废为庶人。永乐元年（1403年）恢复王位。十八年十月，有人告其谋反。次年二月，朱棣召其进京，“示以所告词。橚顿首谢死罪。”③朱棣因其已无关大局，故开恩不问，还其三护卫。然而实际上已同罪废无异。
洪武后期至永乐前期，明廷围绕政权、军权所进行的斗争，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中，朱元璋为了巩固朱氏的长久统治，推行封藩制，把分散在勋将手中的军权剥夺过来，集中于皇帝及诸王手中，企图“以王辅帝”。但是演变的结果与朱元璋的初衷相违，权力恶性膨胀的诸王，拥兵自专，动摇了皇帝的政治、军事集权，结果把这场斗争推进到“帝王相争”的阶段。在第二个阶段中新帝朱允炆想采取“以帝除王”的削藩方式，重建中央集权制。结果却出现“以王逐帝”的相反局面。而朱棣登极后，实行“以帝削王”，再次加强中央的军事集权，并以此为中心，开展各项政治、军事建设工作。
二、迁都北京
水乐朝廷决定迁都北京，是同朱棣削藩之举密切相关的。削藩不久，北部沿边诸塞王的兵权首先被夺，对朱元璋长期规划的北部边防格局，需要进行调整和重新部署。如果仍然委派将帅，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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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史》卷一百十六《诸王一·齐王》。
②《明史》卷一百十七《诸王二·肃庄王》。
③《明史》卷一百十六《诸王一·周定王》。
领重兵镇守一方，皇帝遥居南京指挥，势必违背朱元璋的遗志，也为威柄自操的朱棣所不取，因为这同他要加强中央军事集权的主旨相违背。但是，如果削减边兵，以庸碌之将充数，则无异于自撒藩篱、空虚门户，给蒙古贵族南下造成可乘之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朱棣决定都城北迁，直接控制北方重兵，紧握边防指挥权，自决戎机，在巩固边防的事业中，强化手中的军权。
朱棣选择北京为新都之地，是深谋远虑的。首先，迁都北京能得地形之利。所谓“幽燕自昔称雄，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南襟河济，北枕居庸……真定以北至永平，关口不下百十，而居庸、紫荆、山海、喜峰、古北、黄花镇险厄尤著。会通漕运便利，天津又通海运，诚万古帝王之都”①。
其次迁都北京能得人之和。因为北京是朱棣龙兴之地，洪武三年（1370年），他被封为燕王，十三年就国，经过二十多年的经营，又经过靖难战争的考验，有较好的政治、军事基础，是他可以依赖的可靠根据地，足以控天下，制“四夷”。此外，北京又是元朝的大都，具有较好的建设条件。正因为如此，所以他在永乐元年（1403年）便颁诏改北平为北京。在正式迁都前，北京实际上已成为他政治和军事建设的重点了。
由于北京具有上述有利条件，所以朱棣在永乐四年闰七月下诏，命令工部派员分赴各地督民采木，烧制砖瓦，并征发各地工匠、军士、民丁，“以明年五月建北京宫殿”②。后因军政大事连年不断，又受人力物力限制，故停建10年，至永乐十四年八月，才再次下诏，在北京“作西宫，为视朝之所”③。十五年，正式动工营建。十八年九月，新宫即将建成，朱棣遂下诏自明年改北京为京师。十九年正月，朱棣迁都北京，在奉天殿受贺。
迁都以后，北京便成为永乐朝廷的政治和军事中心，而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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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孙承泽：《天府广记》卷一《形胜》。
②《明通鉴》卷十五，永乐四年闰七月壬戌。
③《明太宗实录》卷一百七十九，永乐十四年八月丁亥。
则成为陪都，既往所设置的政府机构，都冠“南京”二字。在政治上，南京仍具有重要地位，故把南京和北京并称“两京”。在经济上，南京仍是朝廷的财赋中心。北京和南京这两个中心都控制在永乐皇帝手中，从而使大明帝国的统治和皇帝的权力，都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发展。所以丘浚在《大学衍义补·都邑之建》中说：“天下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戎马盛于西北，而金台为其枢；并建两京，所以宅中图治，足兵足食，据形势之要，而为四方之极者矣”。
