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宦官专权，政治腐败
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鉴前代之失”①，严防宦官乱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规定宦官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御外臣冠服，官无过四品，外臣不得与之文移往来，并“尝镌铁牌置宫门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②。
但是，朱元璋的三令五申，并没有被后来的继承者所遵循。首先破例的是明成祖朱棣。他在同建文帝朱允妓争夺政权的斗争中，得力于建文帝南宫宦官所提供的军事情报，于是对宦官“多所委任”，以致“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可任用宦官掌领。③明宣宗朱瞻基时，其叔朱高煦企图夺取帝位。宣宗唯恐朝臣私通朱高煦，便依靠宦官作耳目，于是宦官更受重视。宣宗还诏令于富内设立“内书堂”，专门教授年幼的宦官读书，并形成“定制”。之后，宦官逐渐干预政事。到了英宗正统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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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明史》卷三百四《宦官传》。
宦官王振专权用事，破坏朝政，达到了严重的程度。
王振，山西蔚州（今河北蔚县）人①，永乐时入宫，宣德元年已崭露头角，成为太监。②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宣宗朱瞻基死去，年仅9岁的太子朱祁镇即皇位，是为英宗。同年九月，“以王振为司礼监”③太监。
明朝司礼监居宦官二十四衙门之首，掌领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统仪礼刑名，兼督东厂等皇宫各项重要事物。司礼监太监被称为“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的“宫奴”④。司礼监这种特殊的权力为王振擅权作恶提供了便利条件。加之，英宗幼年践阼，童騃骄纵，荒嬉无度，即位前就对王振“雅敬惮之”⑤，即位后仍称王振为“先生”，而不呼名，这就使朝政大权逐渐落入王振之手。
正统之初，朝政大权仍操纵在张太皇太后和内阁大学士杨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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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据《明史》卷三百四《王振传》。《明史纪事本末·王振用事》、《罪惟录·王振传》、《殊域周咨录·鞑靼》均载为“大同人”。按：蔚州属大同府，故也可称其为大同人。
②此据《明宣宗实录》卷十九，宣德元年七月己亥；《明英宗实录》卷一百三十七，正统十一年正月庚辰。《明史》卷三百四《王振传》载：“王振，蔚州人。少选入内书堂。侍英宗东富，为局郎。”“少选入内书堂抖是值得怀疑的。因内书堂设立于宣德元年七月，而这月的初八，王振已有了太监的头衔。参见王其榘《明代内阁制度史》，中华书局1989年1月版，第92～93页。《殊域周咨录》卷十七《鞑靼》载：“永乐末，诏许学官考满乏功绩者，审有子嗣，愿自净身，令入官（宫）中训女官辈。时有十余人，后独王振官至太监，世莫知其由教职也。”《罪惟录》列传二十九下《王振传》亦载：“王振，大同人，始由儒士为教官，九年无功，当谪戍。诏有子者许净身入内，振遂自宫以进，授宫人书，宫人呼王先生。一严从简等所讲的“许净身入内”也值得怀疑，史未载王振有后嗣，只载他的两个侄子王山、王林世袭锦衣卫同知、佥事。他如有子当更要封官加爵，王振恐怕不属于“诏有子者许净身入内”之列。
③《明通鉴》卷二十一，宣德十年九月。
④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置相》。
⑤《罪惟录》列传卷二十九下《王振传》。
奇、杨荣、杨溥手中，王振尚不敢过于放肆。正统七年(1442年)，太皇太后病死，杨荣在这之前已死去，杨士奇因子稷杀人被捕入狱而“坚卧不出”①，杨溥年老势孤，新入阁的马愉、曹鼐势轻，年已16的朱祁镇昏聩无能，王振遂作威作福，肆无忌惮。
