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见附图15)
一、“土木之变”后的形势
（一）瓦剌的形势
也先在“土木之役”击溃明京军主力．，俘获英宗，其欲报复的目的已经达到，遂采取挟持英宗，诈取更多财物，逐步撤回原地的策略。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十六日，也先挟持英宗至雷家站（今河北怀来西北新保安），英宗命与他同时被俘的锦衣校尉袁彬写信，由千户梁贵回京取九龙、莽龙、缎匹及珍珠6托，金200两，银400两，赐给也先。十七日，也先挟持英宗至宣府城（今河北宣化）南门，英宗下令守将开门出迎。总兵官杨洪托辞不见，命守城将士回答说：“所守者皆皇上城池，天暮，不敢开门。”①宣大巡抚罗亨信持剑坐城下，严令誓出城者斩”！②瓦剌军无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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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一，正统十四年八月甲子。
②《明史》卷一百七十二《罗亨信传》。
继续向西退去。八月二十一日至大同，英宗遣袁彬持牌进城，总兵官刘安和都督佥事郭登等先后出城见英宗。①也先弟伯颜帖木儿要求赏赉，英宗命郭登取银22000两及内官郭敬等的家财赏给也先等。当晚，郭登准备派兵劫营，抢回英宗，由于英宗的反对而未实现。二十三日，也先挟持英宗过猫儿庄（在今内蒙古丰镇东北）出塞。
退出塞外的也先，为了维系同明廷的关系，更为了了解明廷的情况，派遣使者来京。九月初三，使者纳哈出到了北京。初五，纳哈出回，明廷致信可汗脱脱不花和太师也先，表示愿意和好，并送给可汗和也先各黄金百两，白银200两及托珠、珍珠、纶丝、琵琶、筝等物。九月二十四日，也先使者纳哈出再次到京，二十九日离去，明廷同样送给也先各种礼物。因此也先对明廷的情况是清楚的。同时，明廷也不止一次地派使者到也先处。纳哈出第一次返回时，派都指挥岳谦随其出使也先处，另外还派指挥盛广、都指挥季铎先后出使。当也先得知明廷已另立朱祁钰为皇帝（明景帝、代宗），其所挟持的英宗再也不能发挥多大作用，就召集各部首领重新计议。这时，随英宗一起被俘的太监喜宁向也先报告了明朝的虚实，并献计说：“以送上皇为名，至边胁诸将开关，召总兵镇守官出，见则留之，可以得志。京师空虚，长驱而入，必将南迁，大都可有也。”②于是也先决定以送英宗为名，进攻北京。
（二）明朝的形势
当土木惨败的消息传到京师时，上下一片惊慌。“京师戒严，羸马疲卒不满十万，人心恂恂。"③群臣聚集于朝，议战守之策。翰林侍讲徐理（后改名有贞）主张南迁，说什么“天命已去，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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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据《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一，正统十四年八月戊辰条。《鸿猷录·己巳虏变》、《明史纪事本末·景帝登极守御》、《明通鉴》卷二十四均载，郭登未出见英宗，且其具体情节不同。
②《明通鉴》卷二十四，正统十四年十月戊申。
③《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一，正统十四年八月癸亥。
迁可以纾（解）难”①。礼部尚书胡濙说：“文皇定陵寝于此，示子孙以不拔之计”②，不同意南迁。兵部侍郎于谦强烈反对迁都。他义正词严地指出：“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③“为今之计，速召天下勤王兵以死守之。”④学士陈循认为于谦说得对，群臣也都赞成于谦的意见，但皇太后仍疑惧不决，经太监李永昌给她详细讲述了宋南迁的历史教训，这才下决心固守北京。
