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边防的兵书
有明一代同北方各民族的军事斗争几乎没有止息。明灭元后，残元势力退居塞外，永乐帝朱棣尽管五次亲征，“三犁其庭”①，但并没有正确解决同残元势力（后来的鞑靼）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鞑靼等渐强，不断内犯。到嘉靖年间，一则由于内政腐败，军备废弛，一则由于鞑靼内先后出现了小王子、吉囊、俺答等几个较强的领袖，其内扰的次数和规模均超过前代。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其大举内犯，进至京畿，令明廷大震。直到隆庆年间，与俺答达成和议，西北部的边防才稍有缓和。但北部和东北小王子的部落和朵颜三卫的内扰有增无减。他们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后金又成了明廷的一大对抗力量，直至明亡。在这漫长岁月中，明廷的文臣武将奏牍不绝，著书小断，中后期尤为突出。现存的明代兵书，著述类以有关边防的出现最早，数量亦多。这里只简介几部；
《九边图论》，不分卷，许论撰。许论(1495～1566)，字廷议，灵宝（今属河南）人，嘉靖五年（1526年）进士。其父许进，成化二年（1466年）进士，多年在辽东、大同、陕西、甘肃等边防地区任职，官至兵部、吏部尚书。许论“幼从父历边境，尽知阨塞险易，因著《九边图论》上之。帝喜，颁边臣议行，自是以知兵闻”②。后官至兵部尚书。
该书分九边图、九边总论及辽东、蓟州、宣府、大同（三关附）、榆林（延绥二边在此）、宁夏、甘肃、固原等分论。凡九边地理形势、防御战略、当时的防御得失、屯田粮饷等都有论述。该书提出的基本防御方略为“坚壁固守，勤加巡哨，为耕牧长计，而无狃近利，乃可为也。其治蛮夷之道，则在率土著良民，得以自相守望，一或不支，为之连属，附近地方策应之”③。即采取军民协力，坚壁清野，且耕且守的防御战略。
《皇明九边考》十卷，魏焕编集。成书于嘉靖二十年(1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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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魏焕：《皇明九边考》卷一《番夷总考》。
②《明史》卷一百八十六《许论传》。
③许论：《九边图论·九边总论》。
年）。魏焕，字东洲，长沙（今属湖南）人，嘉靖间进士，历官至兵部员外郎。该书是他任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时所辑。首卷为镇戍、经略、番夷通考，卷二至卷十为九边分叙，各边又分疆域、保障、军马、钱粮、边夷、经略等细目。凡各边地理形势、敌情、我情、防御方略均有论述。该书继承了《九边图论》的防御思想，认为“设险以守”乃为“御戎上策”。所谓设险就是“因地势之险，而用人力以修为之”。认为“守不可以无险，而险不可无兵以守也”①。“设关置垒，增其卑使崇，筑其虚使坚，然后精兵以守之，矢石以临之。”②它还认为“民居散乱”的乡村应“掘堑增墉，为之关键，为之守护”，实行“室家亲戚并力自保”。敌“入则坚壁清野以困其锐，去则伏兵险隘以乘其衅，攻守互用”③，以消灭内犯之敌。这又发展了《九边图论》的防御思想，而且该书无论总论和分论均较《九边图论》详细，是边防书中较好的一部。
《九边图说》不分卷，兵部编，成书于隆庆三年（1569年）。该书是兵部职方清吏司鉴于许论的《九边图论》和魏焕的《九边图考》，“迄今近三十年，边堡之更置，将领之添设，兵马之加增，夷情之变易，时异势殊，自有大不同者”④，令各镇奏报各边情况，然后编辑成书的。它“东起辽左，西尽甘州，每镇有总图以统其纲，有分图以析其目，某为极冲，某为次冲，某为偏僻，某处切尽虏巢，某处极为单弱，与夫一镇之兵马钱粮数目，无不毕具”⑤。该书的最大特点是以图为主，并对隆庆三年（1569年）前后将官的设置、兵马钱粮数、防守要点记载较详，但对如何防守，即防御方略则没有论述。
