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募兵制的发展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胡宗宪用间计，歼灭了徐海、王直等部。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倭寇又大举入侵，官兵多败北，浙、闽、粤均受蹂躏。总督胡宗宪在朝廷严厉指责下，声称“贼可指日灭”①，但他并没有歼灭倭寇。在盘踞岑港的倭寇造新舟出海时，他竟置之不追、不击，任其流窜福建，反而把纵贼之罪，嫁祸俞大猷，致使俞大猷被逮捕至京师问罪。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春，倭寇又大举进犯浙、闽、粤，官军依然不能剿除。
明廷长期不能平息倭患，原因是多方面的，卫所军队无能是其重要原因。卫所军队无能，遂调客军，练乡兵和募土兵。调客兵是临时救急的措施。张经调狼土兵；周琉调两广、湖广兵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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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夏燮：《明通鉴》卷六十一，嘉靖三十七年四月。
四川松潘等地的羌土兵；杨宜调山东箭手，永保土兵；胡宗宪调京营神枪手，涿州土棍手，保定箭手，辽东虎头枪手，河间府义尖儿手，德州民兵，临清、曹濮二道团操快手，河南毛葫芦兵，睢陈团操马军，汉中矿徒兵以及永保二司兵和容美土司兵等等，达20万。
客兵虽较为强悍，但弊病较多：第一，难以驾驭。狼土兵素敬服张经。张经一死，遂难驾驭，“既不肯受约束，岂肯出死力而为我杀敌乎”①？第二，相互矛盾。狼兵内部不和，狼土兵互相争功，司兵与山东兵私斗，邳兵与僧兵不能一致作战。矛盾重重，自相消耗。第三，军纪甚差，骚扰百姓。倭掠于前，兵掠于后；白日剽劫，昏夜奸淫妇女。当时有“宁遇倭贼，毋遇客兵；遇倭犹可避，遇兵不得生”②，以及“贼为梳，兵为篦”⑧等民谣。可见客兵劫掠不亚于倭寇。第四，客兵久居沿海对明统治不利，而倭寇年年入侵，调客兵不是长远之计。因此当时有人认为“客兵有害而无益”④。事实证明，尽管胡宗宪调客兵20万，但倭寇依然未被剿灭。
练乡兵早已有之。弘治七年（1494年）立佥民壮法。七八百里以上的州县，里佥2人；500里，3人；300里，4人；百里以上，5人。嘉靖元年（1522年），规定江南机兵，每州县多不过一二百名，农忙之时，非有紧急，听其务农。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又规定苏、松、常、镇4府所属州县200里以上者编主兵300名，200里以下200名。乡兵在抗倭战争中曾多次打击倭寇，起了很好的作用。但乡兵只能保卫地方，而不能远调他处同倭寇作战，因而不能成为抗倭主力。
在卫所军队不能抗倭，调客兵，练乡兵不能有效地抵御倭寇入侵的情况下，募土兵就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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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④郑若曾：《筹海图编》卷十一《慎募调》“曾按”条。
②郑若曾：《筹海图编》卷十一《慎募调》“兵部尚书张时彻又云”条。
③《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附录《征兵考实》。
明朝募兵开始于正统年间①，但非定制。正统二年(1437年)，陕西曾募军余、民壮4200人，人给布2匹，月粮4斗②，使其戍边。正统末、景泰初也曾募兖州、泽州以及直隶、山东、山西、河南等地民壮为兵，抵御瓦刺的内犯。成化二年（1466年）再募兵守紫荆、倒马二关。但这些募兵无论就其人数和规模来讲，均不能与嘉靖年间相比，而且都是暂时的，没有成为制度。