三、建立京军三大营
永乐初期，为加强京师的守备和强化精锐部队建设，朱棣建立了居重驭轻的五军营、三千营和神机营等京军三大营，成为朝廷直接指挥的靠内卫京师、外备征战”的战略机动部队。三大营各营编制的官员数额不完全相同，各级官员的名称也与卫所制官员的名称不同。各营的主官称大营坐营官或管操官，挂提督衔；各哨和掖的分管官称坐营官或坐司官；他们都由兵部奏请朝廷，从公、侯、伯、都督、都指挥内推选，后兼用内臣；此外，神机营还增设监枪、掌号、把总、把司、把牌等官。①
（一）五军营的编制
在“靖难之役”中，朱棣曾在会州将所部步骑兵分编为中、左、右、前、后五军，可以说这是尔后编制五军营的先导。
五军营以其主要部分中军、左掖、右掖、左哨、右哨五个军命名，还编有一个大营（似为五军营的机关营）和执行各种专门任务的十二营、围子手营、幼官舍人营、殚忠效义营等4个二级营。其中幼官舍人营和殚忠效义营又各分两个三级营。
五军营设提督内臣1员、武臣2员、掌号头官2员；
大营设坐营官1员、把总2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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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会典》卷一百三十四《兵部十七·京营》。
中军设坐营官1员、马步队把总各2员；①
左掖、右掖、左哨、右哨设官与中军相同。
这些营的主要任务是管操练在京各卫、中都留守司，以及山东、河南、大宁都司所属各卫轮班来京马步军的操练。
十二营设把总2员，专管随驾摆列马队官军。
围子手营设坐营官一员，下辖一司、二司、三司、四司4个司。每司各设把总2员。专管上直叉刀手和在京各卫队官军的操练。幼官舍人营设坐营官1员，下辖幼官营和舍人营，幼官营设把总1员，舍人营下辖一司、二司、三司、四司，每司各设把总1员。专管在京各卫的幼官和应袭舍人的操练。
殚忠效义营设坐营官1员、把总1员，下辖殚忠营和效义营：殚忠营又称舍人营，专管居京各卫应袭舍人的操练；效义营又称余丁营，专管在京各卫报效余丁的操练。②
（二）三千营的编制
三千营是用边外降丁编成，设提督内臣2员、武臣2员、掌号头官2员。三千营下辖5个司，设坐司官5员、见操把总34员、上直把总16员、明甲把总4员。5司的任务各有不同：
一司管执大驾龙旗、宝纛、勇字旗、负御宝及兵仗局什物等件上直官军；
一司管左右20队勇字旗、大驾旗纛、金鼓等件上直官军；
一司管传令营令旗令牌、御用监盔甲、尚冠、尚衣、尚履什物等件上直官军；
一司管执大驾勇字旗、五军红盔贴直官军上直官军；
一司管杀虎手、马轿及前哨马营上直明甲官军、随侍营随侍东宫官舍、辽东备御回还官军。③
（三）神机营的编制
神机营设提督内臣2员、武臣2员、掌号头官2员，下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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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此据《明会典》卷一百三十四《兵部十七·京营》记载。又注
①《明史》卷八十九《兵一·京营》的记载是“马步队把总各一”。
军、左掖、右掖、左哨、右哨五军；
中军设坐营内臣1员、武臣1员，下辖4个司，每司设监枪内臣1员、把司官1员、把牌官2员；①
左掖、右掖、左哨、右哨的编制相同，各设坐营内臣1员、武臣1员，其下各辖3司，每司设监枪内臣1员、把司官1员、把牌官2员。②
神机营专管操演神枪、神炮等火器。⑧
其后，又得都督谭广马5000匹，编为五千下营。营设坐营内臣1员、武臣1员，下辖4个司，每司设把司官2员。
五千下营专管操演火器及随驾护卫马队官军。④
（四）建立京军三大营的作用和意义