《边政考》十二卷，张雨编。张雨，江西万安人，嘉靖十七年（1538年）进士，官至右佥都御史湖广巡抚。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坐严嵩党，被革职。该书是张雨任陕西巡按时根据都察院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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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皇明九边考》卷一《镇戍通考·边墙》。
②③《皇明九边考》卷一《经略总考·明战守》。
④⑤兵部尚书霍翼等呈送《九边图说》前言。
于“每叁年壹次，该巡按御史阅视各镇军马器械，体察将官贤否，同画图具奏”①的指示，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编就的。卷一至卷四为榆林、宁夏、固原、甘肃等处的地理形势、军马钱粮，并绘有三边四镇总图和各镇详图；卷五至卷九历史地记述北“虏”、西域、西羌各族沿革、现状，所处的地理、山川等；卷十至卷十二为历朝固边将领传记。是书对西北四镇论列最详，可作为《九边图论》等的补充。
《宣大山西三镇图说》不分卷，杨时宁纂集，刊刻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杨时宁(1537～1609)，字子安，河南祥符人，隆庆二年（1568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该书是他总督宣大山西等处军务时所辑。凡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地形呃塞，道里远近，将吏沿革，士马分布，与夫虏情向背，备御缓亟，靡不区分栉比，使人一展卷，而三镇数千里联络首尾、辅车犄角之状，隙然在目”②。该书写于与俺答和议之后，提出固边策略当“以款为决不可恃，而又当知有不可遽罢之款，以战为决不可忘，而又当知有不可轻试之战”，应实行“虏来寻盟，许市通贡，仍示羁縻之意；虏或背约，闭关谢绝，大兴问罪之师”③的两手策略。这在当时是正确的御边政策。
《开原图说》上下卷，冯瑗辑，万历四十年左右成书。上卷为开原疆场总图说和各城堡图说，包括各城堡的地理形势，将吏沿革，士马分布等；下卷为敌情和营阵、号令等。
以上各书图文并举地叙述了边防的地理形势，防卫的设置和状况，敌人的情况和防御方略。它们成书的时间不同，有的叙述的边防地域也不一致，但可以互相补充，为指导边防的实用之学，有的还直接呈送到皇帝那里，推行到各边实行。
此外，明中后期关于边防的兵书还有《筹边纂议》、《筹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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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边政考·院割》。
②彭国光：《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后序》。
③《宣大山西三镇图说·三镇总图说》。
得》、《三镇边防总要》、《三关图说》、《三云筹俎考》、《乡约》、《塞语》等等。这些兵书数量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它反映了中后期人们对军事学的注意，也反映了边防思想的发展。
二、边防总略
明嘉靖至万历年间，北方居住着蒙古族的鞑靼、朵颜等三卫和女真族的建州、海西、野人等部族。他们和明廷的隶属关系不完全相同。鞑靼时顺时叛，明廷在那里没有建立直接的行政机构或军事机构。朵颜三卫和建州等卫是明廷设立的羁縻卫所，其官员袭替由明廷批准，每年向朝廷纳贡，纠纷由明廷处理，迁徙要明廷同意。在明初他们是明廷边界上的藩篱，后来有时也内犯。尽管鞑靼和朵颜等卫不完全相同，明廷对他们总的方略是相同的。这就是恩威并用，抚剿兼施。
