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土地兼并严重，社会矛盾激化
明初，由于元末的农民战争，在全国出现大量无主荒地。过去从土地上被排挤出来的贫苦农民有一部分又得到了土地，自耕农增加了，元末土地集中的趋势有了一定的缓和。这是明初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但随着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等朝近70年的社会相对安定和经济的恢复发展，土地兼并也逐渐加剧，由土地问题引起的社会矛盾也逐渐突出和尖锐。
兼并土地，首先是从一些特权大地主开始的。上自皇帝、贵族，下至文武官僚，他们凭借政治势力和既有的经济力量，大量兼并土地。洪熙（1425年）时，仁宗朱高炽就建立了仁寿宫庄，而后又建立了清宁、未央宫庄，将本属国家的土地据为皇帝私有。上行下效，诸王、贵戚、中官、势豪、地主也争相兼并土地。他们或公然侵夺民田，或指民田为荒地，向皇帝请乞，或依势接受捐献，或依经济实力进行吞并，无所不用。。到正统年间，土地兼并有日趋加剧之势。南京附近一些“权豪之人，不畏公法，侵凌军民，强夺田亩”①。经查，中官、外戚所占田竟达62350亩。②正统五年（1440年）户部调查，各地藩王的刍牧地，竟占百姓的庄宅田地3000余顷。⑧正统八年（1443年），“凤阳府地方，有等豪强官军多占田地，各立庄业，……有一家至千余亩者，不纳税粮，有司不能禁治”④。在江浙、福建、江西一般官僚地主豪绅占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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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英宗实录》卷二十三，正统元年十月戊寅。
②《明英宗实录》卷二十九，正统二年四月辛未。
③《明英宗实录》卷七十二，正统五年十月甲午。
④《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八，正统八年九月戊寅。
情况更突出一些。随着土地兼并，一些自耕农破产了，有的沦为佃户，“佃富人之田，岁输其租”①；有的成为流民，流落他乡。
自耕农失去土地一方面是由于从皇帝到豪强地主的强取豪夺，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封建剥削的日趋加重。自宣德年间(1426～1435年)开始，明朝统治者大核赋额，一些农民的垦荒田或永不起科田都征收赋税。这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不仅赋税增加了，而且由于一些官吏“稍有科差则放富差贫，征收税粮则横加科敛。或徇势要所嘱，督追私债甚于公赋”②，使普通农民负担着他们不应负担的赋税。明政府也曾多次蠲免田租，但是“所蠲特及富室，而小民输租如故”③。这一切，再加上天灾人祸，自耕农只好卖掉土地。与此同时，兼并了大量土地的贵族、豪强，采取“飞洒”、“诡寄”等多种手段，隐漏税粮，把税粮转嫁、摊派到农民身上，出现了“有地无立锥而籍田逾顷亩者，有田连阡陌而版籍无担石者”④的怪现象。
封建剥削的加重还表现在徭役方面。里甲、均徭、杂泛是明代的三大徭役。这三大徭役在中叶以后，随着政治的日趋腐败，给农民带来的负担更苦不堪言。如里甲之役，本由黄册编定，轮流应役。但到后来，豪强势家同官吏作弊，或隐瞒丁口脱免徭役，或将里甲挪前移后应役，或遗放大户勾取下户应役，更有擅改户籍，捏甲作乙，以有为无，以无为有的。其结果，贫户负担愈来愈重，大户负担愈来愈轻。贫户逃亡，一甲虽不及10户，役额仍由剩余户分担，迫使余户亦多逃亡。又如均徭，乃是按民户丁粮多寡派充的各种经常性杂役，分力差、银差等名目。但后来官无定例，吏胥为奸，有应编差役而故意遗漏的，有不应役而妄行增添的。银差的编派银两，力差的名数多寡，漫无标准。这样，官吏里胥，肆为侵渔，使贫民受祸深重。至于杂泛，本属临时编佥，既无定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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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明英宗实录》卷五，宣德十年五月乙未。
