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兵器的发展与创新
永乐和宣德年间由于多次用兵交阯、出征漠北、沿海防倭、西北备边和内部平乱等战争和国防建设的需要，兵器的制造与使用，在继承洪武时期成果的基础上，又有较大的发展与创新。
（一）发展兵器制造的社会条件
朱棣在“靖难之役”以后，采取迅速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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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十《设立三卫》。
“百姓充实，府藏衍溢，……土无荒芜，人敦本业”①。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的繁荣，与兵器制造有关的冶炼业尤为兴盛。永乐年间设置于遵化的冶炼厂，每年上工操冶的有民夫1366人，军夫924人，工匠277人，三者的总数共达2567人。在冶炼设备与技术上，也有较大的改进，采用较好的耐火材料砌筑冶炼炉，改善了供氧设备，用两个大风筒鼓风，每6个小时便可炼铁一炉，每昼夜可炼铁4炉。．由于遵化冶炼厂的规模大、设备好、产量多、质量高，为兵器制造提供了精良而充裕的原材料。③这一时期，虽然冷兵器也有一定的发展，但是得到长足发展的火铳，则集中反映了兵器发展的时代水平，大量出土的永乐铜火铳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二）永乐火铳的出土实物
在文献记载中，永乐火铳有铜铁两种，但因铁火铳容易锈蚀，出土甚少，无法辨别考究，大量出土的是铜火铳。这些出土的铜火铳为了解和研究永乐火铳，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它们按形体大小可以分三大类③：
其一是轻便型手铳。出土数量居多，是明军的基本装备。以1978年10月在辽阳市出土的1件铜手铳为例，可以看出永乐时期的铜手铳，在形制构造上与洪武手铳明显不同，铳身前弁后丰，铳壁前薄后厚，火门外安有一个长方形曲面护盖，口径15毫米，全长352毫米，前膛长203毫米，药室长81毫米，药室外径40毫米，尾部长90毫米，重5斤。尾部刻有：“天字贰万贰千伍拾捌号 永乐柒年玖月 日造”④等字，是明军装备的制式手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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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史》卷七十七《食货一》。
②《明会典》卷一百九十四《工部十四·遵化冶铁事例》。
③从形制构造上说，出土的宣德时期的火铳继续承袭原制，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④杨豪：《辽阳发现明代佛郎机铜铳》，《文物资料丛刊》1983年第7期。
其二是中型手铳。出土数量不多。1981年6月，在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出土了1件，其口径为52毫米，全长440毫米，药室长100毫米，药室最大外径95毫米，尾部长50毫米，火门外安有一个可启闭的活动护盖。铳的中部刻有：“功字壹万捌千伍伯陆拾捌号 永乐拾叁年玖月 日造”等字。此铳的出土地点，在当年的清平镇（元代为应昌路）遗址北约百余里，可能是朱棣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用兵漠北途经于此的遗物。①类似的中型手铳还有几件。《武备志》中所说的铁制独眼神铳和击贼砭铳似属于这类中型手铳。
其三是轻型铳炮。仅见个别出土实物。如1983年6月，在甘肃省张掖县西城墙附近出土了1件，其口径为73毫米，口外径100毫米，全长550毫米，重20公斤，铳身前后共有五道箍。尾部刻有：“奇字壹千陆伯拾壹号 永乐柒年玖月 日造”②等字（见图25）。
从出土地点看，此铳似为当年驻守张掖县明军所用的守城铳炮。《明史·兵四》和《明会典·火器》中都提到了这种小型铁制将军炮。又据《续文献通考》称：永乐四年（1406年）十二月，宁夏总兵官张泰言在要求制造小型手铳时，提到了当时所制的重34斤的守城大铳。此说与张掖县出土的轻型铳炮情况较为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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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志一：《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出土明代铜铳》，《文物》1982年第7期。