永乐前期建立的京军三大营，是明初军队编制作战训练方式的一大改革，初步建立了步骑兵和神机枪炮兵进行协同作战训练的军队。平时，五军营习营阵，三千营习巡哨，神机营习火器。在皇帝亲征时，三大营护卫周围，成为作战主力。其驻营有明确的层次：大营居中，营外分驻五军，步卒居内，骑卒居外，神机营在骑卒之外，神机营外有长围，周长20里。⑤作战时的布阵原则是：“神机铳居前，马队居后”，前锋要疏，后队要密，“锋疏则达，阵密则固”，战斗开始后，“首以铳摧其锋，继以骑冲其坚”⑥，这样就能取胜。这一作战布阵原则，是朱棣在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八月，于第四次出兵漠北途中提出的，是对神机枪炮兵与步骑兵协同作战阵形的高度概括。其要义是：作战开始后，三者要互相协同，发挥总体杀敌作用，神机枪炮兵列于全阵之前，各射手之间要有一定的间隔，以便装填弹药，实旋轮番齐射，摧毁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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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此据《明会典》卷一百三十四《兵部十七-京营》记载。《明史》卷八十九《兵一·京营》的记载是“把总官二”。
③④《明会典》卷一百三十四《兵部十七·京营》。
⑤《明史》卷八十九《兵一·京营》。
⑥《明太宗实录》卷二百六十二，永乐二十一年八月丙寅。
锋；待敌阵溃乱时，后队的密集骑兵，并气积力，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击敌军本队，追歼败残逃敌；步兵随马队后冲入敌阵，同敌拼杀，直至全歼敌军为止。朱棣的论述，总结了明军神机枪炮与步骑兵协同作战的新战术，这种战术主要是利用枪炮与冷兵器杀伤距离远近的不同，多层次地杀伤和消耗敌军的有生力量，达到最后全歼敌军的目的。因此，三大营的建立和神机枪炮的扩大使用，使古代以步骑兵为主的野战方阵战术，开始发生新的变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由于三大营具有较强的战斗力，所以朱棣亲握在手，在几次亲征漠北时，都命三大营随同出征。
（五）京军三大营建立的年代
三大营建立的年代，在有关明代的史书中没有明确的记载，如《续文献通考·兵考·兵制》说：“三大营之立，史无岁月可考”。
对三大营建立的年代之说，以神机营最为纷繁。
叶向高《京营兵制考》称：“征交阯，得神枪火箭之法，立神机营。”①
《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二十二《兵考·兵志》说：“据王圻《续通考》云……[永乐]五年初定交阯，神机营立于此时”。《明会要》卷六十--《兵四·火器》，征引了《世法录》的记载：“永乐八年，征交阯，得神机枪炮法，特置神机营，肄习火器”。
《明史·兵四》说“至明成祖平交址，得神机枪炮法，特置神机营肄习”。
赵士桢在万历二十六年（1588年）的《进神器疏》中说：“成祖文皇帝，三犁虏廷，建置神机诸营，专习枪炮”。
上述五条记载概括起来有二说：一为永乐五年后，一为永乐八年后或永乐八年，而它的创建同永乐时期的用兵交阯、漠北，以及神机枪炮的大量装备和使用有关。
朱棣第一次用兵交阯是在永乐四年（1406年）七月决定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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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经世文编》卷四百六十一。
时，命成国公朱能为大将军。西平侯沐晟、新城侯张辅为左右副将军，统率步兵、骑兵、舟师，以及神机将军程宽、朱贵所部的神机枪炮兵出征。①是年十月，朱能病故于龙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龙州市），由张辅代领其众，出师交阯，在作战中已“翼置神机火器”。五年五月，交阯平。九月，张辅派遣的都督佥事柳升，送黎季犁、黎苍、黎澄至京师。六年三月，张辅回朝，七月，以功升诸将军，柳升被封为安远伯。②
从明廷第一次用兵交阯的过程看，柳升于五年九月回到北京，是不是当年就建置了神机营呢？看来似不大可能，因为筹划创建神机营须费一定时日，诸如营官的选任、技术兵员的挑选、神机枪炮的准备等。
