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丘浚的简单生平
丘浚（濬）(1421～1495)，字仲深，号深巷，琼山（今属海南）人，学者称其为琼台先生。永乐十九年十一月初十（1421年12月4日），他出生在一个医官的家庭中，自幼聪颖异常，读书过目成诵，6岁就能作诗。7岁，入学读书，这年他父亲病故。
正统四年（1439年），丘浚19岁，补为郡庠生。九年(1444年)，24岁，举乡试第一。十二年(1447年)，赴京会试，但没有考中。国子监祭酒萧镦，对他特别器重，遂留太学读书。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刺也先进攻北京，这给正在北京读书的丘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景泰二年（1451年）再考，仍未中。景泰五年（1455年）又考，才中二甲第一名，选人翰林院为庶吉士。
丘浚从小喜欢读书。他家中原藏书数百卷，但其父亲死后，多为他人拿走，仅剩的一些往往是编残字缺，于是他遍寻于亲戚邻里之间借书读。如果得知谁家藏书较多，往往卑辞下气，登门求借。有时为借一部书走几百里，有时又辗转托请至十数人，经三五年才借到。做庶吉士后，读书于秘阁，条件相当优越。他如饥似渴地从各种书籍中吸取营养，上自儒家的经典、诸史诗词，下至医卜老释，无不钻研探究。正是这种从少年就开始的好学精神，使他后来知识渊博，人称“巨儒”。
他入翰林院不久，即受命参与编纂《寰宇通志》。景泰七年（1456年）五月，《寰宇通志》完成，丘浚被授为编修。天顺二年（1458年），又命他参与《一统志》的纂修工作。五年，完成。八年(1464年)八月，皇上首开经筵，他充讲官。同年，皇上诏修《英宗实录》，他为纂修官之一。对于谦被杀，有人提出，在《实录》中当写上于谦谋不轨。丘浚反驳说：“己巳之变，微于公社稷危矣。事久论定，诬不可不白。”①可见他所持观点之正确。
成化元年（1465年），丘浚升侍讲。这年，明廷派总兵官赵辅、巡抚都御史韩雍进剿大藤峡瑶族起义军。他上《两广用兵事宜》疏，提出了“贼之在广东者当逐之，在广西者当困之”②的作战方略。韩雍等虽然没有采纳，但从中可见丘浚对军事有自己见解。他也因此在一些大臣中有了一定的名气。成化三年（1467年），《英宗实录》成，丘浚升侍讲学士。十二年（1476年），他参与纂修的《续修通鉴纲目》完成，第二年升国子监祭酒，十六年（1480年）加礼部侍郎职，仍主持国子监祭酒事。这时丘浚已是花甲之年。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十一月，丘浚编纂的《大学衍义补》完成。丘浚编纂此书是鉴于宋真德秀所撰《大学衍义》只叙述了修身、齐家，没有治国、平天下的内容，而当时经筵上给皇上讲述《大学衍义》，平时宫臣也向皇上进荐该书，这使得有“爱君忧国”之心的丘浚决心补上这一内容。早在天顺八年(14 64年)，他就开始酝酿编纂此书，成化十三年（1477年）开始动笔，博采经史诸子，历时10年，竭平生之精力才完成。该书正文160卷，分12个目，即正朝廷、正百官、固邦本、制国用、明礼乐、秩祭祀、崇教化、备规制、慎刑宪、严武备、驭夷狄、成功化，细目119。另卷首1卷，目录3卷，共164卷。丘浚在该书中，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以历史为借鉴，汲取前人的精辟论断，结合明代的实际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以期有补于当世。书成之后，他写《进大学衍义补奏》。这时，孝宗已经即位，批道：“卿所纂书，考据精详，论述赅博，有补于政治，朕甚嘉之”③，并命福建布政司刊行。同月，丘浚升为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
弘治元年（1488年），孝宗命丘浚修《宪宗实录》，充副总裁。四年八月，《宪宗实录》成，加丘浚为太子太保，十月又进升文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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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史》卷一百八十一《丘浚传》。
②《重编琼台藁》卷二十一《两广用兵事宜》。
③《重编琼台藁》卷七《进大学衍义补奏》。
阁大学士。这时丘浚已经71岁。七年，进少保兼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第二年二月初四（1495年2月28日）病逝，终年75岁。
