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宦官监军，弊端丛生
明代末期，随着宦官专权黑暗政治的出现，宦官监军盛行。明代宦官监军始于永乐年间，嘉靖、万历年间曾一度废置，天启年间重新设置，且更加普遍。魏忠贤为了把京营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不仅挟持熹宗朱由校“增内臣为监视及把牌诸小内监”①，而且还“劝帝选武阉、炼火器为内操”②。这样，京营不仅为宦官所控制，而且还组建了以“武阉”为兵员的“内操”军。天启三年（1623年），魏忠贤直接控制的“内操”军已达万人之多。他“衷甲出入，恣为威虐”③。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明思宗朱由检即位后，虽曾一度撤去内臣，但不久又重蹈前代皇帝的覆辙，极力倚重宦官来加强其统治。“京营自监督外，总理捕务者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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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史》卷八十九《兵志一》。
②③《明史》卷三百五《魏忠贤传》。
提督禁门、巡视点军者三员，帝皆以御马监、司礼、文书房内臣为之，于是营务尽领于中官矣。”①京外驻军也是如此。当然监军的宦官不能说都是坏的，有的也曾同巡镇等官一起戍守，但多数则没有起到好的作用。
在政治腐败的情况下，军中弊端丛生。占役买闲是军中一大弊端，无论在京营，还是在腹里和边陲都是如此。《明史·兵志一》指出：“大率京军积弱，由于占役买闲。其弊实起于纨绔之营帅，监视之中官，竟以亡国云。”②可见，宦官和纨绔之营帅“占役买闲”，是导致军备废弛的主要原因。
所谓“占役”，就是占用军士为私人服务，“买闲”就是纳贿替代。此种现象，早在明宪宗朱见深时期即已相当严重。“于时团营弊日滋，营帅中官习以军士供私役，谓之‘应役，。市井游贩之徒，以赂窜名军籍，避操惮调，率贿将弁祈免，谓之‘买闲，。而提督守营诸官，又诡以空名支饷，缺伍辄以万计。”③到了万历末年，特别是天启、崇祯年间，占役买闲有增无减。军官私役士卒种田樵采，从事家务，甚至把士卒当长工，由“势豪占役”，而从中渔利。至于花钱“买闲”之事更是比比皆是。京营的营将不仅“占役买闲”，还想出各种办法搜刮士兵。因为这些营将“非皆以才见庸，素拊循士卒者也；多贾人子厚金帛，结中官权贵，而为之请托者耳”。“故有索月钱需常礼，姿意诛求，若以为当然而不可易者。国家岁漕东南之粟数百万石以赡兵，而兵岁出月粮之半以赡将。将愈饱而兵愈饥，甚有典衣鬻儿而枵腹待命者矣。”④这些将领只知搜刮士卒膏血而不懂军事，问他们兵法战阵，哑口无言。
京外的将官对营伍战阵同样漠不经心，至于出奇制胜更无从谈起。而对搜刮财富则花样翻新。湖广永定卫、沔阳卫、德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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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明史》卷八十九《兵志一》。
③《明通鉴》卷三十四，成化十九年五月。
④叶向高：《京营兵制考》，载《明经世文编》卷四百六十一。
枝江所的军卒有一部分轮班戍守清浪（在今贵州岑巩南）。这些到外地戍守的士卒所受的克剥有“换领班官有见面之费，起行有祭旗科敛之费，经道府过堂支行粮有打点之费，至清浪参守中军把总有常例之费，岁时有买闲纳班钱之费，领班在哨衣服食用皆取之军有杂派之费”①。在种种克剥之下，军卒馏口无资，只好采用其他办法，诸如开茶馆，打草鞋等予以谋生，还谈什么擐甲执兵与敌争锋呢！
军中的另一大弊端是军队不从事军事工作，而应付各种差役。京营之军营建做工，“率供土木之役，畚锸是劳，未尝操戈执锐以从事于戎行”②。腹里之军迎来送往，抬轿跟班，通做劳役之事。
军中粮饷不足是明末军中的又一大弊端。皇帝官府虽采取各种形式搜刮民财，但尽归之皇室。政府财政困难，年例银一拖再拖，加以军屯、商屯破坏，各省输纳减少，拖欠粮饷是常事。士兵生活无着。
由于军卒受盘剥，无粮饷，生活无着，逃亡、兵变不断发生。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因缺饷多年，贵州铜仁、坡西等营兵“鼓噪”。四十七年，宣镇兵变，“勒领月粮”。四十八年，延绥兵溃于昌平（今属河北）。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台州“兵噪”。天启元年（1621年），援辽的固原兵溃散于临洛（今河北永年），宁夏兵溃散于三河（今属河北），浙江援辽兵溃散2000，补招后又尽数溃散。四年（1624年），杭州兵变，复又福宁兵变等等。这些士兵的逃散、“鼓噪”，削弱了明朝的边防，也是明末农民大起义前奏。
二、军伍空虚，素质低下
