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自成占领襄荆后的军政建设和战略决策
（一）占领襄荆
汝宁战后，李自成率军西向，经确山、泌阳（均今属河南）直趋襄阳。左良玉自朱仙镇败逃襄阳之后，收集残兵败卒和强行抓丁充军，凑集20万人，号称30万。但官府只按照他的编制2.5万人供应军饷，其余全靠搜刮民财和掳抢自给。这引起了百姓对他的极度仇恨。在李自成军来之前，他就打算逃跑，所造战舰被群众烧毁后，又抢商船备用。起义军于十二月初三到樊城，在群众支持下，顺利渡江。左良玉见大势不好，“引其舟师，左步右骑”顺江水而下，先至承天（今湖北钟祥），又逃武昌，再至九江一带。十二月初四，农民军在广大民众“皆具牛酒”的热烈欢迎之下，进入襄阳。接着，李自成分兵四出，占领襄阳府各县，并南下承天、荆州府（治今湖北江陵），东向德安（府治今湖北陆安）、黄州府（治今湖北黄冈）。至崇祯十六年（1643年）正月，农民军“南跨大江，松滋、枝江至澧州，北滨大河，东有归德（今河南商丘）、汝宁（今河南汝南）、德安，西至潼关、远安（今属湖北）”①，据有河南黄河以南和湖广的广大地区。
随着胜利，农民军内部的矛盾开始突出出来。李自成担忧罗汝才不甘心为他的属下，而罗汝才虽尊李自成为兄，仍以你我相称；李自成要占关中，割土为王，罗汝才只是以横行天下为快。革里眼贺一龙和老回回马守应，虽听从李自成的军令，但不愿归属李自成，保持自己相对的独立性，他们又与罗汝才友好，这又引起李自成的猜忌。统治阶级也看出了农民军内部的矛盾，从而进行挑拨离间。这些终于导致了农民军内部的火并。三月初七，李自成杀贺一龙，次日晨又杀罗汝才。
罗汝才、贺一龙被杀害，一方面解决了农民军内部的矛盾，使李自成农民军成为集中统一的整体，有利于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它又是农民阶级狭隘性的一种表现，引起内部的动荡，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农民军的力量。罗汝才的部将有的向孙传庭投降，有的向左良玉投降；与罗汝才关系较好的老回回马守应，不再接受李自成的领导而单独行动。
（二）军政建设
随着胜利，李自成逐步进行政权建设。过去李自成占领一地后，并不设官戍守，但自崇祯十五年(1642年)夏秋开始，占领一地后进行防守。罗、贺事件后，这种政权建设更加速进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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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六。
攻打洛阳时，李自成称“奉天倡义文武大将军”，进入湖广后，改称“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把襄阳改为襄京，设官封号，建立农民革命政权。中央置上相、左辅、右弼和吏、户、礼、兵、刑、工六政府，分别设侍郎、郎中、从事等官。地方置府、州、县，分别设府尹、州牧、县令等官。
同时，对军队进行整顿，统一军制、军令。
李自成的军队分为两大部分：中央直属部队，是其主要部分，负责机动作战；地方部队，负责保卫地方。其编制如下：
中央直属部队分为五大营：标营（中权亲军）和左、右、前、后营①。五营之上设一提营总督。标营下辖五营：帅标正、帅标左、帅标右、帅标前、帅标后，其他四营下辖左右二营。营下辖队，标营有1百队，平均每小营20队，其他各营合起来130余队，平均每小营16队多，共230余队②；骑兵每队50人，步兵每队100～150人。“每一精兵，则畜司牧、司柴、司庖、司器械，不下二十人。”③总兵力在6万人左右④。由此可见，李自成军的编制体制为三级：大营、小营和队。⑤大营以标营（中吉营）的兵力最多。作战时，李自成亲自“领标而前”⑥，其他四营“视中权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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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五营又称为“中吉、左辐、右翼、前锋、后劲”（见《后鉴录》卷五）。
