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朱元璋去世，到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朱瞻基病故，其间37年，历经建文（朱允炆）、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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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明太祖实录》卷十三，癸卯十二月戊午。
②《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丁未年十月甲子。
乐（朱棣）、洪熙（朱高炽）、宣德（朱瞻基）四个帝王。其中朱允炆历时四年，忙于削藩战争，最后失败，在军事思想上无所建树。朱高炽视朝不足一年，军事思想尚不成系统。朱棣和朱瞻基执政年代不短，处理了许多重大军事问题。尤其是朱棣，起于“靖难之役”，卒于“漠北之战押，几乎一生戎马，军功卓著，不但在实践上巩固了朱元璋的军事成果，而且在军事思想上也有不少建树，反映了他所处时代的特点。朱瞻基虽不如朱棣那样戎务不息，但在军事上也不愧为一位有为之君。因此，朱棣和朱瞻基的军事思想便成了这一时期军事思想的代表者。
一、对战争的基本观点
朱棣临朝后，在对待战争与国家武备的问题上，既有萧规曹随之处，又增加了适应国情变化需要的新内容。
（一）讲武防患，治兵除乱
朱棣称帝以后，由于经过朱元璋30多年的恢复和发展，除边远地区和周边有些国家袭扰外，国家在政治上已经稳定，在经济上已经具有较雄厚的物质基础，所以大有天下太平之势。朱棣针对这种情况，便于永乐七年（1409年）五月颁布的《皇太子圣学心法》中，阐述了他“讲武防患”的思想，指出：天下既平，不可不思患而预防之。由于治国者常处平安之世，容易忘却戒备，忘却戒备就会产生祸乱。所以说“乱生于所忽也，是故天下虽有盘石之安，当常怀陧杌之惧。守满持盈，居高思危，谨其始，虑其终，则可以保其位而安其身也”。为此，他提出“严关防，守要害，修封城，明斥堠，务农讲武，养威蓄锐”①等一整套讲武防患的措施。
朱棣在阐述“讲武防患”思想的同时，指出古人治兵的目的是“以备不虞”，一般不轻易出兵，用兵是为了除暴救乱。朱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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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太宗实录》卷九十二，永乐七年五月庚寅。
说的除暴救乱，是指下列几种情况。
首先，讨伐无道，把施行暴虐的首领和君王推翻，平息由他们造成的祸乱，使百姓安居乐业。他以史为例，指出古代的“黄帝有涿鹿之战，夏后有甘扈之誓，武王有牧野之师”①。朱棣的论述，也含有用战争夺取权力和更换朝代之意。
其次，朱棣站在明朝皇帝的立场上，为保持朱明王朝的长治久安，切实整军治兵，修固关防，加强武备，以“捕贼”、“平乱”、“除害以安民”。
第三，防止边远地区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的扰乱。朱棣主张，对少数民族虽然从总体上要“怀（之）以德，厚之以仁，而待之以信”，但是也不可“以其归顺也而弛边防，……以其衰微也而忘讲武”②。因为他们中的少数上层分子常“为恶造罪”，“强则叛，弱则服”，“叛服无常”。因此，守边武臣必须“完城堡，修器械，勤训练，谨斥堠，慎哨备”③，以卫百姓。若他们起兵反对朝廷，朝廷应发兵“擒其首恶而抚安其众”④。
对于屡次大规模兴兵扰边的蒙古各部贵族，朱棣改变了朱元璋“来则御之，去则不追”的方针，而是采取政治上分化瓦解，军事上各个击破的方针。主张选择适当时机，主动兴师出击，歼灭扰边势力，以“荡除有罪，扫清沙漠”，清除边乱，抚绥百姓，安定边地。