宦官监军，占役买闲，克剥军卒，士兵逃亡，使得明末军伍更加空虚，军队的素质更加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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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七十八《筹边录》。
②叶向高：《京营兵制考》，载《明经世文编》卷四百六十一。
京军，嘉靖年间经过整顿达到26.6万人，其中三人营军12万，备兵14.6万余人。到天启年间，三大营已不足9万①。万历四十八年成立的振武营3300余人，不过几年，竟虚额900余名。到了崇祯年间，京营已到了不堪收拾的地步。崇祯十四年(1641年)，兵部左侍郎吴牲受命“协理戎政”，明思宗朱由检询问京军情况，吴牲回答说：京营“承平日久，发兵剿贼，辄沿途雇充。将领利月饷，游民利剽放（夺），归营则本军复充伍”②。“按籍额军十一万有奇”，“及阅视，半死者”，即只有5万余人③，只不过是嘉靖年间的1/5，天启年间的一半。这些兵的素质更差，不进行操练，皇帝虽“屡旨训练，然日不过二三百人，末昏遂散”④。就是这二三百人，操练时也不过是摆摆架子而已。致使士兵“矢折刀缺，闻炮声掩耳，马未驰辄堕”⑤。将领“率内臣私人，不知兵”⑥，问他们兵法战阵，皆哑口无言，只不过徒具虚名而已。京军腐败至极，无怪乎到李自成进攻北京时“守陴者仅内操之三千人”⑦而已。
边防和海防是明代军事斗争最严重的地方。军备本应加强而不应废弛，事实上则同样废弛。辽东女真族的努尔哈赤在兴起，开始威胁着明王朝的统治，但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辽东全镇额兵不过6万⑧，比嘉靖年间减少近3万⑨，比明初减少一半还多⑩。这些兵的战斗力更不堪言。万历四十七年，熊廷弼察看辽军，“每应手抽一弓，弓辄断；取一箭，箭抽半截；验一刀棍，而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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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余懋衡《覆营务整饬疏》载：“营军火器手约五万余”，“弓箭选锋旧食双粮者毙九千，外有单粮选锋与弓箭手亦近二万”，“刀枪、藤牌手、虎叉钩镰每营不满三百，计三十营不满万名”（《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七十二）。
②《明史》卷二百五十二《吴甡传》。
③⑤《明史》卷二百六十六《王章传》。
④⑥⑦《明史》卷八十九《兵志一》。
⑧《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七十二，万历四十六年七月甲寅。
⑨《皇明九边考》卷三《辽东镇·兵马考》载，辽镇马、步兵实有87402员名。
⑩《全辽志》卷二《兵政考》载，辽东镇原有兵额129138员名。
能割鸡，棍不能击犬”；“无枪炮”；“至于盔甲、马匹、器械等物营营俱缺”。武器装备破朽缺损，士兵的素质有的更差。宣府的援辽兵“不但马多倒死，而人人傀儡，不知该镇何处觅此一种发来充数”；当时马步官军不下8万，而“挑选精锐堪战者，勉强补凑仅得一万五千有奇而已”①，不到总数的1/5。熊廷弼所阅视的辽军是从各镇调来的，这种败坏反映了整个边军的状况。
海防的军队也在减少。在广东，肇州府北津水寨原有各种战船74只，兵2290名，但万历十五年后，战船只剩26只，官兵只有749人。潮州府的柘林寨原额1677员名，万历十九年(15 91年)裁减到1271人，以后继续减到696人。南澳原额福、哨、冬、乌船40只，官兵1835员名，到崇祯十年（1637年），只剩下冬船8只，官兵721员名。在福建，万历二十五年（15 97年），设澎湖游击，船20只，兵800余人。二十六年，增加一游总哨，并且汛期海坛、南日、浯屿、铜山、南澳各派哨官一人，率坚船3只，远哨该岛。但这之后，裁去一游，停止了巡哨，澎湖兵力大大减少，又形成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广东和福建地当西方殖民者入侵的要冲，兵力尚不断减少，可见沿海其他地区了。北方海防的重点在捍卫京师。京师的门户天津，万历二十年（1592年），驻军达2万余人，但到天启四年（1624年），天津海防营水陆官兵只剩2500人，且“操练尽废，舟楫器械皆不存”②，已经军不成军了。
内地军队的虚伍状况比边海防的军队有过之而无不及。贵州有平溪、清浪、偏桥、镇远四卫，到万历末年这四卫的军伍不到原先的1/5，即平溪卫900余名、清浪卫700余名、偏桥卫1100余名、镇远卫1000余名。4卫军加在一起也只不过3700余人，还没有原额1个卫中的4个所人多。③而且严格说来，这些卫还不能完全代表内地的卫所，因为这些卫面临着不时出没劫掠的苗族，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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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熊廷弼：《严敕各镇精选援兵疏》，载《筹辽硕画》卷三十。
