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于谦的简要生平
于谦(1398～1457)，字廷益，号节菴，洪武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1398年5月13日）生于钱塘（今杭州市）。其祖父明初曾任兵部主事，后改工部，其父亲隐居不仕。
于谦从小聪明伶俐，勤恳好学，多机智，善应变。他6岁入学读书，24岁（永乐十九年，1421年）中进士。于谦中进士后，受朝廷之命，到湖广地方犒察官军功过，兼“安抚”川贵等地的瑶民和僮民。他曾改换服装深入到瑶民中间，进行私访，既了解了官军滥杀瑶民的情况，也多少知道了瑶民等少数民族的疾苦。这对他后来的军事思想都不无影响。这期间，于谦就以“廉干著名”。
宣德元年（1426年），于谦被任命为山西道监察御史。他才貌英伟，在朝班里奏对公事，声音洪亮，很有条理，得到了宣宗朱瞻基的赏识。当年八月，汉王朱高煦叛变，宣德帝亲征，特简拔于谦“扈从”。朱高煦投降，朱瞻基命于谦当众申斥其罪状。于谦义正辞严，脱口成章，高煦战栗服罪。宣宗更加赏识于谦，回到朝廷给他的赏赐和文武大臣一样。
宣德二年（1427年），于谦受命巡按江西，四年回京复命。此期间，他处理了不少冤案，查办了一些骄横的官僚，深得江西人民的爱戴。
宣德五年（1430年），朱瞻基亲自任命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兼佥都御史，巡抚山西、河南。于谦在此任上前后十几年。他深入乡间，问民疾苦，做了一系列诸如积粟备荒、种树浚井、修筑堤岸、抚赈流民等有益于民众的事。与此同时，他对边防也相当关注。山西大同当时是明朝的边塞。于谦访察得知，在这里的一些将领强占土地，役使军人为其耕种。于是他上奏朝廷，把将领强占的土地拨给军人屯种，．役使的军人退回原来的卫所。他又鉴于山西行都司13卫均驻大同地方，巡按御史无力全都照顾到，奏请朝廷在大同专设御史，以管理这些卫所。雁门关是一个要冲去处，但关城坍塌，修复需工浩大，本地人力不足，于谦奏请朝廷，暂留放回的京操卫所军，协助修建，工程顺利完成。这些对巩固边防都有积极意义，也使于谦熟悉了边情。
于谦为官清廉，进京办事，从不送礼。正统七年（1442年）后，宦官王振窃据权柄。十一年（1446年），借口于谦擅举自代，将其下狱论死。3个月后放出，降为大理寺少卿。由于山西、河南人民的要求，于谦又回去任巡抚。直到十三年（1448年），恢复其兵部左侍郎职务，召回北京，佐理部事止，他前后在山西、河南任职19年。这时于谦已经51岁，为官已经26年。他虽然没有直接从事军事工作，但接触了明军，接触了边防，并为消除军队的腐败现象和巩固边防做了一些工作。
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也先内犯，他和兵部尚书邝茔反对英宗亲征。英宗北狩之后，他又反对迁都之议，主张抵抗瓦剌的进攻，升为兵部尚书，挑起了保卫社稷的重担。他忧国忘家，志存宗社，整顿军备，赢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迎回了被俘的英宗。这之后，练团营，强边防，时时警惕瓦刺的进攻，为巩固大明江山立下了不朽功勋。但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石亨、曹吉祥、徐有贞发动了夺门之变，接英宗复位。于谦于是年正月二十二日（1457年2月16日）被杀害，家被籍没，死无余赀，终年60岁。
从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至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的7年多时间里，于谦主持兵部工作，兼提督京营。他所提出的关于加强边防和军队建设的主张，代表了这一时期人们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前人的军事思想。但于谦的著述早在成化年间已经“仅存什一”，现存的《少保于公奏议》十卷，几乎全是景泰元年至三年（1450～1452年）的作品，这之前没有，这之后只有屈指可数的几篇，而于谦又没有留下兵书，因此本节的叙述，只不过是于谦军事思想的大体情况。
二、固边卫京思想
于谦任兵部尚书后，北方瓦刺内犯是对明廷的主要威胁，边防成了主要问题。于谦认为，边防一步也不能后退，土地一寸也不能丢。如果“我退一尺则贼进一尺，我失一寸则贼得一寸，得失进退之机，安危治乱所系”①，就是战火纷飞的日子也应当固守边疆。当然在和平的日子里更不应当弃置疆土了。防御敌人进犯，保卫疆土，保卫京城，一日也不可放松。
要防御敌人的进犯，关键在于自己。于谦认为，“戎狄为患，自古有之，惟人君修德于上，人臣效忠于下，则其患未有不平者。”②也就是说，在上的皇帝能勤于政事，图强治国，实行有益于人民的措施，在下的大臣能尽心效力，竭诚报国；国家强盛，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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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于谦：《议处边计疏》，载《明经世文编》卷三十三、《少保于公奏议》卷一《兵部为边计事》。