第四，反击周边国家挑起的战乱。朱棣视朝以后，对周边和东南亚的国家，继续推行朱元璋制订的方针。他一面采取改善关系，扩大往来，遣使通好，“一皆遇之以诚”的政策；一面积极加强边海防，下令驻守沿海的将领，对前来袭扰的倭寇，采取积极反击的措施，授意他们如有机可乘，即尽力剿捕，“无遗民患”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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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明太宗实录》卷九十二，永乐七年五月庚寅。
③《明太宗实录》卷三十八，永乐三年正月壬子。
④《明太宗实录》卷四十四，永乐三年七月壬子。
⑤《明太宗实录》卷二百十一，永乐十七年四月丙戌。
对安南朝廷，朱棣先于永乐元年八月下通好之敕，表示应“保境安民，息兵修好”，并斥责安南屡次兴兵侵占占城国土地的行径，警告安南朝廷，不再“恃强蹁越，为恶受祸”①。在安南屡犯广西、云南边境，杀害明廷使臣后，朱棣即决定发兵征讨，反击安南挑起的战乱。
（二）武备不弛，用武不黩
武备是国家能否巩固的根本，因此朱棣和朱瞻基从维护朱明王朝长治久安的政治需要出发，继承和强调朱元璋加强武备的思想。他们首先从理论上进一步强调武备的重要性。朱棣认为：“自古国家盛衰存亡，未有不系于武备之张弛”，“安天下者不可一日忘武备”；宋元两代开国之君因武备张而天下晏然，亡国之君因武备弛而海内分裂。②朱瞻基则指出：武备修则“天下久安”，是为国家“长治之道”；武备废则“祸乱猝兴”，国家不保。③其次，为了加强武备，他们提出了许多主张。朱棣则要求将帅们“鉴古人之得失，体国家之委任，修职务，抚士卒，实军伍，缮器械，使兵政振举，武卫有严”④。朱瞻基则提出加强武备的三个要点：“一曰储将，二曰养士，三曰广储蓄。”所谓储将，就要在平时简拔智勇之士，给予优厚的俸禄；所谓养士，就要在平时休息保爱，加强训练；所谓广储蓄，就是重农节用，蓄积财力物力。三者具备，就足以安内攘外，使天下安宁。⑤
朱棣在强调整治武备的同时，也告诫臣下，整修武备是为了在敌人来犯时“有以御之”，而不是为了贪利徼功，先事起衅，挑起战争，更不可以穷兵黩武。如果穷兵黩武，就会“不察国之虚实，不谋敌之强弱，而唯战是务”⑥，玩忽战争，损财耗力遭致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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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太宗实录》卷二十二，永乐元年八月癸丑。
②④《明太宗宝训》卷四《武备》。
③⑤《明宣宗实录》卷三十八，宣德三年二月。
⑥《明太宗实录》卷九十二，永乐七年五月庚寅。
在加强武备、守边固边思想的影响下，永乐至宣德时期，明王朝的军事建设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有效地制止了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的袭扰，打击了倭寇的劫掠，反击了安南挑起的战乱，巩固和发展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安全。
二、治军思想
朱棣和朱瞻基大抵仍继承朱元璋练精兵、任强将、严军纪、明赏罚、一号令的治军思想，加强明王朝的军队建设。在加强军队建设的过程中，他们根据当时的形势，重点放在训练精壮，整肃军伍，抚恤士卒，上下一心，创新阵法，以器取胜等方面。
（一）训练精壮，整肃军伍
为保持军队在和平发展时期的战斗力，永乐、宣德时期着力解决部队训练普遍松弛，袭职的武臣子弟不习骑射等问题。
首先，朱棣和朱瞻基抓紧对各地驻军的训练，提出“训练有方，养之有素”的思想。朱棣认为：“军在精而不在多”，只要“训练有方，虽干人亦足用。军多不精，徒耗粮饷”①。因此他要求统兵将领在平时要加强部队的训练，做到“养之有素”、“训练整齐”，这样才能适应战时的需要。朱瞻基认为：“当国家无事时，正须整肃士伍，修举兵政”，“若素不训养，一旦驱之矢石之间，进退失措，何望有济”②。这些思想，对于扭转各地驻军训练松弛的状况，起了一定的作用。
其次，朱棣和朱瞻基针对当时袭职的武臣子弟，存在的贪图妄逸，玩忽岁月，“不习骑射”③，“唯思贪财好色，纵酒博弈，或剽窃书史以资谈论，妄自高大”④，以及“滥嗣禄爵”，“用私贿侥幸承睫，一遇征调，百计营免”⑤等腐败现象，提出了严厉的指责和警告，并采取了严格的措施。一是教育措施，从思想上提高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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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⑤《明太宗宝训》卷四《备边》、《武备》。