②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九，钱职《甲申传信录》卷六。
③彭孙贻：《平寇志》卷六。又《绥寇纪略》卷九载：“一精兵容私从，为之主刍掌械，司磨执爨，少者十余人，驼驴少者十余载。”
④《国榷》卷九十九称“总步骑六万，马骡二万”；《平寇志》卷六载，“自成自随骑兵五营，每营精骑五千，白旺总之；步兵十四哨，每哨精卒三千，刘宗敏总之”。则骑兵2.5万，步兵4.2万，共6.7万人。又载：“每一精兵，则畜司牧、司柴、司庖、司器械，不下二十人。……众实五六万，且百万也。”
⑤《平寇志》卷六载：“流贼首日‘掌盘子，营中人俱称之为‘老掌家’。一老掌家管二三十老管队。一老管队管六七十或四五十小管队。一小管队又管一二百或三四百管队。管队皆以二十人为率。”这种老管队、小管队、管队三级体制，可能为整顿前的军队编制体制。
⑥《国榷》卷九十九，崇祯十六年三月辛酉。
“各率其偏裨以从”①。
各大营以旗帜的颜色相区别：标营旗帜为白色，带以杂色，帅旗则为黑色，左营白色，右营绯色，前营赤色，后营黑色，帅旗随各营之色。②李自成的帅旗则与众不同“白鬃大纛银浮屠”③。
除中央直属部队外，还有地方部队，其名称沿袭明朝的卫。崇祯十六年春“增置卫帅十有三人”④，荆州设通达卫，承天设杨（扬）武卫，还有汝宁卫，均平卫、襄阳卫等。每卫人数不等，有的有五六千人，有的不足千人。
将官为九品，大元帅一品，次权将军二品，次制将军三品，次果毅将军四品，次威武将军五品，次都尉六品，次掌旅七品，次部总八品，次哨总九品。当时，提营总督和标营统帅由权将军充任，其他各营由制将军统领，而各营下的小营则由果毅将军和威武将军统领。⑤
农民军的编制——骑兵每队50人，步兵每队100～150人，不能说是先进的，因为一个队的主管官要管50人到150人，精力实难顾及到，但它符合当时农民军的实际。而李自成这种编制的整顿和官员的设置，无疑有利于军队建设和统一指挥作战，从而有利于提高农民军的战斗力。
在长期的战争中，李白成的军队也形成了一套选兵、训练、行军、作战、警戒、军纪等制度和方法。
李自成军队的士兵经过严格的挑选，只有年15至40之间，善战有力的才能充任。
李自成也十分重视军事训练。军队在战争间隙，就要考核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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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④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九。
②此据《国榷》卷九十九，崇祯十六年三月辛酉。《绥寇纪略》卷九载“前黑，后黄”。这种记载可能有误，即标营和左营旗帜均为白色，标营和后营（前营）帅旗均为黑色，这就难以区别了。
③《国榷》卷九十九，《绥寇纪略》卷九。
⑤当时各营将官的设置情况，请参见《国榷》卷九十九，《绥寇纪略》卷九，《平寇志》卷六，《甲申传信录》卷六，《罪惟录·列传》卷三十一等。
射，从早到大黑方止，以考核促进士兵练武。
农民军行军两队在前，以防仓促遇敌；两队当后，以作后殿；两队分在左右，以进行保护。
每有战事，李自成集众谋士商议，择其善者而从之。临阵，骑兵列为三重，名“三堵墙”，冲杀不得返顾。如战不胜，骑兵佯败，步兵拒战，而骑兵绕出敌后或翼侧进行围攻以取胜。攻城时，昼夜三班，轮流不止；以骑兵布围，步兵强弓、鸟铳连发，使守城人不敢外视。然后或用云梯、洞车登城，或人戴铁胄，蒙铁衣，拿斧锥等工具轮换凿挖城砖，成穴三五步留一土柱，逐渐深入。待柱倒城可塌时，或用粗绳拴在土柱上，众人齐拽，柱倒城崩，或以火药填入穴内，引线导出，药爆城崩，军队攻入。
扎营十分注意警戒。一营在外巡哨，昼夜不止。驻营军队在房上或高处设嘹望哨，一有情况迅速传报。驻久，派出的侦察塘马必到数百里之外，能较早地了解敌军动向。
军纪严格。士兵不得藏白金，进城镇不得屋居，妻子外不得携他妇人。作战返顾者斩，驻营逃跑者杀。攻城时，迎降者不杀，并立“投顺杆”以保护投降者。作战缴获马骡者上赏，弓矢铅铳者次之，币帛衣服又次之，珍宝珠玉更次之。
此外，农民军装备精良，后勤保障充分。骑兵1人有马二三匹，轮番骑驰，即使路远也无疲惫之患。大马1天给料1斗，中马6升，膘肥马壮；严冬用草垫子等铺在马蹄下，备加爱护。1骑兵有“司牧、司柴、司庖、司器械”的不下20人，吃、穿、住样样有人照顾，因此能专心练武，一心杀敌。士兵的甲用棉、绸百层缀成，轻厚坚固，矢炮不能入。武器都是从官军夺取的，选最精良的用，“铳炮火药，动以巨万计”①，充足而又坚利。
