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守仁的生平和军事活动
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学者称阳明先生,余姚(今属浙江)人。生于成化八年九月三十日(1472年10月31日),卒于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529年1月10日)。他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父亲王华曾任南京吏部尚书。
成化之后,明政治愈加衰败,土地兼并严重,加以赋税徭役严重,农民流离失所,不断爆发起义;少数民族不堪官僚的压迫,时起反抗;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发生内讧;北方的鞑靼也不时内犯,社会不安,时有小规模的武装斗争。
弘治十年(1497年),王守仁面对“当时边报甚急,朝廷推举将才,莫不遑遽”,又看到当时“武举之设,仅得骑射搏击之士,而不可以收韬略统驭之才,于是留情武事,凡兵家秘书,莫不精究;每遇宾宴,尝聚果核,列阵势为戏”①,开始学习兵法。时年已26岁。
弘治十二年(1499年)春,会试中进士,开始在工部任职。当时因鞑靼内犯,王守仁上疏陈边务八事:“一曰蓄材以备急,二曰舍短以用长,三曰简师以省费,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八曰严守以乘弊。”②对当时的选将用兵,作战方略,屯田供应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弘治十三年(1500年),任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十七年(1504年),改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正德元年(1506年),因上疏营救直谏的戴铣等,被宦官刘瑾诬陷下狱,后谪为龙场(在今贵州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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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二《年谱》。
②《王文成公全书》卷九《陈言边务疏》、《明经世文编》卷一百三十《陈言边务疏》。
西南)驿丞。五年(1510年),升为庐陵县(今江西吉安)知县。是年十二月,升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六年正月,调吏部封验清吏司主事,十月升文选清吏司员外郎,第二年三月,升考工清吏司郎中,十二月又升南京太仆寺少卿。九年(1514年),升南京鸿胪寺卿。十一年(1516年),升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这时,漳州府有以詹师富为首的农民起义军,江西、湖广、广东交界处有谢志珊等为首的农民起义军,江西、广东、福建交界处有池仲容等为首的农民起义军。王守仁于正德十二年(1517年)正月中到达赣州(治今江西赣州),当月就开始进攻漳州农民起义军。三月,詹师富等7000余人被害。十月,王守仁又开始进攻江西、湖广、广东交界的农民军,到十二月谢志珊等农民起义被平息了。第二年(1518年)正月,王守仁又开始平定江西、广东、福建交界的农民起义,三月,池仲容等农民起义被平息了。至此,江西、福建、广东、湖广农民起义,均被王守仁平定了。王守仁因平定农民起义有功,于正德十三年(1518年)六月,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正德十四年(15 19年)六月,王守仁奉命去福建戡处“叛军”,至丰城(今属江西)闻宁王宸濠反,遂起兵讨之。到七月下旬,宸濠被擒口王守仁仅用月余时间就平定了宸濠的叛乱。九月,王守仁兼江西巡抚。
正德十六年(1521年)六月,王守仁升为南京兵部尚书,参赞军务。
