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翁万达的固边措施
随着鞑靼等内犯的加剧，明廷的某些将领也采取了一些加强边防的措旎。翁万达就是其中之一。
翁万达(1498～1552)，字仁夫，揭阳（今属广东）人。嘉靖五年（1526年）进士。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二月，由陕西左布政使升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同年十二月，又升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大、偏、保地方军务兼理粮饷。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三月，升为兵部尚书，同年五月，还部管事。翁万达在任宣大总督的5年左右时间里，采取了一系列巩固边防的措施，也取得了一些效果。
（一）调整守边将领
翁万达到职之后，劾罢宣府总兵郁永、副总兵姜夷，而以大同总兵赵卿代永为总兵官。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又以赵卿怯懦，奏请周尚文代之。当时大同巡抚詹荣，总兵周尚文均有才略。翁万达选用这样有才略的文臣武将充实边防，是他加强边防的措施之一。
（二）整顿兵制，抚恤士兵
宣府原总兵官郁永曾于宣府本城和各路兵中选5000人，立5营，充为先锋部队，以废弃将官充指挥官。结果不仅这5营没有战斗力，选后的原营人心涣散，也丧失战斗力。翁万达奏请朝廷，解散战锋营，军卒各回本营，并令原各营汰去老弱，补足兵额，加强训练。当时对赴边戍守或劳作的士兵百里之外方给行粮，百里之内自备。翁万达鉴于戍守战士粮饷微薄，外调虽不及百里，七八十里有之，戍守几个月者亦有之，令其自备食粮必影响士气和战斗力，奏请朝廷百里之内亦给行粮。这两项措施，使军制较为合理，军心趋于稳定。
（三）加强武器装备
明军的武器在冷兵器方面与鞑靼相较已不占优势，只有火器为鞑靼所畏惧。但有的火器操作不方便，有的火器不适合野战。翁万达根据他多年的研究，吸收了古火炮和西洋火炮的优点，造出适合边防使用的三出连珠炮、百出先锋炮、铁棒雷飞炮和火兽布地雷炮4种火器，装备部队，从而加强了明军的战斗力。
（四）增修边墙
翁万达认为：“山川之险，险与彼共。垣堑之险，险为我专。百人之堡，非千人不能攻，以有垣堑可凭也。修边之役，必当再举。”①嘉靖二十一年（1546年）二月，翁万达奏请增修宣大之间的边墙，朝廷应允，发银29万。翁万达修筑了天城（今山西天镇）、阳和（今山西阳高）、开山口（在今山西大同东北）诸处边墙138里，堡7、墩台154;西阳河（在今河北张家口西）、洗马林（在今河北万全西）、张家口诸处边墙64里，敌台10，斩崖削坡50里。第二年二月，翁万达又奏请修大同西、中、北路，宣府中、北、东路边墙，朝廷允许，发银37万余两，于二十七年(1548年)三月完成。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四月，翁万达再奏请修宣府北、东路边墙，明廷应允，发银43万余两。翁万达前后修筑
边墙千余里，烽堠363所，从而加强了宣大、山西的防务，使鞑靼“不敢轻犯”②。
（五）调整防御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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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明史》卷一百九十八《翁万达传》。
山西、大同、宣府外边1924里，内边（次边）2050余里①。外边，大同最难守，其次是宣府，再次是山西的偏头（今山西偏关）和老营堡（今山西偏关东老营）。大同最难守的是北路②，宣府最难守的是西路③。内边，最重要的是紫荆、宁武、雁门，其次是居庸，倒马（在今河北涞源南）、龙泉（在今河北阜平西）、平刑（在今山西灵丘偏南）。但在翁万达之前，山西的防御只看重守偏、老一带，而把防守在大同方面的军队撤回，专守境内诸关；大同的军队不在边界设防，而屯驻各城堡；宣府只备中、西路，北路空虚。这样，实际把最需要防守的冲要之地，弃而不守，而守次要之地。翁万达任职之后，同宣府、大同、山西的镇巡官研究了防御状况，上疏朝廷，提出了“并力以守要，益兵以防秋”④的防御方略，集中山西大同的兵力，加强山西大边的防守，从而加强了第一线的防御能力。
（六）严格防守制度
