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经济改革措施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江陵（今属湖北）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入阁，六年出任首辅。他是一位有才干的政治家，入阁之前就为继严嵩之后的内阁首辅徐阶所重视，又与内阁大学士高拱关系密切，而继徐阶之后的内阁首辅李春芳宽厚平庸，因此他入阁之后就起着较大的作用。任首辅之后，他力图扭转嘉靖以来政治腐败、边防废弛和民穷财尽的局面，对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都进行了整顿，以期达到富国强兵。
在政治方面，着重整顿吏治，提高行政效率。
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穆宗死，只有10岁的朱翊钧即皇帝位。穆宗死前托付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等“协心辅佐，遵守祖训，保固皇图”①。六月，首辅高拱被攻击去职，张居正为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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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夏燮：《明通鉴》卷六十五，穆宗隆庆六年五月己酉。
辅，执掌朝政大权。这时张居正已经入阁6年，深悉当时的弊病。他认为，这些弊端是由于纪纲不振，官吏腐朽，“法之不行也，人不力也。小议人而议法，何益？”①他要从整顿吏治开始来进行改革。隆庆六年六月，张居正奏请对两京文武官吏进行一次普遍考察。七月，经过考察，吏部员外郎穆文熙等33人被罢官，吏部主事许孚远等53人被降职外调。这次考察不仅仅在于罢免和降职80多人，更重要的是神宗一即位，在隆庆年间五次考察②的基础上又进行这次考察，对那些庸官不能不有所震慑。
张居正考察官吏是认真的。万历五年（丁丑，1577年）考察外官时，他奏请皇上，要吏部预先“虚心访核”，官吏的好坏“惟以安静宜民者为最”③。抚按要以这个标准考察他的属官，吏部要以这个标准来分抚按的“品流”，朝廷要以这个标准看吏部鉴别人才的好坏。各级均不能敷衍塞责，以旧套了事。如果抚按不认真考察，吏部应“秉公汰黜之”；吏部不认真，朝廷应“秉公更置之”④，使考察真正达到目的。
张居正整顿吏治方面最重要的是实行“考成法”，讲究实效。万历元年（1573年）六月，张居正上疏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他指出：“盖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若询事而小考其终，兴事而不加屡省，上无综核之明，人怀苟且之念，虽使尧舜为君，禹皋为佐，恐亦难以底绩而有成也。”⑤为了改变有令不行，行而不果的弊端，张居正提出，六部、都察院处理问题，“俱先酌量道里远近，事情缓急，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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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文忠公全集》文集三《辛未会试程策》。
②隆庆帝在位六年，元年（丁卯）考察京官，二年（戊辰）考察外官，三年（己巳）考察京官，四年（庚午）考察言官，五年（辛未）考察外官。明初定京官六年一考察即巳、亥岁，外官三年一考察，以辰、戌、丑、未岁。隆庆六年为壬申，非考察京官之年。
③④《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五《请择有司蠲逋赋以安民生疏》。
⑤《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三《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
定程期，置立文簿存照，每月终注销”①。除一般例行的公事外，需要督办的事项，还要另外造册，写上要办事情的关键所在，一本送六科，一本送内阁。要办的每一件事，“必俟完销乃已。若各该抚按官，奏行事理，有稽迟延阁者，该部举之；各部院注销文册，有容隐欺蔽者，科臣举之；六科缴本具奏，有容隐欺蔽者，臣等举之。”②
这样，朝廷欲办一事，官吏敷衍不得，拖沓不得，必须按时完成，使明廷这一庞大官僚机器得以正常有效运转。这一措施，一方面使部、院下达任务要讲究实际，考虑到是否能按期完成；另一方面，部、院监督抚、按，六科监督部、院，内阁监督六科，国家大权集中于内阁，集中于内阁首辅张居正的手里，使他进行的一切改革得以贯彻执行。
此外，张居正还采取了整顿机构，汰减冗员，整顿学校，限制生员数量等等措施。这对改变腐败的官僚制度，提高行政效率，都有一定的作用。
在经济方面，张居正进行的重要改革是丈量土地和实行一条鞭法。
嘉靖、隆庆年间，地主、官僚、勋戚贵族兼并土地，瞒产偷税的情况十分严重。这一方面使国家财政收入下降，财政亏损严重。隆庆四年（1570年），户部尚书张守直说，朝廷收入每年不过230万有奇，而隆庆二年用了440余万，三年用了379万，每年支出400万左右③，入不敷出，造成了财政危机。另一方面，农民的土地被地主兼并，但赋役没有减免，农民痛苦不堪，加深了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出现了政治危机。张居正对这种形势很清楚，他指出：“夫民之亡且乱者，咸以贪吏剥下而上不加恤，豪强兼并而民贫失所故也。”④又指出：“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国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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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二《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
