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见附图17)
一、郧阳地形和流民的集中与反抗
鄂西的郧阳地区与河南、陕西、四川接壤，其府治郧阳（今湖北郧县）位于汉水上游的北岸，郧阳南面和东南面是相连的武当山和荆山，西南越武当山有大巴山和界于湖北与四川的巫山；北面为秦岭山脉。其主要河流有三条：南面的堵河、筑水（今称南河）和北面的夹河。史称郧阳地区是“地遍千里，壤接数省，河流四达，复岭万重”①。由于这里群山高峻，溪谷深切，盆地相间，有许多山区资源可以利用，有大片空旷土地可以开垦，成为“中有草木，可采掘食”②的地方。加之，这里地处数省边缘，明廷虽设有襄阳卫、荆州三卫以及房县、均州千户所，但后来或调往麓川等地戍边，或调往漕运，或调往他地修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三省长吏又多诿非己境，因循不治”③。因此为破产流民提供了谋生、避难的良好场所，同时也给流民起义创造了有利条件。起义之后，进可以攻“天下腰膂”襄阳，谋图中原或东南；退可以据险而守，衣食无虑，诚然是有志于天下者的基地。早在元末至正年间（1341～1368年），这里就不断发生所谓“流逋作乱”，以致“元祚终，竞不能制”④。明初，朱元璋派邓愈镇压了郧阳山区一带的农民起义后，即令“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⑤。然而到了明代中期，禁令已经不能阻止流民进入山区。为了使自己能够生活下去，不致饿死，流民们不得不冒着“治罪”的风险，大批拥到郧阳地区，开采矿藏，耕种垦荒，经营商业，以赡养家口。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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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八《平郧阳盗》。
④⑤高岱：《鸿猷录)卷十一《开设郧阳》。
王朝官方的不完全统计，自明英宗正统以来，聚集在郧阳山区一带的流民已达150万人以上。“聚既多，无所禀约束，中巧黠者，自相雄长”①。
但是，一方面郧阳地区并非世外桃源，仍然存在着土地兼并的严重情况，加之不断受到自然灾害的袭击，逼得这些流民走投无路。另一方面，明朝统治者采取更为暴虐的手段，残酷地剥削和迫害流民。他们或者派使臣对流民进行“招抚”，或者将流民强行遣返原籍，或者将其中一些人编为戍卒，送往边疆。广大流民统治者的暴行面前，再也没有别的道路选择了，只有拿起武器同统治者进行斗争。
二、刘通等领导的郧阳地区第一次农民起义
（一）起义的爆发
刘通，原是河南西华（今属河南）的农民。他勇敢异常，膂力过人，有一身好武艺。据说他能举起重千斤的石狮，所以人称刘千斤。正统年间（1436～1449年），因土地兼并加剧，田赋征银法也逐渐推行到全国范围，农民生活更加惨苦。就在这时，刘千斤因失业贫穷，流落到襄阳府（治今湖北襄樊市）房县（今属湖北）一带的深山里谋生。在这里，他结识了和尚尹天峰②，与之往来频繁，密商起义。天顺八年（1464年），流民石龙（即石和尚）与冯子龙“四散劫掠”，刘通遂令其子刘聪同他们取得联系，于大木厂（在今湖北房县西北）树起黄旗，正式宣布起义。③其后移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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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高岱：《鸿猷录》卷十一《开设郧阳》。
②尹天峰，亦作允天峰、永天峰。
③关于刘通起义的时间，这里据《明宪宗实录》卷三十一，成化二年六月癸亥条。《明通鉴》作成化元年三月；《明史纪事本末》、《湖北通志》作成化元年四月；《国榷》作成化元年十月。
梅溪寺①，建立政权，刘通称王，国号汉，年号“德胜”，以石龙为主谋，刘长子为国老，苗虎为先锋，举兵进攻襄阳、邓州（治今河南邓县）、汉中（治今陕西汉中）等地境。流民纷纷响应，起义队伍迅速发展到4万余人。
（二）起义的发展及与地方官军的作战