李自成的军政建设使农民军摆脱了原始的、初级的状态，有了政权，有了较为完善的军制，形成了自己一套军事法规。农民军已发展成为一支装备精良，有政治目的、有组织、有纪律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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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彭孙贻：《平寇志》卷六。
锐之师。
（三）“先取关中”、“后向京师”的战略
李自成统一内部，建立政权，整顿军队，为其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这种形势下，农民军研究、确定了下一步的行动方略。
当时，明朝方面由于河南的5次失败和受张献忠所部的打击，军事实力已大为削弱，只有总兵吴三桂、左良玉、督师孙传庭等的3支军队，尚有较强的战斗力。但吴三桂部远在辽东防范清军，无法调往关内镇压起义军；左良玉由于屡遭打击和失败，已不敢同李自成农民军交战；而孙传庭郏县失败之后，实力大为削弱，退据关中，处于畏缩不前状态。就整个军事形势来看，明军已无力抗御农民军的强大攻势，明王朝已处于最后被推翻的困难境地。
面对这种形势，李自成农民军领导层对未来的作战方略有3种意见：左辅牛金星主张“先取河北，直捣京师”①。礼政府侍郎杨永裕主张先取金陵（今江苏南京），截断南北漕运，坐困京师，然后乘机北伐。兵政府从事顾君恩则不同意以上两种意见，认为金陵“势居下流，虽济大事，其策失之缓。直捣京师，万一不胜，退无所归，其策失之急。不如先取关中，为元帅桑梓之邦，且秦都百二山河，已得天下三分之二，建国立业，然后旁掠三边，资其兵力，攻取山西，后向京师，庶几进有可攻，退有可守，方为全策”②。顾君恩这个意见的要旨是，先取关中，建立根据地，壮大力量，攻取山西，尔后再进攻北京。这个意见是比较稳妥的。因为如果先取北京或南京，孙传庭都会从侧后攻击李自成军，使其腹背受敌，而先攻关中，路径直捷，进攻方便；关中是农民军的兴起地，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左良玉为保存实力，不会从侧后攻击农民军。攻取关中之后，积蓄力量，再进攻北京也较稳妥和方便。李自成采纳了顾君恩的意见，准备西入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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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国榷》卷九十九，崇祯十六年十月癸酉，《绥寇纪略》卷九，《明史》卷三百九《李自成传》。
二、大破孙传庭
（一）双方的谋略、部署
正当李自成准备西向夺取关中的时候，明廷命令退守关中的孙传庭向李自成发动了一次规模较大的进攻。因此，粉碎明军的进攻便成为李自成西入关中的重要一战。
崇祯十五年（1642年）十月，孙传庭在郏县被李自成打败逃回陕西后，大肆扩充军队，招募边勇，并令每3家出1丁当兵；屯田积粟，制造器械，其中制造装载火炮、甲杖的“火车”2万辆。这种“火车”，“战则驱之以拒马，止则环之以自卫”①，准备乘机进攻农民军。但明思宗朱由检等不得，一再催促其东出潼关进攻农民军。崇祯十六年(1647年)六月，晋升孙传庭为兵部尚书，改称督师，命其总督陕西、山西、河南、四川、湖广、贵州以及江南、江北军务。孙传庭在明廷一再催促下，不得不率10万大军②，于八月出潼关。其进攻部署是：
孙传庭亲率主力，以总兵牛成虎、副总兵卢光祖为前锋，副总兵高杰为中军以及总兵白广恩的“火车”营，直趋洛阳；
檄令河南总兵陈永福、卜从善率所部于洛阳会合；
命左良玉率兵自九江北上赴汝宁，夹击农民军；
令延绥总兵王定、宁夏总兵官抚民赴关为后劲；
命甘肃总兵马圹、四川总兵秦翼明从陕抚冯师孔防商洛。
从以上部署可以看出，孙传庭企图是南北夹击，歼灭农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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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九，《明史》卷二百六十二《孙传庭传》。