②《明英宗实录》卷一百二十七，正统十年三月辛丑。
④《明书》卷六十七《土田志》。
也无定额，完全以官府意旨为增减，给贫民带来的危害就更多。
农民由于失去了土地，忍受不了苛重的赋役盘剥，相率流亡。宣德年间，个别地区已出现了流民，到了正统年间，流民大量增加，逐渐成了社会上的严重问题。正统三年（1438年），原有2166户的山西繁峙县，逃亡的竟达一半。①南直隶池州府（治今安徽贵池）所属六县，洪武年间（1368～1398年）有户口270余里（每里百户），自宣德以来，只存1/3。②山西翼城县“逃民一千一百一十五户，遗下田地俱为荆棘”③。浙江金华府（治今浙江金华）7县，洪武间户口256000余，到正统六年（1441年），已耗2/5;台州府（治今浙江临海）4县，洪武间有户口188000余，到正统六年（1441年）只剩下1/3。④正统十年（1445年），陕西高陵、渭南、富平等县居民“俱闭门塞户，逃窜趁食”⑤。背并离乡的逃民，“往往车载幼小，男女牵扶，瞽疾老赢采野菜、煮榆皮而食，百十为群”⑥，其状非常凄惨。
这些逃亡的农民有的进了城镇，或当手工业者，或做出卖劳动的佣工；有的逃到深山老林，或自开矿，或“结聚耕种”，“自相管束”⑦，过着不输租赋，不应差徭的生活。
二、叶宗留领导的矿工起义
(参见附图13)
明政府从洪武年间开始就在浙江、福建等地开采银矿，到正统初年，停止开采。破了产的农民为了谋生，有的就逃入山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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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英宗实录》卷四十五，正统三年八月乙卯。
②《明英宗实录》卷四十六，正统三年九月癸未。
③《明英宗实录》卷四十六，正统三年九月癸卯。
④《明英宗实录》卷八十五，正统六年十一月甲午。
⑤《明英宗实录》卷一百二十七，正统十年三月辛丑。
⑥《明英宗实录》卷六十六，正统五年四月己丑。
⑦《明英宗实录》卷一百二十一，正统九年九月乙酉。
开采银矿为业。但统治者禁止私人开采，于正统三年（1438年）十二月下令，浙江、福建等处军民有违禁煎采银矿者，“将犯人处以极刑，家迁化外。如有不服追究者，即调军剿捕”①口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生活的矿工不得不起来自卫。正统九年(1444年)七月，处州（治今浙江丽水）数百人在福建福安之刘洋坑开矿就曾与前来逮捕他们的官军发生冲突。矿工们杀参议竺渊，伤都指挥佥事刘海。②九年闰七月，明廷决定恢复浙江、福建银场，以制止私人开采。十年(1445年)银场恢复。私自开采的矿工为了维护其开采的权力，“或投牒有司云：‘留宝丰场，听我采取，不然杀人’，或以竹揭纸票题云：‘浙江马大王领五百余人，定限某日大战”’③。他们的首领就是叶宗留。
叶宗留，浙江庆元人④，少年学过武艺，曾为处州府（治今浙江丽水）隶役。后来为生活所迫，进山采银矿。正统七年(1442年)曾在宝丰场（在今福建宁德县西北）开矿。官军追捕，他们就组织武装反抗。正统九年（1444年）和陈鉴胡一起在福建福安杀逮捕他们的参议竺渊。之后，明廷恢复开矿，他公然自称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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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英宗实录》卷四十九，正统三年十二月乙丑。
②此据《明英宗实录》卷一百一十八，正统九年七月己酉条。《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五，正统十四年十一月乙未条、《明史》卷十《英宗前纪》和卷一百七十二《张骥传》均认为杀竺渊的就是叶宗留和陈鉴胡。有的学者将此次事件作为叶宗留起义的开始，这里只把它作为一种自卫行动，不把它当作起义看待。