丘浚一生著述颇多，除上述外，还有《家礼仪节》八卷、《朱子学的》二卷、《世史正纲》三十二卷、《重编琼台藁》二十四卷、《琼台诗话》二卷、《平定交南录》不分卷等等。
丘浚一生既未带兵打仗，也未任军事职务，正如他自己所说，“一生仕宦不出国门，六转官阶皆司文墨”①，并不是军事将领。但他确实有军事思想，且具有特点。他的军事思想主要体现在《大学衍义补》中。其特点：第一，是一位身居一定官职的政府官员以渊博的学识，经过对大量文献和历史的研究，得出的一些见解。因此，具有明显的学术研究的特点。第二，他的研究是以正统的儒家思想为指导，具有明显的儒家军事思想的特点。
二、关于战争的基本观点
战争的目的在于安民。丘浚认为引起战争有3种情况：一是由于承平日久，人口繁衍，土地相对减少，衣食不足而引起的“相争、相夺”的暴乱；一是“小人常伺隙兴兵以寇君子”②，即外敌的入侵；一是其他政权、君王无道，“奉天道”以征讨，即以自己的“道”为标准进攻认为无“道”的国家。但不管哪种情况，“兵师之兴所以为民也”③，或除暴以救民，或卫国以安民，或奉天道以安民。
从为民、安民这一战争目的出发，丘浚认为兴师应兴仁义之师，“非贪功以立威也，非广地以附众也”④，既不是为了建立自己的赫赫武功，也不是为了占有他国的土地和人民，只是为了替天行道，为民而战。因此，就是征伐他国“定乱”之后，应该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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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重编琼台藁》卷八《进大学衍义补表》。
②③④《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十四《总论威武之道》上。
本国人为君，使其国人民安居乐业，自己则无所求。他指责秦皇、汉武兴师是“穷兵黩武”，是为了“一己之私”，“害天下之民”；而隋炀帝渡海远征、元世祖兴师日本，则给百姓带来灾难，遭到百姓的怨恨。这种儒家思想大体是秦皇、汉武之后，中国对外的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它既不同于春秋战国时某些思想家的思想，更有别于近代殖民主义的扩张思想。
用兵以得民心为本。从为民、安民这一战争目的出发，丘浚还认为兴师动武必须询察百姓的看法，必“众心和悦，然后从而顺之。苟有不悦，必中止焉。宁失势于他人，不失心于已众”①。因为人心就是“天心”，“人心之所欲即帝命之所临。苟拂人心而肆行己志，则是人心不归。人心不归，则是上帝不临矣。上帝不临，则其心不能无疑。其心既疑，则虽有师徒之众，将帅之贤，亦岂能有成功哉！”②因此兴师作战必以民心为本。必须在“平日省刑罚，薄税敛，教之以孝弟忠信，行先王之政以恤其民”⑧。乍看起来，这种思想似乎与兵家的“令民与上同意”相同，实则不同。它在“上”之上还有一个“上帝”，而“上帝”又和民同心，所以它实质是令上与民同意，比兵家更重视民心的向背。
正人先正己。丘浚认为：“征者正也，下有不正，上则正之。下之人非有不正之事，而上之人则兴师以侵伐之，则上已不正矣。”④当然“下之人”桀骜不驯，上之人也必须正之，不能姑息。要想正人，必先正己。因此，作为人君首先应尽自治之道，谨身正法，不断地“自省”，兢兢业业，不能放纵自己。只有这样，才能卫国安民，而治军则是次要的。
注重德、道、义。在用兵上，丘浚主张不是专以兵甲，而是以德、道、义服人。他说：“与人战而胜焉，非善胜也。不与敌战而敌服，斯乃为善胜矣。"⑤他这里所说的“敌服”，并不是《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以强大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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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④《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十四《总论威武之道》上。
③⑤《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十六《总论威武之道》下。
