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调整兵役制度
洪武时期制订的兵役制度，经过30多年，有的虽然继续可行，但有的已明显地不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永乐朝廷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进行修订和补充。
建明之初，军队士兵的来源主要有从征、归附、谪发、垛集等渠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前两者已经很少，需要采取别的办法征集兵员，才能保持军队的数额。因此，朱棣采纳了关于修改兵役制度的意见，命礼部会同各官员进行审议，制定了《垛集军更代法》，对原有的垛集法作了修改。原垛集法的要点是集三民户为一个垛集单位，其中一户为正户，应服军役，其他二户为贴户，帮贴正户。按此法规定，到军队服役的军士，都是正户户下应役的丁壮；军士亡故，只有在正户有一丁的情况下，才勾补贴户。①经过修改后颁布的《垛集军更代法》则规定，正户和贴户的编佥依然如旧，但是应服役的不仅是正户，而是改为由正户与贴户“轮次更代，周而复始”地赴军中服役；如果贴户只有一丁，就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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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会典》卷一百五十四《兵部三十七·勾补》。
其军役；凡有人当军的家庭可免除一丁的差役。①此法推行后，保证了军士的来源。为了不因垛集军士而影响农田耕种，当时北平布政司还奏请朝廷在北平、保定、水平三府中采用变通的办法：将应服军役者登记名册，尔后放还耕种，待有警时再行征用。朱棣采纳了这一建议。②
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也采用垛集丁壮为军士，以充实备边兵力的做法。如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宁夏总兵官左都督何福奏请将“灵州（治今宁夏灵武）鞑靼垛集为兵，以足边备”③。
为了保证军队的数额，当时还实行严格的勾补军士的规定。如永乐十七年规定，凡是应勾服役的军人，如违限半年以上者要发配充军。宣德年间（1426～1435年），又制订了许多严格的处罚应勾军人违期的规定④。
由于修订了征集军士法，所以永乐时期始终保持一支数额庞大的军队。据永乐二年八月都察院左都御史陈瑛奏称，当时全国人户不过1000多万，而军户竞有200万之多⑤，占全国人户的18%多。在宣德时期，这种垛集军士法依旧被朝廷所用。
二、修订屯田制度
在朱元璋推行寓兵于农的政策下，明初兴起的军屯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规模，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朱棣即位之初，即命官员往北平安插屯田军民，整理军屯秩序，命五军都督府总摄全国军屯之事。与此同时，又修订和制订了一些军屯制度，从而把军屯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归纳起来，当时的军屯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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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太宗实录》卷十五，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壬戌。
②《明太宗实录》卷十五，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壬申。
③《明太宗实录》卷四十三，永乐三年六月乙丑。
④《明会典》卷一百五十四《兵部三十七·勾补》。
⑤《明太宗实录》卷三十三，永乐二年八月庚寅。
大致有如下几方面的改革和创新。
（一）制定《屯田官军赏罚例》