③《明英宗实录》卷一百三十六，正统十年十二月乙巳。《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八十二《江西历代法令》载：正统七年浙江处州贼王能、郑样四、苍大头、叶宗留等，聚众千余入山盗矿。十年，掠永丰，调南昌前卫、广铅二所官军及六县民壮与王能等战，官军被杀甚众。永丰知县采取招抚的办法，王能等听命，并诱斩了郑祥四、苍大头，只有叶宗留遁去。有的学者将这作为叶宗留起义的开始，本书亦不取。
④此据《鸿南录》卷十《平处州寇》、《明史》卷一百七十二《张骥传》、《罪惟录》列传卷三十一等。《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十载：叶宗留，宣平（在今浙江丽水西北）人。
向官府下战书，要与官军大战。有司欲对其他“盗矿”者采取安抚的政策，惟对叶宗留等“调福建官军擒捕”，并请求“量调处州官军策应”。①但英宗不同意调浙江官军，认为“采矿皆小民失业所为，今宥罪，令复业，理当退散”②，故没有激起叶宗留更强烈的反抗。正统十二年（1447年）二月，叶宗留领导的矿工们“盗掘”处州的少阳坑，所获甚微。九月，又到云和（今属浙江）遍掘诸坑，仍无所获，遂回到了家乡庆元。过数日，又往政和（在今福建松溪东南）掘少亭坑，所获“亦不给用”③，加之官军追捕甚急，叶宗留提出“与其取于山，劳而无获，孰若取于人，一举而有余也”④，遂率众起义。当即就有数百人响应。义军开始进攻政和及其附近村落，然后回到庆元，号召群众，队伍壮大到数千人。叶宗留招龙泉（今属浙江）良葛山人叶七为教师，演习兵器，训练队伍，以便作战。
起义军得到初步发展后，由福建的浦城进攻建阳（今属福建）、建宁（今福建建瓯），当地官员纷纷逃匿，广大群众踊跃参加。与此同时，叶宗留分兵占据车盘岭。车盘岭在江西铅山南60里，其东分水关是由赣入闽的重要通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正统十三年（1448年）二月，福建建昌人邓茂七率领农民在沙县举行起义，先后攻打上杭（今属福建）、汀州（今福建长汀）、杉关（在今福建光泽西）、光泽（今属福建）等地。叶宗留遂命其部下与邓茂七“阴通间谍”⑤。八月，明廷派左都督刘聚、右副都御史张楷率兵6000，进攻邓茂七起义军。张楷率军到广信（今江西上饶）为叶宗留的起义部队挡住去路，不敢前进。浙江、福建地方官员催促张楷进军，请求他便宜行事攻打叶宗留。指挥戴礼率兵500进攻义军，十一月在黄柏铺（在今江西铅山南）与义军交战，双方死伤相当。但此次作战叶宗留身着红色衣服指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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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明英宗实录》卷一百三十六，正统十年十二月乙巳。
③④高岱：《鸿猷录》卷十《平处州寇》。
⑤《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八十二引上饶知县李鸿《封禁考略》。
幸中流矢身亡。①义军退入山中，推举叶宗留之子叶希八为领袖，仍打着叶宗留的旗号，继续坚持斗争。义军进掠车盘岭，驻十三都（在今江西铅山东南），准备回浦城（今属福建）。官军都督陈荣率兵2000同戴礼合兵，再次进攻义军，结果大败。②陈荣、戴礼俱被义军杀死。⑧此战叶宗留义军有力地配合了邓茂七的作战。义军获取大量武器，乘胜于二月进攻浦城，烧其县治，然后进入浙江，过龙泉，入据云和山中。此时义军已有数万人，丽水的杨希和鲍村④的陶得二又各率数千人来归，起义的队伍更加壮大。在云和山中，义军决定了进一步的作战方略，即“由朱湖⑤尽掠府城，乃结寨驻鲍村，取货于义乌，掠人于松阳，官军虽众，不能越冯公岭而相迫矣”⑥。也就是说，义军决定以鲍村为根据地，占领处州府城，以义乌（今属浙江）的物力和松阳（在今浙江丽水西）的人力壮大自己，凭借冯公岭⑦的险隘，割据金华和处州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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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据《鸿猷录·平处州寇》。《明史·石璞传》、《明史·张骥传》、《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五，正统十四年十一月乙未等均载叶宗留为陈鉴胡所杀。