刘通领导的郧阳农民起义，引起了明朝统治者的注意。成化元年（1465年）三月初六，明廷命河南布政使王恕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抚治南阳、荆、襄三府流民。十一日，又命他会同河南、广东巡按御史三司“设法捕贼”。但王恕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其中有二月余奔丧）并无作为，义军在房县至南漳（今属湖北）数百里地域非常活跃。十一月初八，明廷又令王恕督都指挥林琛等领南阳等6卫下班军3000进攻义军。
约十二月②，王恕带3000官兵攻隘门关③，起义军据险迎战。官军正面进攻不利，王恕遂派遣一支部队从偏僻小路绕到义军侧背，进行偷袭，攻破关门。起义军退往大木厂，再战，又不利。敌人进攻分水岭④，义军战不利，退守梯儿崖⑤。梯儿崖形势险要，义军预先准备了檑木炮石，官军进攻时一齐放下冲击，官军大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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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光绪）襄阳府志》卷二《山川·谷城》载：“梅溪，在县西一百五十里，即马脑观。”
②王恕率兵攻隘门关的时间，史籍未载，我们分析大约在十二月。王恕十一月初八受命率南阳等6卫下班官兵3000人进攻义军，二年正月初六，湖广总兵李震的奏疏到朝廷，报告攻打义军情况。命令和奏疏的往来均需一段时间，调兵和准备亦需时间，故战事大约发生在十二月。
③隘门关，《湖北通志》卷三十六《建置志·关隘二》载：“《清一统志》在县（南漳）西一百五十里，《方舆纪要》但作五十里。”实际《方舆纪要》载为南漳县“西三十里为玛瑙关，又西五十里为隘门关”。我们认为《清一统志》讲的较为合理。
④分水岭，据《房县县志》卷二《山川》载：在“城北百六十里，岭北郧县界，往郧捷径”，在今房县土城区。
⑤梯儿崖，史籍未载其地理位置。据当时作战情况分析，当在房县北与均县交界处。
击毙百户朱广等4人。但官军又派人绕到崖后进攻，义军80余人被俘斩。起义军以攻为守，进攻敌盘踞的潭头营①，杀死敌人16名。这时胡广总兵李震遣都指挥林琛所统率的官军追击义军，在梅溪展开激战。义军打死官军都指挥陈弄等38人。而后转战于房县、南漳（今属湖北）、保康、竹山、郧阳一带，获得了一定的发展。
起义军同地方官军的第一次较量，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也暴露了一些问题。以4万人凭借险要的地形，对付3000人的进攻，采取攻守结合的战法，但未能给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这反映了起义军的作战指挥还不够得力。
（三）起义军同中央官军的作战
1、战前双方的态势
农民起义军方面，经过梅溪的胜利，分作3营，同时调整了队伍，积极开展进攻。成化二年（1466年）正月，起义军围攻房县，夺获了从竹山（今属湖北）、上津（在今湖北白河北）等县输送给官兵的粮食。此后，刘通将义军分作7屯，布置于襄阳、房县、豆沙河（在今湖北保康南偏东）等万山之中。
官军方面，吃了败仗以后，并未罢休。成化元年（1465年）十一月三十日，明廷又命抚宁伯朱永佩靖虏将军印充总兵官，都督同知喜信充左参将，都督佥事鲍政充右参将，太监唐镇、右少监林贵奉监军，工部尚书白圭提督军务，统率京营及山东班官军15000名，前去湖广征剿义军。白圭等采取剿抚兼施的政策，一方面，张出榜文宣称：“有能率众生擒贼首或斩首来献，比军功加倍升赏”②；农民军若能脱离，到官兵营来自首，完全免罪，有功照例升赏。”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强军事力量。除朱永所率领的1万余人外，又调防守汉中的官军与之成犄角。为鼓舞士气，赏给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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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潭头营，似即潭头坪。潭头坪据《明史》卷四十四《地理五》载，即今湖北之保康县治。
②《明宪宗实录》卷二十五，成化二年正月丁未。
山东、河南等处调来的官兵每人白银1两。为解决军粮，特下诏官吏、殷富军民、罢职文官等纳米补充军饷。经过一番准备之后，对义军发起进攻。