②《少保于公奏议》卷二《兵部为边务事》。
来的袭扰是完全可以平息的。因此，“治内者攘外之本”①。当然，还要加强军事力量，“为今之计．，莫若选将练兵，养威蓄锐”②。只有自己的军队训练有素，敌人来进犯，才能将其歼灭。
于谦主张对内犯的瓦刺等不能一味地剿杀，应该是恩威兼施，剿抚并用。敌人若来进犯，振之以兵威，相机剿杀，使其有所畏惧，不敢轻易进犯；敌人若来和好，结之以恩信，使其产生感激之情，心悦诚服。这就是恩威并用的方针。于谦特别强调恩抚的一面。他说：“中国之驭夷狄，固当振之以兵威，犹当抚之以恩信，所以折其强而结其心也。”③“振之以兵威”的目的是“折其强”，使其臣服；“抚之以恩信”的目的是“结其心”，使其心悦诚服。两者都是为了使其不内犯，保持和平的局面。而只有心悦诚服，和平才能持久，因此更重要的是“结之以恩信”。这就是于谦对北方瓦剌等各部总的战略指导思想。
于谦认为，“京师实为天下之根本”④，所以特别强调京师的防卫，提出了防御瓦刺等进犯的多层次、大纵深、互相策应的战略思想。所谓多层次就是外以大同、宣府、独石、马营为第一层，中以居庸、白阳、雁门、紫荆等关口为第二层，内以列营九门之外为第三层。第一层为各关口的藩篱，地位非常重要。如果一处出现疏虞，或在敌人进犯时受挫，就要影响整个边防的大局，因此一定要整军备战，牢固防守，“遇有贼寇来攻，务要相机守战”⑤。如果敌人分散袭扰边境，各要地将领就便调遣官军，乘虚掩袭，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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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于谦：《令诸将预定安边策疏》，载《明经世文编》卷三十三、《少保于公奏议》卷一。
②于谦：《议和虏不便疏》，载《明经世文编》卷三十三、《少保于公奏议》卷一。
③于谦：《擒获达贼疏》，载《明经世文编》卷三十四、《少保于公奏议》卷八。
④《少保于公奏议》卷七《兵部为军务事》。
⑤于谦：《题覆备边保民疏》，载《明经世文编》卷三十三、《少保于公奏议》卷一。
夜间剿捕，或设伏堵截，挫败其前锋，遏止其袭扰。如果敌人大规模入侵，一地之兵难以对付，就要一方面坚壁清野，持重自守，另一方面迅速报告朝廷，派大军应援，挫败其进攻。如果敌人越过第一层防线，深入内地，那么就要设法堵截和袭击敌人，使第一层防线与第二层防线对敌构成夹攻之势，将敌人歼灭在两道防线之间。
各个关口“外为边境之应援，内为京师之屏蔽”①。如果敌人进犯，可支援第一道防线或同第一道防线构成对敌夹攻之势。
于谦还在“外则接连关口，内则切近都城”的京畿城镇涿州、保定、真定、易州等地部署重兵，“修守城池，应援内外”②。这就使紫荆、倒马、白阳等关口的防守更加坚固，使京畿地区有适当兵力抵御敌人入关骚扰，使京师的防守能迅速地得到外部支援，以夹击敌人。
最后一层防线是京城的守御，派驻重兵，精于训练，列阵九门之外，背城而战。这一防守思想已被粉碎瓦刺也先对北京的进犯所证明是正确的。
于谦这种多层次、大纵深、相互策应的防御战略思想是对正统十四年（1449年）北京保卫战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它比北京保卫战时的防御思想更加完善。这种防御思想对后来保卫京师，是有其借鉴意义的。
于谦在筹划边防的过程中，特别强调战争准备。他指出：“兵家之事以先戒为宝，防患之策以预备为要。”③这种预备有两个方面：一是平时整饬军队，加强防备。不论敌人是强是弱，是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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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于谦：《题覆备边保民疏》，载《明经世文编》卷三十三、《少保于公奏议》卷一。
②于谦：《军务疏》，载《明经世文编》卷三十三、《少保于公奏议》卷一。
③于谦：《建置五团营疏》，载《明经世文编》卷三十三、《少保于公奏议》卷二。
虚，自己的防范都不能放松；即使敌人通使和好，“亦须外加优待，内切防闲”①，不能失去警惕。一是战前要有准备，多算而后胜。要认真侦察敌情，制定好作战预案。进犯的敌人“实有若干，的于何处驻割，或用官军若干，合当分为几路，何者为正兵出战，何者为奇兵掩袭，何以分扰其前，何以邀截其后，何处系贼人出没要害去处，用兵若干拒截，何处系贼营寨所在，用兵若干围困，逐一区画停当，务在先胜后战”②。多算而后胜，先胜而后战，就会每战有备，每战必胜。
于谦在注重作战预案的同时，还注重用兵的机动灵活。“用兵之法，不测如阴阳，难知如鬼神，贵在临期应变，难以一定而求。”③战争的形势瞬息万变，指导者必须相机行事，可战则战，可守则守，不能拘泥于一个作战方案，一种打法。但总的是要“计出万全，事无一失”④。