②此战的地理位置说法有四：《鸿猷录·平处州寇》为铅山的十三都；《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五《铅山县》为十二都（也在铅山县东南）；《明史纪事本末·平闽浙寇》为玉山十二都；《明史英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五、《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八十二《历代法令》均为铅山的祝公桥（在县西南十五里）。
③此据《鸿南录》卷十《平处州寇》。《明英宗实录》卷一百七十三，正统十三年十二月戊午、《明史·韩雍传》均载陈荣及指挥刘真俱死，没有戴礼。
④鲍村，《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四《宣平县》载：“鲍村寨，县北四十里。”当在今浙江武义县西南。
⑤朱湖，《纪录汇编》本《鸿猷录》作“米湖”。《明史纪事本末》、《读史方舆纪要》等均作“朱湖”。《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四《宣平县》载：“朱湖或曰云和县东村名也。”
⑥高岱：《鸿猷录》卷十《平处州寇》。
⑦冯公岭，据《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四《缙云县》载：“冯公岭，县西南三十里，一名木合岭，崎岖盘屈，长五十里，有桃花隘为绝险处，郡北之锁钥也。”
府的广大地区。
为了实现这一战略设想，义军首先进攻处州府城。处州“虽僻处一隅，而南邻闽粤，可树捣瑕之功，东迫永嘉，已具建瓴之势”①。义军占领处州，可南取福建，东下温州，大有发展余地。处州守臣惊慌失措，忙向省城告急。正统十四年（1449年）三月，省派都指挥沈鳞、参议耿定、佥事王晟率兵4000至处州。但是他们不敢出战，只是婴城自守。义军加紧攻城，他们再次向省城告急，明廷派总兵徐恭率兵2000驰至处州，同样不敢出战，又派人向在福建进攻邓茂七的张楷告急。这时邓茂七已经战死，朝廷令金濂攻茂七余部，命张楷回师处州，攻打叶希八部。张楷还没到处州，城内粮饷已经缺乏，守城将领一筹莫展，向对哭泣。五月，义军攻城愈急。总兵徐恭出城迎战，结果大败，都指挥沈鳞、参议耿定，佥事王晟均战死，徐恭只身逃入城内，再也不敢出战。②
与此同时，义军一部进入江西广信境，执杀永丰（今江西广丰）知县，进攻上饶。义军另一部陈鉴胡破松阳、龙泉，分攻青田、武义、义乌、东阳（今均属浙江），自号太平国王，建年号泰定。后投降官府，六月解至京师。
张楷率军至衢州（今浙江衢县）后，水陆并进，经兰溪（今属浙江）至金华（今属浙江）。令军中制造竹笆350面③，然后兼程前进到处州界；驻扎天铜山寺（在今浙江金华南，临南溪）。义军派人以求抚为名侦察张楷军的虚实，接着以万人向其发动进攻。张楷军当时营于平地，军中有善骑射的蒙古和回族士兵，列3阵迎战。义军攻中军，被蒙、回骑兵射杀300余人。明军又以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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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四《处州府》。
②此据《鸿猷录》卷十《平处州寇》。《明英宗实录》卷一百七十五，正统十四年二月乙亥（二十四日）条，记右参议耿定和佥事王晟以及台州等卫千百户杨清等战死，无沈鳞，且讲此战之后，义军才围府城。
③竹笆，类似盾牌，以竹制，外面糊纸，画猛兽图像，枪刺入笆隙内难以拔出。
军合击，义军又死200多人。义军持枪者多为竹笆所制而被擒获。
整个战斗义军死600余，被俘百余，受到重大挫折。