此例于永乐二年正月颁布实行。按照规定，每屯种一分军田的军士，其生产的大米，除保证每人每年食用12石外，还必须平均存余6石，多者赏钞，缺者罚俸。①为了便于统一标准实行赏罚，按户部尚书郁新的建议，对于生产粮食品种不一的地区，也都以米为折算标准：粟谷、糜粟、大麦、荞稷二石，稻谷、萄秫二石五斗，穆稗三石，各折米一石；小麦、芝麻、豆类与米相等。如果所在都司屯田军士均余米12石者，各级官员可得到不同数额的赏钞：百户100锭，千户110锭，指挥120锭，都指挥130锭；人均余米11石至7石五斗者，各级官员不赏不罚。人均余5～1石者，各级官员都要被罚俸。罚俸的数额分别是：百户1～5个月，千户20日至4个月，指挥15日至3个月，都指挥10日至2个月；人均产量无余者，百户、千户、指挥、都指挥，要分别罚俸6、5、4、3个月。如果屯田军士人均产米不足自给之数12石者，各级官员都要按所欠缺的石数罚俸：人均缺米1～6石者，罚俸的数额是百户7～12个月，千户6～11个月，指挥5～10个月，都指挥4～9个月。
对于屯田军士，则按所产的人均余米数多少支给月粮。如人均余米12至11石者，月粮全支米；人均余米10～7石者，总旗月粮支米1石2斗至8斗，小旗1石至7斗，军士9～6斗。如果人均余米不足6石和余米不足12石者，总旗、小旗和军士的月粮，仍分别按8、7、6斗支给。
如果所在都司屯田军士人均余米超过12石者，只上交12石给粮仓，其多余部分由所在单位自用。
上述规定，直隶地区由巡按监察御史审核、监督执行，京外地区由按察司官审核、监督执行。②但是由于各地的屯田肥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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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史》卷七十七《食货一·屯田之制》。
②《明太宗实录》卷二十七，永乐二年正月丁巳。
同，收获也有差异，故应区别对待。为此，朝廷又命名各地官军试种样田，以其岁收之数作为考较当地产粮的标准。条例实行后，由于太原右卫千户陈淮所种的样田收获较多，除满足军士岁用之外，人均余粮达到23石，于是朱棣下令给予重赏，并命户部制定详细的超产赏例：余粮在30、25、20、15石以上者，分别赏钞6、5、4、3锭。1①宁夏总兵官何福因积谷较多，朱棣即赐敕褒美。②
由于这个赏罚条例把屯田军士屯种的产量，同官兵的收入结合起来，所以对促进屯田的发展有积极的作用，因此它在永乐时期得到了较好的贯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此条例便逐渐被玩忽职守者废弛了。另一方面，从赏罚的数额看，在受赏时，官位越高，得赏越多。相反，在受罚时，官位越高，所罚减轻，受罚最重的是屯田军士。这也是封建社会阶级和等级压迫、剥削关系，在军队屯田收入分配问题上的反映。
（二）修订其他屯田制度
首先是修订全国卫所驻军中屯田与守城军士的人数比例。主要是根据驻军所在地的军事形势和土地状况，确定屯守军士的数额。一般在临边而险要之地，守御军士要多于屯田军士；在内地或虽偏僻而非冲要之处，守御军士可少于屯田军士；军事形势虽然险要，但运输比较困难的地方，守御军士也要少于屯田军士。③
其次是修订屯所条例。永乐二年（1404年）规定，凡屯军100名以上委百户1员，300名以上委千户1员，500名以上委指挥1员提督，不够100名亦委百户1员提督。永乐三年，更定屯田则例。按此则例规定，每百户所管旗军112名，或100名、70～80名；千户所管10个百户所或7～3个百户所，卫指挥管5个千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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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太宗实录》卷三十六，永乐二年十一月壬寅。
②《明史》卷七十七《食货一·屯田之制》。
③《明太宗实录》卷三十，永乐二年四月甲午。洪武时期，在个别地区也有守多于屯田的规定，但没有作统一的规定。
所或3个千户所、2个千户所①，从而形成了屯田的卫所编制，加强了组织领导。后又规定屯军在六十岁以上，以及残疾、幼小者，只要求耕以自食，不受条例限制。屯军如果因公事妨碍农田作业者，免征其子粒。②