②④《明宣宗宝训》卷四《武备》、《禄勋臣子弟》。
职武臣子弟对加强军事训练的认识，要求他们牢记祖父辈“奋起行伍，身亲战阵，积累勤劳”①的创业精神，以此鼓励自己“研习兵书，慎守法度，操习弓马”②，成为“谙韬略，勤练习，以精武事”③的军官。二是严格袭职措施，朱棣规定，武臣子孙在袭职时必须经过比试，比试不合格者不许袭职④；朱瞻基则要求开设武学，教育年幼的武臣子孙习文练武，成人后再因材任职⑤。三是惩罚措施，朱棣规定，对已经袭职的武臣子孙，都要参加比试。初试不中者虽许袭职，但支半薪；二年复试不中者仍支半薪；再过二年复试不中者发充军⑥；不久又下令加重惩罚，规定初试不中者戍开平，再试不中者戍交阯，三试不中者戍烟瘴之地⑦；朱瞻基则要求严格按祖先的规定执行。
朱棣和朱瞻基关于加强武臣子孙军事训练的思想，是根据当时全军存在的弊病提出的。由于朱元璋制订了武臣子孙世袭军职的规定，武臣子孙因而能荫袭高级武职。这些继承人中，虽有少数称职，但大多数不精武事，于武艺“百无一能”，严重影响军队的训练，使明军的战斗力显著下降。因此，从维护明王朝的统治出发，对尸位素餐、滥嗣爵禄的武臣子弟，提出严正的警告，要在思想上引起朝臣们的重视。与此同时，也制订了些严格的制度，从法规上保证袭职武臣子弟的必要军事素质，这在当时具有一定积极作用的。但是，由于这种积弊范围广，涉及面宽，不但难以消除，而且成为明代中期以后军队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抚恤士卒，上下一心
洪武朝廷制订的世袭军籍制度，在初期虽然能适应形势的需要，对稳定军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这种制度本身决定着军士对武官的依附关系，因而给武官剥削、压迫、虐待军士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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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明宣宗宝训》卷四《备边》、《武备》。
②《明宣宗宝训》卷四《武备》、《禄勋臣子弟》。
④⑥⑦《明太宗宝训》卷四《武备》。
⑤《明宣宗宝训》卷四《禄勋臣子弟》。
条件。这种弊病日益暴露，军士因不堪统兵将领的暴虐而逃跑的现象逐渐增多。守边部队的凄苦生活也造成一部分军士病死和逃跑，连年不断的战争使军队疲劳困苦，战斗力显著下降，凡此种种，都影响军队的稳定和战斗力的保持。为了缓解这些矛盾，保持军队的战斗力，朱棣和朱瞻基提出了抚恤军士的主张，要求武官善待军士，使军士亲附武官，以期上下一心，保持军队的战斗力。
首先，他们从争取人心的重要性方面，阐明必须抚恤士卒的道理，使武官能从维护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善待军士，以便在关键时刻，能够收到军士拼死效力的目的。朱棣提出：用人之道首先在于得人心，士卒是将帅的手足，将帅没有士卒的拼死效力，决不能独自建功立业。如果将帅平素不得士卒之心，那么在情况紧急时，便不能得到士卒的救援。①因此，他认为将帅如能抚绥士卒如父兄于子弟，那么士卒就会像手足捍卫头目一样捍卫自己的将帅，指挥这样一支上下一心的军队同敌人作战，就会一队当敌，“各队策应，左右前后莫不皆然，譬如舟行遇风，同舟之人齐力以奋，波涛虽险”，也能顺利渡过。②朱瞻基指出：“国家养军士，唯在抚恤。有素得其心，然后得其力。”③又说抚恤军士是将帅成功的根本，“平日抚恤得其心，临敌之际必得其死力。若素不能恤，徒以威驭之，缓急未必得用”④。只有将帅爱士卒如子弟，士卒事将帅如父兄的军队，才能克敌成功。⑤
其次，朱棣和朱瞻基也采取一些措施，改善边远地区驻军和出征士卒的物质待遇。如永乐四年（1406年）三月，给边远地区的驻军发放少量银钞，以示恩赐；永乐五年六月，给出师安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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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太宗实录》卷一百五十，永乐十二年四月辛未。