③《明穆宗实录》卷四十八，隆庆四年八月辛丑。
④《张文忠公全集》书牍六《答应天巡抚宋阳山论均田足民》。
民穷，病实在此。”①为了解决“国匮民穷”，“民之亡且乱”，他不顾豪强地主和勋戚贵族的反对，于万历六年(1578年)下令清丈全国的土地，包括庄田、民田、职田、养廉田、荡地、牧地全部进行清丈，并规定“所在强宗豪民，敢有挠法”②者，严治不贷。到万历九年（1581年），清丈基本结束，得全国土田数字共7013976顷，比弘治时多300万顷。这次清丈把地主豪强隐占的土地部分地清丈出来了，把贫民挂名的田产取消了，“在小民实被其惠，而于官豪之家殊为未便”③。它减轻了小民的负担，增加了国家税收，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豪强。
万历九年(158年)，张居正又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实行赋役制度改革，把嘉靖以来已在福建、浙江等地实行的“一条鞭法”推行全国。“一条鞭法”主要内容：通计一省、府、州、县的田赋、徭役的总量，应承办的各种物料、土贡、方物所需的人力，都一律折成银两进行征收；把原来户、丁派役的办法，改成按照丁、粮派役，或丁六粮四，或粮六丁四，或丁粮各半，并以征银代替力役，力役由政府雇人充当。这样好处甚多：第一，减轻了丁多地少的贫苦农民负担；第二，征银代替力役使农民对国家的依附关系有所松弛；第三，以银两代替实物，扩大了货币的流通范围，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第四，把一切赋役合而为一，简化了征收手续，减少了官吏从中舞弊的机会。“一条鞭法”的实行，对减轻农民负担，发展经济和人口是有积极意义的。
此外，张居正还任用著名的水利学家潘季驯督修黄河，使水灾地区“田庐皆尽已出，数十年弃地转为耕桑，而河上万艘得捷于灌输入大司农矣”④，有利于农业和漕运的发展。他还整顿驿站，减轻驿站附近的农民负担，还实行了一些节约的措施等。
张居正的这些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当时的阶级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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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文忠公全集》书牍六《答应天巡抚宋阳山论均田足民》。
②④《张文忠公全集》附录一《文忠公行实》。
③《张文忠公全集》书牍十三《答山东巡抚何来山》。
盾，经济也有了相当的恢复和发展。“太仓粟充盈，可支十年。”①国库收支基本平衡②，“太仆金亦积四百余万”③，财政状况大有好转。
国家行政效率的提高、经济状况的好转为边防的巩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边防的巩固为经济、政治的改革也提供了条件。张居正改革的要着就是巩固边防。
二、巩固边防措施
鞑靼的不断内犯引起了朝廷上下的关注，身为内阁大学士的张居正对边防尤为重视。隆庆二年（1568年），他上《陈六事疏》内容之一就是“饬武备”，．开头就讲：“臣惟当今之事，其可虑者，莫重于边防，庙堂之上，所当日夜图画者，亦莫急于边防。”④他把边防放到国家诸事中最重要的位置上，认为边防第一。他甚至讲：“仆内奉宸康，外忧边境，一日之内，神游九塞，盖不啻一再至而已。”⑤可见边防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为了保卫北方的安全，他主要采取了两项措施：
（一）任用贤能将领，整饬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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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史》卷二百十三《张居正传》；《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一《江陵柄政》。张居正《答河漕王敬所》：“今计太仓之粟一千三百余万石，可支五六年，鄙意欲俟十年之上”（《张文忠公全集》书牍六），看来是实现了。这和隆庆初比确实大有改善。隆庆元年京仓存粮“仅足二年有余”(《明穆宗实录》卷十五)。
②《张文忠公全集》奏疏八《看详户部进呈揭帖疏》载：万历五年岁入4359400余两，岁出3494200余两，六年岁入3559800余两，岁出3888400余两。六年虽比五年收入减少，支出增多，但从两年来看尚有节余。这和隆庆年初太仓库银“仅足三月”支出相比，是大有改观的。
③《明史》卷二百十三《张居正传》；《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一《江陵柄政》。
④《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一《陈六事疏》。
⑤《张文忠公全集》书牍七《答吴环洲论边臣任事》。