②《崇祯实录》卷十六，崇祯十六年九月己亥载：“孙传庭出关，进讨李自成，步骑各五万。”但恐此有虚数。李因笃《明督师兵部尚书孙公传》载：“十六年夏，练兵长安，马步凡五六万人。”《平寇志》卷七载，白广恩所部只8000人。白广恩是这次参战的四个总兵之一，其他总兵所统之兵当也不会太多。《绥寇纪略》卷九载“副将卢光祖提兴运各营之兵，三千二百人”，“传庭以八月十九日率平治十营”。明军一般一营3000人，十营也只3万。
主力于襄城、汝宁一带，同时顾及到陕西，既防止农民军从商洛入陕，又防止自己后继无兵。其部署也称得上周密。但他一开始就遇到了麻烦。左良玉在九江按兵不动；陈永福为逃避与农民军作战，把部队拉到黄河以北。后陈永福虽然降职，返回，但左良玉始终不动。结果南北夹击变成了孙传庭的孤军东进。
李自成根据敌情实际，采取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作战方略。他将主力集中于襄城一带，隐伏精锐，只以老弱诱敌。农民军在襄城与郏县之间构筑土城20余座，城内各筑一高台以观察敌军进止动静；各城门内侧暗伏火炮，守城步兵各执长矛、弓矢，间以小炮；城前一二里及各城之间，皆挖深堑以阻敌前进；骑兵列阵于城后，作为机动兵力。为了诱使明军东进就范，农民军采用佯攻战法，先后放弃了渑池（今属河南）、洛阳、龙门（在今洛阳南）、汝州等地，并不断与敌接触，引其深入。
（二）孙传庭孤军轻进，陷于饥疲
孙传庭进占洛阳等地后，自以为得计，更加骄狂不羁，冒险轻进。九月初八，孙传庭率军进至汝州时，农民军重要将领李养纯（号称“四天王”）叛变投敌，泄露了农民军老营在唐县（今河南唐河）、将吏屯宝丰（今属河南）、精锐尽聚于襄城的情况。孙传庭据此于九月初十，集中全力攻破宝丰，州牧陈可新等农民军官吏被害；孙又分兵攻破唐县，农民军将士的眷属遭残杀。孙传庭在给明思宗朱由检的“报捷”奏疏上称：“臣誓肃清楚、豫，不以一贼遗君父忧”①，气焰十分嚣张。但是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李自成农民军以逸待劳，从容对敌，一面凭借预设的深沟高垒，坚壁不战，以消耗疲惫敌军；一面派轻骑绕出敌后，进至白河（在今河南伊川东南），截断了明军的粮道，陷敌于饥饿之中。恰值此时，大雨连日，明军“士马俱饥，军中皆怨”②。孙传庭为解决明军粮食问题，于九月十三日攻占郏县，但仅得骡、羊200余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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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九《孙传庭汝州大败》。
②郑廉：《豫变纪略》卷七。
“顷刻间分脔食尽，不足给”①。九月十七日，汝州的明军因“乏饷”，不堪饥苦，纷纷哗变逃跑。孙传庭不得已，遂留陈永福守郏县，白广恩走大路，自己同高杰走小路，同迎粮草。
（三）农民军反击，大破孙传庭
孙传庭的前军一动，后军亦动，陈永福制止无效，也随即撤退。李自成见时机已到，亲率大军随后猛追。尚未熟悉战阵的“火车”兵，尽弃车逃跑，骑兵也跟着败逃。“火车”翻倒倾轧，塞满道路，明军顿时大乱。李自成挥军奋力冲杀，骑兵凌腾，步兵遮击，明军大部被歼。孙传庭、高杰率残兵败卒向北逃跑。农民
军骑兵乘胜猛追，一昼夜追击400里至孟津（在今河南孟津东）。孙传庭单骑渡过黄河，经垣曲（今山西垣曲东南古城）、阌乡，逃回潼关。
此战是李自成实施“先取关中”战略计划的关键性一战，共歼明军4万余人，缴获器仗辎重以数十万计。农民军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战绩，主要是李自成实施了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正确作战方略。战前，预筑固垒，隐蔽精锐以待敌；交战中，始则佯败以诱敌，继则坚守防御以疲敌，断绝粮道以困敌；敌溃，适时组织追击，给敌军以歼灭性地打击。而孙传庭轻敌冒进，致使粮草不给，陷军于饥疲之中；回迎粮草又军无纪律，前军一动，全军皆乱，从而给农民军以可乘之机，最后导致大败。
此战为尔后农民军西进关中铲除了严重障碍。
三、乘胜西进，夺取关中
