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转战豫、楚、川、陕和汉中突围
农民军渡过黄河之后，就同当地的贫苦农民汇合起来，迅速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口他们沿河南西、中部向南扩展，继而向东，部分也进入湖广。十二月，破伊阳（今河南汝阳）、卢氏、即而遍达“洛阳、新安、陕州（在今三门峡市西）、灵宝（在今河南灵宝北）、阌乡、永宁（今河南洛宁）、汝州（今河南临汝）、鲁山、叶县、舞阳、遂平、确山、信阳（今河南信阳市）、裕州（今河南方城）、泌阳、桐柏、淅川（在今河南淅川南偏西）、内乡、新野、光化（在今湖北老口市北）、均州（在今湖北丹江口市西北）等州县”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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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彭孙贻：《平寇志》卷一。
崇祯七年（1634年），各支农民军在河南、湖广、陕西边界的广阔地域展开，东至信阳、应山（今属湖北），南至夷陵（今湖北宜昌市），西至夔州（今四川奉节）、达州（今四川达县市）、仪陇、汉中、凤县，北则至河南的卢氏、内乡、淅川，而以郧阳（今湖北郧县）、汉中为中心。在这广大地区，农民军流动作战，避实击虚，使明军无法应付。
正月①，明廷鉴于各省互相观望，没有统一指挥，决定设豫、晋、陕、川、湖五省总督，以延绥巡抚陈奇瑜充任。同时“捐饷数百万，兵号十三万”②，加紧围剿起义军。
陈奇瑜上任之后，对农民军采取了四面堵截，“随方剿抚”的方针。他首先攻打郧阳地区的老回回、过天星、满天星、闯塌天、混世王等五大营。令陕西巡抚卢象升驻房县、竹山，湖广巡抚唐晖驻南漳，构成对义军南北堵截之势。六月，他同卢象升率军由竹溪至平利（在今陕西平利东南）之马林关，攻打农民军，经过多次战斗，使农民军受到不小损失。七月，他认为在湖广的农民军已被剿杀殆尽，率军进入陕西，进一步布置对陕西农民军的围剿。当时在陕的农民军分布于汉中至洵阳一带地区。他首先决定对在汉中附近的农民军进行围剿。令游击唐通防守汉中，以保护瑞王府；参将贺人龙、刘迁、夏镐扼略阳、沔县（在今陕西勉县西），防止农民军西走；令副将杨正芳、余世任扼褒城，防止农民军北逃；他自己督副将杨化麟、柳国镇等驻洋县，防止农民军东攻；檄令练国事、卢象升、玄默各守要害，对农民军构成了包围圈。当时被包围的农民军有李自成、张献忠等部③。农民军为摆脱困境开始转移，不料误入栈道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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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据《明史》卷二十三《庄烈帝纪》。《平寇志》为二月。
②傅维麟：《明书》卷一百七十《叙传一》。
③有的学者认为被困的没有李自成都。
④栈道，《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六《汉中府》载：“自凤县至褒城皆大山，缘坡岭行，有缺处以木续之成道如桥然，所谓栈道也。”
附近的险地①。这里山高路险，人烟稀少，出路被官军堵截，加以霪雨连绵70余日，农民军“刀刃锈蚀，弓弩弛解，衣甲渑坏，马蹄尽穿，数日不能一飧”③，陷入极其困难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李自成等首领“乃大悉金宝入奇瑜营，偏赂左右”③，以伪降来摆脱困境。陈奇瑜信以为真，遂接受农民军投降，将数万农民军④每百名派一名安抚官“护送”，沿栈道出汉中，经陇州（今陕西陇县）、庆阳等地至农民军的故土米脂、绥德、清涧。但农民军走出栈道之后，尽杀安抚官，再次举行起义，破凤翔、陇州、淠阳（今陕西千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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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书》卷一百七十《叙传一》、《绥寇纪略》卷二《车箱困·附记》、《明史》卷二百六十《练国事传》。农民军这次被围困的地点，史籍记载不。当前史学界也有不同看法。一般都记载农民军被困于车箱峡，但这值得怀疑。第一，车箱峡的地理位置，记载不一。《绥寇纪略》卷二、《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七、《明史》卷二百六十《陈奇瑜传》、卷三百九《李自成张献忠传》、《明通鉴》卷八十四均记为“兴安（今陕西安康）之车箱峡”；《平寇志》卷一、《流寇志》卷二、《明季北略》卷十、《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八记为汉中车箱峡；《国榷》卷九十三记为“南山车箱峡”。