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土地高度集中，流民问题严重
早在英宗正统时，大地主阶级就凭借他们的政治势力和经济实力，大量兼并土地，造成了土地高度集中的现象。到了天顺以后，土地兼并之风愈演愈烈，特别是到了正德年间，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上自皇帝下至地方豪强无不竞相掠夺土地。
广建“皇庄”是皇帝和宗室夺占民田的重要手段。“皇庄”起源于洪熙（1425年），定名于成化元年（1465年）。弘治二年(1489年)，京畿以内的皇庄有5处，占地面积达12800余顷。①到了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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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孝宗实录》卷二十八，弘治二年七月己卯。
治十八年（1505年）十月，武宗即位的第一个月内，就建立了皇庄7处。之后，几乎每年都建立皇庄多处，据正德九年(1514年)的统计，畿内皇庄所占地竟达37595顷46亩。①不久，皇庄又增加到300多处②，所占地难以统计。每个皇庄建立后，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不断扩大其占田的数额。例如，天顺八年(1464年)，明皇室抄没了太监曹吉祥的庄田，改为宫中庄田。曹吉祥的庄田原额为10顷30亩，后侵占军民田24顷80亩，成为35顷，改为皇庄后，又侵占民田40顷，到了正德年间，便扩张到75顷，较原额增加了6倍以上。
皇亲、国戚、宦官们兼并土地也很猖獗。他们凭借政治特权，往往以“空地”、“闲地”、“退滩地”、“荒地”种种名目，向皇帝“奏讨”、“乞请”赐田。这种夺占民田的形式正统时就已有之，但天顺之后更甚。明宪宗在他做皇帝的头十年中（1465～1475年）赐田10余起，每起少者数万亩，多的达到数十万亩。成化十年(1474年)，隆庆长公主奏求滦州（今河北滦县）、玉田（今属河北）、丰润（今属河北）的所谓“闲田”4000余顷，其中2000余顷是农民和屯军耕种的土地。③弘治时，外戚寿宁侯张延龄共侵占土地达16700余顷。④更有甚者，宦官汪直在宪宗时竟占“荒地”达2万余顷。弘治二年，畿内勋戚、太监等庄田就有332处，占地33100余顷⑤，到正德十六年（1521年），畿内顺天各府贵族庄田竟达到20919顷28亩⑥。
除了皇、官庄的兼并外，各地地主兼并土地也很激烈。例如正德时，大学士梁储的儿子梁次摅，在广东老家与富人杨端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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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夏言：《勘报皇庄疏》，载《明经世文编》卷二百二。
②《明史》卷三百四《刘瑾传》。
③《明宪宗实录》卷一百三十一，成化十年七月癸亥。
④《明孝宗实录》卷二百十，弘治十七年四月甲寅。
⑤《明孝宗实录》卷二十八，弘治二年七月已卯。
⑥《续文献通考》卷六《田赋》。
田，杨端杀死田主，梁次摅又仗势杀死杨家200余人。①在北方，成化时大同、宣府等地的肥沃土地，有数十万顷被豪强霸占。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豪强地主还用接受“投献”的办法来扩充土地。所谓“投献”一种是为了逃避赋役，取得大户的包荫，把自己的土地投献给豪强大户，自身充作管庄人；另一种则是把他人的土地强行投献给贵族豪强，自己充当管家。无论哪种方式，结果都是民田渐渐集中到少数人手中。
由于土地兼并剧烈，土地高度集中，许多农民失去土地，相率流亡，而赋税的征收，又加剧了农民的流亡。赋税，除了原来已有的相当沉重之外，这时又增加了一个所谓“赔纳”的负担。即某一地方的农民逃亡，他们原来负担的赋役就转嫁到还未流亡的农民身上。农民流亡越多。尚未流亡者的负担也就越重。负担越重，农民流亡越多，这种恶性循环，使流民问题越来越严重。天顺以后，流民几乎遍及全国。发生流民的地区包括南北直隶及十布政司，其中最严重的是北直隶、山西、河南、山东、南直隶、湖广、浙江、福建、云南等地区。成化时，仅北直隶顺天府流民就达263000多户，72万多口。成化四年（1468年），聚集在荆襄地区的流民已达二三十万人②，七年，上升到40多万人③。