嘉靖年间，募兵制逐渐推行。嘉靖二年（1523年），陕西甘凉招募土兵，并规定了从百户到都指挥同知招募一定数额后的升奖办法。嘉靖十八年（1539年），大同新募兵3000。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山西募兵3000。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蓟镇募兵1.5万，四十二年（1563年）又令军官自募家丁。这些都在北方。在东南沿海，为抗击倭寇，也广为招募。嘉靖三十二年(1563年)六月，巡抚应天都御史彭黯、巡按御史陶承学请求调客兵御倭，兵部一方面允许调处州坑兵，另一方面，要他们“随宜募所属滨海郡县义勇乡夫，分布防御”③。南京兵部尚书张鏊募健儿组成振武营，总督漕运的副都御史郑晓“募盐徒骁悍者为兵”④，武举朱先“募海滨盐徒为一军”⑤，太学生乔堂及其父乔晟募勇士干人，盛时际募兵200，潘元孝募兵300，闵电亦募兵数百，保卫大江南北。当时大江南北募盐徒、灶勇抵御倭寇相当普遍。这些盐徒、灶勇勇敢善战，对保卫大江南北曾起了不小的作用。而起作用最大的要算谭纶、戚继光等人所招募的军队。
谭纶(1520～1577)，字子理，号二华，宜黄（今属江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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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二十二载：宣德九年“十月，榜谕边境：有愿奋勇效力剿贼立功者，许赴官自陈。”其编者按曰：“有明一代，召募之令始此。”因为第一，这是一道诏令，不知是否落实；第二，召募的是义勇之士，所以这里不把它作为募兵之始。
②《明史》卷九十一《兵志》三。
③《明世宗实录》卷三百九十九，嘉靖三十二年六月壬辰。
④《明史》卷一百九十九《郑晓传》。
⑤《明史》卷二百十二《朱先传》。
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进士，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任南京兵部武库司署郎中事。第二年，倭寇进逼南京，他提出募兵500名御倭。嘉靖三十四年八月，谭纶升任浙江按察司副使，负责海道。他选募年少力强能举200斤以上者千余人，进行严格训练，“教以荆楚剑法及方圆行阵”，“数月，士皆欢腾，互较精拙以为荣愧。童子壮夫皆能出入击刺，恨不得贼来一试邀赏一①。这是一支“进止先后有节，厉诛信赏，部士皆欲争命效死”②的军队，特别能战斗。
戚继光(1528～1588)，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祖籍定远（今属安徽）人，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任署都指挥佥事，备倭山东。三十四年任浙江都指挥使司佥事，三十五年任宁绍台参将，后调任台金严参将。三十八年，他提出募兵训练的主张。一这年九月，他去义乌（今属浙江）招募新兵。具有爱国思想的义乌矿工和农民以陈大成、王如龙等为首，踊跃应募，戚继光很快就募得4000余人。对这支招募来的军队，戚继光严格训练，很快就成为一支精兵。后来戚继光又几次募兵。这支军队在东南抗倭战争中立下了不朽功勋。
募兵“选择之精，训练之勤，赏罚之严，悉由乎我，而大有实益。”③谭纶、戚继光等人的募兵成功在于：第一，精选所募之人。“兵之贵选，尚矣。……天下一家，边腹之变，将有章程，兵有额数，饷有限给，其法惟在精。”④选那些勇于战斗、膂力强壮之人，选那些矿工和农民，不要游手好闲的无赖。第二，戚继光的募兵还与当地的地方官相配合，义乌知县赵大河参与招募，后来并随军监督，有利于克服逃亡的弊端。第三，募兵之后，组织严密，精加训练，所以特别有战斗力。