张楷初战获胜之后，采取招抚的办法。令军中义军的乡亲何受等持招抚的檄文入山反复进行劝降，答应给以优厚条件①，张楷并“以老母百口与誓”②。在敌人的招抚下，义军领袖之一陶得二首先出山见张楷。张楷大加优待，给以重赏。接着叶希八、杨希等十余人又接受招抚。张楷令他们复业为民。官军中的何志三等也招抚了一些义军。到六月，义军投降的已有9000余家，2万多人。数万人的义军没有被敌人的武力征服，却在敌人的招抚之下，焚烧山寨，下山为民。陶得二后来虽又起兵，但于景泰元年十一月被俘身亡，起义彻底失败。
叶宗留所领导的矿工起义，由于叶宗留的过早战死而失去了坚强的领导，后来虽队伍不断扩大，但参加者多为自发之农民，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在明廷以优厚条件的招抚下，先后放下武器。这是失败的重要原因。在军事上，义军始终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开始在闽赣边界，后又转移到云和山中。虽然欲建立金、处两府割据地区的设想是好的，但部署不够周密，既没有一举攻克，也没有控扼险要，断敌援军，致使自己顿兵于坚城之下，沮丧士气。而当张楷军到来之后，又以万人离开山区险地，去攻平地设阵的张楷，致使战败，士气受挫，纷纷接受招抚。这些说明，为生活所迫自发起来的矿工和农民，没有坚强的领导，政治上不成熟，军事上不谙韬略，在与统治者的较量中，还难以取胜。
统治者之所以能将这支起义军镇压下去，主要是采取剿抚两手，特别是招抚这软的一手的结果。就军事上来说，官军面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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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明英宗实录》卷一百七十六，正统十四年三月丁酉条载：“除首恶凶犯不赦外，其余胁从及为官吏豪民激变为盗者，各回原籍，悉宥前罪，其户下一切逋欠税粮课皆与蠲免，；仍复其徭役三年，公私债负不许逼抑征索……”
②高岱：《鸿猷录》卷十《平处州寇》。
有多少军事素养的矿工和农民，一败再败，损兵折将，则充分暴露了几十年前能征善战的官军，经过长久的和平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战斗力。
三、邓茂七起义
(参见附图14)
邓茂七，江西建昌（治今江西南城）人，原名邓云，幼时“勇悍自智”，及长“以豪侠为众所推”①，曾在家乡杀人，为逃避官府抓捕，至福建宁化陈政景家，改名茂七。他与陈政景“聚众为墟，集会常数百人，有司立茂七为会长，远近商贩至，皆依之”②。不久，为仇人控告，邓茂七被迫与弟茂八逃往沙县（今属福建），为人佃田。恰在这时，御史柳华为镇压“矿盗”，令各村建立隘门望楼一将百姓按什伍的编制组织起来，设立小甲、总甲，置备武器，有警互相声援。邓茂七与其弟茂八，均为总甲，有权纠治不服从者。这为他们对抗地主，举行起义准备了条件。
福建的佃农每年收获之后，要把田租送到地主家，而且还要给地主送鸡鸭等礼物，称作“冬牲”。邓茂七号召农民拒绝向地主“送租”，让地主自己收取，同时拒绝给地主送“冬牲”，得到了农民的拥护。地主控告，官府派巡检逮捕他，邓茂七就率众拒捕，“杀弓兵数人”③。官府派兵300余人前来追捕，茂七率群众把前来的官军“格杀殆尽”，知县和巡检也同时被杀。在这种形势下，邓茂七遂于正统十三年（1448年）二月④，“刑白马祭天，歃血誓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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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书》卷一百六十一《邓茂七传》。
②高岱：《湾猷录》卷九《平福建寇》。
③《明史》卷一百六十五《丁埴传》。
④邓茂七起义的时间说法不一，此据《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十二《延平府》。《明书》卷八《英宗本纪》、卷一百六十一《邓茂七传》，《罪惟录》帝纪卷六《英宗纪》等均记为十三年四月；《明史》卷十《英宗前纪》为十三年八月，但在卷一百六十五《丁瑄传》中载：“十三年四月，茂七围延平。”
遂举兵反”①。当时福建参政宋彰，因贿王振当上了布政使。他上任之后“侵渔贪恶”②，百姓苦不堪言，遂纷纷参加义军。邓茂七的队伍迅速扩大到1万余人。