其三是修筑屯堡。洪武时期虽然也设有“屯堡”，但并非专门为保护屯田而筑。永乐二年八月，朱棣谕示宁夏总兵官左都督何福，修筑屯堡，保护屯田，以防外族侵扰。他要求在四五个屯之间，选择1个有水草的屯，在其四周挖宽1丈5尺、深7尺半左右的壕，并筑高2丈、开有8门的土城。尔后可将附近四五个屯生产的粮草和装备等辎重贮存于此屯内。军士平时各居本屯耕牧，有警时，则驱牛羊从8门进入土城固守，以待援兵来救。⑧之后，又将此法推行至各边，不过对各地筑堡数未作规定，可因地制宜而设，“每小屯五、七所，或四五所”，只要近便择地而筑即可。④
此外，永乐朝廷还采用妥善安置屯田军士，帮助解决耕牛、种子，改善屯田经营管理等方式，促进军屯的发展，当时“东自辽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尽滇、蜀，极于交阯，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在兴屯矣”⑤。由于屯田数额的逐渐增加，屯田子粒占国家粮食总收入的比例相当可观。据永乐三年（1405年）的会计数字公布，当年的赋税粮为31133993石，屯田子粒为22467700石，两者合计为53601693石，屯田子粒占40%以上⑥，是比例最高的年景之一。永乐十三年的屯田子粒，占国家赋税粮食总收入的31.7%⑦，是一般年景的比例。永乐十八年的屯田子粒，占国家赋税粮食总收入的16%多一点，是屯田条例执行松懈、比例最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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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会典》卷十八《户部五·屯田》。
②⑤《明史》卷七十七《食货一·屯田之制》。
③《明太宗实录》卷三十三，永乐二年八月丙申。
④《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五十五，永乐十二年九月丁酉。
⑥⑦《明太宗实录》卷四十九、卷一百七十一。
年景之一①。按永乐时期军户约占全国人户不到1/5计算，当时的屯田子粒不但基本上能够满足军饷所需，而且还有所积余，基本上实现了军屯的主要目的。但是，永乐十三年（1415年）以后，屯田子粒逐年下降，说明军屯的制度已逐渐松弛。至宣德三年(1428年)，宣宗已慨叹军屯“徒有虚名”而无其实了。宣德十年，屯田子粒降至200余万石，此后甚至降到100余万石，但大多是在200多万至300多万石之间长期徘徊，终明之世，也没有超过400万石。
三、改革军事训练制度
以军事手段取得帝位的朱棣，极为重视军事训练，认为“军官须谙韬略，勤练习，以精武事”②。为此，他指令有关部门，制定各种军事训练制度。
（一）京营训练制度化
永乐时期，除按原制定的《教练军事律》严格训练各地官军外，特别重视加强在京各营的军事训练。
首先，在京军三大营中，专门编制管操官掌管军事训练。其中五军营掌马步官军的训练，神机营掌官军使用神机枪炮的训练。
其次，对京军三大营下辖的二级和三级营的训练，又作了具体的分工：如围子手营专管上直叉刀手和京卫中的幼官和应袭舍人的训练；殚忠效义营下辖的殚忠营和效义营，分别掌管京卫中的报效舍人和报效余丁的训练。
第三，三大营除了分别训练单兵的弓马骑射、神机枪炮的射击技术和战术外，还要合练营阵和战法。在此基础上，再进行三大营之间协同作战的阵法和战法训练。朱棣为此还提出了明确的训练原则（见本章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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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太宗实录》卷二百三十二。
②《明太宗实录》卷七十一，永乐五年九月丙子。
（二）增订袭职武官子弟军训的规定
朱棣根据当时袭职武官子弟中存在着“生于豢养，习于骄惰，不闲武事，滥嗣爵禄，无益国家”①的种种弊端，下令兵部和五军都督府，除按原有规定执行外，又作了新的严格规定：一试不中者，戍开平；二试不中者，戍交阯；三试不中者，戍烟瘴之地②。这一规定，对当时滥于袭职的武官子弟，起了一定的约束作用，对保证袭职武官的质量，有积极的意义。
（三）建立集中军训的抽查检阅制度