②师万林：《甘肃张掖发现明代铜铳》，《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4期。
永乐火铳的出土实物甚多，全国不少地方都有所获，在一些报刊、书籍中有完整报道和记载的就不下三四十件，上述3件仅是其中代表性制品，但已经基本上反映了永乐火铳的特点。
（三）永乐火铳的特点
永乐时期的火铳，在有关的文献和兵书中记载甚少，而数量较多的出土实物，却为了解和研究永乐火铳，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从出土实物看，永乐火铳具有如下特点。
首先，永乐时期的火铳，已不再由各地卫所驻军的军器局和地方各府制造，而是由工部的军器局和内府的兵仗局按统一计划制造，以便于朝廷对火铳的控制和管理。因此，在火铳表面铭文刻制的形式和内容上，与洪武火铳大不相同。永乐火铳的铭文在形式上完全统一，在内容上只包括火铳的序号和制造年月。其序号一般是采用一个汉字为冠，尔后用汉字大写数字编号。迄今为止，据不完全统计，已经发现有以“天”、“奇”、“武”、“功”、“英”等汉字为冠编号的火铳。如：
天字贰万叁千贰伯捌拾叁号 永乐柒年玖月 日造
奇字壹万贰干肆拾陆号永乐拾叁年玖月 日造
武字肆千叁伯肆拾肆号 永乐柒年玖月 日造
英字壹万伍千叁拾肆号 永乐拾叁年玖月 日造
功字壹万捌千伍伯陆拾捌号 永乐拾叁年玖月 日造
上述火铳在统一制造、编号后，由工部库存。各地驻军如要领取火铳，则必须统计数字，报告兵部，由兵部移文工部，尔后登记造册，记上领取人的姓名和数量，若有损坏和丢失，可按册追究责任和索取赔偿。①
其次，在制造工艺上，永乐火铳更为精细，表面光滑。外形美观，管壁厚薄均匀。内外表面防蚀性好，有的至今没有蚀坏和剥落之处。对于同一型号规格的火铳，互相之间的口径和全长相差甚小，如“天”字号小手铳，口径上下在1毫米左右，长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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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会典》卷一百九十三《工部十三·火器》。
下在10毫米左右。
第三，永乐时期的手铳，已按作战的实际需要，制成不同的规格。轻便型手铳一般口径为14～15毫米左右，是形体较长、杀伤威力较大的手铳，适应特殊作战的需要。轻型铳炮的形体重大，多作守城之用。
（四）在构造和配件上的改进
以手铳为例，永乐手铳主要有四个方面的改进。
首先，永乐手铳在外形上已不是简单的直筒，而是自铳口至药室逐渐增大，铳壁自铳口至药室逐渐增厚。构造上的这种改进，说明当时的火铳研制者，对火药在药室内燃烧后作用于铳壁的压强，自药室前至铳口成递减分布的状况，有了一定的感性和经验的认识，因此在设计火铳时，将靠近药室的铳壁增厚，使之能承受较大的膛压，而铳口所受的膛压最小，所以其铳壁也最薄。这是当时火铳设计科学性提高的表现。
其次，永乐手铳在构造上的另一个重要改进，是在药室的火门外，增加了一个长方形曲面活动盖，盖的一端用铰链链于铳上，可以翻旋。安上活动盖后，可以防止风雨和灰尘侵入药室，保持药室内的火药处于干燥清洁和良好的待发状态。
第三，除了形制构造上的改进以外，永乐手铳还增加了一个装填火药用的铜制装药匙。在现存的装药匙中，有的是单独出土的，有的是伴随手铳一起出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南京东华门附近挖出“神字二十一号”手铳时，同时挖出一个装药匙，匙柄上刻有“重二两五钱”等字。另外，日本的一些火器史研究者，也搜集了几件类似的装药匙，其中有一件除刻有“重二两五钱”几个字外，还刻有“天字二万三千二百五十九号”等字①，说明这件装药匙很可能是配属永乐七年（1409年）所造同类火铳的附件。在现存的几件装药匙中，它们的主要尺寸相同，全长155毫米，匙部长84毫米，横幅宽28毫米；两侧内凹，前端口部幅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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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日]有马成甫：《火炮的起源及其流传》第135页。
