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俞大猷的军事生涯
俞大猷(1503～1579)③，字志辅，号虚江，福建晋江（今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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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筹海图编》卷十二《御海洋》，“曾按”条。
②《纪效新书》（十八卷本）卷首《任临观请创立兵营公移》。
③据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一百七，赵恒志《后军都督府都督同知赠左都督俞大猷行状》载：俞大猷“弘治癸亥六月十四日（弘治十六年六月十四日，1503年7月7日）生”，万历“己卯归至家，以其年八月二十六日（万历七年八月二十六日，1579年9月16日）卒，寿七十七。”《明神宗实录》卷一百二，万历八年七月辛卯载：“赐原任后军都督府佥书署都督同知俞大猷祭葬如例。”《国榷》卷七十一，有与《实录》大体相同的记载。有人据此，认为俞大猷卒于万历八年（1580年），是不对的。
州）人。其先出自霍邱（今属安徽），始祖俞敏随朱元璋“驱驰天下四十载”①，受封为泉州卫世袭百户。俞大猷少年时家贫，好读书，曾从王宣、林福学《易》，后又得知赵本学以《易经》推演兵家奇正虚实的变化，遂又就师于赵本学，深得其要旨。赵本学著《韬钤内外篇》（即《续武经总要》的《韬钤内外篇》）及注解《孙子》，不传子而传俞大猷。大猷中过秀才，父死后，于嘉靖十年（1531年）袭祖职百户，又从李良钦学剑，有较好的军事素养和文学修养。嘉靖十四年（1535年）中武举，升署正千户，守御金门（今福建金门岛）。当时闽广海域有数百人的暴动队伍，大猷考虑到如不及时扑灭，将为后患，于是上书监司陈伍山，论用兵二弊二便。陈竟怒曰：“若武人何以书为”②，杖俞大猷，并夺其职。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鞑靼内犯山西，朝廷下诏举天下武勇人才。大猷自荐，兵部送他到宣大军门听用。大猷论兵，使宣大总督翟鹏折服，但终不被用。大猷南归，兵部任命他为汀漳守备，因立战功，升为广东都司署都指挥佥事。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巡抚朱纨推荐俞大猷为备倭都指挥，此时正值安南（今越南）入犯，广东总督欧阳必进奏请朝廷，留下俞大猷，平定了安南寇。这年，俞大猷又平定了琼州（今海南岛）黎州人民的起义。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倭寇猖狂入侵，俞大猷被调往浙江，任宁台诸郡参将，多立战功。嘉靖三十三年(15 54年)，倭寇盘踞普陀（今浙江普陀山），俞大猷率兵围攻，半登岛，倭寇溃围逃跑，武举火斌等300人战死，明廷命俞大猷戴罪办贼。不久因立战功恢复原职。第二年，代汤克宽为苏松副总兵。但领兵不满300，各地征兵未集，倭寇进攻金山（在今上海金山东南），大猷战失利。当时倭寇2万以柘林为巢穴，总督张经催他进攻，他按兵不动，提出了御倭海上、内河和集中兵力全歼盘踞之倭的主张。张经接受了俞大猷的某些主张，不久败倭于王江泾（在今浙江嘉兴市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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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李杜：《征蛮将军都督虚江俞公功行纪》，载《正气堂集》。
