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嘉靖后的兵书概况
兵书是对古代军事著作的统称。我国是古代军事学最发达的国家，兵书出现之早，数量之多是世界其他各国无法相比的。本世纪30年代陆达节编著的《中国历代兵书目录》，尽管所收甚不完备，但所列从上古到明清的兵书已有1304部，6831卷（内203部不知卷数），由于年代久远，绝大多数已经失传。现存仅288部，2106卷。从该目录书巾可以看出，在几千年历史的长河中，有四个时期著述的兵书最多，这就是周、唐、宋和明（见下表）。
著 录 现 存 备 考
部
卷
．部
卷
周 52 231 9 18 著录中有6部不知卷数
唐 68 237 6 20 著录中有9部不知卷数
宋 104 801 29 281 著录中有4部不知卷数
明 268 1899 107 1071 著录中有60部不知卷数
从上表可以明显地看出，在四个朝代中，明代是兵书著述的高峰，无论是就著录，还是就现存的兵书来讲，都是最多的。但是应该强调指出，上表所收的兵书是很不全的。近年一些学者对我国古代兵书的著录和现存情况花费很大力气进行收集和整理，发现我国兵书大大超过陆达节所列的数字。刘申宁在其《中国兵书总目》中，所列的从上古到清朝前期（1840年以前）的兵书达2331部，现存也有1200余部。这中间，明代兵书依然是最多的，著录的有1165部，现存的有800余部①，占现存兵书的近2/3。明代兵书按编纂形式来看，大体可分为三类：一为注疏类，即注释评批前人的兵书，约占1/3弱；一为辑纂类，即按一定的体例编纂前人或当代人关于军事方面的论著，约占1/3强；一为著述类，即新写作的兵书，约占1/3。辑纂和著述的兵书几乎全部成书于嘉靖年间及其之后，就是注疏类也以嘉靖之后成书为多。因此，如果说明代是兵书著述的一个高峰的话，那么这个高峰主要是在嘉靖之后。
明嘉靖后，军事学发展之所以达到一个新的高峰，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社会条件决定的。政治衰败，军备废弛，内忧外患接踵而来，战争连绵不断。北方的鞑靼自成化年间进入河套之后，袭扰内地越来越频繁，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更进入京畿地区，直接威胁着明王朝的统治，直到隆庆年间才告安宁。东南沿海的倭寇，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之后特别猖獗，直到隆庆初年才告平息。万历二十年（1592年），日本发动了侵朝战争，为了援助朝鲜，粉碎丰臣秀吉的侵略企图，又进行了7年战争。几乎与此同时，内地杨应龙的叛乱，经过7年才得以平息。这时，后金已开始崛起，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起兵反明。明与后金的战争还没有结束，席卷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民起义爆发了，直到明亡。
在战争中，明军往往败北，其原因之一就是将领不谙韬略，军队素无训练。为了挽救失败，需要有军事理论。正是这种需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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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兵书总目》有一书重复录列的情况，去掉这些重复的，现存明代兵书有600余部。
了兵学发展的动力，推动着人们去探索、去追求适合于冷兵器和火器并用时代的战争指导原则。同时，几千年历史中，优秀的军事思想传统，大量的战争实例和当时进行的战争，为人们总结军事理论也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频繁的战争提出了对军事理论的需求，频繁的战争也为总结军事理论提供了素材，这就是兵学发展的客观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嘉靖后连绵不断、性质不同的战争，既关系着明王朝的统治，也关系着民众的生存，引起了全国上下的关注。过去深居书斋之中，欲以文章名世的大批文人学者，“目击时艰”，也改弦更张，“励志武事”①，或投身于军旅之中，或潜心于兵学研究。他们有着高度的封建文化知识，在社会需求面前，或总结自己的实践，或概括前人的经验，著书立说，贡献于世。不仅如此，嘉靖后军制的变化，使大批文人在军中担任总督、巡抚、巡视等要职（当然不自嘉靖始）。指导战争的需要迫使他们不得不钻研军事理论，战争实践丰富了他们的经验，而他们的文化素质又使他们能够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概括成新的理论，形成新的兵书。长期战争还锻炼出一批优秀的将领，他们虽出身行伍，但并不只是一介武夫，具有相当高的文化，为战争需要也总结了自己的切身经验，形成文字。加以当时印刷术的发达，这些著作，能广为刊刻，流传于世。
二、几个特点
嘉靖后的兵书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范围更广泛