永乐十三年（1415年）十一月，朱棣命周王、肃王、晋王、秦王等，在王府护卫军中选步骑兵5000，由武官率领，于次年正月赴真定集中操练。与此同时，命陕西、甘肃守将，在其所属部队中选拔步骑兵，由能干的指挥和千户统领，于次年春赴真定集中操练；并命宁夏、大同、辽东诸守将，河南、山东、山西、陕西都司，中都留守司，徐州、宿迂、沂水、邳州、淮安、扬州、武平、归德、睢阳、潼关等卫，也在其所属部队中选拔步骑兵，由能干的指挥和千户统领，于次年春赴德州集中操练。朝廷还安排在适当时机，分别调各部赴京城接受抽查性检阅，以检验其训练情况。朱棣采取这一措施的目的，是要使军队在和平时期做到“军士必练习，器械必锋利，队伍必严肃”③，以保持军队的战斗力。
（四）制定明确的《军中赏罚号令》
朱棣于永乐十二年四月用兵漠北途中，颁布了《军中赏罚号令》④。《号令》规定的赏功内容有：“凡交锋之际，突出敌背杀败贼众者；勇敢入阵斩将搴旗者；本队已胜，别队胜负未决，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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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明太宗实录》卷一百三十四，永乐十年十一月戊子。
③《明太宗实录》卷．百七十，永乐十三年十一月辛亥。
④《军中赏罚号令》、《明史·兵四》、《明通鉴》卷十六和《明太宗实录》卷一百五十，都说颁布于永乐十二年四月己酉，（明）王世贞《弁山堂别集》卷六十五《亲征考》，将此号令颁布的时间只定为永乐八年，而无具体的月日，且条文内容在文字上与上述二书多有不同。本书从《明史》、《明通鉴》、《国榷》、《明太宗实录》的记载。
救援克敌者，受命能任事，出奇破贼成功者，皆为奇功。齐力前进、首先败贼者；前队交锋未决、后队向前败贼者，皆为首功。军行及营中擒获奸细者，亦准首功。余皆次功”①。立功者除能得到记功的奖励外，有的还能获得数额不等的赏银。《号令》规定的罚过内容有：不尽力杀敌者、临阵脱逃者、泄漏军情者、妄谈灾异妖言者，都要问斩；知逃军而不报者、抢虏人口马匹财物者、故意抛弃或盗卖军器者，都要治以重罪；由于平时不能抚恤军士、不能精选操练、不能整刷队伍而造成抗敌不力者，全伍都要问斩。《号令》规定的赏罚内容完备，详细严密，多达五六十条②，体现了朱棣严于训练，重在实践，赏重罚严的治军思想。
四、调整马政机构和修订马政制度
朱棣对于军马的牧养极为重视，早在就藩北平守边之时，就多次同蒙古骑兵交锋，深知军马的重要。即位以后多次强调马政为国家的重务，认为要守御北边，必须牧养军马，而当时全国仅有军马23700余匹③，不能满足边警之需。为此他采取了调整和增设马政机构、修订马政制度，实行军民齐养、养买并举的方针，大力发展军马牧养事业。
（一）调整和增设马政机构
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首先将原设置于北平的行太仆寺，改为北京行太仆寺。④十八年，即迁都北京的前一年，将行仆寺改为太仆寺。掌管北直隶地区卫所及山东、河南的马政。⑤原设在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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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史)卷九十二《兵四·赏功之制》。
②《明太宗实录》卷一百五十，永乐十二年四月己酉。
③《明太宗实录》卷十五，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丁卯。
④《明史》卷七十四《职官三·太仆寺》。
⑤山东、河南养马自宣德、正统年间开始。
州的太仆寺改为南京太仆寺，掌管应天等六府二州的马政。①
永乐四年（1406年）九月，为扩大官养军马数量，先后增设了陕西、甘肃、北京和辽东4个苑马寺。寺设卿1人、少卿1人、寺丞1人、主簿1人。寺统6监，监统4苑。监设监正监副各1人，苑设圉长1人，1圉长领50养马夫，每夫养军马10匹。各苑按牧地广狭分为上中下三等，上苑牧马万匹，中苑牧马7000匹，下苑4000匹。②由于各苑马寺牧地广阔，水草丰富，大大加快了军马的牧养。这是朱棣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仅此一项措旅，如完全落实，就有96苑，牧养几十万匹军马。永乐十八年，革北京苑马寺及6监24苑，并入太仆寺。③
对承担养马任务的各地驻军，由所在都司派人管理，每卫由指挥1人、千户所由千户1人、百户所由百户1人专管孳牧。京师和南北两直隶卫所的马政，直接归两京太仆寺管理。永乐十一年，朱棣命锦衣等卫、，五军等营，在顺天府设置草场，在外卫所也设置一定的草场，供各部于春末夏初牧放在营马匹，至九月终回营，以保障在役军马的放牧。④