二、宦官专权加剧，朝政更加混乱
宦官专权和肆虐，是明朝极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产物，同时又是明代地主阶级自身溃乱的一个重要表现。在英宗正统时，宦官专政，王振用事，是导致土木之役、英宗北狩的重要原因。英宗复辟后，至武宗的几代皇帝，除孝宗略好一些，其他均昏聩无能，长期不问政事，由是宦官越加势大权重，其害亦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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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史》卷一百九十《梁储传》。
②《明宪宗实录》卷五十，成化四年正月甲申。
③《明宪宗实录》卷八十九，成化七年三月壬辰。
宦官利用厂卫专权，是明代的一大特点。永乐十八年(1420年)，明成祖设立了东厂，其职掌与锦衣卫相同，所不同的是，皇帝指派亲信宦官做东厂提督。这样就使宦官直接控制了厂权，加速了宦官专权的过程。
明宪宗成化十三年（1477年），为加强特务统治又增设了西厂，人员比东厂多一倍，以宦官汪直为提督。汪直利用西厂“数兴大狱”，建立5个月，搞得“士大夫不安其职，商贾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业”①。其特务活动范围，已不限于京师，“自诸王府边镇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卫罗列”②，民间斗鸡骂狗，也在缉拿之列。所以，当时的宫廷伶人阿丑也说：“今人但知汪太监也”⑧。
明武宗正德时，宦官权势更盛。刘瑾、丘聚、谷大用等8个宦官“日进鹰犬、歌舞、角柢之戏，导帝微行。帝大欢乐之，渐信用瑾”④。元年（1506年）十月，让刘瑾掌司礼监，并提督京卫团营，其党丘聚掌东厂，谷大用掌西厂⑤，人称他们为“八虎”。刘瑾还嫌不足，三年又设立内行厂，由他亲自指挥，比东西厂更加残酷凶狠，连东西厂的特务也在侦察范围之内。特务遍全国，百姓视之如虎狼。江西南康百姓3家人端午节赛龙舟，竟被诬为“擅造龙舟”，而遭逮捕抄家，毒打致死。为了完全窃据权柄，刘瑾一方面千方百计引导武宗寻欢作乐，另一方面，又在武宗玩得兴致最浓时，取各司奏章，让武宗看。本不理朝政的武宗，对此当然不满，遂说，“吾用尔何为？而一一烦朕耶？”⑥从此，刘瑾大权独揽，任意剖断。因此，当时京师内外都说有两个皇帝：一个是坐皇帝，一个是立皇帝；一个朱皇帝，一个刘皇帝。大臣上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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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史》卷一百七十六《商辂传》。
②③《明史》卷三百四《汪直传》。
④《明史》卷三百四《刘瑾传》。
⑤《明史》卷十六《武宗本纪》，正德元年十月戊午；《国榷》卷四十六，正德元年十月戊午；《弁山堂别集》卷九十四《中官考五》。
⑥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十六。
要写双份，先用红本送刘瑾，再用白本送武宗。刘瑾不学无术，“每批答章奏，皆持归私第，与妹婿礼部司务孙聪、华亭大猾张文冕相参决”①。他还引进许多爪牙死党充当朝中大臣，致令“司礼之权居内阁上”②，而对反对他的人则杀、关、罢斥。革去户部尚书韩文的职务，杖责请求留下大学士刘健、谢迁的给事中吕种等人，将海内号称忠直的刘健、谢迁、韩文等一大批人宣布为奸党。好逸乐的武宗靠宦官来达到其欲望，统治全国人民；宦官则靠满足武宗好逸乐的欲望，取得信任，擅权作恶，把朝政搞得一团糟。