防守之兵必须坚守岗位，如有擅离职守者，严加惩治；加强哨探，确知敌人动向；严禁杀降，违者抵命；优抚降人，以收其心。由于实行这些制度，了解敌情清楚，自己防守严密。
（七）力主议和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五月，俺答派使者请求通贡，边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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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外边，山西起保德州黄河岸，历偏关，抵老营堡254里；大同西路起、丫角山，历中、北路，东抵东阳河镇口台647里；宣府起西阳河，历中、北二路抵永宁四海冶1025余里（按：此三数相加比总数多2里）。内边，山西老营堡转南而东，历宁武、雁门至平型关约800里；又转南而东，历龙泉、倒马、紫荆至沿河口1070余里；又东北历高崖、白羊至居庸关180余里。
②大同镇分东、西、北、中四路（以后又有添设）。北路统弘赐、镇川、镇边、镇虏、镇河（均在今大同北）各城堡。
③宣府镇分东、西、南、北、中五路。西路统万全左卫（驻今河北万全南左卫），万全右卫（驻今河北万全）．怀安（驻今河北怀安南旧怀安）、洗马林（在今河北万全西）。
④翁万达：《修筑边墙疏》，载《明经世文编》卷二百二十四。
家丁董宝等杀害使者报功。翁万达说：俺答请求通贡，“即不许，当善相谕遣。诱而杀之，此何理也。请亟诛宝等，榜塞上，明告以朝廷德意，解其蓄怨捧兵之谋”①。但朝廷不允许。七月，俺答再次请求通贡，翁万达上俺答求贡文，并指出，对俺答求贡如果处理妥善，“边患可弭”②。朝廷仍不允许。嘉靖二十六年四月，翁万达再次上疏，力主与俺答通贡，朝廷还不允许。
翁万达的这些措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他多次击退鞑靼的袭扰；边墙的修筑，使墙内戍守的士兵能够利用闲暇时间进行耕种，减少戍守客兵，节省边防费用。只是他多次请求允许俺答通贡，都没有实现，致使边境没有出现安定的局面。但翁万达加强边防，力主议和弭患的方略是正确的。
翁万达离任后，所用非人，尤以总兵仇鸾为甚，致使酿成“庚戌之变”。
二、收复河套之议
河套位于陕西北，东、北、西三面阻河，东至山西偏头关，西至宁夏镇，东西约2000里，南至边墙（宁夏至榆林的边墙），北至黄河，远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这一地区土壤肥沃，水草丰美，可耕桑，可放牧。天顺六年（1462年）正月，鞑靼部毛里孩等入套放牧，并以河套为基地分掠内地。以后满都鲁、乩加思兰等也相继入套。成化九年（1473年）九月，满都鲁等内犯韦州（在今宁夏同心东北），总督王越与总兵许宁等乘其精壮外出，袭其基地红盐池（在今陕西神木西北），烧毁其庐帐，擒杀其妻小。此次重创，使满都鲁等弃河套，向北转移。弘治八年(1495年)，鞑靼部复入居河套，四出劫掠。正德元年（1506年），总制三边杨一清上疏，主张恢复河套，因宦官刘瑾当权，杨一清离职，动议化为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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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明史》卷一百九十八《翁万达传》。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四月，任命兵部右侍郎曾铣总督陕西三边军务。曾铣，字子重，江都（今属江苏）人，嘉靖八年（1529年）进士，初为长乐知县，后征为御史，巡按辽东，镇压辽阳兵变，升为大理寺丞。嘉靖二十年（1541年）七月，升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山东。二十三年三月，改为巡抚山西。二十五年正月，升为兵部右侍郎。曾铣到任之后，于八月打退了鞑靼的内犯。之后又选拔精锐之兵出击，鞑靼后退。十二月，他会陕西巡抚谢兰、延绥巡抚张问行上疏，请求修筑边墙。接着他又上疏，请求恢复河套，条陈了定庙谟、立纲纪、审机宜、选将材、足刍饷、明赏罚、备长技等①建议和措施。其中提出，练兵6万，调山东枪手2000，携带50日粮，在春夏之交，乘鞑靼不备，直捣其基地。如此连续3年进击，鞑靼必然衰败，退出河套远遁。