壮大起来的队伍在邓茂七、陈政景率领下攻打上杭，然后回过头来打汀州。在这次战斗中，义军失利，陈政景等84人被俘，后遭杀害。③邓茂七率义军占据杉关。杉关在光泽县西，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人称：“闽之有仙霞、杉关，犹秦之有潼关、临晋，蜀之有剑阁、瞿塘也，一或失守，闽不可保矣。”④邓茂七占领要地杉关之后，迅速向东发展，攻光泽县（今属福建），然后顺西溪（今福建富屯溪）而下，攻占邵武（今属福建）。但义军并没有占据邵武，而弃邵武攻占顺昌（今属福建）。逃跑了的邵武官员返回，顺昌的官员也入保邵武。
在邓茂七义军迅速发展的影响下，尤溪（今属福建）炉主蒋福成率领炉丁、市民、农村贫民举行起义，旬日间，远近村落，皆响应，至万余人，占领了尤溪，与邓茂七相互声援。
义军迅速发展壮大，震撼了八闽。明廷于正统十三年(1448年)八月二十一日，派监察御史丁瑄往福建招捕义军，同时命左军都督府左都督刘聚、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张楷率军继其后，“相机征剿”⑤。义军准备攻沙县和延平府（治今福建南平市）。御史丁瑄派同知邓洪等率兵2000往沙县进剿义军，邓茂七遂与蒋福成合兵一起，击败官军，杀邓洪。这时丁瑄又玩弄招抚的阴谋，派人持笺到邓茂七的军中，诡称：“解散得免死”⑥。邓茂七拒之曰：“吾岂畏死求免者！吾取延平，据建宁，塞二关，传檄南下，八闽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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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十二《延平府》。
②《明史》卷一百六十五《丁瑄传》。
③此据《鸿猷录》、《明书》、《后鉴录》等。《明英宗实录》卷一百七十八，载此事为正统十四年五月甲申。
④《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五《福建》一《重险》。
⑤《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六十九，正统十三年八月甲戌。
⑥高岱：《鸿猷录》卷九《平福建寇》。
敢窥焉！”①邓茂七的战略意图是占据延平、建宁二府，控扼仙霞、杉关两关，然后挥军东下，割据全闽。他拒绝了丁瑄的招抚，杀掉了丁瑄派来之人，占据了沙县。邓茂七在沙县以南贡川、陈山一带建立了根据地，初步建立了政权机构，设置了尚书、御史、都督、指挥、千百户等官，自称“铲平王”。
初步建立了根据地和政权机构的义军，为实现其战略意图，开始进攻延平。当时刷卷御史张海正在延平，他派都指挥张某、刘某率兵4000出城阻击义军。城西双溪口②，道路险隘，起义军20余人埋伏在左右的村店中。等到前边的官军过溪将尽、都指挥和随从数十人赶到时，义军伏兵突起，用排栅堵塞道路，使前边过去的士兵不能返回，然后将二都指挥及数十名官兵全部歼灭。前边的官军发现返回时，义军已登上山顶，呐喊着冲下山来。官军失去将领，全军溃退。这一伏击战，体现了义军的机智善战。
义军进围延平，都指挥范真等出城迎战，被义军打败，范真与指挥彭玺俱死于交战之中。这时丁瑄已在延平。他一面请求增兵，一面婴城自守。刘聚、张楷等兵分两路向福建进发：一路由都督刘德新率领，从江西进兵，经建昌（今江西南城）到福建邵武会合；一路由张楷等率领。张楷到广信，为占据车盘岭的叶宗留义军所阻，不得进。分兵攻打叶宗留的戴礼、陈荣败亡，叶宗留也战死，义军转向浦城。这时刘德新军已至邵武，张楷遂趋建宁（今福建建瓯）。但官军失败的消息接二连三地传到朝廷，十一月初，朝廷感到“贼众军寡，未易扑灭”③，又命宁阳侯陈懋佩征夷将军印充总兵官，保定伯梁瑶充左副总兵，平江伯陈豫充右副总兵，都督佥事范雄充左参将，董兴充右参将，刑部尚书金濂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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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高岱：《鸿猷录》卷九《平福建寇》。