嘉靖六年(1527年)五月,王守仁被任命为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及江湖邻近地方军务,负责平定思恩、田州土官卢苏、王受暴动。是年十一月,王守仁到达梧州(今属广西),决定采取招抚的办法平息苏卢的暴动。第二年二月苏卢、王受接受招抚,思恩、田州平。七月王守仁开始进攻断藤峡①八寨瑶族起义军,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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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断藤峡,即大藤峡。成化元年十二月韩雍等镇压了侯大狗领导的大藤峡起义军,“断其大藤,名断藤峡”。
平了八寨,平定了起义多年的瑶族义军。这时王守仁已疾病在身,十一月,死于归途南安(今江西大余)。
王守仁一生除任官职外,更重要的是从事讲学。他于弘治十八年(1505年)“专志授徒讲学”,与湛若水“共以倡明圣学为事”①。他的门徒几遍天下。他的著作主要有他的门人编纂的《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其中《传习录》和《大学问》是他的主要哲学著作,军事著作则散见于奏疏和公文当中。另外,还有他评的《武经七书》七卷、辑的《兵志》以及撰写的《历朝武机捷录》十四卷、《国朝武机捷录》三卷和《阳明兵策》五卷等。
王守仁在哲学上是我国宋、明时期主观唯心主义的集大成者,认为心为天地万物的本源;认识的源泉不在客观世界,而在心内;认识的对象不是外界,而是自己的“良知”;知就是行,“知行合一”。在政治上,他是封建统治的忠实维护者,农民和少数民族起来反抗,他竭力进行平定;统治阶级内部出现叛乱,他起兵平叛。在军事上,“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②。他以很短的时间、很小的代价连续消灭了人数众多,持续时间相当长的义军,以临时拼凑的军队平定了蓄谋已久的叛乱。他是主观唯心主义者,认为认识的源泉在内心,但用兵则从实际出发,相机而动。这些看来似乎矛盾,实则统一于维护封建统治这一点上。
二、治安思想
王守仁以军事手段平定了农民和少数民族起义,但他并不认为这是长治久安的根本办法。他说:“夫弭盗所以安民,而安民者弭盗之本。”③他认为各县“多盗”,都是因为有司不能抚缉,如果“抚处得宜,绥柔有道,使之畏威怀德,岁改月化,自然不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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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二《年谱》。
②《明史》卷一百九十五《王守仁传》。
③《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七《与王晋溪司马》。
恶”①。对“盗贼”进行“雕剿”那是不得已的办法,至于“盗贼”猖獗之后,悬赏、掩袭,都不过是末策。他说:“处夷之道,攻心为上。今各瑶征剿之后,有司即宜诚心抚恤,以安其心。若不服其心,而徒欲久留湖兵,多调狼卒,凭借兵力,以威劫把持谓为可久之计,则以末矣。”②又说:“夫盗贼之患,譬如病人,兴师征剿者,针药攻治之方,建县抚缉者,饮食调养之道。徒恃针药之攻治,而无饮食以调养之,岂徒病不旋踵,将元气遏绝,症患愈深,后虽扁鹊、仓公无所施其术矣。”③这就是说,要实行“抚”、“剿”两手,而无论在起义爆发之前,还是起义平定下去之后,都要着重“抚”,要以“攻心为上”。如果不是这样,一味凭借兵威,专恃攻治,最后终不可治。这是具有政治远见的思想,比那些只知用兵的将领要高明得多。
他采取“可抚则抚,可捕则捕”④,“量其罪恶之浅深而为抚剿”⑤的方针。他在处理思田苏卢、王受时,就没有采取军事镇压的手段,而用政治招抚的手段。他在平息农民起义的同时,也往往发布告示,“安抚”起义的农民,并令军队不准动处于农民起义地区的“良民”的一草一木。总之,“剿”和“抚”贯穿于王守仁军事行动的始终,而他尤其重视“抚”,重视攻心,用这种办法以达到安民弭“盗”的目的。
为此,他采取一系列措施:
(一)妥善安置受招抚的义军人员。凡是受招抚的民众,“决不追既往之恶”,“实心抚安”,“量给盐米,为之经纪生业”⑥。对于那些不按王守仁招抚规定去做,加害受招抚的人,王守仁说他们是违法官吏,要治以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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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文成公全书》卷十八《批岭西道抚处盗贼呈》。