这时明廷所面临的形势十分严重。首先是政权机构不完善，没有皇帝，一批大臣也在“土木之变”中阵亡。其次，京营精锐尽失，京师防卫空虚。第三，也先近在咫尺，很可能攻打北京。为了固守北京，明廷迅速采取以下一些措施：
1、更立政府，稳定局势。九月十八日，皇太后命郎王朱祁钰监国（代理朝政）。二十日，立朱祁镇的庶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二十九日，皇太后批准文武百官的请求，命郎王朱祁钰即皇帝位。九月初六，朱祁钰登基，遥尊英宗为太上皇。这一措施使也先“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诡计失败，统一了朝政号令，有利于稳定政局。在此期间，明廷还于八月二十一日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其他各部官员缺额也陆续任命，使政府机构得以完善。于谦任职后慷慨陈词，提出一系列防御措施，后来逐步实现。
2、诛除宦党，平息众愤。造成土木堡惨败的罪魁祸首是王振，朝野上下无不对其切齿痛恨。八月二十三日，朱祁钰摄政朝会时，右都御史陈鉴合诸大臣上言，痛斥王振“陷君误国”、“怀奸狭诈”的罪恶，要求“将其九族诛夷”。朱祁钰说，大家说得都对，“朝廷自有处置”。诸大臣听罢，趋前跪下痛哭，说“若不速断，何以安慰人心”？⑤这时王振的私党、锦衣卫指挥马顺，喝斥百官，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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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史》卷一百七十一《徐有贞传》。
②④《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一，正统十四年八月癸亥。
③《明史》卷一百七十《于谦传》。
⑤《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庚午。
臣大怒。给事中王骇等愤起，当场将马顺击毙，并索王振的心腹宦官毛贵、王长，亦击死。陈三尸于东安门，军士犹争击不已。后又逮捕王振的侄子、锦衣卫指挥王山。于是众皆喧哗，朝班大乱。朱祁钰慌惧无主，欲退朝还宫。于谦上前扶住并劝说朱祁钰当众宣布，马顺等当死，百官无罪。这样才恢复了朝会的秩序。接着下令把王山磔于市，抄斩王振全家。不久，王振的党羽郭敬、彭德清等逃回北京，也被下狱处死。这一处置，打击了王振余党的气焰，平息了众怒，初步稳定了内部。
3、整军备战，充实京营。抵御也先内犯是当时迫在眉睫的大事。为此，首先在于谦的建议下，选拔一批将领，如杨洪、郭登、石亨、范广、罗亨信、罗通、朱谦等等，为重组京军准备了条件其次，调集军队，保卫北京。先后调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畿（南京）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入卫京师，并召宁阳侯陈懋率浙江兵来京。又命监察御史白圭等15人往京畿、山东、山西、河南等地募兵训练。第三，筹措武器装备。当时京师仅1/10的将士有盔甲，武器等也不足。为迅速做好战争准备，明廷一面命工部加紧赶制，一面将南京库存的军器2/3调入北京。①还派兵到土木堡收集明军丢弃的头盔9000余顶，甲5000余件，神枪（火枪）11000余杆，神铳（火铳）2万余支，神箭（火箭）44万枚，火炮800门。第四，储备粮食。将通州（今北京市通县）可供京师一年之用的数百万石仓米，运入北京，官军皆预支半年禄饷。