对于中国古代的兵书，西汉的任宏按其内容分为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四类已不能完全概括兵书所含的内容，到了明代尤为突出。首先出现了边、海防类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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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投笔肤谈引》。
的兵书，而且数量相当之多。这类兵书专门阐述边防、海防的政略和战略，敌情我情，地理形势。这是明以前的兵书中少见或没有的。这些我们将在边海防思想备节中专门叙述。其次，出现了专门讲军队训练的兵书，以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为代表（详见戚继光军事思想），但也不仅止此一家，李遂的《御倭军事条款》（又称《明御倭军制》），俞大猷的《大同镇兵车操法》、《广西选锋兵操法》、《京营战车近议》，徐光启的《兵法条格》等也属这类；何良臣的《阵纪》、吕坤的《安民实务》等也有这方面的内容。再次，城防专著大量涌现，如吕坤的《救命书》（又称《城守秘要》）、刘玄锡的《城守验方》、宋祖舜的《守城要览》、钱梅的《城守筹略》以及《乡约》、《忠统日录》、《守城事宜》等等。这些著作对城池构筑、城防措施和战术等都有详细的论述，不仅超出四类兵书的内容，比宋代的《守城录》也丰富得多。第四，出现了大型综合性兵书。它体系合理，内容全面，权谋、形势、阴阳、技巧、边海防等无所不包。其代表性的著作是茅元仪辑的240卷的《武备志》。该书分兵诀评、战略考、阵练制、军资乘、占度载5部分。兵诀评选录了《武经七书》以及《太白阴经》、《虎钤经》的部分内容。战略考选录了从春秋到元各代有参考价值的战例。阵练制分阵和练两部分，阵载各种阵法，练记训练士卒之方。军资乘分营、战、攻、守、水、火、饷、马8类，下设65个细目，内容十分广泛，从行军、作战到后勤供给都有收录。占度载分占和度两部分，占载各种占验，度载兵要地志。总之，该书设类详备，收辑甚全，按照自己的体系，编辑成百科性的兵书。王鸣鹤辑的40卷的《登坛必究》，也是这种综合性的兵书。该书分72类，包括天文、地理、谋略、选将、训练、赏罚、敌情、海陆边防、大江守备、攻守城池、阵法布列、舰船器械、人马医护、河海运输、阴阳占卜等等，内容亦相当丰富。第五，出现了专讲火器的兵书《火龙神器阵法》、《火攻挈要》、《西法神机》等，还有专讲阵法的兵书，如《续武经总要》等，也是明以前所没有的。总之，明代兵书所论述的内容更广泛，包括了军事领域的方方面面。
（二）阐述更具体、深刻
嘉靖后的兵书所阐述的军事理论在某些方面深度超过了前代。前代好多兵书多阐述一般的军事原则，而明代把这些军事原则更具体化了。《孙子》把“将孰有能”，“士卒孰练”①作为判断战争胜负的条件，提出了训练士卒和将领的重要。但如何训练士卒，如何培养将领，并没有指出具体的办法，而明嘉靖后的兵书解决了这些问题，其代表性的著作是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以及人们根据戚继光的著作重新整理的一些兵书，如《纪效达辞》、《练兵实纪类钞》、《莅戎要略》、《武经将略》、《重订批点类辑练兵诸书》、《补释戚少保南北兵法要略》、《守扬练兵辑要》等。另外何良臣的《阵纪》和吕坤的《救命书》也提出不少颇有见地的思想。何良臣在《阵纪》中提出：“阵法为武艺之纲纪，而武艺为胆气之元臣。”“善练兵之胆气者，必练兵之武艺”，“善练兵之武艺者，必练兵之阵法”②。吕坤在《安民实务》中提出：“倡勇敢为战家第一。何以倡？曰：食以饱之，逸以休之，愧以激之，利以诱之，穷以困之，害以动之，义以感之，奋以先之，恩以结之，怒以忿之。此八者倡之之道也。”③他们，还有俞大猷、戚继光尽管采用的方法不同，但都注意作战士兵勇敢（胆气）的培养、训练、激励。这种注重参战者的精神状态的培养训练思想是他们之前所不及的。其次，把过去兵书阐述的军事原则和作战方法更具体化、更深细了。如唐顺之辑的《武编》④在前编谈间谍时，就有以使为间、以敌人为间、以来言为间、以来人为间、明间为间、内嬖为间、以谗为间、乡人为间等8种。而在后编中又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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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孙子·计篇》。
②《阵纪》卷一《教练》。
③《安民实务·倡勇敢》。
④《武编》分前后编，各6卷，前编主要辑录军事理论，后编辑古代战例，共列篇目186。
了用间、反间、使间、乡间、内间、死间、生间、俘间、漏间、不信间、谍间、察间等12种的具体战例，这就把《孙子·用间篇》的“五间”说具体化了。再如，黄启瑞撰的《草庐经略》共列小标题153，每题有理论有战例，“逐条论断，最为审密”①。它在谈战法时就列出了火攻、水战、山战、隘战、野战、夜战、暑战、雨战、风战、烟战、分战、迭战、死战、逆击、必战、邀击、横击、夹击、反击、首尾击、击后、掩击、突击、制突、先击强、先击弱等20余种。不仅对各种地形、各种天候、各种情况下的战法都有叙述，而且往往对每一战可能取得胜利的条件和可能失败的条件都予以指出，承认了真理的相对性，避免了片面性。这在它之前是少见的。再次，对前人的某些观点提出了新的看法。《孙子》说：“兵无选锋，日北。”②戚继光说：“选锋之说，盖选于无警之日，非选于对垒之秋。一营之内，未尝尽强而无弱，兵家亦未尝弃弱而不用。惟一调发则练兵有暇，军士情通，遇敌庶可以期齐勇之用。”③这就指出了“选锋”是有条件的，“选锋”不是绝对的。