②⑥《王文成公全书》卷十八《绥柔流贼》。
③《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一《添设和平县治疏》。
④《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五《征剿稔恶瑶贼疏》。
⑤《王文成公全书》卷九《攻治盗贼二策疏》。
(二)设置郡县,加强管理。他鉴于农民和少数民族起义军据以为根据地的地方,往往是几县交界,政权势力达不到的地方,因此在平息起义之后,就建议设立县卫,一以控扼要害,一以管辖、“安抚”受降民众。如在平息了漳州起义军之后,建立平和县;在平息江西、湖广、广东交界的起义军之后,建立崇义县;在平息江西、广东、福建交界的起义军后,建立和平县;在平息断藤峡瑶族起义军后,也建议建立县卫等等。他认为“设县移司,实为久安长治之策”①。
(三)实行十家牌法。十家牌法就是十家用一牌,上书每家人的姓名、籍贯、职业、房屋、产业等等。此牌由十家轮流收掌,“日轮一家,沿门按牌审察动静,但有面目生疏之人,踪迹可疑之事,即行报官究理。或有隐慝,十家连罪。如此,庶居民不敢纵恶,而奸伪无所潜形”②。这就是用民众自己控制自己的办法,达到“止息盗贼”的目的。十家牌法的另一内容是“但有争讼等事,同甲即时劝解和释。如有不听劝解,恃强凌弱及诬告他人者,同甲相率禀官,官府当时量加责治省发”,“凡遇问理词状,但涉诬告者,仍要查究同甲不行劝禀之罪”③。王守仁对此保甲法十分重视,他说:“有司果能着实举行,不但盗贼可息,词讼可简,因是而修之,补其偏而救其弊,则赋役可均;因是而修之,连其伍而制其什,则外侮可御;因是而修之,警其薄而劝其厚,则风俗可淳;因是而修之,导以德而训以学,则礼乐可兴。”④他还说:“此法一行,则不待调发,而处处皆兵;不待屯聚,而家家皆兵;不待蓄养,而人人皆兵。无馈运之劳,而粮饷足;无关隘之设,而守御固。”⑤他认为,这要比调兵镇压好得多。调遣之兵“有虚名而无实用,可张皇于暂时,而不可施行于永久”⑥。王守仁企图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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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一《添设和平县治疏》。
②《王文成公全书》卷十六《案行各分巡道督编十家牌》。
③④《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七《申谕十家牌法》。
⑤⑥《王文成公全书》卷十八《绥柔流贼》。
政权势力达到最基层,以民自治的办法,达到弭盗息兵,移风俗,习礼乐,长治久安的目的。
(四)实行乡约法。王守仁认为,起义反抗明廷统治的人“常弃其宗族,畔其乡里,四出而为暴,岂独其性之异,其人之罪哉!亦由我有司治之无道,教之无方尔”①。为了杜绝人民的反抗,他采取订乡约的办法。同约人中要设约长、约副、约正等,置三个簿子,一书写同约人姓名,一书写入约人干的好事,一书写入约人干的坏事。乡约的内容包括寄庄人要按时纳粮,大户人家不得过于苛剥,亲族乡邻不得相争,军民人等不得通敌,下级官吏不得勒索百姓,要归还受招抚人的财产,受招抚人不得再干坏事,婚丧嫁娶要与家资相称,入约之人如有疑难要帮助解决等等。总之,要把一切可能引起百姓造反的因素消灭在萌芽之中。每月同约人要开一次会,好的要表彰,过错要纠正,“彰善者其辞显而决,纠过者其辞隐而婉”②。乡约是对十家牌法的一种补充,其目的依然是“弭盗”息兵,维护封建秩序,但也是安抚百姓的一种方法。
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都讲“抚”,但像王守仁这样,在战时把“抚”作为军事手段的一种补充,在平时把“抚”作为弭盗息兵的根本,具体深入到每个村落,每个人头,则是不多的。历代统治者都有统治老百姓的行政机构,但像王守仁这样的保甲法,统治之严密,欲连其伍而制其什,欲处处皆兵,家家皆兵,人人皆兵,内息“盗患”,外御外侮,则更是少见的。
三、治军思想