5毫米，可插入火铳口内，将火药直接装入前膛中，不致散落在铳外；装药匙的柄长71毫米，最粗处的截面有5×4平方毫米。从匙柄上所刻制的重量相同和匙部规格一致可知，它们向手铳中装填的火药量是相等的。这样既不会发生因装药量过少而发射无力的弊病，也不会出现因装药量过多而发生铳筒爆裂的危险，保证了发射时的安全。装药匙的柄端有一个小圆孔，可系上绳环，便于士兵系在腰间。使用装药匙的本身，也说明永乐手铳所用的是优质粒状或粉状发射火药。
第四，除了增加配件装药匙外，还在出土的个别永乐铳中首次发现了木马子。木马子是在药室中装填火药后，用以筑实火药用的附件，有紧密和闭气作用，可以增强火药的爆发力，使安于木马子前的弹丸受力瞬时而集中，增大了射程。据《明会典·火器》记载，在弘治初年（1488年）以前，军器局每年要造“椴木马子三万个，檀木马子九万个”①，因此木马子似应在明初已有制造，但迄今为止，仅在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收藏的一件“奇字壹万贰干肆拾陆号永乐拾叁年玖月 日造”的手铳中，存留有这种配件。②
（五）铭文涉及火铳制造的几个问题
从永乐火铳表面铭刻的编号和制造年月，大致可以看出当时火铳制造的基本情况。
首先，可以从下列已经搜集到的出土火铳的最大编号数，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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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会典》卷一百九十三《工部十三·火器》。
②成东：《明代前期有铭火铳初探》，《文物》1988年第5期。
算出永乐时期所造火铳的约数，如天字号为98629、奇字号为12046、武字号为4344、功字号为18568、英字号为15034、胜字号为12775、烈字号为2282、神字号为149、电字号为640、克字号为13724、正德天字号为215。如果当时火铳是按实际制造数编制的，那么上述各数相加后，总数为178406，即永乐时期所制造的火铳，至少是在178406件以上。这对改善明军的装备发生了重要的作用。由于宣德时期所制火铳出土较少，尚难估算其产量。
其次，可以从永乐火铳制造的年度看出，当时并非每年都开炉造铳，而是集中在永乐七年（1409年）、十二年、十三年、十九年、二十一年。制造年度的集中，似与神机营的创建，永乐八年、十二年、二十年、二十二年的朱棣亲征漠北等重大军事行动和事件不无关系。
第三，永乐火铳除少数以外，不但制造年代集中，而且月份也很集中，如永乐十二年集中于三月，永乐七年、十三年、十九年、二十一年都集中于九月，也就是在春秋两季的最后一个月，这两个月不冷不热，气温适当，既有利于作业，也有利于保证火铳的质量。因为这两个月的环境温度相同，范铸而成的铜火铳的冷却速率和铳壁凝固后的致密坚实程度一致，所以成品具有同样的性能，有利于明军所用火铳的制式化。到宣德时期，造铳的月份便有所分散，不十分严格了。
第四，从同年同月所制永乐火铳的编号差数，可以估算出当时火铳的月产量。如已出土并搜集到的永乐七年九月所造的天字号手铳，最小编号数为5238，最大编数为23625，两者的差数是18387。由此可知，永乐七年（1409年）九月的造铳量不会低于18387支。按照同样的方法估算，永乐十二年三月制造的手铳当在16319支以上，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可以说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永乐火铳构造的改进、品种的增加、数量的增多、使用的扩大，对于明军的装备和边海防设施的改善、神机营的创建、作战训练方式的进一步改变，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空前发达的舰船建造业
由于沿海防倭剿倭、用兵交阯、郑和出使西洋以及海运的需要，朱棣即位不久，便下令各地船厂大量建造舰船，促进了舰船事业的空前发达。
（一）建造舰船的用途
永乐时期建造的舰船，大致用于下列方面：
首先，为防倭剿倭建造战船。中国东南沿海各州县，自洪武年以来，已屡受倭寇侵扰，人民深受其害。朱棣即位之后，继续加强海防建设。永乐元年（1403年）五月，命福建都司建造海船137艘，命苏州和镇海二卫添造海船，作为防倭剿倭之用①。三年六月，命浙江都司造海舟1180艘。②永乐九年十月，命浙江临山、观海、定海、宁波、昌国等卫造海船48艘。③这些多作为备倭之用。
其次，为用兵交阯建造舰船。永乐四年七月，朱棣命横海将军鲁麟、王玉、商鹏等，率舟师配合陆军作战。次年正月，在木丸江大败交阯水军，可见所备舰船不在少数。