兴安是有车箱峡，在兴安南偏东，距兴安约百里。兴安属汉中府，故汉中车箱峡，当也指此。但南山乃指终南山，则距兴安远矣。是否终南山中亦有名车箱峡者，现在没有查到。第二，从陈奇瑜进攻农民军的部署看，他并没围困兴安以南的车箱峡地区，农民军怎么被他围在那儿了？第三，农民军当时并不在兴安以南的车箱峡地区，怎么被围在那儿了？第四，陈奇瑜既然把农民军围在兴安的车箱峡，那么农民军投降之后，遣散其回青涧、绥德、米脂为什么不直走子个谷或骆谷，偏偏要绕到褒谷的栈道，多走数千里之遥？第五，农民军既脱离险境兴安之车箱峡，在兴安至汉中的六七百里的路程之中，完全可以造反，为什么迟迟等到出栈道才杀安抚官呢？看来说农民军被困在兴安之车箱峡是可疑的。请参看方福仁《李自成史实新证》、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
②③傅维麟：《明书》卷一百七十《叙传一》。
④伪降的农民军究竟有多少，史载不一。《绥寇纪略》卷二：“凡籍丑党上军门者三万六千人”，《明史·陈奇瑜传》从此说。《明史·练国事传》称，陈奇瑜所“抚”的农民军有“八大王部万三千余人，蝎子块部万五百余人，张妙手部九千一百余人，八大王又一部八千三百余人”，共40900余人。《明季北略》卷十《李自成降叛不常》载：“陈奇瑜报降贼一万三千有余。”又“故乞降于奇瑜，凡数万人。”《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七：“上籍军门者一万七千人”。
与其他农民军会合，关中大震。这宣布了陈奇瑜围剿和招抚的失败。这时陈奇瑜才知上当，闯了大祸。他把责任推到陕西抚按和宝鸡知县李嘉彦的头上，说他们破坏了“抚局”。朱由检大怒，先后逮捕了李嘉彦和练国事。后来事情败露，陈奇瑜被削职听勘，九年（1636年）六月谪戍边。
二、义军东向，攻破凤阳
走出汉中困境的义军会合其他义军之后，又活跃起来。这不仅使陈奇瑜后悔莫及，也使明廷感到震惊。七年九月，明廷再一次部署兵力：令河南兵入潼关、华阴，湖广兵入商洛，四川兵入汉中、兴平，山西兵入韩城、蒲州（在今山西永济西），欲合力对在陕西的农民军进行大围剿。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军继续采取避实击虚，以走避敌、疲敌的方略，兵分三路，一向庆阳，继续在陕西拖住官军；一向只有2000余敌军的虚弱之地郧阳，扩大影响；一向河南。八年（1635年）正月，进入河南的义军一部由陕州北上平阳，进入山西，又由山西转入河南，从怀庆渡过黄河，进入归德府（治今河南商丘）境。另一部自卢氏向东，攻破荥阳、汜水。在攻汜水时，农民军采用穴地攻城战术。然后继续向东南发展，过郑州，逼朱仙镇（在今开封西南），破陈州（今河南淮阳）。再一部进入河南中部，自叶县，奔郾城、上蔡，南围汝宁（今河南汝南）。进入郧阳地区的农民军又由上津（在今湖北郧西西北）、郧阳转入河南。这样在陕的农民军除一部外，到八年正月均集中于河南，有大小72营，二三十万之众①。明廷欲围剿农民军于陕西的计划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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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平寇志》卷二。《绥寇纪略》卷二载，入河南72营头目老回回、闯王、革里眼、左金玉、曹操等13家曾在荥阳召开会议，商定分兵定向，联合作战的方略。不少史学家对此持否定态度，笔者认为有道理，故对所谓荥阳大会不作叙述。
河南巡抚玄默飞章向朝廷告急。明廷急忙商议调兵遣将，进攻河南农民军。但当它议未决，兵未调之时，农民军已开始从河南向南直隶转移。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初七，闯王高迎祥、张献忠、过天星及扫地王、太平王等农民军攻颍州（今安徽阜阳
市）。初八，另一支农民军由固始（今属河南）薄霍邱（今属安徽）。初十，焚毁寿州（今安徽寿县）的正阳门，十一日攻破颍州，杀前兵部尚书张鹤鸣。这时农民军距朱元璋老家凤阳已不甚远。凤阳虽然出了个皇帝朱元璋，但老百姓并没有得到实惠，反而受到种种额外的压迫和剥削，痛苦不堪。他们得知起义军到来，甚为高兴，派人与起义军联络，向义军告知凤阳地区敌军虚实，并为之向导，以解救凤阳人民出水火。正月十五日，扫地王、太平王等部起义军在凤阳当地百姓的引导下，乘雾进逼凤阳，歼灭凤阳留守朱国相及其所率官军4000余人，焚毁明朝皇陵的享殿和朱元璋当过和尚的龙兴寺。3天以后，得知南京等方面的官军来援，起义军主动撤出了凤阳。
