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战争的基本观点
朱元璋对战争的基本观点，在建明前后有所变化和发展，侧重点不同。大致在建明前，以农民起义战争为契机，打起吊民伐罪的旗帜，提出兴兵“为民除乱”②的口号，借以推翻元朝的统治。在建明以后，朱元璋提出备战慎战的主张，大力加强武备（国防）建设，以实现朱氏王朝长治久安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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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学界对元末农民起义战争转变为封建兼并战争的标志，主要有3种看法：其一是以元至正十九年红巾军3路北伐失败，陈友谅于次年杀徐寿辉自立，并率军同朱元璋争雄为标志；其二是以至正二十三年刘福通被杀，朱元璋于次年正月称吴王为标志；其三是以至正二十六年韩林儿被溺死，朱元璋将至正二十七年改为吴元年为标志，本书从第二说。
②《明太祖实录》卷四，丙申三月庚寅。
（一）以兵戢乱，除暴安民
朱元璋本是饥饿灾民、化缘和尚，对当时的形势和发生的农民战争，最初并没有多少理性认识，而与大多数灾民一样，是为了反抗元朝的残酷统治和剥削，摆脱饥饿和死亡的威胁，才“措身行伍”参加起义的。他善于学习，结交豪壮，作战勇敢，才智萌露，在战争的实践中，对形势和元末农民起义战争的认识不断提高。当他在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听了冯国用、李善长等人对形势和谋国方略的建议后，逐渐形成对战争和乘农民战争之势夺取天下的许多观点。这些观点，在他的论述中多有反映。
首先，朱元璋认为，一个朝代君暴臣佞，是兵戈四起的原因。他以秦朝末年天下造反的史实为例，指出“秦以暴虐，宠任邪佞之臣，故天下叛之”①；当今元室君昏臣悖，号令纲纪废弛，水旱灾害连年不绝，国用不经，征敛日促，因而兵戈四起②。其次，朱元璋认为，有为之主，应利用天下大乱的时机，以兵戢乱，除暴安民。他指出：汉高祖刘邦在秦末民不聊生之时，能利用时机，起兵反秦，“宽大驾御群雄，遂为天下主”③。现在元主宴安于上，群臣跋扈于下，国势与秦末相似。因此，识时达变者，正可顺应时势，提兵讨元，平定元王朝造成的祸乱，以达到“救民涂炭，除暴去苛”，以“安生民”的目的。第三，朱元璋认为，除暴安民要有长期打算。他提出：群雄起义以后，只是把起义军看作是个人的势力，作为攻城夺地、掠夺子女玉帛的工具，以求一时之痛快；在稍有进展后，便割据一席之地，尊王称霸，阖门坐大，而没有平乱安民、匡求天下的长远打算。因此，他们或在起事之后，被元军蹶挫而败；或中途更帜，降服元廷；或内部倾轧残杀，自相攻灭；或骄侈淫逸，荼毒人民，被强者消灭。因而都不能担当平乱安民的重任。第四，朱元璋以上述思想为基础，采取除暴安民的正确措施。他以史为鉴，以群雄的弊端为戒，在政治上提出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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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明太祖实录》卷十四，甲午四月甲午。
②《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三，洪武三年六月丁丑。
伐无道，驱逐暴元的目标，以为民“行吊伐”为旗号，以“救民涂炭，除暴去苛”为己任。在军事上统军渡江取金陵，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经过十多年的争战，打败群雄，统一了江南，尔后北上灭元，使元朝造成的祸乱得到平息，人民得到安定，遂成帝业。
（二）居安思危，不忘武备
朱元璋在称帝后不久，便提出了“居安思危，不忘武备”的主张，为了引起军政大臣的重视，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在理论上多次阐述。洪武元年（1368年）五月，他便以周公教成王“克诘戎兵”，召公教康王“张皇六师”的故事，告诫群臣要“居安虑危，不忘武备”。他认为国君不可因取得天下而忘记武备。只有“治兵然后可以息兵，讲武而后可言偃武”，“当天下无虞之时，而常谨不虞之戒”，因此武备不可一日而忘。①取消或松弛武备，国家就要招致祸患。其次，他要求驻守边防的军队要提高警惕，平时“虽不见敌”，但仍要加强守备，“常若临敌”②。只有这样，国家安全才有保障。第三一，他要求官兵在平时要加强训练，不可居安忘危，只有居安思危，处治思乱，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为此，洪武一朝建立和健全了一整套军事制度，改善了国家的边海防，收到了维护多民族国家的安全与统一的效果。
（三）慎重用兵，不可黩武
“居安思危，不忘武备”和“慎重用兵，不可黩武”的思想，是朱元璋建设和使用国家武装力量的两个方面，其目的都是为了明朝的长治久安。 ’