第三，为郑和下西洋建造舰船。明廷为了派遣郑和出使西洋诸国，曾多次下令建造各型舰船。永乐二年（1404年）正月，南京宝船厂造海船50艘，福建造海船5艘，以为郑和首次下西洋之需。④五年九月，朝廷命都指挥王浩改造海运船249艘，备使西洋各国。⑤六年正月，工部奉命建造宝船48艘。⑥十七年九月，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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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太宗实录》卷二十上、下，永乐元年五月辛巳、壬辰。
②《明太宗实录》卷四十三，永乐三年六月丙戌。
③《明太宗实录》卷一百二十，永乐九年十月辛丑。
④《明太宗实录》卷二十七，永乐二年正月壬戌、癸亥。
⑤《明太宗实录》卷七十一，永乐五年九月乙卯。
⑥《明太宗实录》卷七十五，永乐六年正月丁卯。
宝船41艘。①据费信在《星槎胜览·占城国》中称，永乐七年，郑和奉命率官员27000余人，驾48艘海船出使西洋②，这48艘宝船与永乐六年正月工部奉命建造的宝船数相吻合，可见当时宝船厂的造船速度是十分惊人的。
第四，为海运建造的战船。明代在运河未开通前，主要靠海运将江南之粟运往北方，也将军粮运往辽东。这些海运船，都是武装船，遇倭寇时能同战船一样击敌，其数量也相当可观。如永乐七年十月，命江西、湖广、浙江及苏州等府卫造海船35艘。这些船很可能就是为了海运。永乐三年至十七年为造船高峰年代，所造战船和海运船甚多，几乎连年不断，江西、湖广一些府州县，直隶附近和沿江的安庆、镇江、苏州等府州县，浙江、福建沿海的临山、观海、定海、宁波等卫和府州县都有建造。仅据《明太宗实录》各卷记载的不完全统计，自永乐元年至十七年之间，全国20多个主要造船厂，共建造各型舰船达2700多艘。
（二）舰船的种类
永乐时期除了继续使用洪武时期的各型舰船外，又建造了一些新型舰船。这些新建造的舰船，仍沿袭洪武之制，以“料”作为运载量的单位，按“料”的多少区分舰船的大小等级，当时所建造的战船，一般都在15 00～2000料之间。罗懋登在《三宝太监下西洋记》中，按用途将下西洋的舰船分为宝船、马船、粮船、座船、战船等5类⑧。
宝船 最大的宝船为郑和等明廷高级官员所乘坐，相当于后世混合舰队的旗舰，其舰体长44丈4尺，阔18丈④0 1957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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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太宗实录》卷二百十六，永乐十七年九月乙卯。
②郑鹤声、郑一钧：《略论郑和下西洋的船》。
③罗懋登的《三宝太监下西洋记》，成书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虽为文学著作，但对当时舰船的分类，学术界认为基本可信。
④学术界对最大宝船的长度数据及其比值尚有争议，但尚无确凿材料否定历史文献的记载，故仍以历史记载为据。
南京宝船厂六作塘遗址出土了一件大舵杆，杆身用坚硬的铁力木制作，长33.2尺，舵叶高19尺多；1965年，又在南京宝船厂四作塘遗址，出土了一件用铁力木制造的盘车（绞关木），可起千斤重锚。据专家们考证，这两件出土的船具，应是当时大型宝船的配件。它们的复原图形如下所示：
学术界在考证史料和出土配件的基础上，将宝船复原，成为竖9桅、12帆，可乘千人的巨型舰船，堪称当时世界舰船之最，为其他国家所望洋兴叹。
马船 船体长37丈，阔15丈，竖8桅，多为运载马匹所用。
粮船 船体长28丈，阔12丈，竖7桅，多为运载随行粮草所用。
座船 船体长24丈，阔9丈4尺，竖6桅，多为运载一般随行官兵所用。
战船 船体长18丈，阔6丈8尺，竖5桅，载重1500～2000料，多为将领、官军所驾乘，便于机动作战。
郑和下西洋的舰船，大多于太仓、南京和浙江、福建等地建造，所以就船型而言，主要有沙船和福建所造的福船。①
沙船 其特点是：平底、多桅、方头、方艄，并有出艄。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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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郑和下西洋所用舰船的形制说法不一，有的认为是沙船船型，有的认为是福船船型。