王振滥施淫威，打击排挤异己。正直大臣稍忤于他，或下狱，或荷校，或谪戍，或杀害：侍讲刘球被支解，祭酒李时勉荷校于国子监门，御史李铎谪戍铁岭卫，驸马都尉石璟被下狱……此类事件，殆无虚岁。淫威之下，一时之间，大臣见王振无不拜揖，不敢抗争。一些小人则趋炎附势，争相献媚，以求超擢。朝政混乱不堪。王振培植私人势力，侄王林、王山至世袭锦衣卫指挥佥事、同知，私党马顺、郭敬、陈官、唐童肆行无忌。他还舍主要威胁瓦刺于不顾，滥施征伐。北方也先日益强大，役属沙洲、罕东、赤斤蒙古，侵犯哈密，攻破朵颜等三卫，胁迫朝鲜。边将屡书奏报瓦刺的威胁，他不予重视。不仅如此，每当瓦刺使者来京，他“以藻饰太平为名，赏赉金帛无算，凡所请乞亦无不予”②。瓦刺的使者由50人增至2000余人，用马换弓箭，私运出塞。巡抚罗亨信请求于居庸关进行检查，他不允许。而且王振的党羽大同镇守太监郭敬，每年选大量箭簇，送给瓦刺。与此相反，滇西麓川思任③，虽背叛朝廷，然地处一隅，本不构成威胁，且几次要求进贡降服，他却不允。动用十几万大军，三次征伐，“西南骚动”④。侍讲刘球提出“不穷兵于小敌，以伤生灵，惟防患于大寇，以安中国”⑤，要求加强北方防卫，触犯了王振，以致后来被杀。王振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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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九《王振用事》。
②‘明通鉴》卷二十四，正统十四年七月己丑。
③“思任一史多称“思任发”，据高岱《鸿猷录·麓川战役》载：“思论后裔部酋思任，遂拥众麓川叛，略取孟养地。刁宾玉奔永昌，死，无嗣。思任益横屠腾冲，据潞江，仍自称曰‘法’。‘法’，夷王号也。中国讹称为思任发云。”故此直称其名。
④《明史》卷三百四《王振传》。
⑤刘球：《谏伐麓川疏》，载《明经世文编》卷三十一。
搜刮民财，广置田园，穷极土木，造大宅，盖寺院。这一切使得政治黑暗，国力下降，边备削弱，社会矛盾激化，百姓起来造反，瓦剌寻隙内犯，最后导致土木堡之变。
二、边防削弱，军备渐弛
北部边防向为明廷所重视。明太祖朱元璋派大将徐达占领北京、元顺帝逃往上都之后，就开始着手北边防务，逐步建立了东起辽东，经大宁、开平、东胜较为平直的防线。①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对残元采取进攻的防御战略，5次亲征漠北，3扫虏庭，花费了不少人力和物力，边防是巩固的。但是，朱棣于永乐元年（1403年）错误地将大宁都司（治在今内蒙宁城境内）内迁，使大宁成为一座空城。
大宁，“居宣辽之肘腋，为燕蓟之屏翰”②，控扼着蒙古高原与松辽平原的通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大宁都司的设立，在形势上使宣府和辽左连成一气，互相策应，成为燕蓟外线屏障。大宁都司内迁，一方面使其南面的燕蓟失掉了大宁这一外线屏障而变成边防前哨；另一方面，使大宁西面的开平卫过于突出、孤立，难以自存，不得不后撤。同时，大宁的后撤，还使西部蒙古可以毫无障碍的向辽东扩展，使原居住于潢水（今沙拉木伦河）以北的朵颜等三卫逾河南下，在老哈河以南，长城以北地区自由进出，对京师构成一定的威胁。
由于大宁都司内迁，开平卫（治在今内蒙正蓝旗东北）也不得不南撤。开平卫本是元朝上都，与大都（北京）并称两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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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辽东的三万卫在今辽宁开原北，大宁在今内蒙的宁城境内，但其所辖的全宁卫在今内蒙翁牛特旗，开平在今内蒙正蓝旗东北，辖地也在这之北，东胜为今内蒙的托克托。这样辽东、大宁、开平大体在北纬420～430线上，然后斜西南到北纬410以南的东胜，防线是比较平直的。
②《读史方舆纪要》卷十八《直隶》九《大宁卫》。
辅车之势。它“北控沙漠，南屏燕蓟，山川雄固，回环千里”①，地理位置相当重要。朱棣曾说：“惟守开平、兴和、大宁、辽东、甘肃、宁夏则边境可永无事矣。”②但是他于永乐元年（1403年）放弃大宁，永乐二十年（1422年）阿鲁台袭陷兴和城（今河北张北），又将兴和守御千户所移入宣府（今河北宣化）城中，遂使开平孤悬绝塞，左右无援，不得不于宣德五年（1430年）迁卫于独石堡（在今河北赤城北）。开平内移丧失塞北土地300里，燕蓟又失去一屏翰，宣府成了第一线。与此同时，明廷虽然划出山西行都司所属的宣府、万全、怀安、保安、怀来、延庆等卫，设立万全都指挥使司，力图加强边防。但是大宁弃而不守，兴和丢而不夺，开平内移，防线后撒，不仅使北部防线由较为平直变得迂远弯曲，延长了防线，加大了防守的困难，而且防御纵深缩小，“关门浅露”③，敌可直接窥伺畿辅，京师的防卫比洪武时期削弱多了。
与边防卫所后撤的同时，军事制度也逐渐废弛，到了正统年间显得更加明显。首先表现在卫所中的军卒逃亡，兵额减少。卫所中的军卒逃亡，洪武年间已经开始。洪武三年（1370年），建国仅仅3年军卒逃亡竞达47900余人④，到正统三年（1438年），即建国后70年，逃亡军士已达120万有奇⑤，到正统十四年(1449年)，即建国80年后，逃亡军士1633664名⑧。全国军队逃亡人数日增，边防部队也不例外。“洪武时，宣府屯守官军殆十万。正统、景泰间，已不及额。”⑦卫所军卒逃亡的原因，一是待遇低下。他们月粮一石，难以养活妻小，加以军官克剥，生活无着，一有机会竞相逃亡。一是水土不服。南方的百姓充军北方，北方的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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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读史方舆纪要》卷十八《直隶》九《开平故卫》。
