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团营的创立
建立团营是在和议不可恃的形势下提出的。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瓦刺也先放还英宗，明朝与瓦刺的关系有所缓和，但是明廷鉴于“胡寇谲诈”①，暂时的和平是靠不住的，尤其是于谦等意识到，土木之役和北京保卫战不仅暴露了明朝北部边防力量十分虚弱，也暴露京营的战斗力很差。如不加强边防，提高京营的战斗力，京师的安全则无确实的保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于谦提出了建立团营。
团营又是针对京师三大营体制的弊端而创立的。京师三大营尽管有其优点，但是，从实战要求来看，到正统末年其弊病也很突出。一是练兵之官和统兵之将分离。战时统兵的将领平时不负责练兵，临期调拨，兵将不相识，将领不知士兵的强弱，士兵不熟悉将领的号令，猝遇敌军，指挥不灵，往往败北。二是老幼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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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英宗实录》卷二百十一，景泰二年十二月丙戌。
伍，强弱混杂，既不利于操练，更不利于作战。三是三大营虽然各有总兵，但规矩不同，不相统一，每遇调遣，号令不同，极不便于统一指挥。这些弊端是明军土木之役惨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北京保卫战，也使于谦感到调遣指挥上的困难。因此，必须加以改革。
于谦对京师三大营的弊病早有觉察，并于正统十四年(1449年)十二月，按强弱将京营军士分成3等，选强兵10万余立营训练。当时虽然是为了应急，但迈出了改革的第一步。景泰二年（1451年）四月，进一步实行改革。以石亨为总兵官，都督孙镗为左副总兵，范广为右副总兵，过兴为左参将，张义为右参将，由三大营中选精兵6万，分作3营团操。团营有了雏形。景泰二年（1451年）十二月，于谦又上《建置五团营疏》①，将3营扩展为5营，仍每营2万，共10万人。基本确立了团营的编制。第二年十二月，又将团营的军士增加到15万人（其中从五军营选8万，神机营选5万，三千营选2万），分10营操练，每营15000人。②团营的制度完全确立。没有选入团营的军士，仍归三大营本营，称作“老家”。
二、团营的编制及其优越性
15万精锐，分编10营。每1团营15000人，置都督1人，称“坐营都督”。每营坐营都督下，置都指挥3人，每1都指挥统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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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钱塘丁氏重刊明杭州府本《少保于公奏议》卷二题此疏的时间为“景泰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据《明英宗实录》卷二百十一，该疏应为景泰二年十二月丙戌（二十二日）。
②此据《明英宗实录》卷二百二十四，景泰三年十二月癸巳、于谦《建置五团营疏》（载《明经世文编》卷三十三、《少保于公奏议》卷二）及《明史》卷一百七十《于谦传》。《明会典》卷一百三十四《营操·旧团营制》载：“分立十营团操，……每营官军一万员名。”《明史》卷八十九《兵一·京营》：“于诸营选胜兵十万，分十营团练。”
军士5000人。每1都指挥下，置把总5人，每把总统领军士1000人。全营共把总15员。每1把总下，置指挥2员，每1指挥统领军士500人。全营共指挥30员。每1指挥下，设置领队官5人，各领军士100人。①每1领队官，统率管队2人，每1管队统领军士50人。十团营设1总兵官，明廷命石亨充任，受兵部尚书于谦节制。明廷又派太监曹吉祥、刘永诚监军。
团营的编制可列简表如下：
兵部尚书（或都御史） 监军内臣2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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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兵官（1员） 总领十团营受兵部尚书或都御史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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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督（10员） 每营都督统兵15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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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指挥（30员） 每都指挥统兵5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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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总（150员） 