②双溪口，《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七《南平县》剑溪条载：“县西有双溪口。正统中官军自延平剿沙县贼，行二十里至双溪口，道隘，贼伏发，官军皆溃，贼遂犯延平。坤
③《明英宗实录》卷一百七十二，正统十三年十一月丙戌。
赞军务，太监曹吉祥、王瑾提督神机铳炮，率京军2万、江浙漕运军2.7万，前往福建，会合前调官军，征剿邓茂七。
邓茂七造吕公车等攻城器械，围攻延平，但久攻不下。派出一支部队进攻城北的太平驿（当时属建安县），虽杀敌200多，但自己也损失百余人。从邵武来的刘德新这时率官军已进抵建阳。义军将离城5里的桥梁拆除，进行防守。刘德新率兵与义军交战，义军1500余人战死，损失惨重，士气低落。张楷乘机招抚，黄琴等30余人投降官军。接着，黄琴等用阴谋手段擒获了结寨陈山的义军首领刘宗、罗海、郎七等。义军另一首领张由孙也到延平投降，并引诱罗汝先等见张楷，投降官府。罗汝先等无耻地向张楷表示“愿杀贼赎罪”①。张楷率兵至延平，攻击围城义军。义军损失千余人，遂撤围，但又移兵攻建宁，杀守臣张瑛等。②这时，陈懋、金濂率领的4万多大军已到，义军不得不退入山中。但十四年(1449年)二月，在叛徒张由孙、罗汝先引诱下又出兵攻延平，堕入了官军的圈套。延平城东南、南、西南三面临建溪（今建江）、樵川，西北、北、东北为山涧、山颠，易守难攻。刘德新事先在溪北设下伏兵，配置了火器。当义军渡浮桥攻城时，敌火器齐发，被击毙数百人，全军溃退。官军乘胜追杀，义军又被擒斩数十人，邓茂七中流矢身亡③，百余船只落入敌手。邓茂七之死，使义军一蹶不振。
在邓茂七攻打延平的同时，他还曾遣将陈敬德由德化（今属福建）攻永春（今属福建）。虽然失败，但余部在吴都总领导下分别进攻泉州诸县，并进攻泉州，在城南古陵坡杀知府熊尚初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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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高岱：《鸿猷录》卷九《平福建寇》。
②此据《鸿猷录》。《明史》卷二百八十九《张瑛传》载：邓茂七被流矢射中身亡后，义军在林拾得领导下，进攻建宁，张瑛败被俘身死。与此不同。
③邓茂七如何战死说法不一。此据《鸿猷录》卷九《平福建寇》。《明英宗实录》一百七十五，《明史》卷一百六十七《丁瑄传》等均载，邓茂七为“指挥刘福追及斩之”。
漳州，义军别部在杨福率领下，攻下了漳浦（今属福建）、南靖（在今福建南靖东北）长泰、龙岩（今均属福建），并围攻漳州城。在汀州府，陈政景同蓝得隆等攻打汀州，虽兵败被俘斩，但其余部进入广东海阳（今广东潮州市）等县。总之，邓茂七起义蔓延8府，破20余县。
茂七死后，义军一部推举茂七侄邓伯孙为领袖，退据后洋（在今福建漳平北），其余散走，各据山寨，相继被官军剿捕。而邓伯孙又中了敌人的离间计。原茂七部有一员勇敢善战的将领张留孙。茂七死后，他继续拥戴邓伯孙。官军千户龚遂为消灭邓伯孙部，写信给张留孙：“许其自新，令立功赎罪”①，似乎张留孙早已投降官军，并将此信故意落入邓伯孙手。邓伯孙果疑张留孙叛变，遂将其杀掉，这样，不仅使义军丧失一员善战的将领，而且使义军内部人人自畏，相继投降官军。邓伯孙势单力孤，于正统十四年（1449年）五月被官军俘获。由邓茂七领导的起义军拥众数万，历时一年有余，蔓延8府，破20余县，至此失败了。这之后，虽有零星小股义军继续斗争到景泰初年，但只不过是一点余波罢了。
义军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在战争指导上犯了一系列错误。
邓茂七据两府，扼二关，夺取全闽的战略设想是有一定的战略头脑的，但在实践中他并没有实现这个战略意图。首先，他没有扼二关。占据了杉关，旋即放弃，而对仙霞则从未占领。这使官军可以毫无阻碍地一批又一批地进入福建，力量不断增强。其次，他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占据有利地形杉关又放弃，夺邵