凤阳是明王朝的中都，专门设有留守司，下辖8卫1千户所，所处地位十分重要。农民军攻克凤阳，焚毁了皇陵享殿，在政治上给王朝以严重打击。消息传到北京，兵部尚书张凤翼惊恐得几乎摔倒，崇祯皇帝垂头丧气，哭告太庙，下罪已诏，下令百官素服从事。接着下令逮捕漕运都御史兼凤阳巡抚杨一鹏、巡按吴振缨、太监杨泽。杨泽自杀，吴振缨遣戍，杨一鹏被处死。
三、义军入陕和打破围剿
在扫地王、太平王进攻凤阳的同时，高迎祥等部已向西行，经太和、亳州进入河南境内，攻陈州（今河南淮阳）、睢州（今河南睢县）、鹿邑、太康等，进入南阳府（治今河南南阳市）境内。张献忠等部入巢县，攻庐州（今安徽合肥市），克庐江，继而克无为州（今安徽无为），占领和州（今安徽和县），然后兵锋指向西南，克潜山、太湖、宿松，进入湖广境内，渐与河南境内农民军合势。
在高迎祥、张献忠进入南直隶时，明廷在商议调兵遣将。兵部尚书张凤翼开始拟调关宁铁骑营3000、天津兵3000，朱由检批示要通盘考虑，该增的增，该调的调，然后进行大举会剿，刻期消灭农民军。经过几次商议，决定调兵7万余人①，用饷银93万两，命洪承畴出关节制③，镇抚将领通力合作，统率大军，限六个月内扫荡廓清农民军。这是崇祯八年正月下旬的事。洪承畴于正月二十八日到达河南，三月一日到达汝宁。由于所调之兵尚未到达，围剿计划不能实行，只好采取随敌所向，进行分击的作战方针，令所到之兵追击农民军。洪承畴的这种追剿不但收效甚微，而且农民军得知其出关之后，随即有的进入关中。二月，在南阳地区的高迎祥等部也先后从淅川、内乡、上津转入陕西的商洛地区。四月，张献忠部经湖广随州转入陕西商州。这样农民军又都进入陕西境内。明廷围剿农民军于河南的计划，还未实行就变成了泡影。
四月，明廷所调之兵大部分已到河南。他们是曹文诏、张应昌、贺人龙、邓圮、左良玉、尤翟文、徐来朝、秦翼明、尤世威、汤九洲、陈永福、许成名等部。四月十二日，洪承畴在汝州召集诸将领开会，确定进剿农民军的作战方略，并进行军事部署。他鉴于剿农民军于河南，农民军则走陕西；剿农民军于陕西，农民军则走豫、楚，使其欲打打不着，欲追追不上，“东西奔命，旷日费财”的情况，提出“制贼当有长策”，决定采取“分信地扼之，令不得流”的围剿方略。⑧其具体部署是：令左良玉、汤九洲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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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八载：“兵部奏调，四兵二万五千人，北兵一万八千人，更发关宁铁骑二千，以总兵张外嘉、尤世威统之，又发真定标兵五千，……天津兵三千，以徐来朝统之’……又征白簟子罗坝土司兵三千，以川将谭大孝统之……共兵七万二千”。但上列具体兵数不足7.2万。《绥寇纪略》卷三所列除以上外，还有“南兵二万一千”，则总数为7.7万。
②洪承畴于崇祯七年十二月以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兼摄总督河南、山西、陕西、湖广、保定、真定等处军务，兼理粮饷。
⑧《绥寇纪略》卷三，《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八。
5000人守瓦屋（在今河南西峡西偏北）、吴村（在今河南淅川西）①，扼制农民军从陕西进入河南淅川、内乡之路；令尤世威、徐来朝以5500人守兰草川、朱阳关（均在今河南灵宝西南），扼制农民军从陕西进入卢氏、永宁、灵宝、陕州之路；令陈永福以1800人隶河南巡抚，守卢氏、永宁诸隘口，以备堵截遗漏之敌；令邓圮、尤翟文、张应昌、许成名各以所部分守汉江南北诸隘口，扼制农民军进入湖广上津、郧西、竹溪等地。扼守要地之兵，河南共用1.4万，湖广共用1.1万。洪承畴的意图是把农民军堵在陕西境内，自己率领麾下之兵进行追剿。这个堵剿结合，分扼制流的方略比较周密而又狠毒。
四月十九日，洪承畴兼程入关，开始执行他的堵剿方略。但刚一开始，就出现漏洞。第一，徐来朝军不肯入山，在卢氏哗变；邓圮待下无恩，被其哗变的部队吓得登楼越墙摔下烧死，还没打仗两支部队就战斗力大减。第二，调兵缓慢，兵部下令调兵，半年之后还不见谭大孝所带的罗坝土司兵的影子，又去掉了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第三，农民军进入陕西迅速发展壮大，到六月，湖广巡抚卢象升说：“其数已至二百万矣”②。他们分散活动各地，迫使洪承畴本来有限的兵力也不得不分守备地，追击兵力更加单弱。但迫于“六月灭贼”之限，洪承畴也只得挥军上阵，孤注一掷。
五月，洪承畴至西安。闯王高迎祥、张献忠、老回回等部直逼西安，连营50里拒官军。战不利，高迎祥、张献忠等部转移至静宁、清水（今均属甘肃）、秦州（今天水市）。