崇祯帝朱由检得到明军失败的消息十分恼火，把责任完全推到孙传庭身上，说他“轻进寡谋，督兵屡溃”③，免去他督师尚书的职务，令其收拾残兵败将守潼关，戴罪立功自赎。同时，又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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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榷》卷九十九，崇祯十六年九月甲辰。
②彭孙贻：《平寇志》卷七。
怕农民军直捣京师，“令晋、豫、保、东四抚，各整兵马，亲驻河干，协力堵御，不许一贼窥汉”①。明廷已无力进攻，只有采取守势。
孙传庭逃回潼关后，收集残部尚有4万人，企图负险顽抗，阻止农民军入关。副总兵高杰认为将士眷属皆在西安，战败思归，强迫他们守潼关，是危险的。因此，主张“不如弃关专守西安，凭坚城以人自为战”②。孙传庭坚决反对这种主张，认为如果让李自成入关，“西安糜沸”③，整个关中百姓不为己用，局面就不可收拾。于是，决定固守潼关。
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初，李自成亲率大军自洛阳西进，直趋潼关，另派右营10万人自南阳经商洛，迂回入关中。十月初二，农民军主力一只虎李过部攻克阕乡。初六，农民军进抵潼关城下，同时李自成派部队从小道攀越山险，出潼关后。农民军前后夹攻潼关。白广恩率兵力战，但高杰“拥兵不顾”④，首先逃跑，白广恩不敌逃往固原（今属宁夏），高汝利奔汉中，高杰逃往延安。孙传庭知道已经无可挽救，操刀上马，率亲丁数百冲向农民军，当阵死亡。农民军占领潼关。
李自成乘胜挥军西进，连克华阴（今属陕西）、华州（今陕西华县）、渭南（今属陕西）、临潼（今属陕西）等州县。从南阳出发的另一支农民军于十月初八，攻克商州，击杀明商洛道黄世清。十月十一日，南北两路大军会师于西安。西安是明秦王朱存枢的藩地，面对农民军即将攻城，陕西巡抚冯师孔急忙部署防御。由于陕西官军有的逃跑，有的被消灭，西安城守力量十分薄弱，乃留下途经西安的5000四川兵协助防守。十月的西安，已是初冬渐寒季节，守城明军衣食皆缺，难以抵挡农民军的强大攻势。秦王朱存枢本是“富甲天下，拥赀数百万”⑤的亲王，参将王根子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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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彭孙贻：《平寇志》卷七。
②③④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九。
⑤彭孙贻：《平寇志》卷七、《流寇志》卷八。
他给守城士卒发棉衣，他竟拒绝，致使军心顿时瓦解。十月十二日，农民军开始攻城，担负守城主要任务的王根子首先开东门投降，李自成率军进入西安。冯师孔等企图负隅顽抗，为农民军所俘斩。①农民军俘获秦王朱存枢、永寿王朱存桑及布政使陆之祺等明朝官员。李自成实行宽待政策，授朱存枢为权将军、朱存桑为制将军。
西安地处关中要枢，既是京师通往西北、西南的交通要冲，又是明朝亲王的所在地。它的失陷，对明朝是个重大打击。明廷获悉西安失陷的消息后，朱由检急忙命兵部左侍郎余应桂为陕西三边总督，御史霍达为监军“联络延、宁、甘、固抚镇，收拾三边健勇土著，相继扼剿”②。余应桂受命之后，竟“日夜悲疑”③，进至山西后，则“逡巡不得前”④。朱由检责以逼留，将其撤职，又命陕西巡抚李化熙代之，然而，“化熙亦不能进”⑤。
李自成占领西安后，进一步扩大战果，分兵进攻孙传庭的部将，占领整个西北，以消除东进的后顾之忧。他分兵三路进军：以李过部追击北逃延安的高杰军；以田见秀部南出，追击逃往汉中的高汝利部；以贺锦、刘宗敏、袁宗弟、党见素西出，追击逃往固原的白广恩部。李过到延安，高杰逃往宜川（今属陕西），又趁黄河结冰，过河到山西蒲州（在今山西永济西）。李过遂转而北攻榆林，经过激战，农民军占领榆林，处死明总兵尤世威。田见秀部南下汉中，沿途州县望风归附，明总兵高汝利被迫投降。贺锦、刘宗敏等至固原，白广恩投降。李自成亲宴白广恩，引起巨大反响。左光先、陈永福以及一些其他将领相继投降农民军。刘宗敏返回西安，准备东征。贺锦继续西进，十二月占领甘州（今甘肃张掖）、肃州（今甘肃酒泉）。但在十七年（1644年）正月，进军西宁（今青海西宁）时，因丧失警惕，贺锦被害。贺锦部下在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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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彭孙贻：《平寇志》卷七、《流寇志》卷八。