朱元璋首先从战争耗费巨大的角度，提出“慎重用兵，不可黩武”的思想。他认为战争是耗费巨大、伤亡惨重、人民受苦最多的事情，要慎重对待，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用兵，在元末天下大乱之时，兴兵起义是为了平祸乱，安生民，靖暴除虐，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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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太祖实录》卷四十八，洪武三年正月甲辰。
②《明太祖实录》卷一百零三，洪武九年正月癸未。
不是为了互相掠夺，加害人民。因此他说“兵以戢乱，非为乱”①。如果以为握有兵权，就“假兵以逞志”，一切都依靠武力和战争来达到目的，那是“仁者所不为”②的。
其次，朱元璋从穷兵黩武的祸害出发，论述慎重用兵的重要。他认为，“国家用兵犹医之用药”。医生给病人用药，是为了医治病人的疾病；对没有疾病的正常人不可随意用药。当“国家未宁，用兵以戡定祸乱”，祸乱平息以后，则不能“恃其富强，喜功生事，结怨启衅”③。否则就会因为滥于用兵而陷入死地，使人民劳命伤财。人民劳命伤财，便成为新的祸乱之源④；其结果必然使国家丧失元气，人民遭受新的灾难，就像医生给无病之人服用猛药一样，不是殒命就是摧残身躯。所以国君既要常讲武事，不可忘危，但又“不可穷兵黩武”⑤。
第三，朱元璋坚持“先礼后兵，师出有名”的思想。由于朱元璋慎于用兵，不把战争作为解决政治问题的惟一手段，所以他在农民战争、统一战争以及其他必须进行的战争之前，都要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规劝对方服从自己的意志，实在不能达到目的时，才兵戎相见，以做到师出有名，仁至义尽。这就是他所说的“兵之所加，必贵有名，无衅而加兵，仁者不为”的思想。⑥
第四，同周边国家相安而处。这是朱元璋备战慎战思想在对外军事方针上的体现。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即通过对外颁布诏书和派遣使臣的方式，申明明朝政府对外实行“睦邻自固，相处而安”的方针，坚持自卫和反击进犯者的原则，反对“强凌弱，众暴寡”，主张各国友好相处。
朱元璋“慎重用兵，不可黩武”的思想及其做法，在明初得到了贯彻，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节省了国家的军事耗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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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四，丁未七月戊寅。
③⑤《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八十六，洪武二十年十月己酉。
④《明太祖实录》卷六十八，洪武四年九月辛未。
⑥《明太祖实录》卷四十七，洪武二年十二月戊辰。
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四）威德兼施，守边固边
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朱元璋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用兵的策略上。
首先，他主张“华夷一家”，号召北方各少数民族，共同推翻元朝。声明讨元的目的是为了“立纲陈纪”，“拯生民于涂炭”，宣布蒙古人、色目人与汉人一样，同是华夏民族，对他们“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朱元璋的这些思想和做法，被北方各民族所接受，收到良好的效果，使灭元战争进展迅速，“大军戡定者犹少，先声归命者更多”①。
其次，以招抚和守御为主的守备和巩固北边的思想。元朝灭亡后，朱元璋对漠北的残元势力，持慎重态度，不轻易派遣重兵深入，而是采取在北部边境布置重兵，屯田防守，养精蓄锐，待机扩展的方针。对于前来袭扰的残元势力，持“来则御之，去则勿追”，“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方略。对东北的纳哈出，朱元璋采取耐心等待，坚持以招抚为主的方针，最后在军事打击的配合下，招抚了纳哈出，以较少的损失统一了东北地区。