（三）继承更明显
兵书是军事思想的载体。思想的继承性决定了兵书的继承性。现存的兵书无不含有继承前人的东西，明代的兵书在这点上更明显。首先，注疏前人的兵书较多。如刘寅的《武经七书直解》、陈元素的《武经七书评注》、何守法的《武经七书音注》、陈玖学的《标题武经七书》、赵本学的《孙子注》（又名《孙子书校解引类》）、郑灵的《孙子十三篇本义》等等。甚至政治家张居正、思想家李贽、哲学家王守仁、文学家王世贞等也都注疏兵书。④这些注疏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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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庆《草庐经略序》。
②《孙子·地形篇》。
③《纪效新书》（十八卷本）卷首《纪效或问》。
④张居正有《增订武经七书直解》十二卷、辑注《武经七书》七卷；李贽有《孙子参同》三卷、《七书参同》七卷；王守仁评有《新镌武经七书》七卷；王世贞有《孙子评释》一卷。
解释前人兵书的含义，也阐述自己的看法，既有继承，也有发展。其次，继承还表现在大量继承前人的思想观点。辑纂类的兵书大量继承前人的思想观点，如《武备志》的《兵诀评》，不仅辑录了《武经七书》，还辑录了《太白阴经》和《虎钤经》的部分内容；《登坛必究》更注意各种军事观点的来龙去脉，可算得上一部军事思想发展史。这些自不用说，就是撰写的兵书也大量吸收前人有益的观点。如《投笔肤谈·本谋第一》中讲：“故知害之害者，知利之利。知危之危者，知安之安。知亡之亡者，知存之存。”这是对《孙子·作战篇》讲的“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的继承和发展。不仅继承兵家的思想，有的还继承儒家的思想。如戚继光在《纪效新书》（十四卷本）卷十一《胆气篇》中讲：“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养心也，……是心者内气也，气者外心也。故出诸心者为真气，则出于气者为真勇矣。”戚继光注重练士兵的胆气和注重将德修养都与儒家思想有关。第三，继承还表现为大量运用前人留下的材料撰写兵书。这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将前人的材料简单地加工，即按照一定的指导思想，一定的体例把历史素材编纂起来，形成兵书。如李材辑的《将将记》、顾少轩辑的《皇明将略》、魏浚辑的《贫亭钞略》、何乔新辑的《百将传续编》、刘畿辑的《诸史将略》、冯时宁辑的《古今将略》、余懋衡辑的《古方略》、庄应会辑的《经武要略》、张龙翼辑的《兵机类纂》等等。数量之大，前所未有。这些兵书有的加以简短的前言或评语，有的只加适当的标题，用来体现辑者的思想，书中的谋略思想要读者自己去理解、体会。这类兵书的价值不能一概而论，有的也颇有价值，如余懋衡的《古方略》对人就颇有启发。当然，有的价值不大。这类兵书的大量出现，反映了当时人们急需兵书的紧迫感。另一种是充分利用古代的思想素材，加以提炼、概括，上升到理性认识。这类兵书也不少，如西湖逸士的《投笔肤谈》、黄启瑞的《草庐经略》、尹宾商的《白豪子兵晶》等等。从叙述方法来讲，这些书均有较为精辟的理论概括和作为佐证的战例。而这些佐证的战例是作者得出的理论概括的思想素材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作者收集了大量的古代战例，然后经过自己头脑的加工，形成了一般的军事原则。这类兵书继承传统的军事理论，又根据以前的军事素材加以概括，对古代军事思想有所发展。它和一些将领总结自己练兵、作战经验写成的兵书一起构成了明代兵书中最可宝贵的部分。
（四）时代特征更突出
明代是冷兵器和火器并用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在明代中后期的兵书中表现得十分突出。首先表现在关于火器火药的兵书大量涌现。它们记载了火药的配方与火器的形制、使用和制造，体现了火器、火药的发展。如题焦玉撰的《火龙神器阵法》、曹飞的《火攻阵法》、赵士祯的《神器谱》等等，特别是焦勋的《火攻挈要》和孙元化的《两法神机》介绍了西方的火器，更是前所未有。此外还有大量的兵书，也都载有火器，如《武备志》、《筹海图编》、《纪效新书》、《练兵实纪》、《兵录》等等。其次，关于记载和论述冷兵器和火器并用战术的兵书也相当多，如《纪效新书》、《练兵实纪》、《车营扣答》、《城守验方》、《守城要览》、《闲暇清论》等等。他们叙述了在海上、陆地、城守等作战时冷兵器和火器如何配合的问题。这些都体现了明代中后期的时代特点，也是对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
总之，嘉靖后的兵书体现了时代的特点，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思想，形成了兵书发展的又一个高峰，也是中国古代兵书发展的最后一个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