②彭孙贻：《流寇志》卷八。
③④⑤《明史》卷二百六十《余应桂传》。
思忠率领下，占领西宁，并在此驻军。至此，整个西北均为农民军所占据。这为农民军东渡黄河，夺取京师，推翻明王朝建立了稳定的后方。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称王，改西安为西京，建国号大顺，改元永昌。为加强新政权的建设，在政治上，扩大了原来中央政府组织机构。新设天祜殿大学士，以牛金星为之；增设六政府尚书，以宋企郊为吏政尚书，杨建烈为户政尚书、巩熵为礼政尚书，喻上猷为兵政尚书，陆之祺为刑政尚书，李振声为工政尚书①；恢复五等爵位，封刘宗敏等9人为侯爵，刘体纯等72人为伯爵，另封子爵30人，男爵5 5人。设铸钱局，铸造大顺货币。废除八股，改用策论，开科取士，以宁绍先充任监考官，试题为《定鼎长安赋》，扶风（今属陕西）举人张文熙名列榜首。在军事上，整顿编制，去弱留强。经过整编之后，全军员额为百万，其中步兵40万，骑兵60万。整顿军纪，严明赏罚。规定：“有一马乱行列者，斩之；马伤苗稼者，斩之”。开设教场，加强训练。李自成每日亲赴教场视察一次，亲自参加“校射”并指导部队训练，为进军北京，推翻明朝统治，积极进行准备。
四、东渡黄河，进占山西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崇祯帝朱由检得知李自成在西安称王、建国号并进行东征后，竟惊慌失措以至痛哭流涕。这时，曲沃人兵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李建泰请求“提师以西”②，企图去山西招兵买马，控扼黄河，阻止农民军东进。朱由检十分高兴地批准了李建泰的请求，立即擢升其为兵部尚书，并亲书“代朕亲征”相赠勉。然而，李建泰刚一出京师，就得到山西烽火正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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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据《国榷》卷一百。《明史》卷三百九《李自成传》、《怀陵流寇始终录》十七、《明通鉴》卷九十均载，陆之祺为户政尚书、张嶙然为兵政尚书。
②《明史》卷二百五十三《李建泰传》。
的消息，再也不敢大胆前进，日行仅30里。到了涿州（今河北涿县），士兵就跑了3000。以后只是逗留在畿内，不敢进击农民军。
李自成在西北战役尚未结束之时，就已考虑东进作战。当西北战场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他派遣先头部队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二月十八日渡过黄河，进占平阳（今山西临汾）。在军事进攻同时，农民军还展开政治攻势，向山西各州县发布檄文，宣布“明朝大数已终，严刑重敛，民不堪命”，“我圣主体仁好生”，“不忍坐视”晋燕“久困汤火”，“特遣本首于本月二十日自长安领大兵五十万，分路进征为前锋，我主亲提兵百万于后”，“为先牌谕文武官等刻时度势，献城纳印”①。在农民军的军事进攻和政治攻势下，一些州县不战而降。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李自成亲率大军自西京出发，中旬自蒲州渡过黄河，二十三日，到达平阳，继而北上，二月初二占领汾州（今山西汾阳），二月初五进抵太原城下②。山西巡抚蔡懋德派部将牛勇、朱孔训、王永魁等出战，被农民军打败。守军士气低落。农民军乘势架云梯攻城。蔡懋德急忙调部将张雄坚守南门。张雄内应，农民军于初八占领太原。蔡懋德见败局已定，遂自缢而死。农民军俘获明朝晋王朱求桂，全歼太原守军。