于谦还特别强调常备不懈。他指出：“思患预防圣经之训，忘战必危兵韬所戒。”⑤不论敌人强弱虚实，防备都不能松懈；尽管边境宁静，也要加意提防。“勿以虏使来朝为可恃，勿以边报稍宁为可忽；虽平居无事之时，常如临敌交锋之际。”⑥就是要时时刻刻不忘掉防卫，时时刻刻准备应付敌人的进犯。
三、军队建设思想
为了保卫国家的安全，抵御外来进犯，于谦十分注意军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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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少保于公奏议》卷十《兵部为盘诘事》。
②于谦：《议处兀良哈达子疏》，载《明经世文编》卷三十三、《少保于公奏议》卷一。
③于谦：《建置五团营疏)，载《明经世文编》卷三十三、《少保于公奏议》卷二。
④《少保于公奏议》卷二《兵部为边务事》。
⑤《少保于公奏议》卷七《兵部为军务事》。
⑥《少保于公奏议》卷十《兵部为夷人进贡事》。
设。他强调军队要有“节制”，即军队的各级“体统相维”，“互相统属”，“兵将相识”，军官知道军卒的强弱，军卒熟悉军官的号令。①平时训练和临敌作战，编制体制不变。整个军队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的整体，任你调遣分合，指挥自如。由于平日长久相处，军官和士兵彼此熟悉，战时士兵就会勇敢作战，“如手足之捍头目，子弟之卫父兄”②。这样的军队就有较强的战斗力。于谦从这点出发，改革了京营的编制，建立了团营。
其次，强调将领的选拔。于谦认为，在战争中，千军万马的生命“悬于一将”。因此，“将帅之用舍，系乎国家之安危”③。只要“将得其人，则兵无不精。兵无不精，则国威自振，而寇虏之患自平矣”④。在战场上，“克敌之要在乎将得其人”⑤。也就是说，在平时将得其人，可以训练出好的军队，振扬国威，不战而屈人之兵；战时将得其人，就能率领士卒挫败敌人的进犯，保国安民。
“将得其人”，究竟要得什么样的人呢？在于谦看来主要有这样三条：
（一）竭忠尽诚之人。“必使将帅竭忠尽诚，然后军士输心效力。”⑥“土木之变”正是由于宦官主军事，上欺朝廷，下苛士兵，军令不行，军政怠废，才导致失败的。
（二）谋勇兼全之人。谋勇是将帅的根本，“必得将帅谋勇兼全，然后边方保无疏失”⑦。在抗击敌人时，将帅“非勇无以挫其锋，非智无以破其诈，必谋勇兼济而后可以成其功”⑥。谋勇兼全是将帅职务的需要。
（三）博于古典之人。将帅要有广博的知识，因为“将臣之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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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④⑧于谦：《建置五团营疏》，载《明经世文编》卷三十三、《少保于公奏议》卷二。
③《少保于公奏议》卷八《兵部为怠废军政事》，《明经世文编》卷三十四。
⑤《少保于公奏议》卷五《兵部为军务事》。
⑥《少保于公奏议》卷八《兵部为乞恩怜悯事》。
⑦《少保于公奏议》卷一《兵部为边务事》。
不博于古典，无以达事理之宜”①。
第三，强调军事训练。于谦认为，“御侮之道，莫先于练兵”②。训练军马乃国家之重务。兵不贵多，贵精；多而不精，不如少而精。如何练精兵，他从《孙子》“兵无选锋日北”这一观点出发，强调“练兵之要，必分其强弱”③。即把素质好的士兵选出，配备以好马，给予较高的待遇，严加训练。出战时，主要以这支精兵来战胜敌人。这就是说，选锋不是选于临战之际，而是选于平常训练之时。
第四，强调赏罚严明。于谦认为赏罚是关系到战争胜负的大事，“取胜之道惟励士为最先”④。“赏罚者天下之公论”，一定要公正严明，该赏的一定是有功的，该罚的一定是有罪的，只有这样才能“惬众人之意”⑤，达到赏罚的目的。否则将适得其反，不但不能达到励士的目的，还会使士气沮丧。严明，就是“赏从贱，罚从贵”，对将领有罪过不加以惩罚，那么下边的人“何所取法”，将领“何以为戒”，而对立功的普通士兵不给予奖赏，将不可能达到“励士”的目的。
于谦的军事思想是紧紧围绕着巩固边防、保卫京师展开的。为此他提出了军队贵有节制，军队训练要分拨进行，要建立多层次、大纵深、互相策应的防御体系，特别是要在京畿地区驻重兵等主张。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前人的防卫思想，对后世也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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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少保于公奏议》卷七《兵部为教习功臣子孙等事》。
②③于谦：《宣府军务疏》，载《明经世文编》卷三十四、《少保于公奏议》卷六。
④《少保于公奏议》卷五《兵部为陈言事》。
⑤《少保于公奏议》卷七《兵部为纠劾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