明朝到了王守仁任巡抚的正德年间,“卫所军丁,止存故籍,府县机快,半应虚文,御寇之方,百无足恃”③。王守仁非常注重军队建设。他认为“兵不在多,惟贵精练;事欲可久,尤须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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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七《南赣乡约》。
③《王文成公全书》卷十六《选练民兵》。
严”①。他主张建立一支可以长久维持的训练有素的精干部队。为此,他首先主张选那些“骁勇绝群,胆力出众之士”组成军队,而汰去那些疲弱不堪之人。他在任南赣巡抚时,就曾令各兵备由各县机快的原额内挑选2/3精壮可用的,委任各县能官统领训练,专门用以守护城池,扼制关隘4其余的疲弱不堪的1/3,令其退役,出工食;把他们所出的工食费作为招募新兵和犒赏之用口其次,王守仁认为,“习战之方莫要于行伍,治众之法莫先于分数”②。因此,王守仁对所选定的民兵重新编伍。“每二十五人编为一伍,伍有小甲;五十人为一队,队有总甲;二百人为一哨,哨有长、协哨二人;四百人为一营,营有官、有参谋二人;一千二百人为一阵,阵有偏将;二干四百人为一军,军有副将。”③这与明卫所军的编制不同,其目的是“务使上下相维,大小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成为“有制之兵”④。伍、队、哨、营各级组织均予以兵符,“凡遇征调,发符比号而行,以防奸伪”⑤。再次,王守仁认为,农民军之所以“愈肆无惮”,是因为官军素不练兵,备御松弛。因此,他强调要精练。训练的办法是把挑选出的士兵“因能别队,量材分等”⑥,然后“随材异技”⑦,即不同的人训练其使用不同的兵器。训练,不仅使士兵熟悉号令,做到一声令下,如身使臂,而且在训练过程中,使将领与士兵建立起感情,有父兄子弟之爱,“居则有礼,动则有威”⑧,成为能有战斗力的精锐部队。这同当时卫所军不进行训练,训练则搞花架子,又是一个很大的不同。
王守仁主张平时要储备将领。他说:“将者三军之所恃以动,得其人则克以胜,非其人则败以亡,其可以不豫蓄哉!”⑨为此,他提出:(一)将世袭的公侯之子和武学生员成绩优异的集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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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⑥《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批漳南道教练民兵呈》。
②③④⑤《王文成公全书》卷十六《兵符节制》。
⑦《王文成公全书》卷十六《选练民兵》。
⑧《王文成公全书》卷十六《预整操备》。
⑨《王文成公全书》卷九《陈言边务疏》。
选择文武兼济的人才对他们进行教育,令他们“习之以书史骑射,授之以韬略谋猷”①,每年要进行考试,经过3年从中选拔将领。(二)兵部尚书、侍郎等每年都要巡边,并带领其属下“通变特达者”二三人,通过这种实地巡察的办法使他们平日就熟悉边防“道里之远近,边关之要害,虏情之虚实,事势之缓急”②,一旦有事,这些人就可以充当将领,不会有乏才之患。
王守仁对任用将领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一方面强调,“朝廷用人不贵其有过人之才,而贵其有事君之忠”③。他认为如果一个人没有“事君之忠”,那么他的“过人之才”只不过是为了捞取自己的名利,保全自身和妻小而已。另一方面,他也指出:“使贪使诈,军事有所不废”④。在情况紧急的时刻最重要的是要打败敌人,其他均无暇考虑,因此凡是能打败敌人的人都应该用。
在使用将领上,王守仁强调“隆其委任,重其威权,略其小过,假以岁月,而要其成功”⑤。就是要信任将领,不遥控,也不派人干扰,因为“天下之事成于责任之专一,而败于职守之分挠”⑥。一个将领在指挥作战时,如果不能根据实际情况便宜行事,或完全受上边控制,或事事无不掣肘,那是难打胜仗的。只有将领责重,权也重,事无掣肘,伸缩自由,相机而动,才能充分发挥其才干,夺取战争的胜利。