然后沿河修筑边墙、墩台，设卫所，开屯田，既可以巩固河套之地，又可以免除远输粮饷的艰难。世宗令兵部讨论此建议。兵部认为恢复河套和修筑边墙都困难，而收复河套更困难，提不出肯定的意见。世宗赞赏曾铣的建议，发银20万两让他便宜使用，并令其“与诸边臣悉心图议，务求长算”②。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十一月，曾铣会同陕西巡抚谢兰、延绥巡抚杨守谦、宁夏巡抚王邦瑞及在三镇总兵条陈恢复河套的具体方略，共18事，即恢复河套、修筑边墙、选择将材、选练军士、买补马骡、进兵机宜、转运粮饷、申明赏罚、兼备舟船、多备火器、招降用间、审度时势、防守河套、营田储饷、明职守、熄讹言、宽文法、处孳畜。这18事是对曾原先收复河套建议的补充、修订和具体化。它主要包括：（一）收复河套的物质准备。淘汰矮小瘦弱的战马，补充优良战马，每营务足3000;准备战车，每营200辆；造大船150艘，中船300艘，以装载粮草，运送兵马；制造火器，每辆战车用霹雳枪8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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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八《议复河套》载，曾铣上疏还有“任贤能”一项，但曾铣《议收复河套疏》（载《明经世文编》）中未见。
②《明世宗实录》卷三百一十八，嘉靖二十百年十二月庚子。
连珠炮1杆、二连珠炮1杆、手把铳2杆、火箭200枝；储备粮草，以供出征人马之需。（二）选练军队。不拘品职，选拔能干的将领；挑选士兵，革除老幼，每营务足3000，严加训练；调用7.2万人，分24营，即陕西三镇6万，甘肃兵6000，偏老兵6000，另加山东枪手2000;明赏罚，鼓舞士气。（三）进兵方略。分3路进兵，中路8营，左右路备7营，剩下2营操舟运饷，并准备堵截从西增援河套之敌，另以山西、大同兵堵截从东增援河套之敌；3路军先从横城（在今宁夏永宁东北）、花马池（今宁夏盐池）一线进军河套搜剿，然后自延绥西路撤出，补充粮饷之后，再从镇靖（在今陕西靖边南）、怀远（今陕西横山）进套，自延绥东路（今陕西神木至榆林一带）撤回。（四）招降用间。用各种办法招回被鞑靼掳去的汉人，利用他们为间谍，了解敌情。接着，曾铣又上阵营8图：立营总图、遇敌驻战、选锋车战、骑兵迎战、步兵搏战、行营进攻、变营长驱、获功收兵。曾铣对收复河套的设想是比较详细、完备的。但在当时的形势下，要把这些设想变为现实，绝非易事。
世宗朱厚熜看过曾铣的上疏仍表示赞赏，命令兵部“会众协忠定策”①。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正月，兵部尚书王以旃上疏条陈恢复河套事宜，认为河套亟应恢复，但筹办兵马钱粮非旬日能办到的，请求专命大臣筹办，至于曾铣请调山东枪手等事，请皇上决定。这时世宗说：“套虏之患久矣。今以征逐为名，不知出师果有名否？及兵果有余力，食果有余积，预见成功可必否？……一铣何足言，只恐百姓受无罪之杀。我欲不言，此非他欺罔比，与害几家、几民之命者不同。我内居上处，外事、下情何知可否？卿等职任辅弼，果真知真见，当行拟行之。”②他又犹豫了，并让大臣们决定。内阁首辅夏言，是支持收复河套的，见世宗犹豫，也不敢决定。内阁大学士严嵩，感到有机可乘，上疏说，鞑靼是不容易被战胜的，河套肯定恢复不了。谁都知道恢复河套的建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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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世宗实录》卷三百三十，嘉靖二十六年十一月丁未。
②《明世宗实录》卷三百三十二，嘉靖二十七年正月癸未。
荒谬的，只是有所畏惧，不敢直言。并说自己事先没有提出不同意见，有负委任，请求免职。世宗说，夏言在曾铣收复河套的奏疏刚送来时曾经密疏，“人臣未有如铣之忠者。朕已烛其私，但知肆其所为，不顾国安危，民生死，惟徇曾铣残欲耳”①，并且不许严嵩辞职。夏言上疏力辩，严嵩又说夏言“骄横自姿，凡事专决”②，极力加以诋毁。夏言再辩，终无济于事。王以旃等再议，罢复套之议。世宗决定逮捕曾铣至京问罪，令王以旃兼右佥都御史总督三边军务，代替曾铣。曾铣被下狱，又报俺答将犯延绥、宁夏，世宗认为是曾铣开衅，接着咸宁侯仇鸾在严嵩的指使下，上疏攻讦曾铣；兵部右侍郎范锶和都察院左都御史屠侨等又奉旨参奏曾铣“罔上贪功”③。在严嵩的主持下，三月曾铣被杀。夏言先被罢官，四月亦被杀。至此之后，再也没有敢言收复河套的了。