4、增戍关隘，控扼要点。大同、宣府是屏障京师西北面的两大重镇，是阻止瓦刺深入的要点。明廷晋封杨洪为昌平伯，仍镇宣府。杨洪英勇善战，熟谙边情。正统十二年（1447年），以诸将怯懦，命杨洪任总兵官，坐镇宣府，为瓦剌各部所畏，称为“杨王”。命郭登佩征西将军印，升为总兵官镇守大同，代替擅离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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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一，正统十四年八月乙亥。该条并载：“南京兵仗局启：本局见造军器一百二十六万。”
自加侯爵的广宁伯刘安①。郭登在大同“慷慨奋励，修城堞，缮兵械，拊循士卒，吊死问伤，亲为裹创傅药”②，并表示“吾誓与此城共存亡，不令诸君独死”③。居庸关和紫荆关是瓦刺军从西北、西南进攻北京的必经之路。人称居庸“两山夹峙，下有巨涧，悬崖峭壁，称为绝险”④，而认为紫荆关“城高池深，足称雄固；当居庸、倒马间，实为辅车之势”⑤。明廷升兵部郎中罗通、兵科给事中孙祥均为右副都御史，命罗通守居庸关，孙祥守紫荆关。罗通原来因罪被贬谪，于谦起用他为兵部员外郎，守居庸关。他到任后，相度形势，提出居庸大小36个隘口宜增守卫兵力的主张，升为郎中，后又升为右副都御史，负起守卫居庸关的重任。到九月末，守卫居庸关的兵力，已由9000人增加到19000人，守卫紫荆关的兵力，由7000人增加到12000人⑨。由于加强了大同、宣府、居庸关和紫荆关的防御，给保卫北京的准备工作，争取了时间。
5、修筑工事，增强城防。北京的城池，永乐时修建宫殿后，曾加以修筑，形成了城周45里，开9门（南为崇文、正阳、宣武，东为东直、朝阳，西为西直、阜成，北为德胜、安定），外有城壕的城防工事。到正统年间，城防工事有所加强。第一，加固城墙。北京的城墙，洪武年间开始，外侧用砖包砌，但内侧依然为土筑。正统十年（1445年），内侧也砌以砖，使城墙更加坚固。第二，修建城楼、城壕、桥和闸，并使之配套。从正统元年到四年(1436～1439年)，各城门都修建了正门楼和月城楼，各门外修建了牌楼、城四角修建角楼。另外，深浚了城壕，壕两岸均砌以砖石。同时把9门外旧有的木桥拆掉，改为石桥，两桥之间，各有水闸，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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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安本为大同总兵官。九月初五，他擅离职守，从大同来到北京，声称英宗让他来回报虏情，并且已升他为侯爵。文武大臣和六科十三道均弹劾他擅离信地，自加侯爵，于是将其下狱。
②③《明史》卷一百七十三《郭登传》。
④⑤《读史方舆纪要》卷十《直隶一·重险》。
⑥《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三，正统十四年九月丙午。
而加强了城防。第三，为了防御也先的进攻，令工部在城墙堞口设置门扉，在城东、西、南三面城墙上缚沙栏木。共设门扉11000余，沙栏木长5100余丈，进一步增强了北京城池的防御性能。
明廷在紧急情况下，在政治上稳定了局势，在军事上形成了远有大同、宣府，近有紫荆、居庸，城池防御性能良好的有层次的防御部署，形势较“土木之变”时大有改观。
二、也先的进攻和北京的城防部署
（一）也先的进攻
也先这次进攻，采取了兵分两路，南北夹击，长驱直入，进逼北京的方略。南路用兵3万，也先亲自率领，是进攻的主力，挟持太上皇，经紫荆关进攻北京①；北路用一部兵力攻居庸关、白羊口以配合。②