造上的特点使其有很多优越性：由于平底，所以吃水浅，受潮水影响较小，不怕搁浅，比较安全；多桅多帆，桅长帆高。利用风力效果好。但是平底沙船在航行时稳性较差。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当时又设计了增加航行稳定性的设备和装置：如披水板（即腰舵）、梗水木（设在船底两侧。类似今日的舭龙筋）、太平篮（竹制，平时挂在船尾，遇有大风浪时便装石其中，置于水下）。增加这些附件后，便改善了适航性和稳定性，可以在逆风顶水中航行。
福船是在福建沿海建造和使用的战船。其特点是：高大如楼，底尖上阔，首昂尾高，舵楼三重，旁有护板，上设木女墙和炮床。中有4层，最下层装载土石，第二层是寝息之所，第三层是扬帆炊爨之地，最上层是击敌之所。因其高大，便于击敌和犁沉敌船；旁有护板，防卫性能好，装有重型火器，攻击性强，是明朝，特别嘉靖后东南沿海的主要战船。
除了造船技术外，当时的航海技术在世界上也处于领先的地位，诸如罗盘、计程法、测深器、牵星板以及针路的记载和海图的绘制等。
（三）船厂的设置
永乐时期的舰船除由各地方建造外，主要由工部直接统辖的宝船厂、清江船厂与清河船厂建造。
宝船厂 宝船厂因在永乐时期建造出使西洋的宝船而得名，遗址在今南京市下关附近①。该厂所造宝船数虽已无确切记载，但永乐六年正月建造的48艘和十七年建造的41艘宝船，当为该厂所造。由于建造宝船是集中性的任务，故该厂还可能承造和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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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学术界对宝船厂的遗址尚有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宝船厂即洪武时期所建的龙江船厂或其中的一部分。另一种意见认为不是龙江船厂遗址而是在其西侧。本文认为前说似较可信。因为在《龙江船厂志·训典志》中，有永乐五年造船“备使西洋诸国一的记载}又因为茅元仪在《武备志》卷二百四十中所列的“郑和航海图”，原名为“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藩图”，图名中直接指出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似指宝船厂设在龙江关。
一些其他舰船。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因为奉天等三殿火灾，内心惶惧不安，莫知所措，故下令停造宝船。郑和第六次下西洋结束后，即留在南京。朱棣死后，朱高炽即位，重申停造宝船之令。此后便遂行一般的造船任务。
清江造船厂 创建于永乐七年，遗址在今江苏省的淮阳与淮安之间，规模很大，设有京卫、中都、直隶等4个总厂，管辖82处造船分厂。有3000多个工匠，每年可造船500余艘。①
清河造船厂 创建于永乐七年，遗址在今山东省临清县境内的清河，主要建造遮阳船和适用于山东和北方的浅水船，专为内河漕运所用。②
除了上述几处有名的造船厂外，其他地方如太仓等地，也设有不少造船厂。由于当时船厂设置多，造船技术高，制度完备，分工细密，所以造船周期短，速度快，满足了郑和多次下西洋对舰船的需要。
三、平陆筑城之最——北京城
永乐四年（1406年），朱棣为迁都北京预作准备，便下诏工部，于五年动工营建北京新都，后因故暂停，至十四年，朱棣再次下诏，于十五年开工营建北京新都。历时4年，于十八年完工。新建的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拓展而成的，同南京因山顺势的筑城方式不同，它属于平陆筑城。因此具有平平正正、坦坦荡荡、巍巍峨峨、堂堂皇皇的特点。
（一）北京城的规模和布局
北京城是参照南京城和中都凤阳城的规模进行的，由宫城（紫禁城）和皇城组成。
宫城 亦称紫禁城，即现在的故宫，位于北京城的中心，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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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中国古代造船发展简史》编写组：《郑和下西洋与我国明朝的造船业》，《郑和研究资料选编》。
四至与元大都的宫城不尽相同，主要是南、北两墙分别向南推移了120～150丈。同时整个官城也向东移了一定的距离。明富城平面成长方形，东西长225丈9尺，南北长288丈3尺，周长6里又128丈8尺，城墙高3丈，四面有高大的城门，正南面有午门，北面为玄武门，东面为东华门，西面为西华门，四隅都有造型秀丽9梁18柱的角楼，墙外挖了宽15丈6尺的护城河，河岸用特制的条石砌筑，极为坚固。官城内有3路建筑：中路建有奉天、华盖、谨身3殿，称作“前朝”；其中奉天殿最宏伟，是皇帝即位、朝会大典之所；三大殿后有乾清、交泰、坤宁3宫，称作“后廷”，是皇帝和后妃居住的一方。东路建有文华殿、文楼、东六富等殿宇。西路有武英殿、西六宫等殿宇。加上其他建筑，共有9000多间。