②《明熹宗实录》（梁本）卷四十，天启四年三月丁卯。
③《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七十八《筹边录》。
报频传，战斗不断。但这说明没有警情的内地卫所会更空虚。这些卫所军不仅人少，战斗力更差。卫所的士卒“大抵皆老幼稚怯而有战色，身不能具甲胄戈殳，耳目不识金鼓旗帜，作何进止，久立且仆矣”①，当然更不能打仗。这种状况不只是平溪等四卫，而且包括戍守清浪的永定卫、沔阳卫、德安所、枝江所等湖广的班军。从贵州、湖广这八卫所军卒的情况可见内地卫所军队的一斑。
以上叙述的京营、边海防和内地的军队，有的是卫所军，有的不完全是卫所军，还有募兵。贵州和湖广完全是卫所军，京师和边海防则即有卫所军又有募兵和民壮。京师的卫所军更多一些，但也说明京师的卫所破坏更严重。因为京师77卫③，包括募兵，实际只有5万多人，只不过是卫所原有额的1/8。
卫所破坏而实行募兵，前边谈到的京营和边海防军伍的状况已包括募兵，但这里有必要再补充几句。
募兵开始于正统年间，嘉靖以后其数量逐渐增多。嘉靖年间，戚继光的募兵相当成功。他所建立的“戚家军”，威名远扬，打败了倭寇。万历年间，也有人撰文称赞募兵制有十大好处⑧，但是随着明朝封建统治的黑暗腐败和宦官专权的日趋猖獗，募兵制也走向腐败。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八月，辽东经略熊廷弼在其所上《辽左大势久去疏》中，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辽东战场募兵的腐败情形。他指出，这些募兵乃是“佣徒厮役、游食无赖之流，几能弓马惯熟，几能膂力过人？朝投此营，领出安家月粮，而暮逃彼营；暮投河东，领出安家银两，而朝投河西。点册有名，及派工役而忽去其半；领粮有名，及闻贼犯而又去其半。此募兵之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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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七十八《筹边录》。
②余懋衡：《覆整饬营务疏》，载《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七十二。京营在永乐时是72卫，后又设立了一些护陵卫，如茂陵卫、献陵卫、永陵卫、康陵卫、裕陵卫等而成77卫。
③见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二。
也。”①募兵的成分再也不是戚继光时的“乡野老实之人”，而是“佣徒厮役、游食无赖之徒”，这就决定了他们必然是暮东朝西，没有战斗力，得逃即逃。事实正是如此。泰昌元年（1620年），御史刘国缙等在辽东所募17000余兵，“多孱弱不惯弓矢，不惯火器，又无甲无马，无器械，无约束纪律”②，派往各地戍守，几乎全部逃光。天启元年（1621年），南京兵部主事何栋如奉命在浙江募兵6700人，准备开往辽东战场作战，然而“所募兵畏出关，多逃亡”③。明熹宗朱由校以“四方所募兵日逃亡”④，采纳右金都御史毕自严建议，规定凡逃亡之募兵，均“摄其亲属补伍”⑤，企图以此弥补明军的空虚。然而，这种强征乱抓的“募兵”做法，无济于事。
募兵这些弊端的产生，责在募兵之人。这时的募兵，“募者一官，统者一官，彼此不相照应”⑥。募兵者只想应付差事，而没想到打仗。统兵之官也已腐败，只想“挂虚冒饷”，盘剥士兵，加以国库日绌，不能按时发饷，致使士兵不是逃亡，就是兵变。即使不逃亡，不兵变，在营的所募之兵“士不宿饱，马日聩痔”，“纪律不谙，束伍无法，望敌先惬，闻警辄溃，而气不可鼓，士不可用矣”⑦。募兵到了天启、崇祯年间已腐败到了“不可用”的地步。
卫所军腐败了，募兵也腐败了，“举天下之兵，不足以任战守”⑧。明帝国的军队再也不能支撑这个维系200多年的帝国大厦了。不但不能支撑，那些深受剥削的逃兵反而成了摧毁这座大厦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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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熊廷弼：《辽左大势久去疏》，载《筹辽硕画》卷二十九；《熊襄愍公全集》卷三。
②熊廷弼：《新兵全伍脱逃疏》，载《筹辽硕画》卷三十七、《熊襄愍公全集》卷四。
③《明史》卷二百三十七《何楝如传》。
④⑤《明史》卷二百五十六《毕自严传》。
⑥⑦余懋衡：《防守蓟镇京师疏》，载《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七十二。
⑧《明史》卷九十《兵志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