由于调整和增设马政机构，扩大了民间养马地区，新增了官养的监苑，因而促进了军马牧养事业的迅速发展。
（二）不断修订养马条例
永乐十一年，朝廷规定北京8府每5个养马户养马1匹，每牡马1匹牝马4匹为1群，免除税粮。永乐十三年（1415年），又改为计丁养马：15丁以下养1匹，16丁以上养2匹，迁发种田者不论其丁多少，每7户养1匹，免罪为良民。由于马匹繁殖迅速，缺少养马人，于是在十四年又修订北方养马条例：北京8府5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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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史》卷七十四《职官三·太仆寺》。
②《明太宗实录》卷五十九，永乐四年九月壬戌、壬辰。当时甘肃、陕西只设2监、监统2苑，后各增至6监24苑。辽东和北京二苑马市各统6监。
③《明太宗实录》卷二百三十一，永乐十八年十一月甲戌。
④《明会典》卷一百五十一《兵部三十四·马政二·营卫放牧》。
养一匹。永乐十五年，重定南方养马例：凤阳、庐州、扬州、滁州等江北各府州5丁养1匹，太平、应天、镇江等江南各府10丁养1匹。①
对于军卫养马，永乐三年也规定了一些制度，各卫所必须每3年造册一次，统计马匹数量，由管马官到京考核。十四年，由于北方马匹数量大增，民养难以承担，所以令蓟州以东至山海关诸卫，屯田军士每人养种马1匹，免交屯田子粒。②
朱棣即位之初，为了加快马匹的繁殖，取消了洪武时期民间不准私养马匹的禁令，于永乐元年七月，命兵部榜谕全国，“听军民皆畜马，官府不得禁”③，并准许自由买卖。这对于促进军马的繁殖，起了一定的辅助作用。
（三）扩大茶马互市的范围和规模
为了迅速改变战马奇缺和安抚少数民族的政治需要，永乐朝廷在大力发展养马的同时，还采取增设马市和茶马司的方法，把洪武时期实行的茶马互市制度，扩大到更多的少数民族地区，以期增加购马的数量。当时除了在原有的茶马市场互换茶马外，还在甘州、凉州、兰州、宁夏等地设置了随来随去的不定期马市，以接待西域各族和蒙古族的卖马者。永乐三年，朱棣在辽东增设开原、广宁等三处马市，购买女真族和朵颜三卫蒙古族的马匹④。为吸引卖马者，朱棣还下令用好茶和提高价格的政策，以换取和购买少数民族的马匹。由于政策的放宽和措旋的得力，购马数额显著增加。如永乐八年（1410年）十一月，河州（今甘肃临夏县东北）茶马司报告，他们在短期内就收购各族马匹7714匹⑤。
由于上述制度的改革和措施的得力，永乐年间的马匹迅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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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明会典》卷一百五十《兵部三十三·马政一》、《民间孳牧》、《军卫孳牧》。
③《明太宗实录》卷二十一，永乐元年七月丙戌。
④《明太宗实录》卷四十，永乐三年三月丁酉、癸卯。
⑤《明太宗实录》卷一百十，永乐八年十一月乙丑。
加。如以建文四年（1402年）底全国仅有的23700余匹军马为基数，永乐二年底便翻了一番(49213匹①)。至永乐七年底已增至96431匹②，为次年朱棣第一次用兵漠北，准备了必要的军马。永乐十一年底的军马数竟为基数的十倍（234855匹③）。到二十二年底，全国拥有军马数已达1736618匹④，相当于朱棣登极时军马数的73倍。军马数量连续大幅度的增长，为明军扩大骑兵编制，五次驰骋北疆，反击袭扰明边的蒙古骑兵，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在战略上实现了以骑制骑的目的。当然，养马数额的巨大，也给养马的丁夫和军士带来沉重的负担。民夫5丁1马和军士1人1马，以及倒马和生驹数额不足还要赔偿的制度，使养马人负担过重。
明代前期的军马牧养事业，虽然在永乐时期发展到了高峰，但是自永乐十八年将北京苑马寺并入太仆寺⑤，牧马军士被调往守备保安后，其下属6监24苑牧养的马匹便归入民间牧养，减少了官牧军马的数额。仁宗在位不到1年，停止了向西域各民族购买马匹，又减少了军马的来源。自宣德以后，祖制渐废，所以军马数额逐年减少，牧养事业开始滑坡，影响骑兵和边防的建设。
五、增订驿传制度和建立新的驿传网