收复河套的建议是积极的，如果做好准备也不是没有可能，当然如能乘隙收复更稳妥一些，成化九年就是一例。曾铣为报效朝廷尽心竭力筹划收复河套的方案，是基本可行的，只是操之过急。但世宗出尔反尔，严嵩别有用心，攻击曾铣，诬陷夏言。曾铣、夏言先后被杀，不但河套没有收复，鞑靼以河套为基地仍四处袭扰，而且导致严嵩专权，政治更加黑暗。
三、庚戌之变
嘉靖二十九年（庚戌，1550年）六月，俺答内犯大同境。总兵张达、副总兵林椿遇伏身死。因失去二将朝廷逮捕宣大总督郭宗皋和大同巡抚陈耀④，再起用翁万达为总督。翁万达正在广东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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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明世宗实录》卷三百三十二，嘉靖二十七年正月癸未。
③《明世宗实录》卷三百三十二，嘉靖二十七年正月丙午。
④郭宗皋原任宣府巡抚，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五月，翁万达调还部后，任宣大总督。陈耀，嘉靖二十八年十一月任大同巡抚，原为河南按察使。
家①，未到任，而以侍郎苏佑摄其事②。在复河套之议中攻击曾铣的仇鸾，因贿严嵩子严世藩而得到宣大总兵的职务。
八月，俺答再率众到大同境，总兵仇鸾惶惧无策，以大量财物贿俺答，让他转移进犯方向，不要犯大同。俺答得贿后，拥众向东，见宣府有准备，再向东犯蓟州。八月十四日，俺答沿潮河南下，迫近古北口（今北京密云东北古北口）。十六日，俺答以数千骑攻古北口城，都御史王汝孝全力抵御。俺答一面督兵佯攻，一面派精兵绕到黄榆构（在今古北口西），溃墙而入，直入密云（今属北京）、顺义（今属北京），大肆杀掠。八月十七日，抵达通州（今北京通县）。
当俺答进犯蓟州的消息传到京师时，兵部尚书丁汝夔不报告世宗，只是下令蓟州镇、抚官严加防备。后来警报日急，才发边兵1.2万骑，京营2.4万骑，分布宣、蓟诸关隘，但并没有立即到达各守地。俺答溃墙而入，巡抚顺天御史王仔连夜上疏，请求议战守之策。同时，自己移驻通州，一面组织官兵抵御，一面把潞河（北运河）内的船只尽收泊西岸，使之不为敌所用。俺答到达通州为河水所阻，与明军隔河对峙。王仔又上疏，请求朝廷支援。京师震恐，急忙调集诸营兵守城。这时京营军除派出的2万余骑外，所剩只有四五万人，而且有一半是老弱之兵。武器要现从武库领取，管武器库的宦官索取费用，迟迟不发，京城的守卫组织不善。这时丁汝夔才报告给皇上。世宗一听，十分吃惊，匆匆忙忙根据兵部尚书丁汝夔、内阁首辅严嵩等的提议，采取了以下一些措施：以吏部左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蒋傅提督北京九门的防守，每门派文武大臣各13人；召集应武科考试者千余人，分从诸大臣策应；召集民间义勇，置于诸城门间；释放狱中的故边将戴伦、徐仁等，各给兵万人或数千人，令其立功自赎；令甘肃巡抚右佥都御史王邦仪率兵驻通州；令诸镇兵援助京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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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翁万达以父死回到广东老家。
②苏佑于是年九月正式任总督。
八月十八日，仇鸾率大同兵2万至通州河西。仇鸾在贿赂俺答，使其东行之后，就假惺惺地上疏，说侦察到俺答东犯蓟州，请求应援京师，并率所部至居庸关。俺答溃墙而入，召诸镇援，他最先到达。接着保定都御史杨守谦率5000骑到达京城，延绥副将杨楫率3000骑至，河间、宣府、山西、辽阳各地兵也先后到达，共5万余人。各地兵到达之后，粮食一时无处供给，士卒抢民粮就食，仇鸾的大同兵抢掠尤甚，不亚于俺答。由于世宗袒护，无人敢管。
二十日下午，俺答渡通州河而西，前锋700余骑到北京安定门。二十一日，俺答逼迫都城，大肆劫掠，当晚“火光烛天，德胜、安定门北，人居皆毁”①。是日，以仇鸾为平虏大将军，节制诸路官兵，杨守谦为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协同提督军务。仇鸾率诸地兵不敢进击，只是派人与俺答联络，允许通贡，以求保住自己。杨守谦率兵迫近敌营，因后续无兵，也坚壁自守。