农民军攻占太原，给明王朝又一次沉重的打击。二月十三日，朱由检下“罪己诏”，动员“爱国忠君”之士对抗农民军，以求最后一逞。这道“罪己诏”朱由检虽然讲了不少自己的过错，但老百姓对他这套“亟则引咎，缓则反汗”③的骗人勾当，已经习以为常，根本不予理睬。相反，对农民军的檄文，则热烈欢迎。李自成在围攻太原时，发布檄文，揭露明朝的黑暗统治，指出：“公侯皆食肉纨绔，而倚为腹心；宦官悉龁糠犬豚，而借其耳目。狱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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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榷》卷九十九，崇祯十六年十二月癸未。
②《国榷》卷一百，崇祯十七年二月甲子。但有说六日农民军进抵太原者。
③《国榷》卷一百，崇祯十七年二月壬申。
累累，士无报礼之心；征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①。这一檄文说出了百姓的心里话，令人信服，令人振奋，有力地配合了军事进攻。
李自成攻占太原后，继续北进，占领忻州（今山西忻县）、代州（今山西代县）、五台（今属山西）诸州县，而农民军他部则占领了临晋（在今山西临猗西南）、垣曲（在今山西垣曲东南）、潞安（今山西长治）等地。至此，山西大部已为农民军所控制。
五、分头并进，攻占北京
(参见附图37)
山西东临河北，北接大漠，是京畿地区的天然屏障。因此，“明既定都于燕，而京师之安危，常视山西之治乱”②。李自成进占山西是实施“先取关中”，“后向北京”战略计划的重要环节。山西既已攻取，下一步进攻北京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为了攻占北京，农民军主要采取南北两路包抄的作战方略。北路军由李自成亲自率领，出宁武关（今山西宁武）北上，经大同、阳和（今山西阳高）、宣府（今河北宣化）、居庸关攻取北京：大同、阳和、宣府、居庸关等地是明朝的战略重地，北京的屏障，明王朝历来在这些地区设重兵把守。占要地，歼重兵，断绝京师的援军，是夺取北京的先决条件。所以农民军把它作为主攻方向。为了防止崇祯帝南逃和阻击南来的增援，李自成派刘芳亮率领一支部队经河南入京畿南部，尔后北上，助攻北京，是为南路。
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月，李自成亲率北路军连克忻州、代州。驻师代州的明总兵周遇吉食尽援绝退保宁武关。农民军乘胜进围宁武。周遇吉负隅顽抗，令明军四面发炮轰击，农民军亦用炮还击。农民军轮番攻城，经过激战，于二月二十九日攻破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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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彭孙贻：《平寇志》卷八。
②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山西方舆纪要序》。
全歼守城明军，俘杀周遇吉等。李自成乘胜北进，势如破竹。三月初一抵大同，明总兵姜瓖开城投降，巡抚卫景瑗拒降，自缢身死。初七抵阳和，明兵备道于重华郊迎10里，士兵牛洒塞道迎降。初八抵宣府，明镇守太监杜勋出城30里迎降。①十五日至居庸关，明分守太监杜之秩、总兵唐通降。
与此同时，刘芳亮所率南路军二月经河南的怀庆（今河南沁阳）、彰德（今河南安阳）、磁州（今河北磁县）等地，于三月初进入畿辅的广平（今河北永年）。之后，继续北上，经顺德（今河北邢台）、河间（今河北河间），于三月中下旬到达保定。另外，二月李自成还派出另外一支由任继荣率领的义军，出固关（在今河北井陉西南），攻克真定（今河北正定）后迅速北进，到达保定。
农民军的南、北进军构成了对北京的夹击之势，使朱由检处于欲逃无路，欲守无兵的绝望境地。但是，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他还是要挣扎一番。