九月二十八日③，也先挟持英宗到大同北门。总兵官郭登身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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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也先率兵经紫荆关进攻北京，兵力为3万，其主要根据有二：一、《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八十四，正统十四年十月辛亥（初四）条：“岳谦与深言：‘此处达子三万，止有精壮者二万，又有二万从古北口入。M二、上书十月壬子（初五）条载：“宣府总兵官平伯杨洪奏报：‘本月四日，达贼三万人马过顺圣川洪州堡，欲侵犯京师。”据袁彬《北征事迹》和《明英宗实录》所记，也先挟持英宗于十月初三抵阳和，初四抵紫荆关北口。袁彬在记载英宗从北京回塞北时的路线，就是紫荆关——浑河——蔚州——顺圣川——阳和。因此，杨洪所奏报和岳谦所说的都是指也先这支部队，3万人，经紫荆关，攻北京。但岳谦所讲“又有二万从古北口入”，查《明英宗实录》和其他书籍未见有瓦剌从古北口入犯的记载。《明英宗实录》正统十四年十月己酉（初二）载：“镇守密云署都指挥佥事王通奏：‘达贼在密云地方出没不绝，必是欲来犯边。”这讲的是一般情况，且说“欲来犯边”，不能作为也先军从古北口攻北京的证据。
②攻居庸关和白羊口的兵力不详。
③此据袁彬《北征事迹》。《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八十四，正统十四年十月戊申（初一）条载：“是日虏众复奉上皇至大同东门。”
朝服，在月门里设交床（交椅）一把，请英宗下马进入，同时在城上埋伏士兵，待英宗入后，放下闸板。但英宗不肯下马，也先等发现，就挟持英宗出门去。也先又挟持英宗到东门，要求城中官员出见，知府霍碹从水窦出见英宗，并送上羊酒等物。也先没有攻城，郭登等也没有出击。十月初三，也先挟持英宗到阳和（今山西阳高），阳和守将送英宗以牛羊酒。双方仍未交战。初四，也先挟持英宗到达紫荆关北口，右副都御史孙祥派指挥刘深去见英宗。紫荆关是通往北京的咽喉要道。也先欲犯京师，必先取紫荆关。十月初五，也先军开始进攻明军。明军在孙祥的带领下，凭借崎岖山谷、城高池深，进行顽强抵抗。被俘太监喜宁引也先从间道入，内外夹攻，进入关城，都指挥韩青战死，右副都御史孙祥督兵与敌人巷战，最后被杀。初九，喜宁引也先军烧毁紫荆关，挟持英宗经易州、良乡、卢沟桥，于十一日进抵北京城郊。
与此同时，也先别部攻入白羊口（北京昌平西40里），守将吕铎逃跑，刚到任不久的通政使谢泽督兵扼山口。当时风沙弥漫，不辨人马，有人建议转移到其他山口避敌，谢泽不肯，坚决抵抗。士兵溃逃，敌人攻入，谢泽痛斥敌人被杀。①
（二）北京的防御部署
对于瓦剌也先以送英宗为名的进攻，明廷在九月二十三日，已有所闻，并采取了一系列应急措施：
1、识敌阴谋，加强戒备。九月二十四日，明廷指示镇守宣府的太监赵琮，一定要以“宗社为重”，瓦刺如果真心送驾回京，人马若止五七骑或十数骑，可听其自来；若大队人马护送“必非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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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史》卷一百六十七《谢泽传》。瓦刺军进攻白羊口的兵力及其部属不详。但瓦刺军确实攻入白羊口，《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五，正统十四年十一月辛卯载，兵科都给事中叶盛言：“以往事言之，独石、马营不弃，则乘舆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则虏骑何以薄都城。打又见《明经世文编》卷五十九。《实录》同卷丙午条亦载，谢泽守白羊口，军溃被杀。
情”，当“从长计议，或事袭击，或用固守，务出万全”①，并要求紫荆关、居庸关等守将，加强戒备，有备无患。
2、任命将领，加强指挥。命兵部尚书于谦提督各营军马，统一指挥。起用王通为中军都督府都督佥事②、任命礼部左侍郎杨善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同王通一起，提督守备京城，并以吏科给事中程信、户科给事中王姚协助之。赦免广宁伯刘安，令顾兴祖③、刘聚④恢复官职，以刘安为总兵官，祖、聚为副总兵杀敌。