为后盾，采取“伐谋”、“伐交”等手段，使敌人屈服，而他所讲的使“敌服”，则是“以己之善道胜之”①。其含义有二：一是以德礼制止战争爆发。“为国一以德礼，而不专恃于兵”②，“使天下之臣庶皆出于吾道化之下”③，即使百姓不致于造反，敌国不致于侵犯；一是以德、义为先，制止爆发的战争。战争一旦爆发，或“不得已而用武，本仁心而运神智，仗道义以施德威，以不杀而为杀也”④，或“仗义执言以明其罪之所在，布诚信以孚众心，申号令以竦众听，相与同心以除害”⑤。丘浚反对兵家的“诡谋诈力”和“舍德义而专论兵甲士马的多寡强弱”。他认为，用权谋势力，以行诈来对付敌人，如果敌人的君主“仁义”，百姓亲附，将领用命，那么行诈是没用的。即使侥幸胜利也会反侧皆惧（没有心服），如果不胜，“适足长乱”。“惟礼可以已乱。苟伐人之国而不以礼，则是以乱平乱也。”⑥坚甲利兵虽然可以张国威于一时，而孝悌忠信则能长久地得民心。他认为，专以权谋用兵始于孙子，“凡其所以舍正而凿奇，背义而依诈者，固无足取也。”⑦总之，在战争中，丘浚首先注重的是德、道、义、礼。这体现了儒家思想用兵的特点。
政治与军事并行。丘浚认为治国政治和军事应该并行。他说：“文武并用，长久之道”，“古今为治，所以立国本，成国治，延国祚，诚莫外焉”⑧。又说：“盖立国有文必有武。”⑨如果只讲政治治理而不进行军事建设，那就像天只有“阳”而没有“阴”，地只有“柔”而没有“刚”，人只有“仁”而没有“义”一样，就不能建立国威，国家就要衰弱。因此，自古以来，那些圣帝贤王，虽然都强调“文德”治国，但为了长治久安，没有不求助于武事的。当然，这些帝王不以用武为功劳，而以不用武为大事。因为“武”这个字就是“以止戈为义”的。武事的运用关键是在无事时进行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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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④⑤《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十四《总论威武之道》上。
②⑥⑨《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十五《总论威武之道》中。
③⑧《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十六《总论威武之道》下。
⑦《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四十二《经武之要》下
备，以防止祸乱的发生，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如果不是这样，到发生不测事件时，再来抓武备，那就晚了。
三、军队建设思想
丘浚关于军队建设的思想比较全面，包括军队编伍、选将驭将、士兵训练、战马器械、赏功罚过等等。
（一）军队编伍
丘浚盛赞古代兵农合一的制度，认为这种制度是“万世无弊之军政”①。这种以井田制为基础的制度，平时把民众编成比、闾、族、党，战时即变成伍、两、卒、旅，平时的民众是战时的士兵，平时的官吏即为战时的将领。平时为农，战时为兵。代代相承，不缺军士之人；自耕自食，无后勤供应匮乏之忧。士兵无屯戍之劳，将领无握兵之患。因此，“守则固，战则克。内足卫中国，外足威四夷”②。这种军制到春秋战国遭到了破坏，以后历代兵制只有唐代的府兵制“稍近于古”，但唐代的府兵制后来不能坚持，以致唐朝也随之衰败而至于灭亡。
丘浚这种思想无疑是儒生具有复古倾向的空谈，但他也不是无的放矢。明代的卫所制到了成化年间已经遭到破坏，“一卫有仅及其半者，甚则什无二三焉”③。因此，他从巩固明朝的统治出发，急切地希望以兵农合一整顿军伍，担心如果再不整顿，将来远不如现在。为此，他提出两点具体主张：
一是在京畿地区实行寓兵于农。在京畿8府17州89县原先里社的基础上，加以整顿，使其整齐划一。每1里百户人家分为2队，立2总甲，1队50人；每队分5小甲，每甲10人；10队为1都甲，属之州县。这就和卫所制的小旗、总旗、百户相对应。除养马、纳粮两项负担外，免除百姓的其他差役。每年农闲季节，进行训练。此法实行，不仅有兵，而且有马，粮饷供应不成问题，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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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十七《军伍之制》。
姓也不会有科派之扰。京畿防卫既有在京的卫所军，又有民兵，“内可以壮中国之势，外可以慑外夷之心”①。
一是在边境地区继续实行佥民壮法。当有警急之时，佥点民壮协助官军守备本地。但无事之时不能佥点，事后即行休息，并且一定要以民壮为名，不得科敛差占，失信于民。