三月初四，朱由检召廷臣集议督师李建泰发自保定的关于“奏请南迁”②的建议。实际早在正月，朱由检就同庶子李明睿密商过南迁之事。李明睿劝其南迁，当时他说出了心里话：“朕有此志久矣，无人赞勷，故迟至今。”③这次李建泰的奏疏，正合崇祯心意。但有的人不同意南迁，有的主张先奉太子南迁。议论纷纷，使得朱由检难下决心，只得哀叹：“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耳。”④南迁之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当时京师防卫空虚，过去的京营之兵所剩无几，迫于形势，三月初五决定弃宁远，调辽东总兵吴三桂、蓟辽总兵王永吉入卫京师；三月初六，又调密云总兵唐通、山东总兵刘泽清入卫京师。但是，刘泽清从彰德到了临清（今属山东），不再北进，大掠而后南逃。唐通率8000兵到北京驻于彰义门，不满宦官监军，率部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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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农民军入阳和、宣府的时间，史籍所载各异，这里采其一说。
②《国榷》卷一百，崇祯十七年三月辛卯。
③④彭孙贻：《平寇志》卷八。
庸关，农民军一到就投降了。而吴三桂在李自成占领居庸关后的三月十六日才到山海关。朱由检还采取一些其他措施，但都无济于事。
农民军进展迅速，势如破竹，三月十六日攻占昌平（今属北京市），十七日，进抵北京城下，迅速将北京包围。
北京是明王朝200余年的统治中心，内外城堞有15.4万多，而守城的老弱残兵只有5万、内阉数千，平均一个人要守三个城堞，兵力单弱。无怪乎十七日早朝时，朱由检“召对诸臣而泣，各束手无策”①。
农民军到达后，城外的明军三大营刚一接战，非溃即降。农民军用缴获的“火车巨炮”攻城，轰声震地。这时城内守备更形薄弱，只剩少量残兵和三四千内侍。三月十八日，李自成坐镇彰义门（广安门）外，指挥部队“环攻九门”，同时向城内射书约降，并派官府投降的太监杜勋和在昌平投降的守陵太监申之秀进城谈判。农民军要朱由检逊位，但他犹豫不决，拖延时间。农民军遂于十八日下午攻破彰义门，当晚攻入内城。当农民军攻城时朱由检急忙召见驸马都尉巩永固，令其以家丁护卫太子南行，但已无家丁，只好作罢。农民军攻入城内，朱由检偕司礼太监王承恩，慌忙登上煤山（今景山），望见城内烽火蔽天，“知大事已去”②，徘徊良久，回宫，命将太子及永、定二王送往勋戚周奎、田弘遇处，赐周皇后自尽，又亲手杀死长平公主及袁妃等数人，然后手持三眼铳同王承恩及内监数十人骑马欲逃，但到处碰壁。天亮时又回到南宫。农民军已进入内城。朱由检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自缢于煤山之寿皇亭。至此，统治长达270余年的明王朝，终于被农民起义推翻了。
李自成农民军从进占襄荆到攻下北京前后只用了1年零4个月的时间，其发展是十分迅速的。究其原因，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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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榷》卷一百，崇祯十七年三月乙巳。
②彭孙贻：《平寇志》卷九。
1、战略战术得当。“先取关中”，占领山西，后向北京的战略是正确的。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首先消灭了当时唯一对李自成农民军发展构成威胁的孙传庭部，壮大了自己的力量，稳定了后方。在消灭孙传庭时，采取诱敌深入，断其粮运的战法是高明的，不仅加速了孙传庭的败亡，而且减少了自己的损失。另外，采取前后夹击的战法是迅速夺取潼关的原因之一。大败孙传庭，进攻西安，进军西北，东渡黄河，夺取北京，一环扣一环，战略部署紧凑严密，使敌无喘息之机，这些是其迅速夺取北京的重要原因。
2、政治攻势与军事进攻相配合。在军事进攻的同时，李自成农民军还采取了有效的政治攻势，揭露敌人的罪恶，宣传自己的仁德，这就进一步争取了广大群众。
3、对明朝的文武官吏政策对头。农民军采取了对明朝文武官吏既往不咎的政策。秦王朱存枢俘后封官；白广恩投降，李自成亲自宴请；陈永福之子曾射瞎李自成左目，农民军不记前嫌，这就大大减少了前进的阻力。
4、有广大群众，包括官军士兵的支持和拥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