斩倭1900余，焚死溺死倭寇数千。继而俞大猷又在陆泾坝（在今苏州市境），大败倭寇，斩首千余。以后又数次击倭寇于海上，均有斩获。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五月，为浙直总兵官，与倭寇战于吴淞江口（今吴淞口）斩首1500级，进署都督佥事，第二年又进署都督同知。胡宗宪诱俘勾结倭寇的汉奸王直后，王直余党仍然占据舟山岑港（在今浙江定海西北）。胡宗宪令大猷急攻，大猷虽得小胜，但因仰攻不利，加以新倭又到，终未攻下。于是大猷和参将戚继光均被夺职，命令他们于一个月内消灭倭寇。大猷急攻，倭寇造舟逃跑，大猷击沉一舟，余倭流窜闽广。当时胡宗宪不令其他将领堵截，当御史李瑚弹劾时，又委罪于俞大猷。俞大猷被下狱，并被夺世荫。由于锦衣帅陆炳阴出千金给严嵩的儿子严世蕃，俞大猷才得救，令他塞上立功。
俞大猷到大同，巡抚李文进素知俞大猷的军事才干，欢迎他的到来。俞大猷造独轮车，创车营。鞑靼内犯，李文进以兵车百辆，步骑3000，大挫鞑靼于安银堡。后论平王直功，俞大猷被免罪录用，为湖广镇箪参将。
嘉靖四十年（1561年）俞大猷被任命为南赣参将。当时广东饶平张琏起兵，攻陷城邑，多年不能平定。俞大猷镇压张琏，擢为副总兵，协守赣汀漳惠潮，后又升为总兵官，与戚继光、刘显一起获得有名的平海卫大捷，斩倭2200余。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俞大猷徙镇南赣，四十三年改任广东总兵官。当时，潮州有倭寇2万人，并与汉奸吴平相为犄角，俞大猷暂时稳住了吴平，歼灭了倭寇。嘉靖四十四年（1566年），又同戚继光协同作战，大败汉奸吴平于南澳。但吴平逃跑，俞大猷部将汤克宽等追剿不力，“闽广巡按御史交章论之，大猷坐夺职”①。当时河源等地李亚元等起兵，总督吴桂芳留大猷讨之，俘斩10400。俞大猷又复职为广西总兵官。隆庆三年（1569年），俞大猷讨平吴平余党曾一本，进为右都督。隆庆五年（1571年），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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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史》卷二百十二《俞大猷传》。
镇压了广西古田僮族起义军，斩获8400有奇，进世荫为指挥佥事。
俞大猷为将廉洁，但巡按李良臣劾其奸贪，结果俞大猷落职，“还籍候调”①，后来起用为南京右军都督府佥书，未到职又以都督佥事为福建总兵官。万历元年（1573年），又因失利被夺职。谭纶任兵部尚书后，复起用俞大猷为后军都督府佥书，负责操练京师车营。万历五年（1577年）谭纶病逝，六年，俞大猷请求致仕，得到允许，第二年回到家里，不久病逝。
俞大猷的军事生涯坎坷而又复杂。他四为参将，七为总兵，时而受重用名声显赫，时而受贬责致为囚徒。他为抗击入侵的倭寇立下了不朽功勋，堪称民族英雄；也为镇压农民和少数民族暴动出力效劳，成为统治阶级利益的维护者。他戎马生活47年，继承了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优良传统，严于治军，持重用兵，先计后战，力求全胜，为发展我国古代军事学说作出了贡献，著有《正气堂集》，《洗海近事》等，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治军思想
俞大猷治军严格，强调军队要有节制，兵要成为精兵。他说：“节制二字，兵法之大要也。分数分明，步伐止齐八字，节制之条目也。七书千万言，十字该之矣。明此十字之义，于兵思过半矣。”②又说：“既谓精兵，则不贵多”，“精兵一人可当百人之用”③。要有精兵，要有节制之师，是俞大猷治军思想的核心。
为了建立节制之师，俞大猷主张一选二练。选兵要选那些目光有神，力能举石200斤以上，年龄在20～30之间的人。他认为选这样的人进行训练，才能有成效。对那些准备作甲长的人，选拔时要求更高一些：年龄25岁以下，身体强健，思想敏锐。他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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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史》卷二百十二《俞大猷传》。