第三，怀柔与镇慑并举的固边思想。朱元璋对其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采取“威德兼施”，重在“以德怀之”的方针。他认为，对怀有敌意的少数民族上层分子，“非威不畏，非惠不怀”。但是，“一于威则不能感其心，一于惠（则）不能慑其暴”②。其意是说，对于这些人的暴虐和敌意行为，只用武力惩治，不施恩抚、怀柔，就不能感化他们，使他们改恶从善。但是对他们的暴虐和敌意行为，不示以军威，不使用武力进行适当的惩戒，而是一味迁就、放纵，他们就会肆无忌惮，危害少数民族群众和威胁国家的安全。因此，朱元璋对少数民族聚居的边远地区，以政治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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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史纪事本末》卷八《北伐中原》。
②《明太祖宝训》卷六《驭夷狄》。
化为主，实行“抚之以安静，待之以诚意，谕之以道理”①的政策，使这些地区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与此同时，在军事上采取以兵分守要害的镇慑措施，防止少数民族上层分子轻举妄动。保障这些地区的安全。
“威德兼施，守边固边”是朱元璋备战慎战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实行之后，使北方和其他少数民族聚居的边远地区获得了一个相对安定的时期，为明初休养生息政策的实施，提供了一个比较和平的环境，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二、治军思想
朱元璋治军的核心内容是严纪律、一号令、明赏罚、练精兵。这些内容在他扩兵建军之初，就已经提出，后来又多次重申，屡加阐发，也比较系统。
（一）严军纪
在起义之初，朱元璋就明确指出：无纪律的军队必败无疑。只有知纪律的军队才能战必胜、攻必取，为国家“建功业”②。他的这一思想，很快成为军队行动的规范。为了使军队在作战中有严明的军纪，他在每次重大作战之前都要晓谕出征将士，宣布作战纪律，严禁杀戮人民，剽劫财物，掳掠妇女，焚烧房屋，挖掘坟茔。要求军队做到“兵不失律，民无所扰”③。凡违反军纪者，都要处以军法；军纪严明者，则受到褒奖。
在严明军纪的约束下，朱元璋所部做到了“所过不杀”，“入建康（今江苏南京）秋毫无犯”，进镇江“城中晏然”，所到之处，民皆“乐于归附”。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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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太祖实录》卷三十四，洪武元年八月戊寅。
②《明太祖实录》卷一，甲午六月丙申。
③《明太祖实录》卷十六，乙巳三月辛巳。
④《明太祖实录》卷七，己亥正月乙巳。
（二）—号令
朱元璋认为，凡治三军之众，“号令、征战必须一以军法”。号令统一，则三军“将士一心，人百其勇”，攻击敌军，就像“鸷鸟搏击”，使之“巢卵具覆”①。如果将帅治军无方，统御无术，那么就会出现号令不一的混乱状况。号令不一，则指挥权力分散，以致失机误事，造成部队行伍不整，进退无节，必然每战败北。
为了做到号令一、分数明，朱元璋除了注重建立集中统一的军事指挥系统，以保证军令畅通外，还要求统兵将帅在平时对部队进行严格的训练，使部队做到“居则部伍不乱，行则进退有节”，调发则“不致失次”②。如果平时训练有素，规定明确，号令统一，那么在战时整个部队就能做到“手足相卫，羽翼相蔽”，必无丧失之虞。
（三）明赏罚
朱元璋认为，赏罚分明是严军纪、一号令的保证，是鼓励军人为国建功，警戒将士遵守纪律的手段。为了取信全军，做到赏罚公平，必须坚持两条原则：首先，赏罚不论官职高低，赏但凭功劳大小，罚只据过失多少。其次，赏罚不计爱憎恩怨，“无善而赏，是谓私爱；无过而罚，是谓私恶”③，“有功者虽所憎必赏，有罪者虽所爱必罚”④。如果严格按这两条原则实施赏罚，就能收到公平无偏，“赏以当功”，“罚以当恶”，“赏一君子而人皆喜，罚一小人而人皆惧”⑤的效果。以此提挈三军，就能做到令必行，禁必止，攻必克，守必固。
（四）练精兵
朱元璋十分重视军队的训练，他的练兵思想，随着军队主要任务的变化而发展。在建明战争时期，具有练为战的特点。他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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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太祖实录》卷十三，癸卯九月壬申。
②《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五，丁未九月戊子。
③⑤《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三十五，洪武十四年正月丙申。
④《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十二，洪武十年五月戊寅。
出：“刃不素持必致血指，舟不素操必致倾溺，弓马不素习而欲攻战，未有不败者”；同时批评了招兵只顾数量多而不顾质量精的做法，认为“兵不贵多而贵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阵”；如果率领冗滥无训练的军队进行作战，那就必败无疑，只有指挥训练有素的军队，才能战胜强敌，完成夺取天下的大业。①