此外，他还请求朝廷召集文武大臣进行研究，在不扰民的情况下，如何改变军伍废弛的状况，恢复明初的军威。他说：“今日之军伍可谓旧而坏矣，失今而不为之制，吾恐日甚一日，积而至于无余。一旦有事而必欲用之仓卒之际，其将噬脐无及矣。”②丘浚在和平时期提出的这些主张和建议是颇有远见的，但并没有引起朝廷的重视。到了嘉靖年间，军备更加废弛，致使北方的俺答进逼京师，大掠而去；南方的倭患延续了十几年，沿海受到极大的破坏。
（二）军队训练
丘浚强调军事训练。他认为，“国家大事在戎，而国之安危、下之生死所系。当承平之时，而习战陈之法，异时有事，驱之以临战陈，冒锋镝，将可以全胜，卒可以全生，而国亦由之以全安焉”③。否则，以不教之民去作战，那就是孔子所说的“弃其民”，孟子所说的“殃其民”。标榜为民之父母的统治者，“不能生养之，福佑之，而弃之殃之”④，那就是孟子所说的“民贼”，是尧舜之世所不能容的，当然也是想要建立尧舜之世的人所不为的。
丘浚认为，“教民”有两个方面：一是教“武技”，一是教“文事”。所谓“文事”是指孝悌忠信，亲上死长。只有使老百姓知道“遵君亲上之义”，然后他们拿起武器才能“心专于内而坚气奋乎外”⑤，勇敢战斗，无往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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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十七《军伍之制》。
②《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十九《郡国之守》。
③《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二十六《简阅之教》上。
④⑤《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二十七《简阅之教》下。
对“武技”训练，丘浚认为首先是“辨”，即辨别旗鼓等指挥信号。只有“辨之于豫，则兵知将意，欲有所谋为，不待言语告诏，晓然自喻于耳目之间。耳目有所见闻，则心运于中，而手足应于外。凡士卒坐作进退，迟速开合之数，皆将意之所欲为者也”①。其次，是操练兵器。丘浚认为，弓箭这种长兵器用处最大。士兵不管用什么短兵器，刀也好，枪也好，都必须兼用弓箭，使长短兵器各具于一人；必须用专门的时间练长兵器的使用，并以练习成绩的好坏，来决定赏罚。平时士兵犯有过错，也可以用射箭能否中的来决定处罚，射中则免之，以鼓励人们练射。“必全军皆善射之人，则可以无敌于天下矣”②。第三，他强调训练要从难从严，讲究实效。他说：“人情由难及易易，由轻入重难。"③平日训练不着甲，用的兵器又以轻物代替，一旦与敌交锋必然受挫。因此，治军旅不可务虚文，而必须崇实效。第四，他同于谦一样，主张分拨进行训练。强壮精锐者为正军，支粮一石，以备征战之用；其余为副军，从事劳役，每月支粮八斗。把由于少支副军省下的粮饷作为奖励的费用，鼓励练武。
丘浚认为，“文教”和“武教”并不是半斤八两，“教其武技，必先教以文事”④；“孝弟忠信本也”，“讲武之法末也”⑤。他更重视“文教”，把儒家的伦理道德作为训练士兵的根本。
丘浚还强调军事演习。兵凶战危以杀戮为事，当然不能以进攻他人为试验，但平时不演练，战时就要惊慌失措。演练之法就是行猎，用野兽来试验训练的好坏。他认为，这种“因搜狩以习用武事，非徒以习战，以行礼也；非徒以尚勇力，以表仁义也”⑥。田猎的每一个环节，都模仿着战争，包括不逐奔、不杀降、不戮幼稚等等。因此，平时搞好这种实际演练，一旦临战阵，军队进退取舍，都有节制，就没有不获胜的。
（三）选将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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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⑥《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二十六《简阅之教》上。
②③④⑤《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二十七《简阅之教》下。
丘浚说：“古今论治者皆知相为国之辅，而不知将亦国之辅也。盖国之有将相如人之有两手，鸟之有两翼，阙一不可。相得其人，则国体正而安，将得其人，则国势强而固。是故治忽在乎文，文之所以备，相之辅也；强弱由乎武，武之所以周，将之辅也。”①丘浚还从军事角度阐述了将领的重要性。他说，晁错所讲的器械利、卒用命、将知兵、君择将这四条，虽然都是军事中最至关重要的东西，但君择将更重要。“盖将得其人则士卒用命，而器械无有不精利者矣。夫以有能之将，统用命之卒，用精利之器，则兵威振，国势强，而四夷服矣。”②