3、派兵遣将，增援紫荆。也先军于十月初五攻打紫荆关，初六，明廷以都督孙镗充总兵官，高礼为副总兵，率精兵26000，支援紫荆关的防守，并以都督毛福寿、陶瑾率精兵1万，策应孙镗。但刚要出发，得知紫荆关失守，孙镗遂率军驻扎于北京近郊。
4、调集军队，急驰勤王。致书宗室诸王，要求他们以宗社为重，派将领，率精兵，星夜赴京勤王。命守备宣府总兵官杨洪率兵2万，辽东副总兵焦礼、施聚将兵3万，星夜入援京师。
5、列阵九门，严守京师。瓦刺也先军进逼京师，右都督石亨主张收兵入城，禁闭九门，坚壁疲敌。于谦认为，瓦刺势盛，“奈何示弱，使敌益轻我”⑤！他主张“凡兵皆出营郭外”⑥御敌，于是将主力22万依城列阵于九门之外：都督陶瑾列阵于安定门；广宁伯刘安列阵于东直门；武进伯朱瑛列阵于朝阳门；都督刘聚列阵于西直门；副总兵顾兴祖列阵于阜成门；都指挥李端列阵于正阳门；都督刘德新列阵于崇文门；都指挥汤节列阵于宣武门；于谦与石亨率副总兵范广、武兴列阵于德胜门，以当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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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三，正统十四年九月壬寅。
②王通，永乐十一年(1413年)为成山侯，宣德元年（1426年）为征夷将军，征安南，三年因弃安南入狱，正统四年（1439年）释为平民。
③顾兴祖，正统十四年八月随英宗亲征，土木之役后逃回，被捕入狱。
④刘聚，正统十四年为右都督讨邓茂七，因妄报乱平，于正统十四年十月壬子（初五被免职。
⑤《明史》卷一百七十《于谦传》。
⑥《国榷》卷二十七，正统十四年八月戊辰。
关闭九门，绝士卒返顾，以示背城一战的决心。还规定：“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①。于谦躬擐甲胄，率先士卒，激励三军。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依城为营，以战为守，分调援军，内外夹击的作战部署，准备与瓦刺军决战于北京城下。
三、粉碎也先的诱骗和进攻
十月十一日，都督高礼、毛福寿迎击瓦剌军于彰义门（今北京广安门西4里余）北，击退敌300余人的进攻，生擒1人。当日，瓦剌也先军列阵于西直门外。
十二日，也先挟持英宗至德胜门外土城，要求朝廷派大臣出迎。代宗朱祁钰怀疑其中有诈，遂临时升通政司左参议王复为右通政使、中书舍人赵荣为太常寺少卿，派他们出城朝见朱祁镇，并送去羊酒等物。也先认为王复、赵荣官小，将其遣回，要求兵部尚书、统领全军人马的于谦，右都督、节制九门防卫的石亨，吏部尚书王直，礼部尚书胡淡亲自出城迎接，并索求金帛数以万万计。显然这是诱骗和敲诈。但这时朝廷议论纷纷，是战是和景帝朱祁钰一时难以决断。礼部派人问于谦，于谦回答：“今日止知有军旋（旅），他非敢所闻。”②从而粉碎了也先的诱骗阴谋，上下决心抵御。
当日夜，所镇抚薛斌率官旗23人，潜劫贼营，射死贼1人，夺所掳人口1000余。
十三日，瓦刺军进攻德胜门。于谦令石亨在城外民房内设置伏兵，派少数骑兵佯败诱敌。也先以万骑紧迫不舍，明军神机营火器齐发，伏兵骤起。范广率军冲击，大败瓦刺军于城下。也先弟勃罗、平章卯那孩等中炮死，瓦刺军退。也先发觉明军主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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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史》卷一百七十《于谦传》。
②于冕：《先肃愍公行状》；《明通鉴》卷二十四，正统十四年十月己未。
德胜门，便集中力量转攻西直门。都督孙镗迎击，斩其先锋数人。瓦剌军稍后退，孙镗追击。瓦剌军增兵围攻孙镗。孙镗力战不支，欲退入城中，给事中程信守西城，严令不许开门，命城上守军发神炮，火箭助战，轰击瓦剌军。这时，高礼、毛福寿前来支援，礼中流矢；石亨又分兵从德胜门来援，瓦剌军乃退。