②《正气堂续集》卷四《兵略问对四条》。
③《正气堂集》卷十一《兵略对》。
其强调练兵，认为“有兵而不练与无兵同，精兵而不练与弱兵同，练兵而不熟与不练同。若动调四方乌合之兵，猝然而集，猝然而驱以应敌，将士之情不协，进止分合之律不知，此则万战而万败也”①。抗倭战争中，明军之所以往往失败，原因之一就在于军队平素没有训练，今天招兵，明天就驱使他们走上战场。这一弊端，应该痛改。
俞大猷总结了自己的练兵经验，具体指出了练兵应该练什么，怎么练。他认为：“练兵必须先练胆，练胆必先教技。技精则胆壮，胆壮则兵强。”②要使士卒练技，首先将领要学好技艺。如果自己不学好技艺，就不能辨别教师教给士兵的技艺是真的，还是虚套，就容易受骗；士兵就难以学到真本事，当然也就练不出精兵来了。其次，教士卒使用木棍，练习手足攻击之法。两个月初步掌握之后，再让他们学习其他兵器，又两个月就可以应用了。但技艺看起来简单，实际这里“有虚有实，有阳有阴，有起有伏，有后人发先人至之形，有致人而不致于人之巧，有一二势而变出百千势，有百干势而归于一二势，有一二言包括之而有余，有百干言形容之而不尽”③，因此入门容易，练精难。要练精必须平时加强训练，积年累月才能奏效。第三，要练伍法（阵法）。“伍法乃总管之技艺也。正伍合战，奇伍冲应，奇变为正，正复为奇，相生相救，胆有不雄者乎！”④俞大猷深谙古代阵法，他结合当时的情况，创立了叠阵、夺前蛟阵和满天星阵，让士兵演练。这三种在不同情况下使用的阵法，奇正互变，相生相救，既能有效地保护自己，又有利于战胜敌人。士兵有较好的技艺，又熟悉阵法，就有了战胜敌人的把握，自然也就胆壮了。
俞大猷注意士兵的思想训练。他认为：“教兵之方，技艺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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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正气堂集》卷六《与李同野书》。
②《正气堂集》卷十一《大同镇兵车操法》。
③《正气堂集》卷十一《兵略对》。
④《正气堂集》卷十一《广西选锋兵操法》。
节制次之，而其要又在于申明忠孝大节以化导之，使心知乎亲上死长之义。”①这就是说，练兵最重要的是使士兵懂得忠君报国，爱护官长。只有懂得亲上死长之义，又有熟练的技艺，才是精兵。
俞大猷还特别注意军队纪律。凡“兵与民争理，虽直亦要将兵量责，其不直，最著者决要重治一二，务令所到安堵，人不知有兵乃可”②。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平海卫之战时，俞大猷军先到平海地区。当时平海地区山无竹木，建立军营没有材料，俞大猷不得不让军队拆毁坏的民房来建营垒；兴化、泉州二府没有粮食供给军队，海运又数日不到，俞大猷不得已命令军队到野外采集麦子充饥。对这些，当时兴化有人埋怨俞大猷。大猷说：“吾为将三十年，不取民一草一木，今乃种孽于父母之邦耶j”⑧这种对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损害百姓利益行为的自责，正说明俞大猷军纪之严。
俞大猷在治军中特别注意赏罚。他认为，赏罚二字乃“至要之方”④。但不能滥施赏罚，要“赏在先，罚在后”，“苟不知备兵劳苦，全无鼓舞之恩，惟以威驱之，夫何足以服其心”⑤！赏要使士卒感恩，罚要使士卒服威。为此就要“为之立其分数分明之律，以教阅之，从而试习之。其小合吾律者则小赏之，大合吾律者则大赏之。其小犯吾律者，初则姑恕之，终则并治之；大犯吾律者，初则小治之，终则大治之。如此行之半年之间，军令渐行，军法渐张，感恩渐多，犯法渐少，虽驱赴水火可也”⑥。可见正确实施赏罚是建立节制之师的重要一环。