六月，李自成与过天星、蝎子块、乱世王等部合在一起，与官军展开了一系列战斗。六月十一日，农民军于乱马川击败明军一部，俘获敌前锋中军刘弘烈。六月十四日，李自成率部与官军副总兵刘成功、艾万年、游击王锡命等所率3000人战于襄乐（在今甘肃宁县东北）。义军始战不利，但日暮之后敌军返回，义军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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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说“左良玉以五千守瓦屋，汤九洲以五千守吴村"。
②《卢忠肃公集》卷十-《与蒋泽垒先生》。
其围于巴家寨，杀死艾万年和副将柳国镇（一说重伤），击伤刘成功、王锡命，歼灭敌军千余人。总兵曹文诏得知艾万年被杀的消息大怒，“拔刀砍地，嗔目大骂”①，向洪承畴请求亲自率兵攻打农民军。洪承畴大喜，说“非将军不足办此贼”②，并决定自己率兵为曹文诏的后劲，进行策应。曹文诏率3000人自宁州（今甘肃宁县）、真宁（在今甘肃正宁西南）进击农民军。六月二十八日，与李自成部交战于真宁湫头镇（在今甘肃正宁东南）。其侄曹变蛟为前锋，直冲义军。自成退军30里诱敌深入，以数万骑设伏。当时曹文诏率步兵殿后。当其进入伏击圈内，义军伏兵“四起合围，飞矢猬集”③，把曹文诏紧紧困在里面。曹文诏力斗不支，自杀身亡。其下游击、材官被杀死者20余人。曹文诏当时被称为“敢斗”的将领，前后同农民军作战7年，屠杀农民军数万，数十名农民军首领死于其手。曹文诏之死，洪承畴“为之仰天恸哭”，“豫楚诸官军闻之，皆为夺气”④，对明军是很大打击，而对农民军士气则是很大鼓舞。湫头镇战后，农民军乘胜东进，直逼西安。洪承畴急忙组织兵力在泾阳、三原之间奋力守御，才保住西安。此时陕西的军事形势对农民军是有利的，但明廷仍然在调兵，长期滞留于陕对义军则不利。为打破围剿，摆脱不利境地，农民军不断冲击入豫、楚的关隘。七月，农民军首先突破徐来朝防守的朱阳关。徐来朝所率的天津兵本来不愿入山，哗变于卢氏，后强令其防守。义军一到，徐来朝“一军尽亡”⑤，徐来朝本人逃跑。七月二十八日，农民军攻破兰草川，击伤总兵尤世威、游击刘肇基、罗岱，官军溃败。农民军遂越卢氏，攻永宁。八月，农民军老回回等部由商洛东行，漫山遍野不下数十万，越卢氏，到永宁。这时还在陕西的农民军主要是闯王高迎祥、闯将李自成和张献忠部，其余大部农民军已经出关。洪承畴欲堵剿农民军于陕西，但剿而无效，反而丧失了得力的将领曹文诏和一些副将，而农民军元气无损；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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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绥寇纪略》卷三。
⑤《绥寇纪略》卷四，《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八。
而无功，农民军陆续出关，进入河南。他的堵剿计划破产了。
四、农民军陕豫分头作战，高迎祥牺牲
农民军突破洪承畴堵剿进入河南后，明廷为了围剿农民军采取了两项重要措施：一是任命卢象升为总理。崇祯八年(1635年)，八月二十六日，明廷晋升湖广巡抚卢象升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理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等处军务，与总督洪承畴共同围剿农民军。其具体分工是：农民军活动在关内由洪承畴负责，在关外由卢象升负责。如果农民军再入关，卢象升则统兵入关进行扫荡。二是增兵。调龙固关参将李重镇兵4000，辽东总兵祖宽兵3000，山东倪宠兵3000，牟文绶兵3000，另湖广再募兵7000。这样，加上原来所调的7万余人，共9万多。明廷这两项措施加强了对农民军的围剿力量。
十月，张献忠、混十万等部农民军出潼关，屯于灵宝（在今河南灵宝北）、新安一带，等待高迎祥的到来。十月二十九日，高迎祥部到达河南乐阳关。到十一月，在陕的主要是李自成部。
李自成联合过天星张天琳、混天星郭汝盘、满天星高汝砺等部共约七八万人。他们十一月在宜君、洛川一带，曾一度攻韩城，欲渡河进入山西而未成行，然后转锋南下汉中。到崇祯九年(1636年)二月，又从汉中北上，至西安西行，至环县、庆阳、固原、海刺都（今宁夏海原）。后还延绥，又西走，欲进攻兰州，与敌战于干盐池（在今宁夏海原西），又转而东，至四五月间在延绥、富州（今陕西富县）、庆阳、环县一带与敌周旋。从崇祯八年十一月到崇祯九年五月，李自成等部主要在陕西北部一带活动，有力地牵制了洪承畴的军队，支援了入豫农民军的作战。这中间农民军既获得了一些胜利，也遭到了某些挫折。如，崇祯九年五月，在安定杀死官军延绥副将李成先，活捉延绥总兵俞种宵，歼敌3000人，其中有精锐千人。但尔后李自成在攻打榆林时，被官军贺人龙部伏兵击败，又遇大雨，河水上涨，李自成和刘宗敏仅以数百骑脱离险境。后来农民军将领高一功率万人与李自成会合，势力才有所恢复。然后，农民军进攻邻州（今陕西彬县），又转而北上。攻破延川、绥德、米脂，李自成家乡人从者如归，队伍又壮大起来。