但是，当时也有很多募兵是不成功的。这主要是因为募兵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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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欧阳祖经：《谭襄敏公年谱》。
③郑若曾：《筹海图编》卷十一《慎募调》“曾按”条。
④戚继光：《纪效新书》（十八卷本）卷一《束伍篇·原选兵》。
注意成分，募后又没有严格训练，使得所募之兵，军纪很差，骚扰地方，不听指挥，没有战斗力。
募兵和卫所兵不同。首先不是世袭，而是招募；不是祖祖辈辈当军卒，而是个人当兵可以退役。其次，募兵不像卫所军驻守一地，而是活动于较广地区。第三，募兵不像卫所军平时训练和战时指挥的将领不同，募兵之官即指挥作战之将，故将兵互知。第四，募兵的军饷来自政府的税收，而不像卫所军来自屯田之粮这
样，募兵所组成的军队完全脱离了明初的寓兵于农，成了专职的常备军，成为机动之师，可以东征西讨。
募兵也与民壮不同。民壮是由地方按里数多少或民户壮丁多少征集的。平时定期训习，调发则给行粮，事定回家。民壮是地方兵，负责地方警卫，不征调远出。
嘉靖后期，募兵基本成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这种制度，第一，使将官真正成为军队的主宰。这一方面可兵将相识，利于作战；另一方面，将官可以拥兵自重，把军队作为自己的私人势力。其次，这一变化，加重了民众的军饷负担。军费开支在明政府的财政支出中的比重越来越大，百姓的负担也越来越重。后来随着募兵越来越多，其弊端也越加明显，将领拥兵自重，士兵动辄哗变，直到明亡。
二、军队编制体制的变化
“卫所军不堪用，则募民为兵用之，兵制因大变。”①募民制的发展使明军的编制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为了具体分析一下这种变化，现将明万历中期浙江兵制列表如下（见下页表）。
此表是根据《浙江通志》引《全浙兵制考》编制的。其引文开头讲：“一、全浙陆兵四十四总，水兵共六十哨，水陆民兵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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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八十四《浙江》二《戍海篇》。
员役共三万八千七百六十六名，水路军兵共一万四千三百二十名。一、全浙福苍沙唬等船共一千八只。”这与其分述数字不符。
从上表明显可以看出：
第一，以营哨制代替卫所制。明前期军队的编制是卫——千户所——百户所——总旗——小旗，而嘉靖后的基本编制是营——总——哨——队——什。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五月，浙江巡抚赵炳然在《海防兵粮疏》中讲：“浙江之兵，原系募用土人，并非卫所尺籍，所用头目或名把总，或名千总，或名哨官、队长。所部各兵或六七百名，或四五百名，或一二三百名。把总不必同于千总，千总不必多于哨官，权齐心异，似无体统。臣督同三司各道及总参等官，会议兵额。除水兵因船之大小，布港之冲僻，只应出哨按伏打截，不在营伍之例外，其于陆兵，仿古什伍之制，五人为伍，二伍为什，外立什长一名。三什为队，外立队长一名。三队为哨，外立哨官一员。五哨为总，外立把总一员。五总为营，俱属主将一员，与高标旗纛、哨探健步、书医家丁等役，俱统领之。举一营而各营无不同也，举一总一哨一队，而各总哨队无弗同也。”①这就是营、总、哨、队、什的编制。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十四卷本）卷一《束伍篇》是营——司——队——什，只是把“总”称“司”。徐光启的《兵法条格》则称5人为伍，25人为队，5队为哨，5哨为部，5部为营。又把“总”称为“部”。一营编制为3000人左右②。