对辽东朵颜三卫和女真三部“要在随势安辑，处置得宜，先事申严，防守不堕，俾恩威并立，足制其心，斯计之上，而俘斩论功则第二义也”①。之所以要采取这样的方略，是因为自明初以来朵颜三卫和女真三部“分地世官，互市通贡，事虽羁縻，势成藩蔽，是以疆场无迤北之患”，他们本身“若大举入寇则亦鲜矣”②。这一政策以“安辑”为第一位，“俘斩”为第二位，在当时是正确的。它是和平的政策，不但嘉靖前维持着辽东较长久的安定，嘉靖前期也没有多少战争。
对于不时内犯的鞑靼，当时人认为“今日之计，当外示羁縻之术，内修战守之务”③。所谓“羁縻之术”，就是通过通贡互市的办法，与鞑靼建立一种和平的关系，互市就是在与鞑靼聚居交界的地方开放市镇，进行贸易。鞑靼以他们的马匹、毛皮换取内地的茶叶、丝绸、布匹等。通贡实际也是一种贸易，一种官方的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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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许论：《九边图论·辽东》。
③苏佑：《接报夷情疏》，载《明经世文编》卷二百一十六。
易。鞑靼向朝廷称臣，定期派人携带他们的特产向朝廷纳贡，而朝廷则给以赏赐。根据“厚往薄来”的原则，朝廷的赏赐往往超过贡物的价值。明廷就是用这种办法维持边界的和平，因此“羁縻之术”实为和平之术，是促进双方发展之术。
但是，要实现和平的贸易，并不是容易的事，必须消除来自两方面的障碍。一是消除边防将领贪图杀敌邀功，破坏和平的障碍。当时有的边防将领为了私利竟然杀害请求通贡的鞑靼使者。对此有人指出鞑靼求贡即使“不许，犹当善其辞说，遣之使还。乃既置夷使于墩台，纳归人于境内，又从诱而杀之，此何理也①！要求对杀害夷使之人“严加究问，从重议拟”，以使夷人知“天朝有正大之义，严明之法”②，消除和平障碍。
另一是消除鞑靼犯边障碍。通贡互市是有条件的，这就是鞑靼不内犯。但是由于鞑靼封建主的贪婪，加上明边备废弛，他们感到抢掠比贸易更有利，不时内犯。为了防止鞑靼内犯，必须“内修战守”，加强戒备，使鞑靼内犯遭到打击，才能实现通贡互市。因此，“在我者，必先自治”，“贡亦备，不贡亦备者，乃中国思患预防之常。”惟其如此，“使其诚也，既在我皇上天覆地载之中；如其诈也，亦不能出笼络羁縻之内”③，才能达到长久的通贡互市。
“外示羁縻，内修战守”的总方略是正确的。但在嘉靖年间虽然提出来了，并没有实现。其原因，一是此主张当时只是地方官员提的，并没有被朝廷接受，一是政治腐败，边备废弛，尚不能使鞑靼真正接受。直到隆庆年间，内阁辅臣高拱、张居正等坚持执行这一总方略，加强边防建设，才出现了隆庆和议，实现了通贡互市这一和平局面。
“安辑”、“羁縻”都是为了和平。但和平能否保持，其关键还在于“必先自治”。张居正指出，要想保持这种和平，“要在当事者随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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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翁万达：《大虏求贡疏》，载《明经世文编》卷二百二十四。
③苏佑：《接报夷情疏》，载《明经世文编》卷二百一十六。
处置”①，“顺者抚，逆者剿，逆而又顺则又抚之，顺而又逆则又剿之，临机观变，何常之有”②。就是要有这种两手策略。后来，人们指出：“为今之计，惟慎选实心任事之臣，老成谋国，长顾远虑。以款为决不可恃，而又当知有不可遽罢之款；以战为决不可忘，而又当知有不可轻试之战。练兵积饷，除器缮垣，凡可为战守之具者，无不曲为之备，事求其实。虏来寻盟，许市通贡，仍示羁縻之意；虏或背约，闭关谢绝，大兴问罪之师。则可以款，亦可以战；可以抚，亦可以剿。向背在虏，而我常提其衡；操纵在我，而虏难逃其算。”③只有“内修战守”，认真做好战争准备，和也好，战也好，才能牢牢地握有主动权，才能保证边境的永久安宁。
三、边防战略
明嘉靖、万历年间边防战略思想，概括起来就是攻守结合，相互支援，守之于边墙，战之于旷野，保之于城垣的有纵深多层次的防御战略。下边分别作些叙述：
（一）守之于边墙
