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末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
明末农民大起义，自明天启七年（1627年）爆发，至康熙三年（1664年）最后失败，历时37年，其时间之久，规模之大，斗争之烈，影响之深，为已往历次农民战争所少有。这次农民大起义如暴风骤雨荡涤着中原大地的污泥浊水，推翻了明王朝的黑暗腐朽统治，打击了旧的官僚体制，铲除了皇室、大官僚的封建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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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张献忠牺牲的经过，史籍记载颇多不同。清军怎样逼近张献忠的营地，一般的文献都记为刘进忠投降后，引导清军直逼凤凰山金山铺的，而《清世祖实录》卷二十九载豪格的奏报则称：“侦得逆贼张献忠列营西充县境，随令护军统领……先发”。张献忠被谁用箭射中，有的如《荒书》、《小腆纪年附考》、《蜀碧》等记为善射者京章雅布兰，而《清史稿·肃亲王豪格传》则记为豪格亲射。张献忠中箭后，是当即牺牲，还是被俘后被斩，也有不同说法，而张献忠何时牺牲说法尤多。有载为顺治三年（1646年）五月初二的，如《平寇志》；有载为十月初六的，如《怀陵流寇始终录》；有载为十一月十四日，如《圣教人川记》；有载为十一月十六日的如《续编绥寇纪略》；有载为十一月十七日的，如《纪事略》；有载为十二月十一日的，如《荒书》、《蜀难叙略》；有载为十二月二十五日的，如《小腆纪年附考》；还有载为十二月的，如《蜀碧》等；而《清世祖实录》卷二十九，顺治三年十二月甲申载“靖远大将军和硕肃亲王豪格等奏报：臣帅师于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南部，侦得逆贼张献忠列营西充县境，……臣统大军星夜兼程继进，次日黎明抵西充，……斩张献忠于阵。”这是说十一月二十七日。此说恐较准确。
权，打击了豪强地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阶级关系和土地所有制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明末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枷锁，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道路。但是农民军还没有来得及建设的时候，就被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进攻打败了，因此，他们对社会发展的推动没有直接显示出来。但他们在抗清斗争中给满洲贵族以沉重打击，迫使清朝统治者在争夺政权中改变过去的掠夺政策，加速了满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也为清朝取得全国政权后的发展扫清了障碍。清初的社会发展，曲折地反映了农民大起义的历史作用。明末农民大起义对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二、明末农民起义的主要经验
在长达37年的斗争中，农民军经历了兴起、发展、胜利到最后失败的曲折过程，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其主要经验如下：
（一）在政治上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深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这是明末农民起义战争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
明王朝政治反动，经济破产，军队腐败，内外交困，这是农民军取得胜利的客观条件。而农民军从斗争实践中逐步总结经验，采取正确的政策，则是取得胜利的主观条件。农民军提出的“均田免粮”，“三年不征”，“平买平卖”，“不杀不掠”的政策，完全符合广大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因而农民军所到之处，都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支持。这正是农民军在艰苦曲折的斗争中，得以发展壮大，取得一系列斗争胜利的力量源泉。
（二）注意军队建设，适时整顿，提高组织程度和战斗力，这是明末农民大起义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
农民起义军起自各地，分散行动，流动作战，面对强大敌人的围追堵截，聚散不定，难以形成一支集中统一、有较高组织程度的军队。因此，起义也难以发展到高级阶段。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军，特别是李自成起义军，在夺取襄、荆之后，适时统一编制，整顿军纪，严明军令，建立了一支能转战南北、武器精良、纪律严明、颇有战斗力的精锐之师。这在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军中也是仅见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才能攻城夺邑，野战歼敌，最后推翻了明朝的反动统治。
（三）实行灵活的战略、策略和战法，这是明末农民大起义生存、发展和取得胜利的又一重要原因
1、适应不同形势的战略