再从朱棣在交陆和漠北两个用兵方向看，永乐七年八月张辅再入交阯时，神机枪炮兵并未随同出征，此后几次用兵交阯时，也无神机枪炮兵的战绩。永乐八年朱棣用兵漠北时，安远伯柳升“将神机火器为前锋”，大败阿鲁台，进封为侯。③但此次出征没有明确记载柳升率神机营，其时柳升为中军的副将，“将神机火器为前锋”。这一记载虽然说明神机火器已配置在中军中，但是尚难确定神机营是否已独立成营。战后，朱棣于永乐十一年十月指示柳升说：“神机铳炮兵之利器，攻战所不阙者，必操习精熟，然后临机得用，尔提督不可不严。”④这说明柳升不仅在第一次北征中“将神机火器”，而且在第二次北征前提督京军中的神机铳炮兵的训练。可见这时神机铳炮兵已进行单独训练；进行单独训练的部队，必须是一个独立的编制单位，这个单位当是神机营，而且这个神机营至迟是在第二次北征前组建的。十二年二月第二次北征时，柳升领大营。《明史·柳升传》说柳升“将大营兵战忽兰忽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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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太宗实录》卷五十六，永乐四年七月辛卯。
②《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二《安南叛服》。
③《明史》卷一百五十四《柳升传》。
④《明太宗实录》卷一百四十四，永乐十一年十月癸丑。
温，以火器破敌”，似乎这时的神机火器又配置在大营当中，还不是一个单独的编制单位。其实不然，这从永乐十九年（1421年）七月，朱棣北巡（即第二年的第三次北征）中的军队配置情况，可以得到佐证。当时，朱棣敕“安远侯柳升率领中军马步队及大营、围子手并神机营”①。这说明，第一，中军可以统领神机营，因此永乐八年柳升为中军副将，将的神机火器就是神机营；第二，大营、围子手、神机营是可以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当有大营时，神机营配置在大营之中；当无大营时，神机营配置在中军。因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神机火器使用较早。神机营的建立是在永乐八年第一次北征前，第一次北征时，它已是一个独立的编制单位。第二，神机营的建立和永乐四年征安南时的都督佥事柳升有直接关系。柳升是永乐五年九月回到京城的，因此神机营的建立不会早于永乐五年九月。这样推断可以肯定神机营的建立时间当在永乐五年九月至永乐八年二月之间。
如果把永乐七年九月新造的火铳数，以及各年累计的造铳数，同神机营的创建、朱棣用兵漠北的事件联系起来分析，神机营似创建于永乐七年底或八年初。永乐八年初，朱棣权衡南北两个用兵方向的轻重，把北方视为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用兵方向，因此决定命新建的战略机动部队神机营随同出征。而出土实物表明，此时朝廷制造的“天”字号制式火铳，已在23625支之上，足够装备神机营使用。所以，朱棣在永乐八年以后的几次漠北之战中，每次必有神机营随同出征。因此，创建于永乐七年底或八年初的神机营，是我国最早装备枪炮的新兵种，它比欧洲最早装备火绳枪的西班牙火枪兵，要早一个世纪左右。②
《明会典》卷一百三十四《营操·京营》称：“永乐初，既有五军营，又有三千营以司宝纛令旗，神机营以司神枪火器，名曰三大营。”《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二十二《兵考·兵志》的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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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太宗实录》卷二百三十九，永乐十九年七月己巳。
②参见苏联1980年版《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中的《火枪兵》条。
语称：五军营的建立当在神机营之前，而三千营当在二者之间。据此可以判断，三大营是永乐前期陆续建立的，但其最后建成的年代，至迟不晚于永乐七年底或八年初。①
四、调整两京军事机构和增加驻京兵力
朱棣除采取新建三大营以增加驻京兵力外，又通过增加侍卫上直军卫和调整两京驻军部署的措施，以加强驻京兵力。
（一）增加侍卫上直军卫