“今日御虏之策，莫先于守。其所以为守之计，莫急于修边。”④“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御戎上策其出此乎！然险而日设，必因地势之险而用人力以修为之也；又日以守者，盖守不可以无险，而险不可无兵以守也。”⑤就是说在绵亘不绝的崇冈峻岭之中，修建边墙，“增其卑使崇，筑其虚使坚”⑥，构成一道坚固的屏障，然后派精兵以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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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文忠公全集》书牍八《答吴环洲》。
②《张文忠公全集》书牍九《答甘肃巡抚侯掖川计套虏》。
③《宣大山西三镇图说·三镇总图说》。
④胡松：《陈愚忠效末议以保万世治安事》，载《明经世文编》卷二百四十六。
⑤《皇明九边考》卷一《镇戍通考·边墙》。
⑥《皇明九边考》卷一《经略总考·明战守》。
修边墙以固守，是以己之长击敌之短。“华人，步卒也，利险阻；虏人，骑兵也，利平地。”①修建边墙就可以“乘边墙以防其出没”②，“来则杜险，使不得进；去则闭险，使不得还”③。边墙改变了敌我对比中我之不利态势。
边墙外或挖堑，或筑城，或掘品坑，或设陷马窖，使敌人不易接近，形成一定的防御纵深。边墙上有敌台，有垛墙，便于防守，使敌难于登墙。边墙内设兵营，随时支援敌人攻击的地域。这样就使边墙成为一个有一定纵深的防御体系，边防的第一道防线，派精兵防守，敌人是难以攻破的。
（二）战之于旷野
鞑靼骑兵一旦溃墙而入，“斯时斯际以战为主”④。即以重兵截其向往，扼其险隘，挡其长驱。具体战法可把主客军列五营阵，营垒相望，刁斗相闻，成犄角之势。敌如分别攻我各营，兵力分散，我奋勇一击，可将其挫败；敌如并力攻我一营，其他各营迅速援救，使敌腹背受敌；敌如分散劫掠，我则采取伏击、夹击、奇袭、乘隙等各种战法，打击敌人。总之使敌“散无所掠，聚不能战，进无所攻，退不能守，旬日之间，自速败亡”⑤。
野战是鞑靼骑兵的长处，明军的短处。明军想在野战中歼敌，首先需要在边墙内驻有重兵。其来源一是各防区自己建立重兵集团，如戚继光在蓟镇所建的车营那样；一是相互支援，如延绥应援山西，宣府应援大同，宁夏应援延绥，固原应援宁夏等等。当然一镇之内各路也应相互应援。足够的兵力是野战歼敌的重要条件。其次，要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多造战车，众置火器”⑥。火器是明军的优势，而“虏人最善驰突，……惟车最能捍御”⑦。车是火器的载体，车阵是能移动的城池，屏蔽着车阵的步兵和骑兵。车步骑营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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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⑥⑦胡松：《陈愚忠效末议以保万世治安事》，载《明经世文编》卷二百四十六。
②戚继光：《请兵破虏疏》，载《明经世文编》卷三百四十七。
④⑤李士翱：《预陈边计以备虏患疏》，载《明经世文编》卷二百九。
行可为阵，止可为营，使敌骑兵无法逾越、任意驰突，使我火器、骑兵能充分发挥威力，堵截、追击敌人。第三，选拔好的将领。选拔将领不能拘泥于常格，要不限资略，不限门第，只要练达边情，“其才识谋略忠诚勇信为海内所推奖者，即以付之”①。选要精，任要专，使他们能真正负起边防大任，灵活运用谋略，歼灭进犯之敌。
（三）保之于城垣
明代边疆塞堡林立，这些高墙深池保卫着边疆的百姓，使敌人一旦溃墙而入之后，无所劫掠，达到坚壁清野的目的。不仅如此，“不论在边在内多筑城堡，许凡军民人户于近城堡地土，尽力开种，使之自赡，永不起科。有警则入城堡，无事则耕。且种且守，不惟粮食足，而边塞亦实”②。修筑城堡，以“永不起科”的优厚条件招徕民众，且耕且守，边疆充实，一座座居民点成为一座座防御入侵之敌的堡垒。
综上所述，这一战略，由于建有边墙、车营、城堡等装备设施，减杀利于驰突的骑兵的威力，充分发挥自己火器的威力，使敌难以进入内地。即使进入处处挨打，达不到劫掠的目的。因此，这一有层次、有纵深，攻守结合，相互支援，军民同防的战略思想是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