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强海防建设
永乐至宣德时期，朝廷除了重点备御北边和出兵漠北之外，对东南沿海的海防建设也极为重视，在军事和政治上，采取了一系列积极和慎重的措施，加强海防建设和保障海防安全。这些措施主要有扩建沿海守备部队和修筑防御设施，实行对日友好和促日捕倭政策，加强近海巡逻和打击来犯倭寇，组建远洋船队以显示保卫海疆的实力，发展同东南亚海洋国家的友好往来，以提高国际威望等等。
（一）扩建沿海守备部队和修筑防御设施
经过洪武一朝30多年的建设，沿海一带以卫所为支撑点的防御体系已经基本建成。永乐称帝以后，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对原有的防御体系进行调整和充实。为了加强北京左翼的守备，首先在渤海湾沿岸，相继建立了抚宁卫（治今河北抚宁北）、天津3卫等6卫一所；宣德年间又增设广宁中右等5个所。这些卫所建立后，连同洪武年间建立的山海卫一起，充实了渤海湾沿岸的守备兵力和支撑点，进一步完善了这一沿海的防御体系。
其次，在渤海湾沿岸扩建卫所、增驻守备兵力的同时，永乐至宣德年间还在东北方向，加强了辽东半岛沿海海域的守备。永乐十四年（1416年），朝廷命辽东总兵官负责防倭，指挥沿海卫所，相机捕剿来犯倭寇。是年十二月，辽东总兵官、都督刘江，在旅顺口的望海埚、左眼、右眼、三手山、西沙州、山头、爪牙山等7处，修建了敌台、营垒①，增配铳炮，改善了拱卫北京的能力。
第三，在北京东南方向的山东半岛沿海海域，建立了特设的海防守备营。其中永乐二年（1404年）建即墨营（治今山东即墨），七年建登州营（治今山东蓬莱），宣德四年（1429年）建文登营（治今山东文登）。3营互成犄角之势，下辖24个卫所，上隶于永乐六年建立的备倭都司，统管海防事宜，加强了山东半岛和北京东南方向的守备。
第四，在山东半岛以南的沿海各地，永乐朝廷也派遣将领，率兵屯驻要地，以加强海防的守备兵力。如永乐二年（1404年）五月，命丰成侯李彬统领官兵镇守广东等处，以备倭寇；命清远伯王友充总兵官、都指挥佥事郭义充副总兵，率“师往海道巡哨，如遇寇贼，就行剿捕”②。永乐六年十二月，朱棣又调整、充实了南方沿海的备倭兵力部署：命李彬充总兵官、都督费璁充副总兵，统率官兵自南直隶淮安（今属江苏）至沙门岛（在今山东长岛西）沿海备倭；命都指挥罗文充总兵官、指挥李敬充副总兵，统率官兵自苏州抵浙江备倭；命都指挥姜清、张真充总兵官，指挥李琏、杨衍充副总兵，各率壮士5000人，海船50艘，分别往广东、福建备倭，上述南直隶、浙、闽、粤的沿海守备部队，统由李彬指挥；命广东都指挥使司在所属沿海卫所中选旗军5000人，备海船50艘，装备军器、火器以能战将校率领，听总兵官姜清等节制，在沿海备倭。③与此同时，又在上述沿海各地增筑烟墩城堡，以改善备倭设施。如永乐二年七月，在浙江定海卫的新塘修筑烟墩④；次年八月，又在该卫的郓衢千户所修筑所城⑤；十年，平江伯陈瑄在嘉定的青浦（今上海市北的高桥），用人工堆一座高30丈的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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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五《沿海倭寇》。
②《明太宗实录》卷三十一，永乐二年五月壬寅。
③《明太宗实录》卷八十六，永乐六年十二月戊戌、庚子。
④《明太宗实录》卷三十二，永乐二年七月辛丑。
⑤《明太宗实录》卷四十五，永乐三年八月辛未。
上建烽堠，以改善长江口的防御设施。十五年十二月，在浙江沿海的海宁、金乡、松门、海门、昌国、定海等卫，增建了72所烽堠。①
除了增驻守备部队、改善沿海卫所固定的防御工事外，为了满足近海巡逻和出海剿捕倭寇的需要，这一时期还建造了大量舰船，仅永乐元年（1403年）至十七年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各造船厂建造的各型舰船达2700余艘，其中用于备倭作战之需的舰船，大约不下1500艘之多。