在洪武时期驿传事业的基础上，永乐朝廷又通过增订驿传制度、增设机构、建立新的驿传网等措施，把驿传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一）增订驿传制度
主要是增订限制给驿范围的制度。为了控制乘驿人员，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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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分见《明太宗实录》卷三十七、卷九十九、卷一百四十六各卷公布的年底会计数。
④《明仁宗实录》卷五下，永乐二十二年十二月。
⑤《明史》卷七十五《职官四·苑马寺》。
增加驿站的负担，朱棣在称帝后的第二个月，即命兵部谕示京内外诸司，“唯军机重务，以符验给驿，余并禁止”①。至永乐元年（1403年）十一月，又颁布了《给驿传例》，规定：“凡五府、六部、都察院遣人驰驿干办公事，而必同都司、布政司、按察司自委官者，水路许用驿船。若都司、布政司、按察司自委官并承差人等，于各府州县催办公事者，水路，都司所委官乘军卫快船，布政、按察二司所委官及承差人等乘递运船；陆路，都司所委官乘自己官下马、骡、驴，布政、按察二司委官乘官给马、骡、驴，承差人等悉自备。诸番朝贡使至市舶提举司驰报者给驿。”②对于这个限制很严的《给驿传例》，各地衙门有相当一部分未依例行事。永乐十年，朱棣在各地朝觐官员1500余人齐集京师时，借都察院奏报各地不按期交回“勘合”（即乘驿的凭证），因而违反《给驿传例》的机会，下令检查，结果只有80人符合规定，当即奖赏守法者，警告违法者。各地官员因害怕违例受罚，所以永乐后期仍能保证《给驿传例》的实行。
到宣德时期，由于放宽了给驿的范围，突破了《给驿传例》，加重了各驿站的负担，各种驿弊也开始萌生，虽然在宣德时期尚未蔓延成害，但是也为明代中期驿政的废弛，留下了不良后果。
（二）南京兵部分掌南直隶驿传
朱棣实行两京制后，由南京兵部车驾清吏司职掌南直隶驿传事宜。南京兵部车驾清吏司下设6科。都吏科掌快马船只调动，发给船票勘合，按照差拨条例，管理总库及经费开支。递发科按照给驿条例，应付勘合火牌，掌管前关及三关摆渡。会同科掌管南京会馆马匹征派及馆夫编制等。其余马政、力士、草料三科的职掌，也与驿传事宜有关。
（三）增设馆驿
设立两京会同馆。在北平改为北京后，明廷于永乐六年(1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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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太宗实录》卷十下，洪武三十五年七月戊申。
②《明太宗实录》卷二十五，永乐元年十一月丁亥。
年）八月，将顺天府的燕台驿改为北京会同馆；迁都北京后，原南京会同馆继续保留。北京会同馆编馆夫300名，设马171匹，驴137头。南京会同馆编馆夫100名，设马45匹，驴25头。铺陈和饭食标准都有明确规定，住馆人员凭火印木牌出入，事毕交回。会同馆须按规定对来往官员和贡使，提供马匹等交通工具。
设立接待各国来华使者的馆舍。永乐初，外国来华使臣通商贸易者日益增多，朝廷遂于永乐三年在浙江、福建、广东3处市舶司所在地分别设立安远、来远、怀远3驿，接待来华使臣。五年，又特设蒙古、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等8馆，接待少数民族来京官员。
（四）开辟新的驿传线和建立新的驿站
运河驿传线路 朱棣迁都北京后，即修治运河，以供漕运和驿传之需。永乐时，从南京经山东到北京之间，共设陆路驿站29处，水路驿站41处，并增设若干递运所。
东北驿传线路 永乐七年闰四月，明廷正式建立奴儿干都司，以加强对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广大地区的统治。为方便驿传，从永乐七年至十年，在辽东都司境外，共建满泾等45个驿站①，沟通了奴干都司与内地的联系。
川藏驿传线路 永乐十二年(1414年)正月，朝廷命中官杨三保出使西藏，依靠汉藏等族人民，增设驿站，修通了从乌斯藏（今西藏）到四川的驿传线路，加强了西藏与内地的联系②。
在内地一些驿传线路增设驿站 永乐六年十一月，在山东高唐、恩县、德州（分别是今山东高唐、许官店、德州）三地建立马驿③。十二月，又设置天全六番招讨司太平驿④。