②《皇明九边考》卷四《宣府镇·经略考》。
④《明史》卷九十二《兵志》四《清理军伍》。
⑤《明英宗实录》卷四十六，正统三年九月丙戌。
⑥《水东日记》卷二十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19页。
⑦《明史》卷九十一《兵志》三《边防》。
多发南方，水土不服，不逃即死；原籍遥远，勾解亦难，因此军伍常不足额。
其次，是军屯的破坏。卫所的重要基础是军屯。军屯的破坏使卫所军卒的粮饷供应不足，是军卒逃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军屯的破坏，主要是由于官豪势要、巨室豪族以及镇守总兵官等对屯田的侵占。兵部尚书王骥曾经指出：“贵州二十卫所，屯田、池塘共九十五万七千六百余亩，所收子粒足给官军，而屯田之法久废，徒存虚名，良田为官豪所占，子粒所收，百不及一。贫穷军士无寸地可耕，妻子冻馁，人不聊生。”①侵占屯田之弊，早在永乐年间已经发生，正统年间，日趋严重。如，正统元年(1436年)，镇守太监王贵在陕西“占种官田一百余顷”②；总兵镇守官在甘肃凉州等处，“占种田地，侵夺水利，不纳税粮”③。正统十年(1445年)，辽东都司卫所官将膏腴土地“耕种收利入己”④；甘肃官豪势要、各管头目，“将膏腴屯田，侵夺私耕”⑤。军官不仅侵夺屯田，还私役军士为其耕种。镇守陕西的太监王贵就私役军余900多名，为其种田；宁夏总兵官史昭和左参将丁信“私役官军，动以干百计。广置庄田，各有二十余所”⑧。军屯的劳力被私役，军屯的田地被吞占，军屯制度自然受到严重破坏。由于明朝的管粮官不问屯田有无，军士是否被占役，只管追征屯军的余粮，克扣月粮。军士不堪剥削虐待，只有逃亡。
第三，太监监军误事。正统年间，不仅朝廷内有太监王振擅权，各地有镇守太监，如辽东镇守太监亦失哈，陕西镇守太监王贵等；军队出征有监军、监枪太监，如正统四年（1439年）遣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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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骥：《贵州军粮疏》，载《明经世文编》卷二十八；《明英宗实录》卷八十，正统六年六月壬午。
②《明英宗实录》卷十五，正统元年三月乙未。
③《明英宗实录》卷十六，正统元年四月乙巳。
④《明英宗实录》卷一百二十七，正统十年三月甲申。
⑤《明英宗实录》卷一百三十二，正统十年八月丙寅。
⑥《明英宗实录》卷一百三，正统八年四月辛丑。
监吴诚、曹吉祥监督诸军讨麓川，九年（1444年），太监僧保、曹吉祥、刘永诚同成国公朱勇等各率精兵万人征兀良哈，十三年（1448年），总兵陈懋讨邓茂七，曹吉祥、王瑾监督神机火器等。这些刑余之人，虽然不懂军事，但权力很大，“号令皆制于监军”①。在这些人控制下，将领即使有才干，也难以展布，军队作战往往因此而失利。
第四，军官腐败无能。卫所军卒逃亡，屯田破坏，无一不和军官腐败有关。都司卫所的军官惟知肥己，对士兵或占纳月钱，或私役买卖，或克扣月粮，或减其布絮，名目繁多，不一而足，致使士卒衣食无着，只有逃亡。而对逃亡的士兵，军官一则可以索取贿赂，一则可以吞噬月粮，不加过问。另一方面，明廷对军官
没有严格的训练，制度虚设。“外而卫所虽蒙设学，未见考试其成功；内而京师虽已训教，未蒙设立武学。盖学制之设未备，则教法之条不立，武举之科未启，则得人之效未著。”②加以承平日久，将领不想学也不愿学军事，多数人无驭军之才，无用兵之道，只不过充数而已，是以遇敌作战往往败北。
第五，士卒战斗力减弱。卫所军队不仅因士卒逃亡，兵额不足，而且因世袭，士兵终身服役，多老弱之辈。就是对这老弱青壮参差不齐的士卒，也没有严格的训练。洪武时期，虽规定了一系列训练制度，但已有日趋削弱之势。到正统年间，士兵或被军官占役，“或转贩货财以为商，或习学技艺以为工”③，训练制度更加废弛，致使“手不习攻伐击刺之法，足不习坐作进退之宜，目不识旗帜之色，耳不闻金鼓之节”④，情同乌合之众。这样的士兵如何能抵御蒙古精骑的冲击呢！
宣德以来，没有大的战争，社会基本是安定的。在这种形势下，卫所军制的固有弊端——世袭和军卒待遇低下——暴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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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朱鉴：《疆防达贼惩劝善恶疏》，载《明经世文编》卷三十五。
②朱鉴：《请开设京卫武学疏》，载《明经世文编》卷三十五。
③④刘定之：《建言边务十事疏》，载《明经世文编》卷四十八。
了，军官也日趋腐化，加上政治腐败，这些因素共同起作用，使得兵额减少，屯田破坏，卫所制度在衰落，军队失去了它应有的战斗力，以致在也先大举进犯时，一败再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