宦官不仅在政治上窃夺权柄，挟制内阁，而且在经济上严重干预着财政，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加速封建王朝经济崩溃，导致农民起义迭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宦官逐步掌握了征收各种赋税的大权，摧残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用重税、派买等办法，遏制民间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弄得怨声载道。他们逐渐控制了仓储
管理之权，索取贿赂，盗窃物资，大饱私囊。他们还借采购宫用物品等之机，搜刮地方百姓，弄得民不聊生。
宦官专政是造成统治危机的重要因素。
三、戎政大坏，军队建设破坏严重
（一）京营编制体制多变，精兵锐卒大减
英宗复辟后，于谦被害。他所苦心经营的十团营被废罢，恢复了三大营。自此京营的编制体制便处于反复多变之中。
1、宪宗时团营的废与立
宪宗朱见深即位当年（天顺八年，1464年）三月，恢复了团营，并增为十二团营，即奋、耀、练、显四武营，敢、果、鼓、效四勇营，立、伸、扬、振四威营③。成化二年（1466年），又罢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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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史》卷三百四《刘瑾传》。
②《明史》卷三百六《阉党传》。
③《明宪宗实录》卷三，天顺八年三月戊寅。
营，一将京营分一等、次等训练。三年四月，又恢复十二团营，以兵部尚书白圭在不妨部事的同时，同定襄伯郭登、太监裴当提督十二营操练。每营设坐营官1人，并令内官1人协同管操。十二营日选锋，三大营称“老家”。不被选入十二团营的士卒归“老家”，但不再操备，而是专门供役。另外，成化二十年（1484年）四月，选在京卫所舍人余丁12000人，立殚忠、效义2营。营设都指挥2员总管训练。每营下又分4司，司设把总1员。①此2营永乐年间曾设过，后来罢废，这时恢复。不久，以为设2营无益，又罢废。经过反复罢设，尤其是权贵的隐占，在宪宗朝，京营缺伍75700余人②。
2、孝宗时的选锋与锐卒大减
孝宗弘治元年（1488年）六月，命左都御史马文升提督团营。二年二月，命马文升为兵部尚书，以代替去逝了的余子俊，提督团营如故。十四年，刘大夏任兵部尚书。弘治朝时，营军苦于工役，加之隐占使京营军卒大量减少。尽管三任兵部尚书都曾上疏极论隐占和役军之害，但都不能遏止。为了应急，朝廷不得不采取其他措施。弘治十四年（1501年）选团营3万名j以备遇警征调。这是从过去选锋中，又进行的选锋。十八年（1505年）七月，英国公张懋和兵部尚书刘大夏检阅时，十二团营只剩“精锐者六万五百七十四人”，“稍弱者二万五千三百四十六人一，“不堪者二百八十三人”，加在一起不过86203人，缺额33797人。其称作“老家”的三大营，原额154287人，“事故者共九万四千三百四十人”③。京营总缺额128137人。京营已经相当虚弱。
3、武宗时两官厅的设立
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三月，设立东官厅。从团营中选出精锐24000人，命惠安伯张伟督同坐营都督李俊、署都督同知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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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宪宗实录》卷二百五十一，成化二十年四月甲子。
②《明宪宗实录》卷一百四十一，成化十一年五月乙丑。
③《明武宗实录》卷三，弘治十八年七月甲申。
泰、都指挥张澄、刘祥进行操练。七年(1512年)，边将江彬得幸。在他的建议下，武宗调宣府、大同、辽东、延绥四镇兵入京师，称为“外四家”，亦称“四镇兵”。九年，又设西官厅，“命兵部选团营官军六千人，分前后二营，与勇士并四卫营，营备三千人，以右都督张洪、都指挥桂勇、贾鉴、李隆分领之，于西官操练”①。正德十一年，又命团营1万名，归东官厅操练。东西官厅成立后，十二团营则成为“老家”。这样京营就形成了四部分：两官厅、十二团营、三大营和“外四家”。真正有战斗力的不过是两官厅和“外四家”。武宗死后，大臣们遵其遗命，又罢除两官厅。可是，京营戎政大坏，精锐士卒更加减少，“按籍三十八万有奇，而存者不及十四万，中选者仅二万余”②。