上述建设措施，既有雄厚的兵力部署，又有充足的装备和坚固的守备支撑点；既能守点防倭，又能进行海上机动作战。从而使南自广东，北至辽东的海域，形成了更为完整绵密的防御体系，为军事上巡剿和打击来犯的倭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实行对日友好和促日捕倭政策
明朝的对日关系，建立于洪武初年。胡惟庸案发后有所疏远。朱棣称帝以后，在外交上采取发展友好与促使日本政府剿捕海寇相结合的政策，以求东南沿海环境的安定。这一政策在永乐前期收到了一定效果。
永乐元年，明廷派左通政赵居任、行人张洪偕僧道成出使日本。将要出发时，日本来华的使臣已经到达宁波，十月到达南京，上表明廷，称颂朱棣的文治武功，表示愿意称臣纳贡，受到明朝政府的优礼相待。明朝官员虽然发现来使违反中国政府的规定，携带了违禁的兵器，但是朱棣宽大处置，不予追究，准许其将所带兵器“时值市之”，并派官员随同日本使者东渡回访。②明廷此举对恢复和发展两国的关系起了推动作用。
永乐二年（日本应永十一年），日本使者送赵居任回明，十一月至京，祝贺永乐帝册封皇太子。明廷通过日本使者表示，希望日本政府能捕捉出自对马和壹岐岛的海寇，以消除他们对中国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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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太宗实录》卷一百九十五，永乐十五年十二月。
②《明史》卷三百二十二《外国三·日本传》。
海居民的劫掠。日本国王对此十分重视，即下令发兵剿捕，擒获其首领20人，于永乐三年十一月将他们送交明廷惩治。永乐帝极为高兴，厚赏日本国王，并尊重日本主权，将20名海寇交还使者带回，由日本政府自行处置。日本使者返至宁波后即将20名海寇处死。四年至六年，日本方面多次来贡，并献所获海寇。明廷政府亦多次封赏，并在良怀国王逝世后，于六年十二月册封其世子源义持为日本新国王。其时海寇复起，源义持接受明廷警告，擒获海寇，于八年四月送交明廷，永乐帝予以嘉赏。双方处于友好合作时期。历史证明，朱棣在这一时期的对日政策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到永乐九年，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是年二月，明廷派王进出使日本，送以厚礼，以谢日本政府剿捕海寇之举，同时收买物货。但是日本国王源义持与臣下密谋，阻止王进还朝。王进只得秘密登船，从另道还归。此后日本多年不贡，倭寇活动逐渐猖獗。①
（三）加强近海巡逻与打击来犯倭寇
永乐朝廷在外交上恢复和发展中日关系，促使日本政府捕剿海寇的同时，并未放松在军事上剿捕和打击来犯的倭寇。这种捕剿和打击大致有三种情况：其一是在海上与倭寇遭遇，明军将其歼灭；其二是明廷命官兵出海剿捕；，其三是歼灭来犯沿海要塞的倭寇。
在海上与倭寇遭遇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明军在执行其他军事任务过程中同倭寇遭遇，乘机将其歼灭。如永乐四年(1406年)十月，总督海运，负责将南方饷粮运往辽东的平江伯陈瑄，在完成运粮任务返航至沙门岛时，同劫掠该岛的倭寇遭遇。陈瑄即指挥明军攻击倭寇，倭寇不敌而逃，明军乘势追击至辽东金州（今辽宁金县）的白山岛，全歼其众，尽焚其舟。②另一种是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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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史》卷三百二十二《外国三·日本传》。
②《明史》卷一百五十三《陈瑄传》；《明通鉴》卷一五，成祖永乐四年十月。