因此，他特别注意将领的选拔。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丘浚认为“安不常安也。一事有龃龉，一人有杌陧，安即转而危矣”③。作为人君就应该在和平时期想到一旦有事，有没有可以折冲千里、固疆域、息祸乱的将领，就应该汲汲以求之，切切以思之，孜孜以访之，积极地培养、储备将领，以备一时之需。
选将要多方选拔，广为蓄积。一是不仅在武臣中选，还要在文臣中选。在武臣中选，就是用比较的方法，“拔其优，量其才，循其序而用之”④，即逐级选拔的办法；而在文臣中选，则采取奖励的办法，凡能应武选，被擢用的优秀人才，可比其原来的品级高3级。二是要唯才是用。“不以远而遗，不以贱而弃，不以仇而疏，不以罪而废”⑤，不限品级，不求全责备。三是进行培养。要设立专门培养将领的学校，对一些人才进行培养，使其能有所专攻。
丘浚反对用世将、用私人。他说：“世将之弊惟取其官与世，不复问其人果可以将否，侥幸无事，徒以备员。彼骏鲁不自知，苟快目前，不顾后患，固不足责矣。而有国家者，承祖宗百战之余所得之境土而付之骐童、庸竖，一旦有事彼岂能支之哉！”⑥这切中明代将官世袭的弊病。他又讲：“人君于凡百司众职犹不可任其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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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⑤⑥《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二十九《将帅之任》上之下。
③④《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三十《将帅之任》中。
意，用其私人，矧出师命将，人之生死所系，国之安危所关，而可以轻用其人乎！”①
关于将领的标准，丘浚认为：第一，将领要德义为本。他说：“为将者必讲明礼乐诗书于平时，而以德义为之本，然后可以本兵柄，而司三军之命。”②之所以要这样，因为诗、书、礼、乐是教以文德的，必有文德作为武事的根本，武事才能成为戡定祸乱的工具，否则武事就变成了杀人、行不仁的工具了。第二，将贵有能。这指两个方面，一方面对己能治军，另一方面对敌能制胜。制胜敌人要智勇双全。“勇以决其行，智以运其用。”③这就要求将领读书，通达古今，识义理，知机变。一旦遇有战事，料敌应变，出奇制胜，举措自如。第三，“敬”存于心。所谓“敬”，就是处理军务时，戒慎，不怠慢。要敬谋、敬事、敬吏、敬众、敬敌。将领处理一切事务，都不能马虎怠慢，而要兢兢业业，谨慎认真。
丘浚认为，朝廷任用将领首先审之要严，用之要专。在未任用之前，要进行审查，疑人不用。“不审则使非其人，或至于丧师而辱国。”④但经审查认为其人可用，则应用人不疑，不以人监之，不中制之，用之必专。“任之不专，则事无统摄，或彼或此，而不归于一，是亦覆败之所由也。"⑤
丘浚认为，人君驾驭将领一要诚，二要严。人君对于武将一定要“诚心相感”，“推诚待下”，“最不可用智数”。朝廷对待将领应该严明，是是是，非是非，功是功，过是过，不可含糊忍隐。这样，光明正大的人就可以申明自己的道理，而搞歪门邪道的人就难以达到营私的目的，使将领只能尽心尽力，不敢为非作歹。
人君对于将领应该“隆之以恩，厚之以诚，富之以财，小其名而崇其势，略其细而求其大，久其官而责其成”⑥。“隆之以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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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二十《本兵之柄》。
②④⑤《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二十八《将帅之任》上之上。
③《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二十九《将帅之任》上之下。
⑧《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三十一《将帅之任》下。