每把总统兵1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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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300员） 每指挥统兵5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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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队官（1500员） 每领队官统兵1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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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队（3000员） 每管队统兵50人
团营是对明朝兵制一次重大改革。《明史·兵志》讲：“于谦创立团营，简精锐，一号令，兵将相习，其法颇善”；“京军之制一变”。团营与京军三大营相比，确有诸多的优越性：
一是“简精锐”。正统时的京营由两部分军队组成：一是在京的卫所；一是河南、山东、大宁都司、中都留守司等调至的备操军（班军）。京营的卫所，洪武时为48卫，永乐时增至72卫，到正统末景泰初增至76卫。以每卫5600计算，当有42万余人。班军，据《明会典》载为宣德元年调入京师，共16万人。但土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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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据《明英宗实录》卷二百十一，景泰二年十二月丙戌条及于谦《建置五团营疏》（载《明经世文编》卷三十三，《少保于公奏议》卷二）。《明英宗实录》卷二百二十四，景泰三年十二月癸未条及《建置五团营疏》后部分，未列“领队官”。
役时，号称50万大军覆没，京师只剩下疲卒羸马10万。为保卫北京，又调两京、河南备操军和山东、南畿备倭军以及运粮军等，使京师兵达22万。到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京师兵力达34万余人。①但除招募的民壮外，这些军队绝大多数为卫所军。世袭卫所军的弱点是老幼同伍，强弱混杂。于谦把京军按强弱不同分成3等，选其精壮者组成团营，这就打破了卫所军的编制，克服了卫所军的弱点。《孙子》说：“兵无选锋日北。”团营实际是“选锋”营。这种选锋于平时，再加以严格的训练，是能够造就精锐之师的。
二是“一号令”。原来的京师三大营是互不统属，各有自己的使命和作用的3支部队，并非是一个完整的作战单位。它们平时训练各有总兵官，各有自己的编制，并各有自己的号令，“规矩不同”。战时，将领临时任命，军卒临时调遣，“非惟军将俱不相识，抑恐号令不一，误事不小”②。团营编制统一，“体统相维”，总统于兵部尚书（或都御史）、总兵之下，分统于各营都督之下，合则全营可以整体作战，分则每个团营可以独立作战。这样，就改变了三大营那种训练同作战相脱节的状况，平时训练号令一致，战时调遣指挥灵活方便。正如于谦所言：“万一贼寇侵犯，贼多则各营俱动，贼少或分调一二营，或调一万或三五千，随机应敌”③。
三是“兵将相习”。京师三大营平时训练由各营负责，战时则分别调遣，临时命将，管带兵打仗的不管训练，管训练的又不管带兵打仗。结果“军将俱不相识”，致使临阵，兵不识将意，将不知兵情，指挥不灵。团营的各级军官平日业已选定，平时训练在一起，战时作战在一起。这样，“使管军者知军士之强弱，为兵者知将领之号令，体统相继，彼此相识，不致临期错乱，难于调遣”④。由于兵将相习，“同辈之人易以相机，管事之人易以使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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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少保于公奏议》卷七，景泰元年八月二十一日《兵部为军务事疏》。
②③④于谦：《建置五团营疏》，载《明经世文编》卷三十三、《少保于公奏议》卷二。
如手足之捍头目，子弟之卫父兄”①，全军上下，团结一致，极大地增强了战斗力。
总之，于谦对京营的改革②，着重于两个方面：一是改变了卫所军的强弱混杂；一是破除了练兵之官和领兵之将的分离。这是对明朝兵制的重大改革，尽管在某些方面，依然有卫所制的痕迹，如5000人设都指挥，1000人设把总，百人设领队官，50人设管队等，但在体制上为改变明兵制的弱点，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三、团营的训练
于谦在建立团营的同时也加强了训练，并进行了一些改革，主要有三：