武、下顺昌又弃而不守，占领沙县后，虽初步建立了根据地，但一则沙县一带远没有杉关、邵武一带占据上游的地形有利，一则义军并没有巩固这块根据地，而是忽而打延平，忽而攻建宁，始终是东征西讨。第三，急于攻打设防坚固的城池。义军刚刚起事，统治阶级猝不及防，可以顺利拿下城池，如占邵武、顺昌。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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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鸿猷录)卷九《平福建寇》。
过一段之后，统治阶级有了准备，就不应再去攻打城池，如围延平那样。延平傍山依水，易守难攻，义军不认真分析情况，长围久攻，顿兵于坚城之下，师老兵疲，本身就使自己锐气大减，当敌援军到后，遂遭失败。第四，一味进攻，不知防守。当官军相继到达延平，进攻受挫，就应适时转入防御，凭借险要地形，相机歼灭进攻之敌。义军不知此着，在叛徒哄骗下，冒险出击，结果再遭失败，茂七阵亡。第五，兵力分散，四下出击。义军虽初步建立了根据地和政权，但多分散活动，打泉州、攻漳州，在汀州燃战火，四下开花，一年之内破20余县，结果不但哪个县也没有牢固地站稳脚跟，更重要的是影响了总战略目标的实现。总之，义军的战略目标基本是好的，但没有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切实措施；虽然也打了一些胜仗，但总的来说打的是胡涂仗。因此，这一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仅一年多一点时间，就被官府镇压下去了。
除了战争指导上的一系列错误之外，义军组织也不够严密坚强，不少动摇、投机分子混入其中。这些动摇分子如罗汝先等的叛变，给义军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是义军失败的重要原因。
官军虽然成功地运用剿抚兼施的两手策略，把农民起义镇压下去了，但在这个过程中也暴露了它的指挥无能和军队没有多少战斗力。起义爆发前，300名官军竟被邓茂七等农民消灭殆尽；起义之后，邵武、顺昌在农民军进攻下，官吏纷纷逃窜，毫无抵抗力；义军进攻延平，官军两次出击，两次失败，只能婴城自守；这一切说明地方部队已无能镇压义军。就是中央派去的军队也没有多少战斗力，张楷到广信为义军所阻不敢进军；派去攻打义军的陈荣、戴礼均被义军杀死；攻打义军久而无功，不得不再派陈懋等率4万多大军增援。这些说明过去号称训练有素的军队，现在的战斗力已大不如前。它之所以战胜农民军不仅仅是由于集结了大量的军队，还由于利用了农民军战争指导上的一些失误，特别是采取了招抚和离间等一系列政治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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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年间，明朝在军事上有三件大事：麓川之役、土木之变和农民起义，其中尤以土木之变事件重大，影响深远。
土木之变是明朝军事由强变弱的标志。
土木之变使明朝京营的庞大军事力量损失殆尽，明成祖建立的庞大战略机动部队几乎不复存在，从洪武朝开始的居重驭轻的军事体制受到削弱。
邓茂七、叶宗留农民起义，不仅反映出地方的卫所军队已不能维持地方的治安，也反映出中央军队的无能。
土木之变和邓、叶农民起义是明朝政治腐败、宦官专权在军事上结出的恶果，也是明朝统治者在和平的日子里，没有处理好边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的具体反映。它暴露出明初建立起来的一套军事制度，不仅由于承平日久而废弛，而且其自身也存在着弊端，已经到了难以维护统治的程度，不得不作某些改变。
这一时期统治者镇压农民起义主要是采取两手——军事镇压和政治招抚。政治招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军事无能。这是它所以把农民起义镇压下去的重要原因。
这期间的农民起义尽管开始时轰轰烈烈，迅猛发展，但起义的领导者不仅在政治上没有远大的抱负，在军事上也缺乏斗争经验，不谙韬略，每每失误，不能对付敌人的反革命两手，因而相继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