2、官军4路围剿，义军企图转移
成化二年（1466年）三月，刘通亲率主力围攻南漳城。此时，官军已经大集，结果义军大败，被擒斩1300余人。接着官军兵分4路发起更大规模的围剿，其部署如下：
东路由白圭和太监唐镇、都督李震、都御史王俭指挥，从南漳进兵潭头坪（今湖北保康）；
南路由都督鲍政、少监林贵奉指挥，从远安（今属湖北）进攻马良坪（今湖北保康县南马良）；
西路由都督喜信、都指挥王信指挥，从房县进兵浪河口（在今保康西北）；
北路由都御史王恕、都指挥刘清指挥，从谷城进攻洞庭庙（今保康北开峰峪）。
官军的四面包围，使起义军的处境十分不利，刘通遂决定将起义军及家属向西南方向撤退。一部由苗龙率领暂住大市（在保康西901里），防御远安方向的官兵，掩护主力转移。另一部由刘通率领转向受阳坪（今保康西南马桥），准备向陕西转移。但是，白圭探知起义军撤往西南，预先调动官兵占据了受阳，截住了刘通军的去路。于是，刘通率军折回大市坪，准备同苗龙一起迎战官军。
3、义军决战
闰三月二十二日，起义军在大市坪附近的雁坪迎击明军先锋都指挥田广，不利，败退至古路口①。二十三日，各路官军会攻起义军，刘聪、苗虎等100余人牺牲。官军又追击义军至格兜山，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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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古路口，地理位置不详。今《保康县志》（1991年版）作古口山（歇马古楼山）。
通等带着家属退保后岩山①。在这里，义军设置了坚守的防御阵地，悬架起滚木礓石，男女老幼手持各种器械同时御敌。二十四日，明军四面仰攻，起义军放下滚木礓石冲击官军。适逢下雨，山险路滑，泥淖不堪，激战两昼夜，明军攻不进。刘清秘密派兵千余，潜入山寨，焚袭起义军内营。白圭又亲自来督战，明军攀崖跳涧，蚁附登山。起义军拼死突围，奋力鏖战，但终因众寡悬殊，2500多人战死，刘通等2500余人被俘，起义军家属子女被掠11600余人，牛马骡驴被掠10180多头，流民被赶出山者18530余人，只有石龙、刘长子等率领一部起义军突围西走，转入四川界。
（四）起义的失败
刘通、苗龙等40余人被俘后，解至襄阳，同年（成化二年）六月，被杀害。起义军被俘的男子凡十岁以上的也都被斩首。起义军根据地的丧失和刘通的被俘，标志着这次农民起义的基本失败。
成化二年五月间，突围而出的石龙、刘长子部接连攻陷了巫山（今属四川）、大昌（在今四川巫山北）等地，在大巴山区一带进行游击作战，杀死了明夔州（治今四川奉节）通判王祯，声势复振。于是明廷又急忙派兵前去镇压。在紧急时刻，起义军绝粮，生活上遇到了极大困难。明统治者又采取诱降手段，十月，刘长子叛变投敌，出卖了石龙，致使石龙、刘通的妻子及常通、王靖、张石英等600余人被明军俘获，惨遭杀害。历时近2年的郧阳第一次农民大起义彻底失败了。
起义军的失败主要是当时敌人还比较强大，同时这支起义队伍在政治上没有明确的目的，因此不能动员更多的流民参加。在军事上屡犯错误：在敌人大举进攻迫在眉睫的情况下，不是主动地转入山区，避实击虚，而是冒险去攻南漳县城；平时御敌准备不足，敌人一来进攻，就想大搬家，退入陕西或四川；不是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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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格兜山、后岩山，地理位置不详。从当时作战情况看，当在今保康西南或房县东南。
攻守结合的积极防御，而是消极防御，处处被动，处处挨打；防守时不是打一仗进一步，而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敌人偷袭。这些说明，起义领导者的军政素质差，刘通只不过是一介勇夫，不可能引导流民走上胜利的道路，更何况内部不纯洁，有的领导人叛变投敌。这样，起义军的失败就是难免的了。
三、李原等领导的郧阳地区第二次农民起义