洪武时期的侍卫上直军卫只有12个，为巩固皇位的安全，朱棣在登极伊始，便于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将原燕王府三护卫升为金吾左卫、金吾右卫、羽林前卫；永乐四年（1406年）二月，又将其亲信部队北平都司所属的燕山左卫、燕山右卫、燕山前卫、大兴左卫、济阳卫、济州卫、通州卫等7个卫改为侍卫上直军卫。两者共10个卫，统称亲军指挥使司，不隶属五军都督府，从而使皇帝直接控制的侍卫上直军卫，从12个增加至22个。②此外，五军营中的十二个营、围子手营，三千营中的各司，五千下营等，也都具有侍卫的性质，承担侍卫皇帝大驾和宫廷的护卫任务。因此，永乐初期的侍卫部队有很大的加强。
（二）确立两京五军都督府
在南京称帝的朱棣，最初是通过原来设立的五军都督府，统辖全国的都司卫所。为了直接统辖地位特殊的北京附近的都司卫所，便于永乐元年二月，设立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置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事，统辖燕山左右前、大兴左、济州、济阳、真定、遵化、通州、蓟州、密云中后、永平、山海关、万全左右、宣府前、怀安、开平、开平中、兴州左右中前后屯、隆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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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值得说明的一点是，这里所说的三大营还不十分完善，到永乐末至宣德初才大体如我们在三大营的编制中所讲的那些机构设置。
②《明史》卷九十《兵二·卫所》。
东胜左右、镇朔、涿鹿、定边、玉林、云川、高山、义勇左右中前后、神武左右中前后，武成左右中前后、忠义左右中前后、武功中、卢龙、镇虏、武清、抚宁、天津、右宁山等61个和梁成、兴和、常山等3个守御千户所①后又分为五府，称行在五军都督府。永乐十八年（1420年）除“行在”二字，称五军都督府。将在应天的五府称南京五军都督府。
十九年迁都北京，朝廷命中军都督府掌府事官守备南京，节制南京附近诸卫所。南京守备官1人，由公、侯、伯充任，兼领中军都督府事；协同守备1人，由侯、伯、都督充任，领南京五军都督府事；南京守备以守备及参赞机务为要职，由南京兵部尚书统领。②
南京五军都督府的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事之职，不全设，各府掌印、佥书等事，都由勋爵和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事分别办理。在军事上，南京五军都督府分掌南京附近各卫所，以达于兵部。③
两京五军都督府的确立，是朱棣对洪武时期中央军事指挥机构的一大改革，既突出了守御北边的重点，又便于对南直隶驻军的集中指挥，体现了朱棣加强中央军事集权的意图。
（三）增加驻京兵力
在迁都前夕，朱棣于永乐十八年，从南京抽调一部分卫所至北京。其调动的基本方式是将原驻南京的某些卫一分为二，一部分调往北京，一部分留守南京，如留守五卫④等。据《明史·兵一》记载，经过这样的调动后，驻北京的卫增至72个，比洪武时期驻南京的48个卫多了24个，增加了50%，大大加强了驻京的兵力。
经过这样的调动和调整后，南京仍保留有49个卫，统受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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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太宗实录》卷十七，永乐元年二月庚戌、辛亥。
②③《明史》卷七十六《职官五·南京五军都督府》。
④《明太宗实录》卷二百三十一，永乐十八年十一月丁卯。
守备和中军都督府节制。其中有亲军卫指挥使司17个，分隶五军都督府者32个。①在这32个卫中，有水军左右、广洋、龙江、横海、英武、广武、应天、孝陵、江阴、天策、飞熊、济川等水军和原驻南京地区的13个卫，仍保留原建制就地驻防。②
（四）加强皇城卫戍
皇城卫戍大多由侍卫上直军卫担任，至永乐中，诸卫按规定分守各门；
皇城南面各门及城墙，由旗手、济阳、济州、府军前、虎贲左、金吾前、燕山前、羽林前等8卫守卫；
皇城东面各门及城墙，由金吾左、羽林左、府军左、燕山右等4卫守卫；