先是二十日，俺答兵曾至北京东直门掳御厩内官8人。俺答让他们持书面报朝廷，要求通贡。二十一日，世宗召集大学士严嵩、李本、礼部尚书徐阶研讨对策。严嵩说：“这是礼部的事。”徐阶说：“这虽是礼部的事，还要皇上决定。”世宗说：“正是要商量。”徐阶说：“俺答现在驻兵在近郊，而战守之策一无所有，如果行权宜之计，允许通贡，恐怕将来他的要求就没有止境了。”又说：“如果他要求通贡，首先要退出，然后遣使大同，由大同守臣上报朝廷，朝廷才可以允许。”接着召集廷臣集议，有的主张通贡，国子司业赵贞吉坚决反对，认为一旦允许通贡，俺答3000人进入城内，内外夹击，怎么抵御？而且现在允许通贡无异是城下盟。众大臣也不同意，通贡之说乃止。
八月二十二日，俺答犯陵寝，转掠西山、良乡（今属北京）以西，保定震惊。诡谲的仇鸾不出击，请示严嵩，严嵩说：“败于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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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九《庚戌之变》。
可隐，败于郊不可隐。饱将自去，惟坚壁为上策。”①仇鸾声称出击，实际按兵不动，并割取已死的鞑靼兵报功，取得世宗的宠信。当时通政使樊深上疏指出：仇鸾与鞑靼相持，不曾一战，是“养寇要功”②。世宗不但不怪罪仇鸾，反而将樊深贬黜为民，并把军队不敢出击的责任全推给兵部尚书丁汝夔和左侍郎杨守谦，将他们逮捕下狱，于八月二十六日斩首。
八月二十三日，俺答撤退，“前后所掠男女骡畜金帛财物既满志，捆载去”③，欲从白羊口（在今北京昌平西）出塞。仇鸾统10余万军队，不敢发一箭，只是尾随着退去的鞑靼军。俺答到白羊口受到明军的抵抗，不得出，遂抛弃一些牛羊和掳掠的妇女，向东行，至昌平（今属北京）与尾随的仇鸾军相遇。仇鸾军毫无准备，鞑靼兵纵骑入阵，杀伤明军1000余人，仇鸾几乎被俘。但仇鸾军却杀平民报功。俺答军仍沿着潮河川由古北口故道出。京师解除威胁。
八月二十八日④，俺答军全部出塞。连日劫掠，鞑靼兵疲惫，又要照顾劫掠辎重，队形大乱。但明军不敢进击，只是远远地在后边尾随，直到石匣营（今北京密云北）、古北、张家等口外，看着鞑靼军远去才返回。
俺答此次进犯京畿，除进出在边防稍有受阻外，一入内地如入无人之境，欲东则东，欲西则西，烧杀劫掠，任自为之。导致俺答进犯京畿的仇鸾，成了反俺答、保卫京师的功臣，官秩一升再升。俺答进至北京城郊，十几万“勤王”军队竟没有一点战守的办法。严嵩采取“饱将自去”的害民、保已政策，将领们看着俺答劫掠而去，京城士卒一出城门涕泣不止，这一切充分反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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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九《庚戌之变》。
②《明世宗实录》卷三百六十四，嘉靖二十九年八月甲申。
④此据《鸿猷录》卷十六《追戮仇鸾》。《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九《庚戌之变》和《明通鉴》卷五十九，嘉靖二十九年九月辛卯等均载为九月一日。
明廷政治腐败、军队将领无能和京城守卫的废弛。实际上，鞑靼并不强大。它未敢进犯宣府，因为宣府有备；它没有从白羊口退出，因为白羊口闭关抵御。这就证明，如果明军真能奋勇抗击，鞑靼决不能进至京畿，肆无忌惮地劫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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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年间，居住于北方的鞑靼相继出现了几个比较能干的首领，政治相对稳定，势力逐渐增大，袭扰内地加剧。明廷为了抵御，加强了九边重镇，初步形成了防御体系；某些有志将领为增强边防，整顿军队，修筑边墙，力图改变不利态势。但是，由于内阁纷争，世宗昏庸，政治腐败，边兵减少，将官无能，边防并没有实质性的增强，鞑靼内犯的势头有增无减，终于酿成“庚戌之变”。“庚戌之变”暴露了明廷的政治腐败，是明朝边防衰弱的标志。“庚戌之变”也使昏庸的统治集团有所醒悟，为了维持统治，不得不加强边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