使将领深深感激；“厚之以诚”使将领没有二心；“富之以财”，使将领能有足够的钱财养死士，得敌情；“小其名崇其势”，使将领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力，奋发向上；“略其细”使将领不因一点小过失去展布才能的机会；“久其官”使将领熟悉自己的工作。丘浚认为，“自古用将之方，不易于是”①。
四、边防思想
丘浚经历过“己巳之变”，因此对边防特别是北部边防十分重视。他认为，边防是否巩固的关键是内政如何。“内者，外之本也。内无其衅，然后外患不生。”②“内治既修，而外治无不举。”③如果内治不修，纪纲废弛，政教乖乱，就不可能有效地防御外敌。因此，帝王之治，详内而略外，先内而后外，“必内之政事既无不修，然后外之夷狄攘斥焉。是知内修者外攘之本也”④。详内略外，先内后外，“内修者外攘之本”，是丘浚巩固边防的根本思想。这种思想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自然延伸，应该说是符合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这一辩证法的。
详内略外，先内后外是指巩固内部和防止外敌的轻重缓急而言，两者是结合的，而不是说可以不治外。相反，丘浚反对只详于内而忽于外的思想。他主张：“治外者必严必密，而无一隙之可乘”⑤。
丘浚提出治外的根本目的“要在使之各止其所而已。彼既止其所而不为疆埸之害，则吾之内地华民得其安矣”⑥。就是说要使他国安居在自己的土地上而不入侵中国。中国也不会进犯他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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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三十一《将帅之任》下。
②《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四十三《内外之限》上。此据《四库全书》本，明刊本此标题为《内夏外夷之限》。下同，不注。
③④⑤《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四十八《修攘制御之策》上。
⑥《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五十三《四方夷落之情》。
外扩张。因为外国的土地人民“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盛德在我，无取于彼”①。当然，中国的土地也不会放弃，一寸山河一寸金，祖宗留下的版图，“不可轻言弃也”②。放弃敌人会以为我软弱可欺，更加放肆；但原来没有的，也不去夺取，夺取就招致怨恨。惟一的办法是“循其旧而已”③。
但事实上，明朝不对外扩张，而外敌则不时内犯。因此，丘浚反复强调防御。他说：“御敌之道，守备为本，不以攻战为先。”④他强调守，但并不摈弃战与和。他认为战、守、和都是对付外敌的手段。“制敌之本乃在夫可以战，可以守，可以和。”要“战之中有守有和，守之中有和有战，和之中亦有战有守，如环无端，迭相为用。其变不同，则其所以应之者亦不一。要令制敌在我，而其力常有余”。即三者同时运用，并在运用中掌握主动权。他反对执一而废二，也反对穷兵黩武的战，画地为牢的守，解弛无备的和。但在这三者之中，“上策莫如守，守而彼侵轶要求不已，然后量彼己，审时势，或与之战，或与之和。所以战者，以固吾守，非利其有而侵之；所以和者，以安吾守，非畏其强而屈之。是故战而彼吾服，吾以不忘战而一于守；和而彼吾孚，吾亦不忘战而一于守。战也，守也，和也，皆应敌之具。而所以用之以制敌者在因其势，随其机，应其变，可以战，可以无战，可以和，可以无和。其运用在吾之一心，然要其归止于守吾之封疆而已。是则三者之中，则又以守为本焉。”⑤灵活地运用战、守、和，以守为本，以达到防御的目的。这是丘浚关于如何防御的根本指导思想。
如何守？丘浚提出以下几点：
第一，预有准备。丘浚反复强调，“备边有其要，不在于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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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四十四《内外之限》下。
②③《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五十三《四方夷落之情》。
④《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五十《守备固圉之略》上。