在海上巡逻时同倭寇遭遇，乘机攻击。如永乐七年三月，安远伯柳升率舟师巡海，至青州海中灵山（位于今山东胶南东海中）附近海域同倭寇遭遇，当即发起攻击，大败倭寇，其残部乘夜溃逃。柳升与陈瑄率部追击至金州的白山岛处。浙江定海卫百户唐鉴等亦率部追击倭寇，至朝鲜的义州附近，因不见倭寇踪影而奉命返回。①
出海巡捕是明军加强海上警卫、拓清海疆的常规防范措施，对来犯的倭寇具有威慑作用。这种措施在永乐年间经常不断。如永乐六年(1408年)十二月，命柳升为总兵官，陈瑄为副总兵，率舟师在沿海巡捕倭寇。②永乐十四年六月，命都督同知蔡福充总兵官，指挥庄敬为副，率兵万人于山东沿海巡捕倭寇。③十九年二月，命都督佥事胡原为总兵官，都督佥事梁铭和都指挥薛山为副总兵，率领原调广东都司所属的官军5000人人海巡捕倭寇。④
守备沿海卫所的明军，对于来犯的倭寇采取坚决打击的方针。永乐十四年六月，有倭寇乘船33艘至靖海卫（治今山东靖海）杨村岛锚泊。明廷命令总兵官蔡福、副总兵庄敬同山东都司下属沿海卫所驻军相会合，一举歼灭之。⑤十五年正月，倭寇劫掠浙江沿海的松门、金乡、平阳等地，守军将其击退，并将捕获的倭寇数人送至京城⑥。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则是“望海埚大捷”。
（四）望海埚大捷
“望海埚大捷”是永乐十七年六月，在辽东总兵官、都督刘江指挥下取得的。刘江在十四年五月奉命节制辽东沿海诸卫所备倭后，即于当年十二月置金州、望海埚等7所敌台。之后，又于十六年八月巡视辽东沿海各岛屿等险要之地。并将巡视情况上奏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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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太宗实录》卷八十九，永乐七年三月壬申。
②《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五《沿海倭寇》。
③⑤《明太宗实录》卷一百七十七，永乐十四年六月丁卯、甲申。
④《明太宗实录》卷二百三十四，永乐十九年二月辛丑。
⑥《明史》卷三百二十二《外国三·日本传》。
廷：金州卫金线岛西北的望海埚，距金州70里，地势高广，可晾望海中的老鹳嘴、金线、马雄诸岛，是倭寇劫掠金州的必经之地，实为滨海的襟喉要地，其旁可驻千余守备官军，并可用山石垒堡筑城，置烟墩陈望，以备倭寇来犯。朱棣同意刘江所采取的各种备倭措施。①
永乐十七年（1419年）四月十二日，朝廷通报刘江：据朝鲜报告，倭寇饥困已极，可能前来劫掠，当令沿海诸卫所严谨防备，“如有机可乘，即尽力剿捕，无遗民患”②。刘江得悉通报后，即进行周密的备战部署，并在所构筑的城堡内增配铳炮，提高守备部队的战斗力。六月，哨兵晾望东北方向的海中王家山岛上夜有灯光。刘江判断倭寇将犯岸劫掠，遂于六月十五日下令马步官兵全部进入望海埚上下各小堡中严阵待战。其歼敌部署是：指挥徐刚率兵伏于山下；百户江隆率壮士潜烧贼船，截断倭寇归路。同时与全体官军约定：“旗举伏起，鸣炮奋击，不用命者，以军法从事”③。
六月十六日，倭寇2000余人，乘船31艘，从马雄岛驶至望海埚。纷纷上岸劫掠。刘江见倭寇已经上岸，中了伏击圈套，即下令发炮击敌。伏兵闻炮四起，猛击倭寇。倭寇死伤甚多，余众遂奔向樱桃园空堡内躲避。明军乘势围迫堵截，并在西面放开一路，诱使倭寇西逃。堡内藏匿倭寇遂夺路向西溃逃。明军又从两翼夹击。生擒110余人，斩杀千余人。残余倭寇本欲乘船逃奔海上，但船只已被江隆焚毁，结果全部被歼，无一逃脱。④
此战的胜利，首先是由于永乐朝廷的重视。自永乐九年以后，倭寇活动猖獗，日本政府配合剿捕不力，永乐朝廷即在沿海各地加强巡海和守备兵力，加速改善海防设施，随时准备打击来犯的倭寇。辽东金州一带海域是当时守备的重点地区之一，都督刘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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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太宗实录》卷二百零三，永乐十六年八月癸未。