高迎祥进入河南后，使河南农民军的力量迅速壮大。卢象升急忙赶往河南，十一月到达汝州（今河南临汝），组织力量进剿农民军。十一月十五日，官军在汝州西南圪料镇打败农民军整齐王部。整齐王部与闯王、扫地王、闯塌天部会合，攻打洛阳，但被官军祖宽部击败于龙门、白沙（均在今洛阳东南）。这之后，高迎祥与闯塌天、顺风王、扫地王等13营曾据汝州山村，后又东南行光州（今河南潢川）、固始至霍丘，逼凤阳，然后又返回，围新蔡、舞阳，前队到遂平、确山，用火炮攻破光州。但在确山被官军祖宽部击败，损失五六百人。
崇祯九年（1636年）正月初五，闯王、闯塌天、动天摇等7家众数十万，联营百里攻滁州（今安徽滁州市）。明滁州知州刘大巩、行太仆寺卿李觉斯死守滁州城，用火毯、火炮等轰击农民军。农民军穴地填壕，退而复进，连攻三日，破羊马墙，城墙倾刻可破。不料，卢象升以总兵祖宽的关宁铁骑为先锋，自己率兵为后劲，分道来援。初八，祖宽兵突然攻击农民军的背后。官军齐进，农民军措手不及。在城东五里桥农民军领袖动天摇战死。农民军士气低落，各营俱溃。卢象升军继至，追击农民军50里，至朱龙桥（在今滁州市西北）。农民军受到很大损失，闯王精骑战殁两干。农民军此次失败在于只顾攻坚，未注意援敌。在敌人坚守的情况下，自己虽受到一些损失，也未及时离去，顿兵坚城之下三天，使敌援军赶到，又不注意哨探，给敌人以背后突然袭击之隙。这次失败使高迎祥部由盛转衰。
滁州战后，闯王高迎祥会合其他部农民军，破萧县，逼徐州，西向犯砀山、虞城（在今河南虞城北偏东）。正月二十七日走开封，与官军左良玉兵相遇，相持六日。后官军陈永福自归德（今河南商丘）来援，与左良玉夹击农民军于朱仙镇（在今河南开封西南），农民军牺牲以千计。闯王在汝州时有精锐约四五万人，经过滁州之战到砀山、虞城时仅剩2万，这时又受到一些损失。二月，高迎祥等部西南行密县、登封、汝州，在禹州、郏县、登封境内留驻10余日，然后南下走裕州、南阳。这期间又受到一些损失，闯王原有精骑7000，这时“逃死略尽”①。三月初，闯王、闯塌天、蝎子块等9部走郧阳，然后至兴安，入汉中。五月，破石泉、汉阴。七月，高迎祥部出于午谷②北上，准备进攻西安。七月中旬，农民军准备由益厍（今陕西周至）南之黑水峪出。孙传庭率标兵扼黑水峪口，农民军与其激战4日，先胜，后接连受挫。闯王高迎祥被俘，后被解到京师遇害。
高迎祥是农民军的重要领袖。他的牺牲是农民军的重大损失。但高迎祥这次失败不是偶然的。早在正月的滁州之役，其精锐损失2000，以后转战河南，连遭几次失败，精锐损失殆尽。究其原因主要是放弃以走致敌，避实击虚的传统战法。强攻滁州3天，没有避开强敌辽蓟官军祖宽、祖大乐部，而使自己一次次失利。就客观形势来说，高迎祥确实遇到了过去从未遇到的强敌。卢象升善于驭下，使其属下将士用命；祖宽、祖大乐都是敢战的将领，麾下之兵是剽悍善战的蓟辽之兵，致使农民军难与之相敌。
高迎祥被俘之后，李自成被推为闯王。高迎祥的部队主要由其弟高迎恩统领，隶属于李自成。
八月，因清军进犯京畿地区③，卢象升奉诏率军北上“勤王”。这给农民军提供了发展的好机会。李自成等陕西农民军自淠阳（今陕西千阳）、陇州（今陕西陇县）出攻风翔等地，后又返回陇、淠一带。老回回合张献忠、闯塌天等部20万人尽集湖广地区，后从郧阳、襄阳地区沿江而下，望江、怀宁（今安徽安庆市）、江浦、六合，在在震动，势力相当强大。至此，农民军各以李自成、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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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九。
②子午谷，即子午道，南口在洋县东百六十里龙亭山，北口在西安南百里，谷长660里。
③清军于六月入喜峰口，七月连下近畿昌平、宝坻等州县，八月出塞。
献忠为主，分别在两个主要方向活动。
五、明廷镇压农民军的新措施和起义低潮的出现
高迎祥牺牲之后，农民军不但没有销声匿迹，反而在一段时间内，在东西两个方向上相当活跃。这使明廷感到农民军的严重威胁。为了消灭农民军，明思宗朱由检启用居家服丧的原兵部右侍郎总督宣大山西军务的杨嗣昌为兵部尚书。崇祯十年（1637年）三月，杨嗣昌到达北京。面对中原农民起义军和辽东清军的威胁，他提出了“安内方可攘外”①的基本方针，把消灭“心腹之患”的农民起义军作为用兵的主要方向。为此，他提出以下几项新措施：
第一，张“十面之网”的围剿战略。其具体方案是：以农民军活动的主要地区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四正，四巡抚分剿而专防，即这四个地区的巡抚专门防守本辖区，并分头进剿进入本辖区的农民军，以防为主；以农民军非主要活动的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六巡抚分防而协剿，即分别防守本辖区，堵截农民军使其不得进入，有时也协助剿杀农民军。这就叫做“十面之网”②。而总理卢象升、总督洪承畴二臣率机动部队“随贼所向，专征讨”③。这样，既有地方的防守堵截的部队，又有专门征讨的机动部队，有防有剿，各负其责又互相协同，构成了对农民军围堵追剿的完整战略。这一战略是对明廷以往围剿农民军战略的完善和发展。