但营也有小的。《海盐县志》卷二十《武备考·兵制》引乾隆《浙江通志》载：“杭嘉湖参将嘉靖二十八年增设（按：《明会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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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经世文编》卷二百五十二，《殊域周咨录》卷三《日本》，《明世宗实录》卷五百二十一，嘉靖四十二年五月庚辰。
②李遂《御倭军事条款》(又名《明御倭军制》），记其编制为每5人为伍，伍有长，每25人为甲，甲有长；每625人为哨，哨有总，有左、右哨长，每3125人为军，军有帅，即参将。
杭嘉湖参将嘉靖三十五年改设，专驻海盐）①，统陆兵四总（前营、后营、左营、右营）……前营名色把总一员，部领哨官四员，兵四百三十七名，屯乍浦所城。……后营（官兵同前营）屯扎海盐操练……左营（官兵同前营）屯扎海盐县城……右营（官兵同前营）屯扎澉浦所城……”。又引万历《刘府志》载：“嘉靖中，海盐添设陆兵五营，分为左中右前后五总。左右两营守海盐，前营守澉浦，中后二营守乍浦，每营把总一员，队长十五名，什长四十名，正兵四百五十名。”可见把总统率的“总”也算“营”。上列表中的各“总”就是“营”。每营四五百人。戚继光《纪效新书》（十八卷本）卷一《束伍篇》列的编制是12人为队：“四队为一哨，虚其中，哨长居之；四哨为一官，虚其中，鸟铳、火器、哨官居之；每前后左右四哨为一总，把总居之”。大体也是这种小营。总之，不论大营还是小营，都有营和哨，因此可以说明代后期的军队编制是营哨制。卫所成为空架子，失去了它原有的职能。
营哨制的最小单位称什，相当于卫所制的小旗，但什以上的单位队、哨、总、营，则与卫所的总旗、百户所、千户所、卫不同，特别是哨、总、营，不同于百户所、千户所和卫。按照戚继光的说法，一旗三队五队皆可，一哨三旗五旗皆可，一总三哨五哨皆可，一营三总五总皆可②。正因为如此，明后期一营的人数有多有少，不甚规整，不像卫所那样一般1卫5千户所，1千户所10百户所，1百户所2总旗。但这种编制更适合于明后期战术队形的需要。因为明后期的战斗队形大体是一头两翼或一头两翼一尾，或者再加上中军，这样三至五的编制更利于布阵和指挥。这是明代后期战术进步在军制上的反映。
随着基层组织编制的变化，中上层领导机构也发生了变化，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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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为原书“按”。《明世宗实录》卷四百零一，嘉靖三十二年八月戊戌载：“增设浙西杭嘉湖参将一员分守其地，以福建行都司署都指挥佥事张宗充之。”可见杭嘉湖参将设于嘉靖三十二年。
②戚继光：《纪效新书》（十四卷本）卷一《束伍篇·明活法》。
哨以上的不是都指挥使司而是分守和镇守地方的军事指挥机构和监察机构。
都司卫所失去了原有的职能，管理都司卫所的五军都督府也失去了原有地位，变成了空架子。
第二，军官设置发生了变化。从表中可以看出，明初总兵、参将这些临时性的官职到了后期变成了常设官职。过去只在京营才有的把总成了军队中普遍设置的一级军官，另外还有卫所军中所没有的哨官、哨长等职，而都督、都指挥使、指挥使、千户、百户等官职，已不是指挥官的称谓，变成了衡量俸禄的职级。
从表中还可以看出，把总有两种：备倭把总和把总。备倭把总往往以都指挥体统行事，职权较重，所辖兵较多，其下一级指挥官称总哨官，总哨官下为哨官。这种把总一般是钦依把总。另一种把总，又称名色把总，所辖兵较少，500人左右，即小营的指挥官。
第三，总督节制文武，军政一体。从表中可以看出，全浙有总督，各区有兵巡道即整饬海防兵备副使。有的地区，未设总督的，则为巡抚，或巡按、巡视，另外还有海道副使等。这些文官均有直属部队。文官管军事，虽可协调文武军政诸事，但使武官的地位下降。总兵官本是地方武官中的最高职务，往往以都督及公侯伯充任，为正一品的官，但“自总督建后，总兵禀奉约束，即世爵俱不免庭趋，其后渐以流官充总镇，秩位益卑。当督抚到任之初，兜鏊执仗，叩首而出，继易寇带肃谒，乃加礼貌焉”①。总兵如此，其他武官更在文官之下。文官地位上升，五军都督府失去原有地位，兵部的地位提高，成为总揽军队事务的最高领导机关。