俞大猷挑选一定素质的人进行技艺、阵法、胆气、思想、纪律训练，并严格地实行信赏必罚，使之成为节制之师。俞大猷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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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正气堂集》卷十一《大同镇兵车操法》。
②《正气堂集》卷十《与王方湖又书》。
③《正气堂集》卷十五《与诸司会呈诸军门书》前按语。
④⑤《正气堂集》卷十一《广西选锋兵操法》。
⑥《正气堂集》卷十二《上李克斋尚书叉书》。
是指挥这种节制之师，才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此外，俞大猷还提出了平时训练培养骨干，战时迅速扩大军队的主张。他事先选用30名义士，让他们到地方每人选募25岁以下，乖觉、勇敢，将来可作甲长的兵9名。募兵的义士即为甲长，管束所募的9人，然后委派教师教练技艺及进止分合战法。练成之后，“一遇地方小警，即督此甲长及兵共三百人当之。如遇大警，则将二百七十之兵，各升为甲长”①，每人募兵9人，原甲长升为哨长，管9名新甲长和81名士兵。这样就将原300人迅速扩为2730人。这支军队的骨干训练有素，可以抵御敌人较大规模的入侵。
三、战争指导
深谋远虑，功收万全是俞大猷用兵的基本思想。他平时想到战时，战前想到战后，计定而后成，战则求全胜。他认为，“治乱之机，常相倚伏”②，因此要“治”不忘“乱”，平时要做好准备。万历初年，由于隆庆和议和戚继光整饬蓟镇，北方出现了较为安宁的局面。这时他提出要居安虑危，加强北方防务。使北方形成“无事擅虎豹在山之势，遇警无临渴掘井之忧，真若泰山盘石，有万万年之固矣”③。他认为，这可能与当时正在“汰兵”、“省财”不相符合，但是他说：“国家省财者，省其虚费之财也。省财则财聚。聚财于无事之时，将以待有事之用。与其用之于有事之时，仓卒而无措，孰若用之于无事之先，以为有事之备，则从容而万全乎！”④不仅在安定的情况下要考虑变患，就是在战争的情况下也应该有远谋。当东南沿海抗倭战争激烈进行之际，他指出：“大抵数年以来，诸台在地方惟日夜经理，以求救目前之急，故未有暇为一年之图者，而况二三年乎！不为二三年大举之图，徒求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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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正气堂集·镇闽议稿》。
②③④《正气堂续集》卷七《为恳乞圣明增修武备以臻万世治安事疏》。
前之急，卒之兵未集而力不厚，目前之急且未能解，将来之祸亦莫能遏。”①因此，他请求当时浙直总督胡宗宪要“一面经理目前之寇，一面图画三年攻守之规”②。俞大猷这种深谋远虑的思想也体现在他的实际行动中。他在平定农民和少数民族暴动之后，总是提出长治久安之策。他认为，过去用兵之人“不为善后之计，是以贻有今日之乱”，今“若不多方周处，以贻长久之安，得无取疑于后人哉”③！他所谓的长久之计，一般是设立行政机构。因为“政必久然后能易其俗，民必亲然后能道之善，惟县令乃可望其有此尔”④。他不仅提出这些长治久安之策，而且着力实行这些看来不是武将份内的事。当时人评价俞大猷时说：“公为将，未事之先，则必周万全之算；既事之后，则每垂悠久之虑。”⑤俞大猷确实是一位有政治远见的军事家。
俞大猷主张“堂堂讨罪有征无战之兵，必为万全之画”⑥，“计定而后大举，兵集而后齐发”⑦，“若先战而后求胜，未必遂取伞胜”⑧。这是说，战前一定要周密计划，然后集结优势兵力，不打则已，打则必获全胜。为了获得全胜，俞大猷强调三点：一是集中几倍于敌的兵力，实行十围五攻。他说：“尝见两广用兵，每贼满一二万，必用汉土兵二十万。贼虽甚寡，而我兵必甚众；贼虽甚弱，而我兵必甚精，故每战必克。”⑨又说：“但剿倭事不能急，须画图贴说，分哨明白，堂堂正正，四路渐进，十围五攻之势成，太山压卵之形张，乃可收万全之功。”⑩二是集中物力，不惜用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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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正气堂集》卷九《请多调战船》。