第二，增兵增饷。为了贯彻上述十面网的围剿战略，杨嗣昌建议，增兵12万，增饷280.8万两。这12万官兵的配属是：凤阳和泗州祖陵5000，承天祖陵5000，专门防守；总督3万、总理3万，专门征剿；凤阳、陕西巡抚各l万，河南、湖广巡抚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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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嗣昌：《杨文弱先生集》卷九。
②③《明史》卷二百五十二《杨嗣昌传》。
万，专门分剿。这样就使堵截追剿有足够的兵力。
第三，选人。杨嗣昌推荐两广总督熊文灿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代替王家祯总理南畿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军务①。
杨嗣昌所提出的围堵追剿战略和为执行这一战略的增兵、增饷、用人构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镇压农民军的新措施。这套措施得到了崇祯帝朱由检的批准。十月，杨嗣昌认为增兵、增饷等都已就绪，于是请求崇祯帝下达了总剿令，期于3个月内（十二月和崇祯十一年正月、二月）消灭农民军。
杨嗣昌这套措施虽较完整，但在实施中加深了社会危机。本来穷困已极的广大农民，在加饷加赋的情况下，更加穷困，而被迫起来造反。这就为后来农民起义由低潮走向高潮准备了社会基础。
杨嗣昌围堵追剿战略并没有完全落实。陕西巡抚孙传庭对此提出了不同的意见②，在实际中他和洪承畴依然采取剿抚兼施，以剿为主的方针。而总理熊文灿则实行以“抚”为主的方针。但在一段时间内，由于杨嗣昌的新措施，以及熊文灿、洪承畴、孙传庭的抚剿兼施，确实使农民军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
崇祯十年初，在陕西活动的农民军李自成、过天星等部与官军相持于阶州（今甘肃武都）、成县（今属甘肃）一带达七八个月之久。九月，农民军从秦州（治今甘肃天水）地区出发，取道徽州（今甘肃徽县）、略阳（今属陕西），向汉中进军。但攻取汉中失利，李自成所乘战马被射杀，自成“裸身涉水逃去”⑨。李自成、过天星军南下，于十月进入四川，先后破川西30余州县，围省城20余天，给反动统治以沉重打击。崇祯十一年（1638年）正月，李自成等部又返回陕西。这次入蜀，农民军虽然取得不少胜利，但自己损失也颇大，“入蜀时数十万”，出蜀时只剩下“数万”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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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家祯是在卢象升被调“勤王”之后，任命为代总理的。
②见《孙传庭疏牍》卷一《疆事十可商疏》。
③《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
④《绥寇纪略》卷六，《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一。
李自成等部返回陕西后，分别活动。洪承畴和孙传庭也分别追剿农民军。五月，大天王、混天王部因战败先后投降官军。六月，过天星部也投降官军。李自成返陕后向西转移，“出长城，入西羌”。洪承畴督曹变蛟尾追不舍，与农民军战“不解甲者二十七昼夜”①。起义军失利，损失颇大。四月，李自成军折而向东，在洮州（在今甘肃卓尼东北）又失利。农民军渡过洮河，东奔礼县、西和。自成军分散，所部率亲兵和家属只有三四百人。五月，李自成军同六队祁总管会合，共3000余人，再度进入四川。洪承畴派兵追击，四川巡抚傅宗龙调川军进行堵截。八月，农民受到夹击，再次失利，回到陕西城固县境内。当其渡汉水，欲取道石泉、兴安往湖广、河南时，再次遭到左光先部袭击。农民军连续受挫，只剩下一千四五百人。祁总管在失败面前，丧失斗志，投降了官军。李自成部下人更少，遂转入陕西、湖广、四川交界的大山之中。陕西的农民起义军基本被官军镇压下去。
陕西农民军受挫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敌人的强大，洪承畴军不断追剿，有时还与四川合剿，农民军一时难以与之抗衡；一是自己失策，在敌人追剿面前不是集中兵力，反而分散；一是某些人斗志不坚定，在不利的情况下，投降官军。