第四，兵额减少，舰船增加。明在浙江沿海设卫11，所31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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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二《督抚·提督军务》。
②此据《筹海图编》卷五《浙江兵防官考》。《明史》卷二百五《朱纨传》载：“浙中卫所四十一”，比《筹海图编》所列少一卫或所。
军额在八九万人，而表中列军额只5.3万多人，其中民兵（招募的士兵和佥派的民壮）3.8万余，军兵（过去的卫所军）只有1.5万余人。这反映出军额减少，募兵和民壮已成为军队的主要来源。明代沿海卫所每百户所造船1只，42卫所，额造船当800余只①，而表中有船1100余只，这反映了后期御敌于海洋的能力增强。
从总的方面来看，明朝后期军队编制体制的变化，特别是基层的编制更适于战斗，而水军力量的加强，改变那种每卫舰船50只，每千户10只的分散管理状态，更有利于御敌于海洋，这使整个海上力量有所加强。但文官控制的加强，对武官的积极主动性的发挥不利。
三、沿海划区防守和防务加强
卫所军的破坏和新的军队编制体制的出现打破了过去卫所的防御区划，形成了新的防御区域，设置了新的防守官员。
在广东把沿海地区分成三路：东路为惠潮，中路为广州，西路为高雷廉。由于东路防倭最重，设有潮州总兵官②，整饬惠潮兵备佥事，惠潮参将③。中路和西路设有整饬高肇兵备佥事，整饬雷廉兵备佥事和高肇韶广参将，各负其责。
在福建，设三路、五寨。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根据都御史王询请求，分福宁州、兴化府为一路，置参将，驻福宁，防守自流江（今福建福鼎）至南日山（今福建莆田东南南日岛）；漳州府、泉州府为一路，置参将，驻诏安（今属福建），防守自南日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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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世宗实录》卷三百八十八，嘉靖三十一年八月辛亥载：巡按浙江御史林应基奏报，称“国初建卫所四十有一，设战船四百三十有九”。
②据《潮州府志》卷三十二《职官表》下载：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南赣汀漳惠潮总兵移驻潮州。四十五年改广东总官，仍驻潮州。
③据《筹海图编》卷三《广东兵防官考》。《潮州府志》卷三十二《职官表》下和《潮州志·兵防志》载：潮州原设参将，正统末曾设副总兵，后改，四十五年设南头参将兼任惠潮，后又改为惠潮参将。
至走马溪（在今福建诏安东南海滨）安边馆；福州界于南北之间，亦置参将，统称三路。①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十月，根据福建巡抚谭纶的建议，改三参将为守备②，恢复五水寨。五水寨即福宁的烽火门，福州的小埕澳，兴化的南日山，泉州的浯屿，漳州的西门澳（亦称铜山）。烽火门、南日、浯屿三寨，洪武十九年（1386年）置，景泰三年（1452年）增设小埕和铜山。由于承平日久，逐渐废弛。谭纶建议恢复五寨，每寨设兵船40只，兵1.3万，各以把总领之；以烽火门、南日、浯屿为正兵，铜山、小埕为游兵。每一水寨都有自己的防区，相互配合，防守整个福建沿海海域，北与浙江、南与广东相联络。敌少各寨自行战斗歼敌，敌众则合几寨一起歼敌，并设总兵官统辖福、兴、漳、泉、延、建、邵武、福宁、金、温九府一州。福建由总兵官统辖三路五寨，构成了对沿海的较为严密的防守。