（五）以北京为中心的新驿传网的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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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太宗实录》卷一百三十三，永乐十年十月丁卯。
②《明史》卷三百三十一《西域三·阐化王》。
③《明太宗实录》卷八十五，永乐六年十一月壬子。
④《明太宗实录》卷八十六，永乐六年十二月丁酉。
明代前期，在洪武时期奠定的基础上，经过永乐时期的开拓，至宣德时期，以北京为中心，通向全国各地的新的驿传网已经形成。
东路：陆路经通州、蓟州、山海关沿线的各驿站，直达辽东都司所在地辽阳城；又以辽阳为中心，与三万卫治所开原及其以北的奴儿干都司、东南的九连城、南面的全州卫相接。水路从通州沿大运河南下，通达南京及江南各府和军事要地。
东北路：经顺义，出独石口至开平卫治所。
山东路：经良乡、德州、至济南。
浙江、福建路：经通州、涿州、德州、济南，至杭州府和福州府。
江西、广西路：经良乡、涿州、德州、徐州、凤阳府定远县，折而向西南，经庐州、桐城、到江西、广西。
河南、湖广、广西路：经良乡、涿州、真定、顺德、卫辉府，至河南，尔后由河南至湖广、广西。
山西路：经良乡、涿州、真定府，西行经井陉、孟县，至山西太原。
陕西、四川路：经良乡、涿州、卫辉府、西行至陕西、四川；又以西安府为中心，联接西北各驿站；从四川又可以接通西藏各驿路。
贵州、云南路：经通州至卫辉府渡黄河，南行过郑州、南阳入湖广，经襄阳、常德、沅州，至贵州、云南。
从北京通向各都司和13个布政司所在地后，又可通达它们下属的卫所和府州县各驿，从而形成了全国新的驿传网。
除上述驿传网外，北部长城沿线，东自山海关西至嘉峪关，也都依次有驿站相联，有驿路相通，以便传递军情、转输军需。
明代前期，自洪武至宣德，经过不断的增辟和扩展，发展了前人开辟的驿传网，既保证了当时国内军情、公文的传递和官员的往来、军队的调动、军需的转输，也扩大了同东南亚国家的交流，对明初国家的兴旺发达，起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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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在形势险恶的情况下，以800精兵起事，挫败了朝廷的．进攻，并很快转入反攻。在不到3年的时间内，消灭朝廷的百万大军，夺取天下，不愧为有勇有谋的军事家。从其用兵来看，有如下特点：
善于智取。在王邸被包围，形势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他智擒谢贵、张呙，一举改变了北平城内的不利形势，而使自己处于主动的地位。他又以智谋挟持了宁王朱权，消除了背后的威胁，扩大了自己的实力。
善于击敌弱部。雄县之战中，杨松前出，首先予以歼灭，然后扩大战果。对德州、定州、沧州之敌，先攻城池不坚的沧州，以计麻痹之，然后歼灭之。
善于调动敌人。以计诱敌于滹沱河北岸，诱敌至北平坚城之下，诱敌于严寒援大同，诱敌出坚城真定等等，都调动了敌人，取得了耗敌、歼敌的良好效果。
善于出敌不意。中秋节击杨松，以小部队绕上游渡淮河，突击守敌等，均获得了胜利。
善于利用天时、地利。白沟河、夹河：藁城之战，均乘大风将敌击败；淝河之战，则利用敌人不疑的地平树少之处设伏，击败敌人。
总之，足智多谋的朱棣在这场开始对其极不利的战争中，是一个驾驭战争的能手，始终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从而能步步夺取战争的胜利，直至夺取整个天下。
夺取天下的朱棣又显露出他巩固政权的才能。朱棣虽然也削藩，但没有走朱允蚊的老路，诸王军权悄然被夺。他以更换将领的办法，迅速使原来朱允蚊朝廷的军队，效忠于他。他迅速扩大了京师的军队，真正做到居重驭轻。他建立了京军三大营，手中握有一支外御强敌，内息“叛乱”的战略机动力量。这些使他作、为“强藩”夺取的帝位十分巩固。
朱棣在军队建设上的突出成就是屯田和马政。他的屯田制度比朱元璋更加完善，屯田子粒完全可以供给军队的粮饷。他在马政方面采取的措施，使战马数成十倍地增加，其成就远远超过朱元璋。而这些对于巩固政权，发展经济，抵御外敌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