王守仁还重视赏罚。他说:“较功力,信赏罚,以振作士气者,军旅之大权。”⑦他对于行使这一军旅大权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赏罚要及时。赏不逾时,罚不后事。过时而赏与不赏一样,后事而罚和不罚相同。只有赏罚及时,才能齐一人心,作兴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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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王文成公全书》卷九《陈言边务疏》。
③⑤《王文成公全书》卷十四《辞免重任乞恩养病疏》。
④⑦《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三《再辞封爵普恩赏以彰国典疏》。
⑥《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一《涮头捷音疏》。
第二,赏罚要重。“赏罚之不重,无以作兴士气。”①为此,王守仁制定了严格的军纪。诸如:失误军机者斩;临阵退缩者斩;违犯号令者斩;经过宿歇去处,敢有搅扰居民及取一草一木者斩;敢有临阵擅取敌人财物者斩;作战时一队失,全伍皆斩等等。
第三,赏及微,罚至亲。“赏及微劳则有功者益劝,罚行亲昵则有罪者益警。”②
第四,赏罚要公。平时对将领考核的好坏与战时将领立功是否赏赐要分开,“不可混而施之”。将领在战场上立了功,即使平时有这样那样的过错或问题,也应该录其功。对那些不太严重的问题,可以略而不计。如果他的过错不改正并有发展,那再进行惩处。这样,人家就会说:“昔以功而赏,今以罪而黜。功罪显而劝惩彰矣。”③如果,口头上说有功就赏,而实际上把平时的考核作为赏罚的标准,对于平时有这样或那样问题的人来说,就会是“赏未施而罚已及,功不录而罪有加”。这样就“不能创奸警恶,而徒以阻忠义之气,快谗嫉之心”④,是不可取的。
四、战争谋略
王守仁不是军事将领,是地方官员,用他的话来讲是儒生,但他学过兵法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从而形成了颇有特色的战争谋略。
(一)因敌制胜思想
王守仁继承了《孙子》“兵无常势”、“因敌而制胜”的思想。他说:“兵无常势,在因敌变化而制胜。”⑤又说:“兵无定势,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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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一《辞免升荫乞以原职致仕疏》。
②《王文成公全书》卷十《升赏谢恩疏》。
③④《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三《再辞封爵普恩赏以彰国典疏》。
⑤《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一《涮头捷音疏》。
贵从时。苟势或因地而异便,则事宜量力以乘机。”①他认为战争双方的形势是变化着的,不固定的,而且这种变化有时十分迅速,因此“胜负之算,间不容发”②。因为敌情是不断变化的,要战胜敌人自己也不能一成不变,刻板用兵,而应该灵活多变,抓住战机,不失时机。综观王守仁用兵特点就是一个“活”字。而这一“活”字正是从他对“兵无常势”这一军事活动本质性的认识出发的。
(二)多变的战争指导
王守仁对不同的作战对象总是从实际出发采取不同的战法。在平息江西、福建、广东、湖广交界的农民起义军时,他实行“一寨可攻则攻一寨,一巢可扑则扑一巢,量其罪恶之浅深而为抚剿,度其事势之缓急以为后先”③的方针。在镇压宸濠叛乱时,他采取了“牵其举动而使进不得前,捣其巢穴而使退无所据”④的方针。在平息广西少数民族起义时,他采取了当抚则抚,当剿则剿的方针。对思恩、田州的苏卢、王受采取了抚的办法,而对八寨、断藤峡的瑶族起义则采取了武力消灭的手段。
根据不同的情况制定不同的作战方略,这一方略既符合实际情况,又是破敌的关键,因此能取得成功。这是王守仁用兵的一大特点。
(三)出奇制胜的战法
王守仁十分强调用兵。他说:“胜败由人,兵贵善用”;⑤“兵贵善用,岂在徒多?”⑥王守仁的善于用兵就是以奇制胜。他以奇制胜的手段主要有二:一是突袭,一是误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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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文成公全书》卷十《议夹剿方略疏》。