在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及时纠正部队的麻痹思想，使一部分军队由战时训练转入平时训练。他告诫将士，在天下初定之时，切不可贪图安逸，只有“安而虑危者，乃可以常安”②。如果平时不加紧训练，一旦发生战事，那就无兵可用，只好“集农夫、驱市民为兵，至不能弯弓发一矢，骈首就戮”③，结果人民遭殃，国破家亡。朱元璋的这些思想，对于克服明军的麻痹思想，加紧和平时期的训练，起了重要的作用。
当明军已经进军四川，大规模的战争逐渐减少之时，朱元璋便于洪武六年正月，命中书省臣同大都督府、御史台等六部官一起，制订了《教练军士律》，作为加强正规军训练的依据，使明军及时转入和平时期的训练轨道。
三、任将思想
善于任将和严于治军，是朱元璋建军思想的两个重要方面。在他看来，两者相较，良将比精兵更为重要，所以提出了“用兵重在任将”，任将重在选拔，用将重在“任专信笃”等重要论点。
（一）用兵重在任将
朱元璋认为，两军对垒，兵锋相交，“克敌在兵，而制兵在将”。因此，“两军之间决死生成败之际，有精兵不如有良将”④。这里，朱元璋决无否定精兵重要的意思，而是着重指出，如果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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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太祖实录》卷十六，乙巳正月乙酉。
②③《明太祖实录》卷四十，洪武二年三月丙申、三月庚子。
④《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一，洪武元年三月乙酉。
一支训练精良的军队，而没有善于指挥的将领，那么这支军队在作战中也会出现号令不相统一，进退没有节制的混乱状况，最后不免被敌人战败。为此，在作战之前，必须选拔适当的将领，指挥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才能攻城掠地，夺取胜利。
（二）任将重在选拔
良将对于统兵作战和夺取胜利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坚持原则，慎重选拔。按照朱元璋的要求，选拔将帅必须坚持“因材而受职”的原则。否则就会一方面造成有才之将不得尽其用，另一方面“朝廷又有乏人之患”。要坚持“因材而受职”的原则，就必须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严格选拔。
（三）选将重在标准
对于选拔将帅的标准，朱元璋曾作过多次阐述，诸如将帅要“仁智兼全”、武臣须“量敌制胜”、选将必“择有识、有谋、有仁、有勇”之人等等，主要强调智、仁、勇三条，并有新的阐述和要。
关于智，朱元璋认为，它包括知、识、谋三个方面。所谓知，一是要知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利用各种条件，因势利导，夺取胜利。二是要知将知兵，了解部将的才能勇怯和部队的战斗力，了解他们是否能猝临战阵，应付紧急，如果对这些情况都能了如指掌，那么所统将士虽有众寡不同，也能战胜强敌。三是要知阵势，阵势或方或圆，或纵或横，或敛或合，或聚或散，倏往忽来，使人莫测①，如果通晓阵势的变化，就能随机应变，每战必胜。四是要知己知彼，才能以少为众，以弱为强，逸己而劳人。②所谓识，一是要有预见性，“能察机于未形”⑧，对作战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都要有预想的解决方案。二是与敌对阵要能“识其多寡”，“审其强弱”，尔后采取各种对策，做到能“以正应，以奇变，奇正之用合宜，应变之方弗失”④。所谓谋，一是“能制胜于未动”⑤，就是在战前就能根据敌我双方的军情，谋划各种取胜之策。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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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④《明太祖实录》卷十三，癸卯十月戊午。
③⑤《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五十九，洪武十七年正月庚戌。
能“审进退之机，适通变之宜”①，既不深入轻出，盲动冒进，又能捕捉战机，积极进取。三是要求深谋远虑之将，能做到“胜而戒”、“安而警”。“胜而戒”是指每次作战取胜后，都不可骄横轻敌，谨慎地部署下次作战，这样就可以常胜；“安而警”是指在没有战事的情况下，仍要警惕敌人的进犯，做到“虽安若履危”，这样就可以常安。
为了提高将帅的智谋，朱元璋要求武臣必须勤学好思，探求古代名将成功立业的经验，“以明道理，以广见闻，通达古今之务，以成远大之器，岂可苟且自足，止于武夫而已”②。