在浙江，设四参③六总。如前表所列以金乡、盘石二卫为一总，设把总一员，隶属于温处参将；以松门、海门二卫为一总，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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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谭纶《倭寇暂宁条陈善后事宜以图治安疏》称：“臣等查得前福建巡抚都御史刘焘，分为南北中三路，请设三参将领之，军门标下另设游击一员，各陈陆兵三千名，其经画亦云备矣。”《筹海图编》卷四《福建兵防官考》载：“北路参将自福宁州起直至宁德县慊澳地方止，皆其信地。中路参将自慊澳起直至泉州府祥芝地方止，皆其信地。南路参将自祥芝起直至广东交界止，皆其信地。”这可能就是刘焘所分的三路，与王询请求所设的三路有所不同。《福建通志》卷八十三载：“复分福建地方为三路，以福宁为北路，辖福宁卫所军并陆营兵、烽火、小埕二寨；兴化为中路，辖福州、兴化、平海、泉州、永宁各卫所军并南日寨、兴泉二府陆营客兵；漳州为南路，辖漳州、镇海二卫所军并浯屿、铜山二寨及漳州陆兵，各设立参将驻割。”这同《筹海图编》所列大体相同。
②《福建通志》卷八十三载“寻改中北二路参将为守备，以都指挥行事”，“北路守备万历二十年仍改为参将”。“二十三年，复题改中路守备为游击将军。”
③浙江四参将设置时间不一。宁绍参将嘉靖三十一年设，杭嘉湖参将三十二年设，温处参将三十五年设，三十九年二月，又添设台金严参将。
把总一员，隶属于台金严参将；以昌国卫及钱仓、爵溪等千户所为一总，观海、临山二卫为一总，定海卫及爨霜、大嵩等所为一总，各设把总一员，隶于宁绍参将；以海宁卫为一总，设把总一员，隶属于杭嘉湖参将；并置总兵官统辖。各参将和各总负责一定的地（海）域，相互配合，防守也较严密。
在南直隶，江南、江北分区设官防守。江南部分设镇守浙直地方总兵官（驻浙江）和协守浙直地方副总兵官（驻金山），下设苏松常镇参将、游击将军和刘家河、吴淞江、南汇、青村、柘林、川沙、福山、镇江、京口、圌山把总。江北部分，设总督漕运总兵官和提督狼山等处副总兵官，下有扬州、盐城参将，统领兵勇游击将军，仪真、掘港守备，大河口、周家桥、东海把总以及狼山水兵把总，管领漕濮民兵把总和管领沂州民兵把总，各分防区，各守其责。
在山东，设有管领民兵参将，总督登莱沿海兵马备倭都指挥和登州营、文登营、即墨营把总。
在辽东，则有镇守总兵官，广宁参将、左游击将军以及金、复、海、盖、广宁前屯、广宁右屯等卫备御都指挥。
以上各省区均设总督或巡抚、兵备副使等以督其责。
这种划区防守以东南福建、浙江、南直隶最为严密。这是因为这些地区倭患严重，为适应与倭寇斗争，防守力量也较强。
这种划区防守比过去一卫一所的防区扩大了。联几卫几所为一防区，设一把总或参将，便于统一指挥，协同对敌。把总、参将所统领的有原来的卫所军，更主要是招募的民兵，可以在其所辖防区流动作战，便于应付紧急情况，有时也可以远调，协助其他地区作战，机动性较强。
参将之上有总兵官；与参将相配合并负监督之责的有兵备副使，兵备佥事；与总兵配合并负监督之责的有巡按、巡抚，而这些均统于总督。总督和总兵所辖地区较广，有的是几个地区，有的甚至是几省，这样就便于协调所辖地区的军事力量，一致对敌，加强了沿海防务的整体性。
在加强沿海防御整体性的同时，沿海防御的层次性也有了加强，形成了多层次的沿海防御体系。
首先，加强了海上防御，形成了海上的多道防线。倭寇侵扰初期，明军舰船破损不能御敌于海洋。之后逐步加强沿海水军建设，招募和建造兵船，使沿海水军力量大大加强。如浙江，朱纨被罢官后，“战船四百三十九，尺籍尽耗”①。但到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在杭嘉湖区设海盐、澉浦、乍浦三关水寨，招募苍山、福清等船78只②，官兵两千余人。在台金严区，嘉靖四十年(1561年)，戚继光建福船、苍山、艟艋等战船40只，分布于松门、海门。整个浙江“调发横江、鸟尾船二百余艘，改造福清船四百余只，苍沙民船复数百只”③，超过了朱纨整饬海防时的舰船数。不仅如此，舰船本身的战斗力也有所提高，主要是火器的配备大为加强。舰船上所用的火器比例多于陆地，如福船一只配备有大发烦1门、大佛郎机6架、碗口铳3座、飞天喷筒10个、鸟嘴铳10支、火砖100块、火箭300枝等，形成了以火器为主的百步以内的武器杀伤系统。使用火器的人数已占舰船士兵的50%。另外，一支舰队各种型号舰船齐全，其战术性能不同，相互补充，提高了整体的战斗力。如，戚继光的舰队就将福船2只、海沧1只、艟舟乔2只编组为1哨。这样就使御敌于海洋的能力有很大提高。