②《王文成公全书》卷十六《案行广东、福建领兵官进剿事宜》。
③《王文成公全书》卷九《攻治盗贼二策疏》。
④《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七《咨两广总制都御史杨共勤国难》。
⑤《王文成公全书》卷九《闽广捷音疏》。
⑥《王文成公全书》卷十六《案行漳南道守巡官戴罪督兵剿贼》。
1.突袭。突袭就是“出其不趋,掩其不备”①。在攻漳州起义军时,他首先令部队扬言:因为天气转暖,农耕开始,加上山路崎岖、林木茂密、气候恶劣、用兵不便,所以只在冲要之处留兵驻守,其余军队逐渐撤回,等到秋收之后,天气冷爽,再会合三省之兵进攻。然后“大飨军士,阳若犒劳给赏,为散军之状,实则感激众心,作兴士气”②,并且将无关紧要的人马撤回一二处,示声示形,掩盖其进攻的意图。当起义军放松警惕之后,他就令军队“衔枚连夜速发”,突然发起攻击。攻打八寨、断藤峡的瑶族义军时也是如此。当时王守仁一方面扬言湖广土兵从宾州(在今广西宾阳东北)回湖广,另一方面却下达命令,要部队“偃旗息鼓,寂若无人,密至信地,乘夜速发,务使迅雷不及掩耳,将备稔恶贼魁,尽数擒剿”③。这就使被麻痹了的义军,在迅雷不及掩耳的打击下,遭到惨败。
“声东击西,阳背阴袭”④、“声东击西,后发先至”⑤,是王守仁达到突然袭击的另一种手段。在平息江西、湖广、广东交界的起义军时,不仅王守仁下边的一些人认为湖广和江西的官军首先应当夹攻桶冈,农民军也认为官军一定会首先攻打桶冈,因此横水等农民军没有严加戒备。而王守仁却首先攻打横水、左溪。在
王守仁军队的进攻下,农民军张皇失措,相继失败。
2、误敌。“多方以误贼人之谋,分攻以疲贼人之守”⑥,是王
守仁以奇制胜的又一重要手段。宸濠叛乱之后,准备首先夺取南
京。王守仁料南京一时之间难以做好防守准备,“乃先张疑兵于丰
城,示以欲攻之势”⑦,使宸濠不敢轻易离开南昌,而只是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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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⑥《王文成公全书》卷十六《案行漳南道守巡官戴罪督兵剿贼》。
②《王文成公全书》卷十六《剿捕漳寇方略牌》。
③《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五《八寨断藤峡捷音疏》。
④《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一《三省夹剿捷音疏》。
⑤《王文成公全书》卷十八《议处江古诸处瑶贼》。
⑦《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二《江西捷音疏》。
兵力攻取南康、九江。当宸濠得知王守仁兵力尚未集中,不可能攻打南昌时,半个月已经过去了。宸濠的谋略直到最后都没有实现。宸濠闻南昌失守,回兵救援。众人“多以贼势强盛,宜坚壁观衅,徐图进止”①,而王守仁却派兵迎击。他把军队分成当锋的正兵,诱敌的先锋兵,绕敌背后的奇兵,四面张疑的伏兵。先锋兵把敌引入埋伏地,前后夹击,四面伏起,宸濠军大败。
在攻打江西、广东交界的池仲容时,王守仁首先进行诏谕,以使其不支援横水。横水农民军被镇压之后,池仲容惊惧,暗中准备防御,但对王守仁派去的人说这种准备是为了对付早已投降明廷的龙川的卢珂军。王守仁将计就计,将卢珂杖打30,投入狱中,而实际杖打极轻,并放出卢珂之弟回去整顿军队,准备攻打池仲容。另一方面,又宣布征讨农民军已经结束,天下太平,年景又好,可让老百姓兴鼓作乐,张灯结彩,欢庆一番。当时已近年底,王守仁又派人到池仲容处颁发历书。池仲容开始有所警惕,这时见王守仁又闹灯会,又来颁历,放松了警惕,并在来人的诱劝下来到王守仁处。王守仁招待甚是周到。池仲容要走,王守仁讲要过年了,加以挽留。过两天,池仲容又要走,王守仁借口还要犒赏,令有司第二天大摆宴席,但当天夜晚王守仁将池仲容等歼灭,接着亲率大军夜半出发,大破池仲容各寨。池仲容的余众奔入九连山,据险以守。王守仁又令700余士卒换上义军的服装,佯为败退的义军,夜入九连山。第二天,王守仁发动进攻,内外夹击,一举攻占九连山,义军尽被歼灭。