关于仁，朱元璋所指的不是妇人之仁，而是大将之仁。其内容主要有4：一是敢于率军除暴伐罪，拯民于水火之中，凡事“以仁义为先”，使“仁声义闻被于远迩”；二是要在作战中能安抚民众，“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杀人”③，以爱民为本，对民众实行“宽厚之政”；三是要“善附士卒”，对军士“必以恩附之，亲如兄弟，爱如骨肉”，使士卒能“争先效力，奋身不顾，以此所向捷”④；四是不杀降附，要求仁者之将能存“量能容物，不杀降附”⑤之心，对伤残降附之敌不应滥杀，而要保全生灵。
关于勇，朱元璋所说的将帅之勇，指的是像常遇春那样，能“当百万之众，勇敢先登，摧锋陷阵，所向披靡”⑥的大将军之勇；或者是在两军对垒，提兵御敌时，能够“以勇敢为先，以战斗为能，以必胜为功”⑦的摧坚破锐的战阵之勇。朱元璋强调的将勇，不是好胜健斗的匹夫之勇，而是有智有勇的大将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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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⑥《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丁未十月甲子。
②《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九，洪武三年十二月己未。
③《明太祖实录》卷七，己亥正月乙巳。
④《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九十一，洪武二十一年六月壬申。
⑤《明太祖实录》卷十五，己亥九月戊寅。
⑦《明太祖实录》卷五十八，洪武三年十一月辛丑。
四、用兵方略
朱元璋在建明战争过程中，善于审时度势，运筹决策，以巧妙的用兵方略指导战争，因而能在群雄角逐中，力挫劲敌，先统一江南，尔后又挥师北伐，推翻元朝，取得了建明战争的胜利。其用兵方略，大致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审时度势，观时而动
朱元璋在建明战争过程中，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战略或战役行动，都十分注重把握时机，即注重分析客观形势之是否有利。在时机不成熟，作战尚无必胜的把握时，决不挥军轻出冒进。在时机成熟，条件具备，有可能歼敌获胜时，敢于大胆兴师决胜，掏敌心窝，捣敌巢穴，决不丧失战机。
朱元璋的上述思想，在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初与孔克仁纵论天下形势时，作了明确的表述。当时陈友谅的主力已经被歼灭，形势的发展对朱元璋的西吴政权十分有利，在此情况下，是先率军北上灭元还是先统一江南，这是至关重要的战略问题。朱元璋经过全面分析，认为江南地区还没有统一，尚未形成“并而一之势”，若率军北上，势必后方空虚，难免受张士诚、方国珍、陈友定等势力的牵制，会腹背受敌，招致被动。因此他决定“以两淮江南诸郡归附之民”为基础，实行耕战结合政策，“积粮以俟，兵食既足，观时而动，以图中原”①。因此他没有轻率出兵北上，经过几年的争战，到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月，张士诚的势力被歼，方国珍、陈友定的势力已在扫除之列，后顾之忧已除，朱元璋才乘自己实力激增，战争形势的发展十分有利的时机，决心一鼓作气，同时在南北两个方向上，果断地展开战略进攻。结果经过1年多的时间，既消灭了盘踞在浙东的方国珍、福建的陈友定、广东的何真等势力，又北上占领了元大都，灭亡了元朝。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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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太祖实录》卷十四，甲辰正月庚午。
是朱元璋“审时度势，观时而动”战略决策成功的体现。
（二）伐敌制胜，贵先有谋
这是历代军事理论家都十分重视的用兵方路，朱元璋在至正十六年（1356年）四月夺取金陵和镇江后，即要求诸将不仅能在兵戈相交中战胜敌人，而且要善于运用谋略夺取战争的胜利。他认为善战者之谋，要能够做到“知彼知己”，运筹于庙堂之上，折冲于千里之外。因此，他要求指挥重大战役的将帅，要“策励群帅，运筹决策，不可轻动”，战前要充分谋划取胜之策，对于胜败的各种可能性要考虑周全，尽量扩大自己的优点，暴露敌人的弱点，创造有利的条件，夺取作战的胜利。所以他认为将帅“能虑于败，乃可以无败；能慎于成，乃可以有成”①。在作战过程中，统兵的将帅“必须周防谨密，常若临敌，勿生懈怠，为人所乘”②。这样就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
（三）持重慎战，不可轻敌
朱元璋认为，用兵之道“贵于持重，进师攻取，宜加审察”。这一思想，对于不同的指挥员有不同的要求。