③《正气堂集》卷十三《议添设松源县治》。
④《正气堂集》卷十三《添设上杭、三图县治》。
⑤李杜：《征蛮将军都督虚江俞公功行纪》，载(正气堂集》。
⑥《正气堂续集》卷四《拙速解下》。
⑦《正气堂集》卷八《与金存庵、省庵书》。
⑧《正气堂集》卷十六《前会剿议》。
⑨《正气堂集》卷八《与任复庵公》。
⑩《正气堂集》卷十五《款吴平用伍端以大杀倭寇》。
他说：“欲求永逸之计，当为一劳之图，以数年之费而费于一举。”①三是要有宽裕的时间，不应限以旦夕。“堂堂之兵，不在急迫，要于成功而已。若兵未集而势尚弱，或兵既集而机未便，皆不可轻举挫锐。”②俞大猷特别反对一些人用《孙子》“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的论述，催促进兵。他说：“速而果拙，何贵于速；迟而果巧，何嫌于迟。”③他认为《孙子》的论述，只适用于列国相争的时代，不适用于后来。总之，俞大猷认为：“用兵贵乎持重，虑事贵乎万全。与其轻动以图侥幸之功，孰若大举以为久安之图。”④
在实战中，俞大猷慎重用兵，不肯轻战。嘉靖三十四年(15 55年)初，俞大猷身边有兵不满300人，总督张经令其进攻2万多倭寇屯据的柘林（在今上海奉贤南），俞大猷认为不能进攻。后来他说：“总督军门（指张经）之命是亦欲卑职为儿戏之图，不敢奉行，未免取怪。卑职盖思，持重养威，迹涉逗留，罪也；儿戏顽弄，伤官损众，亦罪也。儿戏顽弄，屡坏屡甚，东南大事从此不可复望矣。持重养威，使在我之势已张，计出万全，乃图大举，一鼓成擒，可坐算而见效也。卑职于二者之罪计量已审，故宁舍彼而犯此。”⑤后人评论说：“此所谓可杀而不可使击不胜也。”⑥这是较为恰当的评价。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的平海卫之战也是如此。俞大猷率兵到达兴化府地区后，并不进击。他在给戚继光的信中说：“猷与贼对垒，不肯轻战，专候公大兵至，并力收功。世人皆以猷为怯为迂，唯谭二华及公能识猷心。”⑦平海卫之战，俞大猷蒙受了不少怨言，以致最后戚继光、刘显都进世荫，而俞大猷只受赏赐而已。但整个战争完全是按照俞大猷的作战意图进行的，获得了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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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正气堂集·近稿·赠大司马北川陆公荣召南部序》。
②《正气堂集》卷十五《用兵不宜急迫》。
③《洗海近事·拙速解》。
④《正气堂集》卷十六《讨古田贼呈》。
⑤《正气堂集》卷七《论不应张总督之调》。
⑥《正气堂集》卷七《论不应张总督之调》篇前语。
⑦《正气堂集》卷十五《与戚南塘书》。
俞大猷为将47年，身经百战，始终坚持计定而后战，持重养威，收功万全的总的战争指导思想。在战术上，为适应总的战争指导思想的要求，一般采取集中兵力，断敌退路，四面包围，正面进攻，全歼敌人的战法，即主要用正兵。俞大猷主张集中兵力，“十指分凿，不如合拳独击”①，同时，力图分散敌人的兵力。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俞大猷剿广东倭寇时指出：“须使（吴）平不与倭合，然后倭可剿也。”②他采取招抚的办法，使与倭寇勾结的吴平，不再与倭寇来往，同时不使原有的倭寇和新来的倭寇联合，然后各个击破。
四、海边防战略
俞大猷是抗倭名将。他生长海滨，颇知水道，袭职之后就在海滨、海岛供职，任宁绍温台地方参将后，叉直接同倭寇作战。多年的斗争实践，使这位有战略头脑的军事家，提出了一套海防战略。概括起来，就是御海洋，御海岸，御内河，御城镇的多层次、有纵深的防御战略。