刘通等领导的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明朝统治者依然顽固地坚持其禁山政策，追缉逃亡的流民。他们名为“安抚流民”，实则对流民加紧进行盘剥劫掠，这使广大流民与统治者间的矛盾更加尖锐。成化六年（1470年）大旱，已经破产的各地农民，又大批拥进了郧阳山区，竟达“百五十万”①。流民入山欲求得生路，但明朝政府的禁山政策，堵塞了这条生路。在这种形势下，六年十月便爆发了李原等领导的郧阳地区第二次农民起义。
李原是河南新郑人，后寓居叶县（今属河南），绰号李胡子。他曾参加过刘通、石龙领导的起义。在刘、石起义失败后，他和蒋虎等人逃脱，继续在郧阳山区活动。李原起义后自称太平王，并立“一条蛇”、“坐山虎”等名号。他的起义队伍还与活动于毗邻的陕西商县王彪起义军、活动于河南禹县的小王洪起义军有密切的联系。这三支起义队伍声势联络，互相配合，时常往来于湖广的南漳、陕西的渭南、河南的内乡等地，使“荆、襄、南阳诸府为之骚然”②。
李原等领导的起义队伍，“千百为群，树黄旗，劫狱囚，敌官军”③。他们以这种分散的游击活动，扩大势力，使起义队伍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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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项忠：《抚流民疏》，载《明经世文编》卷四十六。
②《明宪宗实录》卷九十九，成化七年十二月丁丑。
③《明宪宗实录》卷八十五，成化六年十一月癸未。
发展，“流民附贼者至百万”①，“官军累捕不获”②。
明地方官军对农民起义军束手无策，巡抚都御史杨墙要求朝廷派素有威望，晓畅军事的大臣“调诸路兵进讨”。于是朝廷于六年十一月任命都察院右都御史项忠总督河南、湖广、荆襄军务，围剿义军。项忠曾在广东、甘肃等地镇压过农民起义，被称为“倜傥多大略，练戎务”③的统兵者。十一月，他接到任命后，率领京营达军，带着神枪火器，前往荆、襄地区。
成化七年（1471年）正月，项忠率军到达襄阳。面对郧阳广大山区的农民起义军，他不是马上发动进攻，而是把军队部署在各险要地域，扼守要害，然后采取“招抚”的办法，派官吏到深山里，鸣锣击鼓，进行“招谕”，让农民赶快离开山区，不然就要大规模地搜山。广大农民在项忠的威胁和欺骗下，被迫离开山林，“携扶老幼出山，昼夜不绝，计四十余万”④。当时，起义军领导者王彪想劝说大家不要出山，并亲自率数十人侦察敌情，不幸被擒。与此同时，项忠还针对官军寡弱，多未曾亲履战阵的情况，请调永顺和保靖2宣慰司土兵。这些土兵习惯于崇山峻岭的生活，有强健轻捷的身体和善于爬山穿林的技能，颇有战斗力。他们与项忠率领的用神枪火器武装起来的军队相配合，构成了对农民起义军的严重威胁。
成化七年（1471年）八月，项忠部署对李原等领导的起义军的总攻击。他把官军和土兵合25万，分8路进逼农民起义军。山区人民为了避免遭受屠杀，又有几万人相继出山。这时起义军的人数已相当少，李原只剩600人，小王洪只有500人，与敌相比众寡悬殊。在这种情况下，李原等只好潜入山寨，力图躲避官军的搜捕，但终于在竹山县（今属湖北）与官军相遇。起义军“尽命拒敌”⑤。这时，突然山洪暴发，官兵“乘溪涨半渡截击，擒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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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明史》卷一百七十八《项忠传》。
②⑤《明宪宗实录》卷九十九，成化七年十二月丁丑。
④《明宪宗实录》卷八十九，成化七年三月壬辰。
原、小王洪等”①。起义军多溺死在山洪激流里。接着项忠指挥官军广泛搜山，恣行焚掠，在郧阳广大山区进行了空前的大屠杀。据载，先后被赶出山区的流民达140余万。在驱赶流民时，“驱迫不前，且草薤之，死者枕籍山谷”②。义军被斩首者2100余人，被充军的1万余人，其随众家属被押发的48000余人。而这些“解去湖贵充军者，舟行多疫死，弃尸江浒，臭不可闻”⑧。至此，历时一年多时间的郧阳地区第二次农民大起义又失败了。
这次起义同第一次起义一样，是流畏对明廷统治压迫的一种武装反抗，但其组织程度和武装斗争艺术都没有达到历史上农民起义已有的较好水平。这样一支起义队伍在强大的敌人剿抚兼施的镇压下，失败是难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