在水军作战能力提高的基础上，实行多层次的海防防御部署。如杭嘉湖区，海宁把总统水兵3支，羊山游哨防区东至徐公、上下川、马迹等洋，南至大羊山、衢山等洋，西至滩浒，北至小羊山、大小七山、苏州洋；许山哨的防区东至大小七山、苏州洋，南至大洋山、沙塘岙、东狱嘴，西至北渔山，北至白塔港；乍浦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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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史》卷二百五《朱纨传》。
②据《嘉兴府志》卷三十一《武备》和《海盐县志》卷十二《武备考·兵制》。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八十四《浙江·戍海篇》为七十七只。
③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三《日本》引《浙东备倭议》；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八十六《浙江》四《海防书)。
哨东哨至会山，西哨至海盐、澉浦、海宁。这样这支水军对其防区实行三层防守，远守徐公、马迹，中守大小七山、滩浒，近守港口，并南与定海、临观的水军相会，北与南直隶的兵船相会，从而构成了对沿海海域紧密配合的多层次防线。
其次，海岸防守更加严密。募兵制的实行，特别是加强了训练，使陆军的战斗力有很大提高。如兵部左侍郎李遂“申严什伍，书其名籍、年貌，系牌腰间”①，军队整顿大有成效，多次击败倭寇。谭纶“立束伍法，自裨将以下节节相制。分数既明，进止齐一，未久既成精锐”②。戚继光更练出了敌人畏之如虎的“戚家军”。在军队战斗力提高的基础上，各守区密切配合，构成了整个沿岸防线。再以杭嘉湖区为例。杭嘉湖参将辖陆兵前后左右4营和水兵1支。前营驻乍浦，汛期东哨至大营盘与南直隶金山驻军会哨，西哨至牛桥与后营会哨。后营驻海盐，汛期东哨至牛桥与前营会哨，西哨至白马庙与左营会哨。左营驻海盐，汛期驻守东门一带，东哨至白马庙与后营官兵会哨，西哨至秦驻山与右营官兵会哨。右营驻澉浦，汛期东哨至秦驻山与左营官兵会哨，西哨至海宁黄湾与海宁所官兵会哨。这样，就使整个沿海海岸形成了一道各负其责紧密配合的防线。
第三，加强城镇防守。东南沿海“固泽国也。县多无城，府虽有城而弛斥不堪御寇，况承平日久，骤加倭警，非惟乡民奔窜不自保，凡城中居民亦无固志”③。为了加强防卫，各地加紧修筑城池，原有城池的加高加厚，无城池的加紧修建，沿海各府县逐渐建立起完固的城池。如浙江沿海6府35县，在抗倭战争期间（嘉靖三十一年至三十九年）筑县城20座，修复8座，只有3县没有城池，而这3县均靠近内地。沿海府县均有城池，这就便于凭城固守。倭寇即使登陆之后，将顿兵于坚城之下，不得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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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史》卷二百五《李遂传》。
②《明史》卷二百二十二《谭纶传》。
③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三《日本》。
劫掠。
加强海上、海岸和城池的防守，这就构成了对倭寇有层次、有纵深的防御，加强了防御的有效性。
总之，抗倭战争后期，由于划区防守和有层次的布防，使得沿海形成了有层次有纵深的防御体系，加上装备技术的改善，城池的修筑和军队素质的提高，使得抗倭能力大大加强，为彻底消除倭患创造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