②《明太宗实录》卷二百四十九，永乐二十五年癸酉。
③《明宣宗实录》卷八，洪熙元年八月丙申。
④《明宣宗实录》卷二十，宣德元年八月乙亥。
⑤《明宣宗实录》卷四十六，宣德三年八月癸卯。
军士发钞5锭，以安其家；永乐八年五月，将光禄寺调给北征沙漠的米面诸物，平均分给将士；洪熙元年（1425年）八月，朱瞻基谕示兵部大臣，严禁克扣军士的饷粮，不准生事虐害军士，以便减少军士的逃亡，保持军队的稳定。
朱棣和朱瞻基“抚恤士卒，上下一心”的治军思想和措施，是根据当时全军存在着士卒大量逃亡的突出问题提出的，虽然有抑制将帅暴虐士卒，使士卒得到一些恩赐，减轻某些负担的作用，对提高明军的战斗力，也能收到一定的效果，但仍不能彻底解决因将帅暴虐而产生的士卒大量逃亡的问题。
三、用兵方略
朱棣的用兵方略是在“靖难之役”、“漠北战争”和用兵安南中体现出来的，既有理论上的阐述，又有实践经验的总结。具有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特点，突出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一）多谋善断，料敌制胜
朱棣认为，统兵的将帅在指挥作战时，要多谋善断．，料敌制胜。将帅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智勇兼全，熟谙韬略，精通武事，遇到战事要计算深远，无所遗失。足智多谋的将帅，在战争进行之前，就要“经之以五事”①，庙算胜败得失，为争取战争的胜利，做趋利避害的部署。在战争进行过程中，要“因敌而作势”，谋划取胜的战法。他认为能够“因敌变化而取胜”的将领，才能称得上对“多谋善断”的用兵方略心领神会了。②
朱棣的这些论述，既是他对将帅的要求，也是本人实践经验的总结。在靖难之役中，他于建文元年（1309年）七月东取蓟州、遵化之后，又根据宋忠“轻躁寡谋，狠愎自用”的弱点，智取怀来，除北平侧背之患。八月，朱棣乘耿炳文各部轻出冒进，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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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太宗实录》卷二百六十九，永乐二十二年三月丁丑。
②《明太宗实录》卷二百六十九，永乐二十二年三月丁卯。
未稳，松于戒备之机，于中秋之夜，“乘其不备”而破之。接着又以“先声后实”之谋，击败耿炳文率领的主力，迫使朝廷更换北伐军的主帅。九月，当朝廷命李景隆率50万大军来攻时，朱棣在分析李部五大弱点后，先诱其来攻北平，顿兵于坚城之下，而自统燕军长驱千里，一解永平之围，二取大宁之虚。建文二年(1400
年)二月，朱棣以攻其所必救之计，佯攻大同，诱使李景隆中计往救，结果李部官兵在途中冻死甚众，主力损失惨重。这些都是朱棣“多谋善断，料敌制胜”作战方略成功的杰作。
（二）兵贵神速，出奇制胜
这是朱棣用兵方略的又一个特点。朱棣认为，作战胜败，常在于呼吸之间，行动迅速就能取胜，犹豫迟缓就会失去战机，招致失败。他指出，“迅雷之下，其势不及掩耳”，进攻就会取胜；如果让敌人争取时间，“布阵若定，则难猝破”①；旷日持久，就会“兵顿威挫”。为了做到兵贵神速，平时对部队要加强训练，使官兵能熟悉各种阵法和战法，不但能迅速接敌，而且能随遇而战，在指挥员的指挥下，“麾之左则左，右则右，前则前，后则后”②，这样就能无往而不胜。
兵贵神速，还须出奇制胜。朱棣认为，统兵将领要有“出兵在外，奇变随用”③的指挥才能。他所说的奇和变，是要求将帅不被陈规俗套所束缚，而要善于根据战时的敌情，。采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灵活多变的战法取胜。朱棣在“靖难之役”反击政府军的多次作战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奇制胜，屡战告捷。