⑤《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四十七《征讨绥和之义》下。
而在于平日”①。“虽以无事之时，亦必岁岁为先事之备。”②在边境和平的情况下，要不断加强边防，“凡山川之险易，营垒之远近，戍卒之多寡，糗粮之有无，敌人之向背，将领之壮怯，已然者当何如而修饬，未有者当何如而增补，某处当设为营堡，某堡当加军守备，某墩台可废，某蹊隧可塞，某处可屯种，某处宜牧畜，凡边计未备者，皆与巡抚都御史、守备、总兵、参将等官计议、经画，条而上之”③。使朝廷经常了解边防情况，不断加强边防建设。
第二，防守要严密。丘浚提出特别要加强重点地域的防守。对关隘的防守，他从也先进攻北京的战争中吸取教训，强调不要只重视居庸关而放松紫荆关的防守。对整个北部边防，他认为由于大宁都司内移，京师东北藩篱十分单薄，“异时卒有外患，未必不出于此”④，因此建议在永平或遵化或蓟州设立重镇。原来的卫所移于沿山要害处相为声援，并在山外侧因地立墩台，建边墙，择要地屯军守备。他还建议加强河套地区的防守。认为当时蒙古人无深谋，未用华人之计，所以亟来亟往，没有盘踞在河套地区。应该趁此机会“或于河之南筑城池以为之镇遏，或于河之北据要害以为之扼塞，或沿河之埽设营堡以防其径渡”⑤。历史证明，这些建议是颇有预见性的。
第三，加强层次防守。丘浚强调加强两道防线的防守。一道防线是太行山从西向北延伸，经居庸关而东一直到辽东的医巫闾，为一道天然防线，丘浚称其为“第二层之内藩篱”；另一道防线是东起旧大宁界越宣府、大同、代州之境而西至于保德州（今属陕西）之黄河，丘浚称其为“第二层之外藩篱”。对于这两道防线，丘浚提出要设险防守。第一道防线本来是重岗连阜，高山峻岭，蹊径狭隘，林木茂密，敌骑难以驰突的天然屏障。但由于烧炭、营建之故，林木被砍伐，蹊径日通，险隘日夷。为改善这种状况，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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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五十《守边固圉之略》上。
③《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四十九《修攘制御之策》下。
④⑤《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五十--《守边固圉之略》下。
浚提出人工植树。所种之树棵棵相去一丈左右，行列参错，使敌骑不得驰驱，而官军可以设伏。种树要有专人负责、专人保护、委派御史督察，以使其真正发挥屏障作用。第二道防线有些地方没有天险。对这些没有天险的地段，丘浚建议修筑长城。但修筑时，一定要吸取秦始皇修长城的教训，以不扰民为前提，选择丰收之年，农隙之时，分期进行。经过几年的努力，使这道防线也成为一道有险可恃的防线。
第四，防守要以边军为主。丘浚从明军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对边境的防守，要以边军为主。将边防划分区域，专责边将负责。一般情况下，不动用京军，不得已出动京军也只作声援之用。如敌寇大同则于应州（今山酉应县）或浑源州（今山西浑原）立一大营；敌寇宣府则于怀来（在今河北怀来东南）或保安（在今河北怀来西北）立一大营，进行声援等。声援时，要先声后实，调1000称5000，非边军不能御敌时不得参战。为此必须加强边军建设，诸如荒年招募饥民为兵，免去极边和近边自愿投军者的户粮，优待边兵等等。
丘浚认为，边防关系到京师的安全。因此，他还根据历史经验，提出立辅郡以卫京师的主张。他建议以宣府为京师之北辅，守国之北门；以永平（今河北卢龙）为东辅，守松亭（在今河北迁安西北）一带关隘，扼辽东方向；以易州或真定为西辅，守紫荆关一带关隘；以临清（今属山东）为南辅，扼河南、山东之冲要。另外，在临清南的徐州屯兵以扼通两京的咽喉。每处屯重兵一二万以护卫京师。这样，外有边防，内有辅屯，京师的防卫更严密。
丘浚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以历史经验为借鉴，阐述的军事思想，有预见性，有现实性。他从治理国家的角度来考虑军事问题，对一些问题（如战、守、和的关系等）的论述，颇为深刻。他在和平时期，认为军制如不整顿，将继续败坏下去，蓟辽方向和河套地区当加强防守，这些都具有预见性。他的一系列主张都是针对当时弊端的，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然丘浚的军事思想也有他的迂腐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