皇城北面各门及城墙，由金吾后、府军后、通州、大兴等4卫守卫。
皇城西面各门及城墙，由金吾右、羽林右、府军右、燕山左等4卫守卫。③
各门守卫都有坐更将军带领，还制定了严格的巡更、值班、契验铜符等制度④。从皇城守卫军的派遣，到各种守卫制度的制订和执行，表明朱棣已将皇城守卫的重要任务，交付自己的亲信将领和直属部队所掌管，使皇城的安全有了可靠的保证。
五、改任各级武官和控制全国军队
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朱棣在夺取帝位后，即对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军事机构和驻地的武官进行大幅度的调整，把在“靖难之役”和“劝进”中有功的将领，都加以破格升授和重用；把在建文时期被贬的将士恢复原职或升任使用；把反抗燕军、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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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史》卷七十六《职官五·南京卫指挥使司》。
②《明太宗实录》卷二百三十一，永乐十八年十一月丁卯。
③④《明会典》卷一百四十三《兵部二十六·守卫》。
燕王登极的武官，除少数外，都采用治罪、免职等措施加以惩罚。大约经过半年左右的时间，即从朱棣在建文四年六月登极，到当年底，就已经基本上调整完毕。，
朱棣的调整，涉及面非常广，其中有中央两个军事机构的主要官员：兵部的尚书、侍郎，五军都督府的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事；派驻地方的各个都司、行都司和中都留守司的都指挥使、都指挥同知、都指挥佥事、留守使，以及都司、行都司和留守司下辖的卫所级武官。
经过这样大幅度的调整，朱棣便迅速稳定全国各地的军队，通过他的亲信将领控制全军，保证军队指挥系统的畅通。
与此同时，朱棣还直接选拔原燕王府护卫军中的千户、百户，升任侍卫上直军卫和亲军卫的卫级武官①，以保证皇帝和宫廷的安全。此外，朱棣还特意给南京周围的高邮等卫中的242名和扬州等卫中的125名初级武官，各升一级的奖励②，既达到表彰他们协助燕军渡江的功绩，又能使他们感激燕王的恩德，甘心为保卫南京和新帝的安全而尽力。
为了对地方驻军进行监督，朱棣还临时委派亲信武臣，前往各地镇守、巡视。如建文四年（1402年）八月，派右军都督府左都督何福佩征虏前将军印，充总兵官，前往陕西、宁夏等处，节制陕西、山西、河南等都司和行都司的官军；派右军都督府都督同知韩观，往江西等地操练军马、整顿城池，并节制广东、湖广、福建等都督和行都司的官军。③
朱棣能在半年之内，通过改任各级军官的措施，迅速控制了全军，稳定了局势，充分体现了他的治军才能。
上述加强中央军事集权的种种措施，是自朱棣称帝至迁都北京期间进行的，历时近20年之久。这些措施的实行，虽然有先有后，或同时并举，交错进行，但是都体现了朱棣的意志，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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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明太宗实录》卷九下，（建文）四年六月辛未。
③《明太宗实录》卷十一，洪武三十五年八月己未。
目的。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积极作用。首先，有效地掌握军权，依靠强有力的军队，很快稳定了国内的局势，使社会秩序和经济建设能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其次，统一北边驻军的指挥权，有利于防范蒙古势力的南下。第三，增加北京地区的驻军和迁都北京，有利于巩固北边地区的安全，以及发展和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第四，有利于朝廷统一进行国家建设，反击外来势力的侵扰。这些措施，有的至宣宗时期仍然继续实行，并仍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