对于国君和全军最高统帅而言，不能因为有广大的国土和众多的人民而贸然兴兵作战。如果决定兴兵作战，必须先要巩固根本。所谓巩固根本，就是要在本国人民中做好坚实的作战准备，作战准备坚实，敌人就无隙可乘。“本固而战，多胜少败。”③
对于统帅三军决战于一方的统帅，朱元璋则告诫他们：要审察进退的时机，不可轻易提兵远出，深入重地，以失良机；必须协和诸将，见可而进，免被敌人所乘④；在作战过程中，对于任何一个战役和战斗，都要慎重对待，“每临小敌，亦若大敌”；即使在敌方已出现“可亡之机”，本军也有“可胜之道”，仍须持重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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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明太祖宝训》卷五《谕将士》。
③《明太祖实录》卷四十八，洪武二年正月甲辰。
④《明太祖实录》卷十八，丙午十一月辛酉。
战，采取“万全之举”，以免骄傲疏忽而遭不虞之祸。①
对于镇守一方的将领，朱元璋要求他们“修城池，练甲兵，樽节财用，抚绥人民，处事贵于果断，御众必以镇静，密以防奸，谨以待敌，敌至则坚壁清野，以乘其弊，切不可轻犯其锋”②。
朱元璋“持重慎战，不可轻敌”思想的主要内容，是要求将帅：在战前要消除可能为敌所乘的弱点，做好临战前的准备，具有必胜的把握，尔后才能出战；要全面分析敌情，不为假象所惑，避免轻出冒进，深入敌境，为敌所乘的错误；要寻找敌人的弱点，捕捉战机，一鼓将敌歼灭。在作战过程中，要求审慎对待每一次战役和战斗，不可疏忽轻敌，只有这样，才能积小胜为大胜，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
（四）因敌制胜，战法多变
战场上两军对阵，军情千变万化，攻防进退没有固定的模式，胜负得失将由将帅的谋求而定。因此，朱元璋要求亲临战阵的将帅在指挥作战时，必须要遵循“因敌制胜”而不可泥古守旧的作战指挥原则。他指出：“战阵之事，开阖奇正，顷刻变化，犹风云之无常势，要在通其变。”③指挥员在吸取既往的经验时，要做到“习于旧闻者当适时宜”，要针对当面的敌情，采用灵活的战法战胜敌人。否则就会泥古不化，不管当面的敌情，照搬古人的模式，导致作战的失败。
朱元璋对于“因敌制胜”的作战指导原则，曾作过多次阐述，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首先要“奇正多变，奇正合宜”，要求统兵的将帅在同敌军对垒时，能够“审其强弱，识其多寡，以正应，以奇变，奇正之用合宜，应变之方弗失”，这样才能百战百胜。④其次要善于转化，这里所说的转化，是指指挥员要在敌我之间众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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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太祖宝训》卷一《经国》。
②《明太祖宝训》卷六《谕群臣》。
③《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一，洪武元年三月乙酉。
④《明太祖实录》卷十三，癸卯十二月戊午。
强弱、逸劳等条件对比不利的态势下，善于调整部署，使自己化劣为优，让敌人转优为劣，用朱元璋的话来说，就是“善用兵者，以少为众，以弱为强，逸己而劳人”①，以达到战胜敌军的目的。第三要“避实击虚”，朱元璋认为：善于指挥的将帅，在交锋之前要探明敌人的虚实所在，以便在作战开始后，以己之实击敌之虚；对于防守坚实的城池，不可强攻，须以智破；对于守备虚弱之地，要一鼓而下。这就是他所说的“我虚而彼实则避之，我实而彼虚则击之”②。第四要“阵势多变”，朱元璋认为，善于指挥的将领，要能把自己的阵势部署得灵活多变，使之“或圆或方，或纵或横，敛合布散，倏往忽来，使人莫测”，使敌人“虽有勇者，莫能施其力，智者莫能用其谋”③，这样才能称得上指挥之妙。
朱元璋是明军的统帅，不但指挥明军进行过许多战役和战斗，而且也是明军重大战略行动的决策者，因此他的军事思想是在戎马生涯中形成的，具有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鲜明特点，这是有些论兵者所不可比拟的。虽然他的军事思想主要是对既往军事思想的继承，但也不乏创新之处。诸如对秦末、元末祸乱产生的原因和以兵戢乱的思想，营建根据地和待机夺取天下的思想，建明以后对外实行睦邻自固的军事思想等。而他提出的敌国不来犯我，我也不可兴兵轻犯的说法，实际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思想。
朱元璋的军事思想虽然在许多方面具有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因素，但是也夹杂着不少“天命”、“鬼神”之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