第一，按新的“出战分合之势”③进行训练。过去对蒙古骑兵作战“首以铳摧其锋，继以骑冲其坚”④。于谦认为，这种先发火器，次以骑兵冲击的战法，不利于对瓦刺军作战。因为瓦剌军擅长的是弓马冲突，并且知道我火器每发一次后需要再装，要间隔一段时间。它就利用这段间隔驰突来攻，结果往往奏效。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的态势，于谦提出“出战分合之势”，即列好阵势，外用鹿角遮护，敌若进攻紧急，我则坚阵不动，先以弓弩对敌，不发火器而代之以放爆竹之类诳敌。当敌以为我火器已放过，毫无畏避地驰马来攻时，我则火炮、火铳、飞枪、火箭、弓矢齐发；若敌势众，再另加重火器大将军击之。等敌阵势紊乱，我则分调精锐马军用长枪、大刀、劲弩砍射敌人，以步卒用团牌、腰刀一齐冲入敌阵，或射杀人马，或砍其马足。将领身先战阵，激励士卒，惩治退缩者。这种战法虽然对以铳摧其锋，以骑冲其坚的战法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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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于谦：《建置五团营疏》，载《明经世文编》卷三十三、《少保于公奏议》卷二。
②当时不仅在京营，在边镇如宣府也进行了类似的改革。
④《明太宗实录》卷二百六十二，永乐二十一年八月丙寅。
有根本的改变，但它根据敌情的变化，采取了先诈敌后发火器的战法，则使火器能充分发挥其威力。于谦就是按这种“出战分合之势”来训练团营的。
第二，重视阵法训练。永乐时，京师三大营的训练，主要是承袭了洪武时五军营的训练内容，重于技术，即“戒弓马，习技击”①。之后，在洪熙（1425年）、宣德（1426-1435年）之时，由于“海宇升平，兵革不试，将媮士窳”②，营政废弛，训练甚差，以致土木之役，“京营之兵几不能受甲”③，当然更谈不上对阵法的训练了。于谦重视阵法，正统十四年（1449年）十月，就曾与通晓阵法的御史任宁讨论阵法问题。④创立团营后，规定团营的训练，“每日除演习弓马、武艺之外，仍令马步官军兼习阵法及交锋冲突，安营走阵，以为战斗之势”⑤。当时给事中邓林进《轩辕图》，即古八阵法。于谦即以此教练团营军士⑥，务使军士耳目惯熟，步骤轻捷，能知进退作坐之法，以免临敌畏惧失措。训练团营，既重视技艺，又重视阵法，这就有利于提高军队整体的战斗力。
第三，检查训练效果，做到信赏必罚。于谦认为，要使部队在战场上能冲锋陷阵，不致退缩，平时训练必须严格，做到信赏必罚。为了检查兵将是否相识，于谦下教场，常常出其不意地抽调一队或三五队进行“点阅”。首先令把总、管队等官各自带领本队军士出来，然后随意从队中找出几个军士，让管队识认，指出这些军士的姓名、年龄及原来所在卫所。如认不出或辨不清，则量情责罚。对弓箭、牌刀、长枪等项武艺的精熟程度也有严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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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叶向高：《京营兵制考》，载《明经世文编》卷四百六十一。
④《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八十四，正统十四年十月戊申。但于谦本人并没有阵法的著作。题为于谦撰的《经武要略》四卷，实为清人之伪托。该书乃摘自万历年间王鸣鹤所辑的《登坛必究》。而《登坛必究》这部分内容又出自赵本学的《续武经总要》。
⑤于谦：《建置五团营疏》，载《明经世文编》卷三十三、《少保于公奏议》卷二。
⑥《明史》卷九十二《兵四·训练》。
要求。于谦规定，凡武艺精熟者均量予奖励，生疏者则一体惩治。
于谦根据明军状况、主要作战对象的特点以及几次实战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军事改革，其主要内容是改革京营的体制编制和训练，旨在重新编练一支中央精锐部队。这一改革是成功的，它加强了京师的军事力量，对巩固北部边防也有积极意义，迈出了明代军事改革的第一步。但是，随着夺门之变，英宗复辟，于谦被杀，其所进行的军事改革也化为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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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之役后，明京师的防卫力量甚为薄弱，统治中心受到严重威胁。在这种形势下，以于谦为首的文武大臣，采取了种种整顿军备的措施，迅速加强了京师的防卫，赢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创造了背城决战，以攻为守的成功战例。
战后，明廷吸取了土木之役和北京保卫战的经验教训，完善了重镇、关隘、京畿、京师有层次、有纵深、互相策应的北京防御体系，又取得了迫使瓦刺也先送还英宗的胜利。
在边防形势有所缓和的情况下，于谦并没有放松警惕，他改革兵制，创立团营，加强军事训练，进一步增强了京师防御力量，迈出了改革明朝军事制度的第一步。
土木之役后至景泰年间，以加强京师防御为重点的各种措旋和改革，使得从正统开始不断下降的明朝军事力量有所转机。这一转机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明帝国以北方为中心的统治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