崇祯十年（1637年）初，八大王张献忠、闯塌天刘国能、老回回马守应、混十万马进忠、射塌天李万庆、过天星惠登相、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等15支农民军依然活动在江北地区。四月，张献忠所部西走，这之后一直活动在河南南部、湖广北部地区。其他部则在江北一带，时分时合，有时东进，有时北走河南，后也逐渐西移。他们时而同官军作战，时而据险休整。在同官军作战中有辉煌的胜利，也有一时的受挫。如十年二月初，与左良玉军战于六安、舒城一带就接连失利，不得不退入英山、霍山一带山区，拒险以守。但到三月，张献忠等部农民军重出太湖（今属安徽），与官军程龙、潘可大、陈于王等部战于宿松城西40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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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一。
的酆家店，围敌数重，阵斩潘可大，逼程龙、陈于王自杀，全歼官军。八月，张献忠欲智取南阳，不料突遭官军左良玉部的袭击。张献忠眉心中矢，手指被矢贯于弓上，面部也被敌人砍伤，幸得一堵墙救护，才得以脱走。
明廷为了消灭关外的农民军主要又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增兵。九月发禁军1.2万人，由内官刘元斌、卢九德统领，赴江北、河南，加强镇压；一是招抚。熊文灿于九月赴任，十月在安庆到处张贴招抚告示，十二月派人到八大王张献忠、闯塌天刘国能营内，进行诱降。
在明廷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形势下，农民军内部一些不坚定分子开始动摇投降。崇祯十一年（1638年）正月，闯塌天刘国能在随州（今湖北随州市）向熊文灿投降。其部下只有5000人随他投降，大部散归老回回马守应和革里眼贺一龙。刘国能的投降不是偶然的。他本是庠生，有着浓厚的封建忠孝节义思想，参加农民起义是被迫的。当同左良玉作战失利，又怕被张献忠吞并，在熊文灿招抚的情况下，他投靠明廷，甘为鹰犬，掉过头来镇压农民起义军。
继刘国能投降之后是张献忠受抚。崇祯十年八月，张献忠南阳受伤严重，转入湖广麻城、黄陂地区，后又至德安（今湖北安陆），再进行大规模转战已感到困难。在熊文灿派人招抚的情况下，他想借机休整自己，遂表示愿意接受招抚。崇祯十一年正月，张献忠进占谷城，贴出告示，愿“解甲归朝”；拘集谷城乡绅为其具结作保，要求朝廷同意招安；用碧玉珍珠等贵重物品贿赂熊文灿。这一切使作战无能贪财如命的熊文灿相信张献忠受抚是真诚的。于是他向朝廷建议招抚张献忠。朱由检听信了熊文灿和内官刘元斌的话，决定招抚张献忠。张献忠虽然表面上受抚，但其部队并没有解散，而是在县城周围筑房屯田，造器练兵。
张献忠虽然不像刘国能那样真投降，但他接受招抚确实对其他农民军的斗志有所影响，而且也使官军能集中兵力对付未受抚的农民军。
崇祯十一年八月，洪承畴奏“陕贼剿除略尽”①，明廷命其出关，合剿河南、湖广农民军。此时，罗汝才等部农民军从陕州、灵宝南下内乡、浙川，准备进攻襄阳。九月，熊文灿到达襄阳，经同内官卢九德商议，决定集中兵力进剿农民军。左良玉、陈洪范和滇兵副将龙在田军击农民军于襄东北的双沟。农民军失利，2000
余人阵亡。罗汝才等九营奔均州，后入内乡、淅川山中，射塌天等部走光山、固始。这月下旬，清兵从墙子岭、青山口再度内犯。十一月，洪承畴、孙传庭奉诏入卫京师，率白广恩、左光先、马科、贺人龙等兵出关。罗汝才等以为陕西兵出关是针对自己的，遂率小秦王白贵、过天星惠登相、整世王王国宁、托天王常国安、十反王杨友贤、关索王光恩、整十万黑云祥、混世王武世强等向太和山提督太监李维政②请求招抚。李维政移文熊文灿，熊文灿遂同意接受招抚。罗汝才等受抚后，分别驻屯于房县、竹溪、保康一带，不为官，只愿当百姓耕田。罗汝才的受抚同张献忠一样，而与刘国能不同。
崇祯十二年（1639年）四月，射塌天李万庆，混十万马进忠也先后投降明廷。
至此，河南、湖广地区活动的农民军绝大多数接受了明廷的招抚，只有在安徽、湖广交界地区活动的老回回马守应、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等部没有接受抚安，但势力单弱，活动消沉。
原在陕西活动的李自成部转入陕两、湖广、四川交界的大山之中，销声匿迹，而在湖广、河南活动的张献忠部有的受抚，有的投降，剩下的势单力弱，活动消沉。整个农民起义暂时处于低潮。
农民起义低潮的出现有多方面原因。
第一，它是明廷剿抚兼施，加强对农民军镇压的结果。杨嗣昌张“十面网”的围堵追剿战略，增兵增饷，洪承畴、孙传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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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平寇志》卷三。