十四日，于谦派副总兵武兴、都督王敬等前往彰义门歼敌，并令都督毛福寿等于京城外西南街巷要路，堵塞路口，埋伏神铳、短枪，以待策应。王敬、武兴与敌战于彰义门外，武兴令明军前队以神铳轰击，后队列弓弩、短兵继之，把瓦剌军击退。这时，朱祁钰所派监军太监，率数百骑由明阵内驰马抢前，企图争功，使明军阵势陷入混乱，瓦刺军乘势反击，追至土城，副总兵武兴中箭死。在此危急之际，“居民升屋，号呼投砖石击寇，哗声动天”①，配合明军击敌，瓦刺军进攻受挫。佥都御史王骇、都督毛福寿等率领的援军也及时赶到，瓦刺军退去。
当日，瓦刺别部运板木、草束攻居庸关，也被明军用火器击退。
也先在进攻北京的过程中，到处遭到民众的自发袭击。攻紫荆关时，灵丘（今属山西）、蔚州（今河北蔚县）、广昌（今河北涞源）一带民众，聚山守寨，奋起抵抗，截击瓦剌军，救出被掳人口。北京周围州县的民众，也纷纷组织起来，对四出掠夺的瓦刺军予以打击。
也先对北京各门的进攻屡遭失败，又获悉明各路援军即将到达，深怕归路断绝，便于十五日夜，挟持朱祁镇由良乡向紫荆关方向撤退②。另一部向居庸关方向撤退，十六日，至居庸关。都指挥杨俊率官军800追击敌人，斩获6级，获马120匹，牛骡470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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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史》卷一百七十《于谦传》。
②此据袁彬《北征事迹》、《明英宗实录》和《国榷》正统十四年十月壬戌（十五日）条以及《明史·于谦传》、《明史·瓦刺传》。
只，追回男女500余口。①也先率军离去。
瓦剌军进入紫荆关后，四出掳掠，同时散居京畿原归服的蒙古人也乘机抢劫。也先退出后，余下的瓦刺军仍在易州以西下营抢劫。明廷于二十四日以杨洪为总兵官，范广为左副总兵，孙镗为右副总兵，陶瑾、张义、陈友、刘聚为参将，率兵5万，分为2军，一前一后，声势相接，进行追剿。二十五日，杨洪在霸州（今河北霸县）境破残虏，生擒引路的家达子5人②，夺回被掳人口万余，马牛无数。孙镗、范广也有斩获，直至把敌逐出紫荆关。
此次瓦刺军的进攻，可汗脱脱不花兵在后，还未入关，闻也先败，退兵。二十日，他单独遣使兀灵哈来朝。明廷为分化离间他与也先的关系，宴请使者，并赐予彩币等物。
四、经验教训
北京保卫战以也先败退，脱脱不花来朝和肃清残敌而宣告结束。
（一）经验
北京保卫战是一次胜利的城市守卫战，究其胜利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决策正确，上下同心抗敌。“土木之役”后，以于谦为首的抗敌派战胜迁都派，说服了皇太后，坚定了保卫北京的决心。拥立郕王为帝，任命了各部大臣，建立了政府领导，特别是任命了以忧国忘家、志存宗社、有胆有识的于谦为兵部尚书，有了一个坚强的抗敌核心；惩办了王振余党，人心大快，抗敌之心振奋；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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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八十四，正统十四年十月癸亥。《国榷》卷二十八，正统十四年十月癸亥亦载，只是加“时也先五万攻居庸关”，并讲罗通“以水浇城”进行防御的具体情节。
②此据《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八十四，正统十四年十月壬申。《明史·杨洪传》载：“获阿归等四十八人。”
剌军烧杀劫掠，民心要求抗敌。这些是取得这次保卫战胜利的极其重要的政治因素。