建文元年(1300年)八月中秋，他伏奇兵于月漾桥下，伏击耿炳文部将潘忠所部；之后，又用纵间之计调动耿军，在真定将其主力击溃；十月初，朱棣以避松亭关之实，击刘家口侧背之虚的策略，以4天的急行军到达大宁，兼并了宁王朱权的人马，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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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太宗实录》卷六，（建文）二年五月己卯。
②《明太宗实录》卷二百四十九，永乐二十年五月丁卯。
③《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六《燕王起兵》。
大了实力。在燕军南进作战中，朱棣于建文二年（1400年）十月二十七日，以声东击西之策，用1昼夜疾行300里的高速进军，在守军猝不及防的情况下，攻占了沧州。建文四年五月，朱棣运用孙子“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的原则，从盱眙直取扬州，耀兵江边。
（三）创新阵法，以器取胜
朱棣在论述用兵方略时，除要求统兵将领在善于灵活多变地运用既往的阵法和战法取胜外，还要在大量使用火器的条件下，运用新的阵法和战法打败敌人。这集中表现在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八月，他于第四次亲征漠北途中，对明军运用火铳与冷兵器相结合的阵法和战法所进行的理论总结（详见本书第八章第二节三）。这个总结是在明初50年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得出的。自朱元璋起兵来，运用火铳与冷兵器相结合的战术，已经在各种样式的作战中得到运用，朱棣在漠北之战和张辅用兵安南时，也都沿用这些战术获胜。因此，朱棣提出的临战布阵的新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是对我国古代方阵战术思想的一大发展。
朱棣的用兵方略，内容比较丰富，既有对以往用兵谋略和战法的继承，又有所创新。正因为他用兵有方，指挥有术，所以能在“靖难之役”中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多次打败朝廷调遣的数十万大军，夺取了帝位。称帝以后，又多次以重兵压境和各个击破之策，取得了漠北之战和用兵安南的胜利，巩固和发展了多民族国家的安全和统一。
朱瞻基的用兵方略，在平定汉王之乱和出击兀良哈之战中，都有成功的运用。在平定汉王之乱中，他深谋远虑在先，让汉王的野心充分暴露，使其受到全国舆论的谴责。与此同时，他多方戒备，广纳众议，持重待机。当时机一旦成熟，便亲统大军，神速进击，一举捉鳖于瓮中。在出击兀良哈之战中，他高出众人一筹，亲率精骑，走险路，出奇兵，以出敌不意之计，突然陈兵于敌前，将敌击败。这些都说明朱瞻基的用兵方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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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朱元璋起兵到宣德末年（1435年），前后更换五帝，历经80余年，是明朝建立和巩固发展的时期，其军事思想的各个方面毋都是围绕着夺取政权和巩固明朝统治而产生和形成的，其中既有对以前各代军事思想精粹的吸取和阐发，又有适应形势需要的发展和创新，内容甚为丰富，基本上反映了新兴王朝在军事建设方面积极向上，致力于巩固和发展思想，有可资继承和借鉴之处。
第二编
停滞和削弱时期
正统元年至正德十六年
（1436～1521年） ．
明朝正统至正德的80余年间，政治上，皇帝昏聩，宦官当权，奸佞为虐，朝政渐趋腐败；经济上，土地集中加剧，流民大量出现；社会各种矛盾在激化，边患一度十分严重，局部的农民、民族起义和统治阶级内部叛乱也接踵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忧国忧民的大臣，虽力图振兴，并作了努力，但只是在军事的个别领域有所前进，整个军事力量不但没有多大发展，与前期比较还有所削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