③李维政，据《国榷》卷六十九、《平寇志》卷三和《明季北略》。《怀陵流寇始终录》和《绥寇纪略》作“李继政”，《明史》作“李继改”。
卖劲征剿，一时加强了对农民军的镇压，使农民军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熊文灿的主抚诱降活动，使农民中一些不坚定分子，在困难中找到了自己的“出路”。坚决斗争的李自成部因一再失利被迫转入陕、楚、川边界的深山密林之中；一些不坚定分子如刘国能、李万庆在不利环境下投降明廷；张献忠、罗汝才等虽想斗争，但在不利环境下也不得不暂时接受招安。这一切遂使农民起义出现了低潮。
第二，农民军的不统一给敌人围剿以可乘之隙。自陕西农民举起义旗历时已经十几年。在十余年的时间里，农民军驰骋于陕、晋、豫、楚、川和南直隶广大地区，给明朝的反动统治以沉重打击。但农民军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没有领导核心，没有明确的奋斗目标。他们有时也结成松散的联盟，但多数情况下是各支农民军分散行动，互不配合，形成不了拳头，甚至有的互相猜忌。这就使敌人能够集中力量对付一股农民军，使其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李自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陷入窘境的，张献忠、罗汝才等的受抚也与此不无关系，而刘国能投降的原因之一是惧怕张献忠的吞并。
第三，长期的无后方流动作战带来了消极影响。欲休整，积蓄力量是张献忠、罗汝才接受招安的原因之一。厌倦流动作战的生活也是刘国能投降的原因之一。
这一切使农民起义出现了低潮。但它是暂时的，因为引起农民起义的社会矛盾并没有解决，不但没有解决且有加剧之势。这就欲示着农民起义将迎来更大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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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末年，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使广大农民处于极其恶劣的环境之中，连年灾害更使陕西的农民无法生活。陕西农民于天启末年首举义旗。起义的烈火迅速燎原。
起义军的蓬勃发展，使明朝统治者惶恐不安，采取抚剿兼施的两手镇压农民起义军。但不同时期，不同统帅人物所采取的是剿是抚则有所侧重。杨鹤主抚无效，陈奇瑜主剿无功，杨嗣昌、洪承畴、熊文灿的剿抚兼施各有侧重，暂时取得了一些效果。
在战略上，明廷主要是采取围堵追剿的方针。洪承畴、陈奇瑜基本提出了这一战略，而将一战略发展到完备程度则是杨嗣昌。
农民军在起义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战略和策略。这就是以假投降对付敌人的“抚”，以避实击虚，以走致敌对付敌人的“剿”。当然，农民军实行假投降也好，避实击虚，以走致敌也好，开始都是不自觉的。杨鹤在招抚时有不少农民军受抚。他们在受抚时并没有想到以后要造反，但后来生活无着，只有再起来。这时还不能说以假投降来对付敌人的“抚”。崇祯六年（1633年）十一月，农民军一方面准备渡过黄河，另一面请求朝廷招抚，则是自觉地利用“抚”来摆脱困境。后来，李自成汉中险地受抚是这样，张献忠、罗汝才的受抚也是这样。
农民军的避实击虚，以走致敌是在实际斗争中被逼出来的。农民军开始是弱小的。他们无法直接与官军硬拚。在官军的围追下，要生存就得走，而且要走向敌人虚弱之地，否则就要被消灭，所以是不自觉的。但是随着斗争经验的增加，农民军开始自觉地运用这一战略。明军在陕西集中兵力，农民军则走向河南或湖广；明军在河南围剿，农民军则走向陕西，使之到处扑空。农民军之所以能长期坚持，在军事上主要靠的是这着。
在战术上，农民军也逐渐学会了设伏、诱敌、穴地攻城等，也开始运用火炮。
但在起义初期和东西千里转战这两个阶段中，农民军在政治、军事方面也存在着不少弱点。其一是还没有提出明确的政治目标，还没有吸收和团结地主阶级中一些知识分子参加到起义队伍中来。其二是没有形成统一的领导核心，各支农民军不能团结一致，相互配合作战。其三是没有建立稳固的后方和基地，始终是尤后方流动作战，占领的地区又放弃，不建立政权，不组织群众。其四是只注意攻城掠地，获取眼前的生活资料，不注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因此不能很快壮大自己，也不能很快地削弱敌人，长期与敌在相持阶段兜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