隆庆元年（1567年）八月，首辅徐阶的门生工科给事中吴时来上疏，建议把在东南沿海抗倭战争中功勋卓著的两广总督谭纶、总兵俞大猷、戚继光调京，“专督练边兵，以省诸镇徵调之扰”①。兵部认为俞大猷适合于南方，且已年老，谭纶、戚继光是否调京由皇上决定。穆宗批准了兵部的意见，调谭纶、戚继光来京。隆庆二年（1569年）三月，任命谭纶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五月，令戚继光总理蓟州、昌平、保定练兵事，总兵官以下悉受节制（后又改总理练兵事务兼镇守）。谭纶、戚继光的任命是首辅徐阶的门生建议的，首辅当然起了作用，而张居正因重视边防也积极参与了此事，花费了不少心血。谭纶到任之后，提出了练兵防守事宜，在张居正的支持下明廷都采纳了。“而巡抚刘应节果异议，巡按御史刘翱、巡关御史孙代又劾纶自专。穆宗用张居正言，悉以兵事委纶，而谕应节等无挠”②。一切有利边防建议都给予支持，一切干扰都予以排除，张居正就是这样支持谭纶整饬蓟镇边防的。对戚继光也是这样。戚继光镇守蓟镇16年，“居正尤事与商榷，欲为继光难者，辄徙之去”③。戚继光正是在张居正的支持、维护下，在北方才如同在南方那样展布他的才能，使得“边备修饬，蓟门宴然”④。
隆庆四年（1570年）正月，总督宣大山西右都御史陈其学被劾免职，明廷以总督陕西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王崇古任宣大山西总督。这时张居正对王崇古说：“夫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公所谓非常之人也。”⑤他对王崇古寄以莫大的期望，也给予极大的信任。就在这年九月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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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穆宗实录》卷二十一，隆庆元年八月癸卯。
②《明史》卷二百二十二《谭纶传》。
③④《明史》卷二百一十二《戚继光传》。
⑤《张文忠公全集》书牍二《答蓟镇抚院王鉴川论蓟边五患》。
⑥《明穆宗实录》、《明史》、《明通鉴》记此事均为十月，此据谈迁《国榷》。谈迁说：“《实录》那吉来降在十月癸卯，予考稗官史汇，具得月日，则癸卯为朝廷报闻之日，非始入塞也。”《万历武功录》记此事亦为九月。
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来降。王崇古和大同巡抚方逢时在张居正的策划下联名上疏，准备接纳把汉那吉。如果俺答索取，则以缚送汉奸，归还被掳人口，进行互市为条件。奏疏一到，朝廷议论纷纷，御史饶仁侃、武尚贤、叶梦雄反对接纳把汉那吉，而张居正、高拱支持王崇古的建议，接纳把汉那吉，从而导致了隆庆和议的实现，赢得了西北疆域的长久和平（详见下节）。
张居正把有才干的督臣、将领放在边防，特别是护卫京师的蓟镇、宣大山西和辽东；一经任用之后，就赋予他们以便宜之权，大力支持，排除干扰，使他们充分展布才能；任职之后不轻易调动，使他们充分熟悉情况，认真负责，戚继光在蓟镇16年，李成梁镇守辽东22年。隆庆、万历以来边防逐渐加强，边疆逐渐安定和张居正任用得力将领是分不开的。
（二）采取正确的边防政策，力求边境安宁
张居正边防政策的基本点是内修战守，外示羁縻。所谓内修战守就是从上至下重视边防，认真练兵戒备，切实加强边防。他劝说皇上“急先自治之图，坚定必为之志，属任谋臣，修举实政”①。为此，他还建议皇上亲自校阅京师的军队。在他的建议敦促下，穆宗于隆庆三年（1569年）进行一次校阅，神宗于万历九年（1581年）也进行一次。他认为，这种大阅实在重要。它不仅使京城常有数万精兵，“得居重驭轻之道”②，而且使全国都知道皇上注意整顿军队，鞑靼也不敢轻举妄动。为了“修举实政”，他选用得力的都督总兵，充实边防，加强练兵，蓟镇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详见第三节）。他还派中央大臣巡视边防，进行督促检查。隆庆六年（1572年）九月，张居正派兵部左侍郎汪道昆巡视蓟、辽，兵部右侍郎吴百朋巡视宣、大、山西三镇，兵部侍郎协理京营戎政王遴巡视陕西四镇。中央大员经过巡视，有的对边防将领逐一指出功过，对不法者提出弹劾，这对加强边防是有积极意义的。
外示羁縻，就是通过通贡互市等办法，笼络通好，使鞑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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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一《陈六事疏》。
停止内犯，保持边境的安宁。张居正为达到羁縻的目的，对鞑靼等采取了恩威兼旋的两手策略。鞑靼要求通贡互市，积极欢迎；如要进犯，则予以打击。这种恩威兼施的两手策略同那种一味地同少数民族厮杀相比要高明。它是和平的策略，不是为了战争；是保卫自己的策略，不是侵袭他人；是共同生存的策略，不是消灭一方、奴役一方。
为了达到羁縻的目的，张居正还主张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隆庆五年(1571年)，谣传把都和吉能死了，张居正准备扶植把都的儿子青台吉，使他和黄台吉对抗。“要令其势分而衅捧，则我可因其机而制之，数十年之利也。”①张居正从保卫边境安宁出发，不希望北方出现一个强大统一的鞑靼，希望他们分散寡弱，无力进犯内地。这一政策是利己的，但同样是防御的。
张居正的固边措施确实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从明初开始就威胁着北部安全的元朝后裔，万历之后再也不是主要威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