（二）宦官干预军事，戎政更加败坏
英宗复辟后，不仅杀害了于谦，废掉了团营，还为酿成土木之役大祸的宦官王振恢复了“名誉”。宦官势力更大。从英宗天顺至武宗正德，宦官干军、乱军变本加厉。
首先，宦官兵权日重，由原来的提督内臣发展到总督京营。明初，兵力部署实行居重驭轻的原则，京兵最为重要，也最为庞大和精锐，一直是明朝统治者直接控制的战略机动部队。朱棣时，京军三大营均设提督内臣，并在神机营下四司设监枪内臣。这些提督宦官均由司礼监派遣，外庭不能过问。到景帝时，虽然改三大营为十团营，但“监以内臣”依然照旧。英宗复辟后，取消了十团营，恢复了三大营，设提督内臣不仅没变，而且命司礼太监曹吉祥总督之。这是宦官专掌京营的开始。
宪宗朱见深即位之初，恢复了团营，增为十二，“命侯十二人掌之，各佐以都指挥，监以内臣，提督以勋臣”③，但都要听太监刘永诚的节制。后来太监汪直得宠，便由汪直一人总督十二团营。
武宗时越发重用宦官，宦官的军权日重。正德元年(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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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武宗实录》卷一百十八，正德九年十一月庚申。
②③《明史》卷八十九《兵一》。
年）正月，命太监陈宽传旨神机营中军二司：“内官监太监刘瑾管五千营，御用监太监张永管神机营并显武营、神机营右掖”①。到十月，又令“张永督十二团营兼神机营，魏彬督三千营”②。
其次，宦官统兵监军更繁，败坏军事更严重。天顺至正德间，宦官不仅平时提督乃至总督京营，而且战时担任权势甚重的监军。这种情况在英宗正统时虽然有过，但并不普遍，往往用于大的军事行动。而天顺以后，宦官统兵监军则变得普遍和更加频繁。统兵监军的宦官并不懂军事，实际是充当军事特务。他们凭借其手中的特权，谎报军情，邀功请赏，为所欲为，给军队建设和作战带来了严重的危害。成化年间，汪直多次统兵监军。每次除了诬蔑将官，倾害边臣以外，就是作威作福，谎报军情，滥杀无辜。成化十五年（1479年）七月，巡宣大边务时，他“率飞骑日驰数百里，御史、主事等官迎拜马首，篓挞守令。各边都御史畏直，服橐鞋迎谒，供张百里外”③。同年十月，他与朱永讨伐建州女真伏当加，杀建州贡使，甚至掘墓割首级报功。孝宗至武宗初年的太监苗逵，屡次统兵监军，每次无不谎报战绩，肆意欺上邀功。弘治十四年（1501年）春，蒙古部首长率众犯延绥、宁夏地区。明廷命朱晖佩大将军印，苗逵监军。明军在宁夏到处乱窜，毫无纪律，边民死者遍野，费军饷80万，而先后只获15级。但苗逵、朱晖竟上捣巢有功将士万余人。如此之事，不一而足。
再次，宦官占役买闲更甚，军伍大量耗损。京营军伍锐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占役买闲。占役买闲有将官，也有权豪，但宦官在占役买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种情形在宪宗朱见深之前就有，朱见深之后更为严重。成化二十一年，御史汪奎奏称：“内外坐营、监枪内官增置过多，皆私役军士，办纳月钱，多者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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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世贞：《弁山堂别集》卷九十《中官考一》。
②《明史》卷十六《武宗本纪》。
③《明史》卷三百四《汪直传》。
二三百人。”①武宗时，占役的情况就更严重了。当时御史蒋瑶曾奏疏道：原来内府军器局军匠6000，中官监督者仅2人；而今中官增至60余人，每人竟占军匠30人，其他局也是如此。这样行伍怎能不耗损掉呢？②
宦官乃刑余之人，本不懂军事，让他们管理军队，只能把军队搞乱；让他们率军出征，往往掣肘将帅，冒功邀赏，滥杀无辜。他们滥施淫威，随意役使军士，使军队行伍不足。总之，他们干预军事，使军政破坏更加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