“倭贼之来必由海，海舟防之于海，其首务也。”③大洋是倭寇入侵的必由之路。倭寇分散而来，到沿海聚齐后，登岸劫掠。“乘其初至而击之，不使得以相待合势而猖獗也。”④这是一。其次，倭寇长于陆战，“一被突入，陆路追战，兵无素练之律，贼怀必死之心”⑤，要想取胜是困难的。其三，承平日久，内地百姓，“不闻金鼓，不识兵革，一见贼至，鱼惊鸟散，……故不如防之于水”⑥。
要在沿海屯扎陆兵防贼登岸。如南直隶“自金山（在今上海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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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正气堂集》卷十五《论抚河源剿从化机宜》。
②《正气堂集》卷十五《款吴平用伍端以大杀倭寇》。
③《正气堂集》卷七《议水陆战备事宜》。
④⑤《正气堂集》卷七《条议防倭事宜》。
⑥《正气堂集》卷十六《恳乞天恩亟赐大举以靖大患以光中兴大业疏》。
山东南）以至吴淞江（今上海宝山）二三百里之岸，并无澳分，兵船欲求安稳无可抛泊。贼人之志在于弃焚自舟，到处皆可登入，故防倭之务，电割陆兵于此一带，又其最要者也”①。但陆兵的屯扎一定要在要害之处或敌人可登岸之处，先处战地，以逸待劳，才能奏效。
“贼人深入，必抢内地船只，水陆兼进，故夫内河水兵战船又其急务者也。”②南直隶地区，沟河交错，水港相通，人行不便，舟行无滞，“整搠河船以攻之，亦为策之上者也”⑧。整修河船，船上搭战棚，船旁加遮板，多备弓弩火器，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待机歼敌。如一时无可乘之机，则逼近敌船，进行牵制，使其不敢深入劫掠。同时将各地的桥梁拆除，使敌陆路难行，我则用船载来陆兵，对敌实行水陆夹攻，将其歼灭。
固守沿海城镇，使敌不得内侵。“以今计之，但使沿海孤城，如金山卫，如南汇所防守之兵日增，而黄埔一港兵船日集，则自有拒之使不能内侵，驱之使速下海之势也。”④沿海城池，以城为营，利则出战，不利则守，牵制敌人，使其不敢深入内侵。既不敢内侵，叉不能久留，必然退去。
俞大猷提出的御海洋、御海岸、御内河、御城镇的海防战略，最大的特点是强调水上防御，包括海洋和内河。他以御海洋为“急务”，为“上策”，认为“防倭徵调陆兵已尽天下之选，卒未见有奇效，若用陆兵所费之半而用之于海，则倭患可以渐息”⑤。从这点出发，他认为“水兵急于陆兵”⑥，主张大力发展水军，要“水兵常居十七，陆兵常居十三”⑦。然后令水军驻扎于倭寇入侵必经的岛屿，如陈钱一支，马迹、丁兴一支，羊山、许山一支，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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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正气堂集》卷七《议水陆战备事宜》。
③《正气堂集》卷七《论宜整搠河船》。
④《正气堂集》卷七《论金山南汇青村宜增兵》。
⑤《正气堂集》卷七《论海势宜知海防宜密》。
⑥《正气堂集》卷十《与熊兵备书》。
⑦《正气堂集》卷十六(恳乞天恩亟赐大举以靖大患以光中兴大业疏》。
成梯次防御体系，“来则攻之，去则追之，屡来屡攻，屡去屡追，何患倭寇之不灭乎”①！俞大猷多次督兵船进行海战，深信在海上，包括远海完全町以歼灭入侵的倭寇。这点既不同于《筹海图编》作者郑若曾近海歼敌的主张，更与戚继光提出的“水陆兼司，陆战尤切”②不同。整搠河船，内河歼敌也是他人未曾论及的。这充分说明了俞大猷善于运用以己之长击敌之短的军事原则。
此外，俞大猷还强调利用渔船在海上御倭。他提出了对于沿海渔民“听其采捕，因而为兵”③的主张。但渔船太小，难以御敌，令渔船大者25只另造1只大楼船，小者50只另造1大楼船，这样，“大小相资，各有实用”。④整个沿海有数千只渔船，可造一二百只大楼船，形成一支很大的海上防御力量。
俞人猷提出的海陆配合，内河与内陆配合，军队与渔民配合，以御海洋为主的有纵深多层次的海防防御战略，乃智将之见，颇有价值。