皇城平面成不规则长方形，南面城墙长1295丈9尺3寸，北面城墙长1232丈4尺5寸，东面城墙长1786丈9尺3寸，西面城墙长1564丈5尺1寸，周长39里29丈8尺2寸①，城墙高3丈5尺5寸。皇城四面共开9门：南面3门，中正阳、东崇文、西宣武；北面2门，东安定、西德胜；东面2门，南朝阳、北东直；西面2门，南阜城、北西直等。正统元年（1436年）开始修建九门城楼，历时4年完工，各门名称一直保留至今。
皇城和宫城之间还建有大明门，由大明门经千步廊，过金水桥、承天门（今天安门）和端门可至宫城。富城南墙外和皇城南墙内，为六部五府等朝廷各办事机构。
（二）北京城构造的军事特点
北京的四面虽然“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南襟河济，北枕居庸”，但在其郊数十里内都是平原地区。因此，当时所建的皇城城墙，便成为坚固的防御工事。
皇城城墙高3丈5尺5寸，城基一般宽6丈2尺，顶收5丈。垛高5尺8寸，垛墙厚1尺2寸，两垛口中心线间的距离8尺，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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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三十八《京城总记》。
墙中部有1尺2寸见方的射孔一个；每隔一垛开一个。垛墙后面为平宽4丈5尺左右的平坦走道，可并行数列步骑兵。
图28 城墙剖面及垛墙、垛口尺寸（单位：．尺）
城墙的内外壁都用山东临清等地所烧制的城砖砌筑，砖缝系用白石灰浆与江米汁掺和浇灌，至为坚固。墙基用条石铺砌，墙壁内用素土逐层夯实。城墙内壁较缓，外壁稍陡，易守难攻。外壁每隔三四十丈筑一凸形敌台，其横截面为4丈8尺见方，是战时守城重点。城门基面较为宽大，宽深约二三十丈左右。门上有城楼，通常为两层，便于指挥和瞭望。门内两侧有登城礓?（兵马道），便于守城官兵上下。城门外筑有瓮城。城门与瓮城门在战时构成坚固的防御阵地。
由于北京城是平陆筑城，所以不如南京城那样因山顺势，凭险坚守。北京的主要防御部署都在郊外数十里处，因此朱棣采取增加北京四周的卫所方式，以拱卫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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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基本继承了朱元璋的政策，运用剿抚两手，为统一和巩固多民族国家作了不懈的努力，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一成就突出地表现在开拓了东北的广大疆域，扩大了中原和西北广大地区的联系。这不仅有利于中原地区的安全，也推动了这些地区和中原地区的交流，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社会进步。这一成就还表现在他有力地反击了元朝后裔的内犯，保卫了北部边疆的安宁；完备了沿海防御体系，有力地反击了倭寇的侵犯，保障了海疆的安全。而他和他的孙子朱瞻基组织的远洋舰队七下西洋，更是我国历史上的壮举，对巩固海防，特别是壮大国威起了巨大的作用，也增强了中国和西太平洋及印度洋地区各国的文化交流。
与此同时，朱棣还大力发展军事技术，把火铳的研制和舰船的建造，推到了新的发展阶段，成为当时的世界之最。
但是，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朱棣组织和指挥的六下西洋，五征漠北，用兵安南等重大军事行动和战争，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使综合国力下降，到头来，东北地区建立了辖区而不能长期巩固，横跨大洋的航线开辟而不能持续，恢复了古代辖区安南而不得不放弃，鞑靼、瓦刺被远逐而又复来。如此等等，其教训也是值得深思的。
就用兵而言，朱棣亲自指挥几十万大军，出征千里之遥，取得了重大胜利，不愧为军事家。但五征漠北，每次动用30～50万大军，几十万民工，对付整个人口还没有这么多的游牧民族，只顾实施一线追击，不知迂回、包围，结果几次徒劳无功，与汉代卫青、霍去病抗击匈奴的战绩相比，失算实在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