2、筹措军兵粮饷，战争准备充分。“土木之役”后，在于谦的主持下，迅速地进行了战争准备：任命了一批得力的将领，京军由10万疲弱之卒，迅速增至22万，超过瓦剌军数倍；调拨、收集、制造武器装备，迅速武装起来；搬运粮草进京，准备持久御敌，焚毁北京周围不能运进的粮草，不予资敌。这些为取得保卫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3、梯次部署兵力，有效御敌进攻。远则大同、宣府重镇，近则居庸、紫荆关隘，最后京郊、城垣，形成有层次、有纵深的防御部署。尽管大同、宣府没有发挥多大作用，但紫荆关的防御战，为保卫北京赢得了宝贵的5天时间。
4、以战为守，发挥火器威力。城市防御战有以攻为守，婴城自守，攻守结合几种打法。北京保卫战创造了背城决战，以战为守的成功战法。在兵力超过敌人数倍，作战准备充分，士气振作的情况下，于谦决定兵出九门，战于城郊是正确的。作战中相互配合，敌攻一路，他路支援；敌攻城外，城上配合；夜袭敌军，主动出击等战术运用也是成功的。巧妙地运用火器，先以伏兵诱敌，待敌迫近突然以火铳、火炮、飞枪、火箭齐射，或用大将军（巨型重炮）轰击；敌乱，步、骑发起猛烈反击。火器同步、骑、弩兵密切配合，充分地发挥了自己之优长，减杀了瓦剌骑兵的优势。这些使明军迅速地变被动为主动，仅5天就击退强敌。
（二）教训
但是，北京保卫战也确实暴露了明军的不少弱点。北京保卫战就保卫北京来讲是成功的，但就同瓦剌军作战来讲，并没有取得重大胜利，既没有使瓦刺军受到重大损失，也没有夺回英宗，阻止瓦刺的进出。正如当时人指出的，“未有若今日，也先乘胜入寇，直抵京城，奉上皇以来，而天下之大，数十万之众，既不能奋武以破敌，又不能约和以迎驾，听其自来，又听其自去者也。”①其在战争指导上，主要有以下失误：
1、婴城自保，不主动出击。大同、宣府为北京的外大门，守城将领郭登、杨洪素称骁勇善战，但当也先挟持英宗进攻时，他们只知婴城自守，通报消息，既未率军出城击敌，也未袭敌之后，任敌自由出入己境。如果他们能主动出击，或者当敌人过境之时，尾随敌后，进行袭扰，至少可以迟滞敌人，使其不能长驱直入。甚至在其攻打紫荆关时，腹背受敌，难以奏效，把敌堵截于紫荆关之外。
2、赴援迟缓，痛失羌隘。也先十月初五，攻打紫荆关，明军六日决定支援。但直到紫荆关失守的消息传到京城，援军尚未出发，暴露了明军将领不谙兵贵神速，明军准备不周。如果赴援迅速，也先以3万兵力要想攻下38000，(原有12000，后孙镗援兵26000)明军依险而守，后有1万精兵策应的关隘，当是困难的。
3、追堵不力，任其来去。瓦刺进攻北京的兵力，最多不超过5万，但在十五日夜撤退后，明守城的22万大军无一卒追击，居庸关、紫荆关的守军，也没有有效的堵截，“听其自来，又听其自去”，这是战争指导上的一个重大失误。如果严守两关，形成关门打狗之势，20几万大军，对付也先几万人，即使不能将其彻底消灭，至少可以给他以重大打击。
综上所述，可见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实属有限，它说明了明军已失去了20多年前五征漠北时的雄风。
瓦剌也先军的失利，从作战指导上来看，主要是孤军轻敌冒进。也先置宣府、大同等要点于不顾，长驱深入千余里，直驱北京，结果前有坚城、重兵，后有重镇、险关，外有四方云集的勤王军，自己兵力不足，与脱脱不花、阿刺不能互相配合，援军不济，在战略上处于孤军被夹击的态势；攻城非骑兵所长，要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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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八十四，正统十四年十月乙亥，“翰林院侍讲刘定之言”。
设防坚固的城池，实属困难。也先军虽然失利，但从实战中也可看出瓦剌军的某些优长：在攻城失利之后，迅速撤退，反映出也先有较强的应变能力；以送上皇为名，避免了过早地同明军交战，顺利通过重镇，直趋北京，虽然有些冒险，但如明京城不坚决抵抗，就能顺利达到目的；朝发阳和，夕抵紫荆，从紫荆到良乡也只一天，这种快速机动也是明军难与之匹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