②《明太宗实录》卷二百十一，永乐十七年四月丙戌。
③④《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五《沿海倭寇》。
于永乐十四年五月受命节制辽东沿海诸卫所备倭后，即全力改善这一海域的防御设施。其次是刘江得到了朝廷提供倭寇即将来犯的准确情报，从而在战前作了周密的部署。第三是刘江善于利用望海埚居高临下、易守难攻的险要地势，构筑城堡，配置神机枪炮，作了充分的歼敌准备。第四是刘江用兵得当，指挥得法，先部署伏兵，烧敌战船，断敌归路；后又引敌入伏，歼其主力；又用“围师必阙”之法，网开一面，纵敌从樱桃园空堡内向西逃窜，进而两面夹攻，将其全歼。此战是我国明代前期，利用神机枪炮和坚固防御设施，歼灭来犯倭寇的一次出色的海岸防御战。此战严惩了来犯的倭寇，镇慑了敌人，对保卫海疆的安全起了重要作用。据《明史·兵三·海防》记载：“自是倭大惧，百余年间，海上无大侵犯。朝廷阅数年一令大臣巡警而已。”
二、组建远洋舰队
朱棣组建远洋舰队，派遣郑和出使西洋，其目的虽然不完全是甚至主要不是为了保卫海疆，但此举是从政治上、外交上、战略上着眼，在军事上收到了保卫海疆的效果，起到了发展海军、廓清海疆、巩固海防的重要作用。洪武一朝，由于政治、经济、军事条件的限制，以及朱元璋采取守土保国、筑垒固边的政策，所以在建设沿边和沿海防御体系时，都带有稳慎保守的色彩。为了海防的巩固，他虽然建立了“陆聚步兵、水具战船”防于海和防于岸相结合的防御体系，但后来着重于岸防。同时实行禁海政策，防止海盗、走私商和沿海人民的接触，以期海防的巩固。这一政策实行的结果，固然起到了保卫海疆的作用，但在经济上限制了沿海的发展，影响了人民的经济生活，在军事上，缩小了海防的纵深，削弱了海上水军的建设，降低了水军出海巡逻和作战的能力，也使沿海一些岛屿，成为海盗的栖息之地和劫掠沿海府州县的跳板。
朱棣称帝以后，由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同东南亚海洋国家的交往日渐增多，封闭的海防政策需要调整，宽弛海禁势在必行，这就需要建造战船，扩大海上战略水军，把海防线从陆上推进到海上，而发达的造船业为这种需要提供了充裕的条件。因此，朱棣在永乐三年（1405年）组建了第一支庞大的远洋船队，由总兵官三宝太监郑和率领，开始了第一次大规模出使西洋的活动，至宣德八年（1433年），前后共7次。其舰队规模蔚为可观。
以第一次下西洋的舰队为例，全队共有各型舰船208艘①，其中有大中型宝船62艘（一说63艘）。舰队共有官兵27800余名②，大多从直隶和驻南京地区各卫所抽调而来，按军队的列序编制而成。据《瀛涯胜览》卷首记载，远洋舰队的基本组成人员有官校、旗手、勇士、通事、民梢、买办、书手，通计27668名。官868名，军士26800名。其中都指挥2名，指挥93名，千户140名，百户403名，户部郎中1名，阴阳官1名，教谕1名，舍人2名，医官医士180名，余丁2名，正使太监7名，监丞5名，少监10名，内使53名。也有一些文献，如《郑和家谱》与祝允明《前闻记》的记载，在人员的职称和数量上稍有差异，但在基本分工上大致是相近的。在全舰队人员中，以郑和为正使的外交使团成员并不多，而以他为总兵官执行护卫使团任务的战斗、航海和后勤保障人员却有26000多名。
战斗人员由各级指挥官和军士组成。指挥官包括舰队统帅总兵官郑和，都指挥2名、指挥93名、千户140名，以及旗校等。军士包括旗卒、勇士、力士、余丁等。从编成方法看，这与战时派遣总兵官统率各卫所驻军出征完全相同。由此可见，明廷是作为一种战事来派遣舰队护送使团的。在战斗人员中，指挥人数较多，这是为了适应百余艘甚至二百多艘舰船单独作战并增强战斗力的需要而编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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