俞大猷对北部防务甚为重视。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俺答入犯山西，他应诏到宣大，欲效力边防。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他身陷囹圄，经人搭救，“必欲至北边一效力以了平生，报知己”⑤。隆庆六年（1572年），他虽年已古稀，仍一再致书兵部尚书杨博、谭纶，言“灭虏之气，当老犹壮”，要求到北方“展布平生”⑥。他认为北部边防“战守二务甚要”⑦，提出了战守结合的防御战略。
“守务之要，《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夫险谓之设，必用人谋、人力之造作，非若天险、地险之自然也。”⑧俞大猷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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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正气堂集》卷九《请多调战船》。
②《纪效新书》卷首《任临观请创立兵营公移》。
③④《正气堂集》卷十六《恳乞天恩亟赐大举以靖大患以光中兴大业疏》。
⑤《正气堂集》卷十《与李同野又书》。
⑥《正气堂余集》卷又二《禀大司马杨》。
⑦⑧《正气堂续集》卷七《为伏陈战守要务以备采择疏》。
边墙、敌台，固然是可以依赖的屏障，但应该防而又防，慎而又慎，才是万全之策。因此，他建议在京都四面各30里外，种植榛、栗、枣、梨、桃、柿等各种果树，构成一道树的屏障，使鞑靼骑兵难以驰突，而我战兵或出奇，或设伏，利用树障，相机歼敌。这样，对京城的防卫，除边墙外，又有一道树墙，层层设防，慎之又慎。
俞大猷还主张在边防地区招集流民，垦荒种地，不纳粮税，同时建立营堡，准备充足的防御器材，进行防御。这样鞑靼内犯，各堡婴城自守，使其野无所掠，堡不能攻，更不敢深入内侵，只有空骑退去。
与设险防守的同时，俞大猷更重视战。“战务之要，《易》曰：‘君了以除戎器，戒不虞。’夫戎器谓之除，修而聚之之义也。臣伏思，破虏良法无愈于车。”①俞大猷是以善于制车著称的。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宣大用他所制之车，破虏于安银堡。此后，京营开始建立车兵营。谭纶任蓟辽总督后，就请求调俞大猷到北方制战车，练车营。俞大猷虽未到北方，但把战车的式样送给了谭纶。因此，谭纶、戚继光在蓟镇练的车营是得到俞大猷的帮助的。俞大猷认为，车兵之所以能抵御虏之骑兵，就在于车“能御马之践蹂，而中又有铳炮之雄器，击刺之精兵，追逐之马兵，是一车而兼乎马步之长，故非马所能敌也”②。他根据当时的形势，创立车营，使车步骑、冷兵器和火器结合在一起，形成抵御鞑靼骑兵的有利阵势。他认为，应该“以数年之费，而费于一举”③，建立强大的车兵营，虏“入则并力大举，制万全之胜；出则乘胜长驱，建犁庭之绩”④。他后来在京营练车营10，并提出在宁前、代州、昌平均建立车营，以形成坚固的边防防御体系。
总之，俞大猷提出把有层次的设防防守和合车马炮一体的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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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正气堂续集》卷七《为伏陈战守要务以备采择疏》。
②《正气堂集》卷十一《大同镇兵车操法》。
③④《正气堂集·近稿·赠大司马北川陆公荣召南部序》。
战结合起来，并以车战为主的防御战略。这一战略是御虏万全之策。俞大猷的海防和边防战略是借助装备（车、船）积极的以战为主的战略，具有一定的创造性，对当时和后来有较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