“兵者,诡道也。”王守仁深谙诡道之术,其用兵艺术有可取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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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至正德年间,总的形势是天下太平。但承平之中,既有短暂的大小战争,也酝酿着未来的危机。这大小战争,特别是土木之变和也先进攻北京的战争,使一些朝廷中的有识之士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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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三《年谱》。
未来的危机。他们从巩固大明江山出发,用心总结这些战争的经验教训,筹划应付未来战争的谋略,从而使军事思想有了一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战争的基本观点有深化。治国要文武并用,和平时期不能轻视武备,只有加强军事力量才能壮国威。战争是为制止祸乱,保卫民众的安宁,一切军事措施都应从这点出发,而不能殃及民众。用兵以得民心为本,只有民心和悦,才能用兵,才能得胜,否则就要失败。进攻别人,首先自己要有理,自己理亏,只能修正自己而不能进攻他人。
第二,对外的军政方略更完备。要想防御外敌进犯,首先要治理好内部,内治者,外攘之本。对外总的指导思想是恩威并用,抚剿兼施,以抚为主,目的在于和平共处。在军事上,要战中有守有和,守中有和有战,和中有战有守,迭相为用,以守为本。防守要设险,要建立多层次、大纵深、互相策应的防线。这就形成了从政治到军事比较完整的一套御敌思想。它不同于洪武、永乐时期,而对后来有指导意义。
第三,军队建设力图纠正过去的弊端。在兵源上提出了募兵、练民壮、寓兵于农等主张,以改变军卒世袭制和解决军队缺额严重等问题。在组织编制上,提出了“体统相维”,“兵将相识”,以改变卫所军编制和战时临时命将出征的弊病。在选拔将领上,要以竭忠尽诚,谋勇兼全,博通古典为标准,反对世袭制和用私人的弊端。这些思想在当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四,作战指导上灵活多变,因敌制胜。提出了声东击西,阳背阴袭,出其不意,掩其不备,张布声势,多方误敌,突袭奇袭等等以奇制胜的战法,并且付诸实践,丰富了用兵智谋。
从这些看来,正统至正德年间,明朝的军事实力虽然在走下坡路,而在军事理论上则有所发展。如果当时人能把这些理论付诸实践的话,明代后来在边海防方面就不会有重大的挫折。
中国军事通史 ·第十五卷
明代军事史(下册)
主 编 范中义
副主编 王兆春
撰稿人 范中义 冯东礼 王兆春 张文才
第三编
改革和发展时期
嘉靖元年至万历四十八年
(1522~1620年)
嘉靖至万历年间,在中国漫长而又发展缓慢的封建社会中,是变化较快的一段时间。在经济上,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水平超过了前代,某些地区商品经济相当活跃。在政治上,尽管明王朝的封建统治日趋腐朽,但在隆庆和万历初年,张居正实行的某些改革,使腐朽的政治出现了某些生机。在军事上,这期间特别是嘉靖年间,东南沿海倭患严重,北方蒙古族不时进犯,斗争十分紧张,军事的各个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西方火器的传入和传统火器的发展,更适于海战的舰船的制造,装备火器的战车的出现,使军队装备的武器逐渐由以冷兵器为主向以火器为主过渡,使当时的战术和军队的编制发生了变化。兵役上由过去单纯的世袭军卒逐渐变成了世袭军卒、招募的士兵和佥派的民壮相结合,且有的地区以招募的士兵和佥派的民壮为主。军队的编制在过去的卫所制的基础上建立了营哨;军队的体制由过去的都指挥使——指挥使~一千户——百户的平时体制变成了总兵一一参将一一把总——哨官平战结合的体制等。军队的技术、战术训练达到了一个新水平;边海防的防御战略更加完善。随着这些变化,军事著作大量出现,军事思想也有了较大的发展。这些变革和发展使明王朝的军事力量有所增强,平定了东南沿海的倭患,进行了援朝抗倭战争,北部边疆除辽东外也出现了少有的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