农民起义军在战争中学习战争，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战略。这一战略大体可分为3个阶段。在起义之初，农民军面对统一而又强大的敌人，逐渐学会了运用避实击虚，以走致敌的战略。如崇祯三年（1630年）农民军由陕西转入山西，六年（1633年）由黄河北转入黄河南，八年（1635年）洪承畴出关，农民军入关等等。总之，从崇祯三年到十二年，这十年左右时间中，敌人哪里空虚，农民军就转战到哪里。在明全国政权统一，有强大明军围剿的情况下，这种避实击虚，以走致敌的流动作战，是农民军求得生存的唯一正确战略。流动作战是为了求生存，要生存就必须流动。这是弱小的、组织训练很差的起义军不能与强大的训练有素的官军相抗衡的必然之举。如果因为其流动作战就说是流寇主义，这是欠妥的。因为在敌人是统一强大的而不是分裂混乱的情况下，要求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领袖选择敌人最薄弱的环节，作为“根据地”，严密地组织自己的军队和群众，隐蔽地发展自己，实行屯田，自给自足，保障供应是不可能的，是一种苛求。农民军在起义之初，也曾占领过一些县城和地区作为“根据地”，但实践证明行不通，于是才开始流动。在崇祯十一年(1638年)，农民起义之所以出现低潮，其原因之一就是被围在一定的地区，而没有能实现大规模的流动。农民军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流动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
但始终是流动作战，力量发展后有条件时，也不建立政权，那就是流寇主义。农民军，特别是李自成部并不是这样。崇祯十四年（1641年）后，当农民军已经壮大到了可以对抗官军的情况下，李自成适时地转变战略，为实现“据河洛，取天下”的战略目标，采取集中兵力，歼灭进剿之敌的作战方略。他率领农民军三围开封，五歼明军，斩杀3个总督，重创两支明军劲旅，从而迅速壮大了自己，为推翻明朝的黑暗统治，奠定了基础。从避实击虚，以走致敌到集中兵力，歼灭进剿之敌这种转变是有条件的。其条件就是自己的军队可以同敌人抗衡。没有这个条件，转变就会使自己失败；有了这个条件不转变，就会延缓胜利的到来。李自成都之所以在崇祯十四年（1641年）后发展那么迅速，原因之一就是适时地实行了这种战略转变；而张献忠在十四年后发展不快，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没有歼灭进剿之敌，依然是流动作战，甚至在建立政权之后，还来了两次大搬家。集中兵力，歼灭进剿之敌，这是以李自成为代表的农民军的第二阶段战略。
发动进攻，取关中，建基业，扩充实力，进占北京，这是李自成农民军第三阶段的战略。适时地转入这一战略，这是驾驭战争能力的表现；适时地实行这一战略，这是李自成农民军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内就推翻了明朝的黑暗的统治的重要原因。舍此战略，明朝就不会那么快的灭亡。
2、灵活的策略
明末农民大起义爆发之后，明朝统治者基本采取了剿抚兼施的两手。对付“剿”这一手，农民军实行了避实击虚，以走致敌的战略；对付“抚”这一手，农民起义领袖实行假投降，以摆脱自己的困境。崇祯六年（1633年）十一月，在北有明3万大军的压迫，南有滔滔黄河的阻拦，起义军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包括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在内的61名农民领袖表示向明廷投降。在明廷的一些官僚正在为招抚得逞而兴高采烈时，农民军渡过了黄河，摆脱了困境，在辽阔的中原大地开辟了新局面。崇祯七年（1634年）六月，在陈奇瑜大军的追逼下，农民军误入陕西栈道附近的绝境。李自成、张献忠又一次采取假投降的办法，使农民军数万人马走出绝境。崇祯十一年（1638年）四月和十一月，张献忠、罗汝才的分别受抚，也是利用假投降摆脱困境的表现。当然在明廷的招抚下，确有一些不坚定分子投降了敌人，甚至掉过头来，镇压农民起义军。但李自成等的“受抚”只不过是权宜之计，是将计就计，摆脱困境的灵活策略。这种策略在敌人强大，自己弱小的起义初期，确实起到了保存自己的作用。
3．因情措胜的多变战法
农民军在作战中，逐步学会依据不同的敌情条件，采取不同的有效战法。李自成从入河南至取北京的作战过程中，每战都有特点。例如，项城之战，采用的是声东击西，诱敌入伏的战法；襄城之战，则是出敌不意，突然袭击的战法；郏县之战，是以利诱敌，乘乱反击的战法；进军关中的潼关之战，采取迂回包围，前后夹击的战法；进军北京，则采取两路钳击，四面环攻的战法。张献忠取襄阳采取伪装骗敌，突然袭击的战法，等等。这些灵活多变的战法，使农民军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实行这些多变战法的前提在于了解敌情。农民军在作战过程中，注重敌情侦察和保守军事秘密。例如，李自成农民军在进攻北京之前，为了了解和掌握京师守备情况和朝廷谋议，“往往遣其徒辇重赀贾贩都市，又令充部院掾吏；探刺机密，朝廷有谋议，千里立驰报”①。这就为农民军适时定下攻打北京的决心提供了可靠的敌情根据。李自成还十分注意保守军队行动的秘密，展开反间谍的斗争。如在攻陷昌平以后，明朝曾派出间谍仓图侦察农民军动向，均被李自成一一截获，使明廷无法了解到农民军的真实情况，从而确保了进攻北京战役的顺利进行。这一点，就连明朝的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彼之情形在我如浓雾，而我之情形在彼如列炬”②。正是这种对敌情的了解和对己的隐蔽，才使农民军的各种战法奏效。
实行正确的政策以取得民众的拥护，适时整顿军队以建立勇敢善战的精锐之师，实行灵活的战略、策略和战法以消灭敌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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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夏燮：《明通鉴》卷九十，崇祯十七年三月乙巳。
②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九《孙传庭汝州大败》。
些就是明末农民大起义的主要经验。
三、最后失败的主要教训
李自成从指挥农民军攻占北京，推翻明王朝统治，到被迫退出北京，隐居幕后，农民军与南明联合，前后不过一年多时间。其失败之所以这样快，是有深刻原因的。其主要教训是：
（一）政治策略欠妥
李自成农民军反对明王朝统治的斗争是坚决的，但策略性不足。追赃助饷就是其具体表现之一。追赃助饷是农民军的主要财政来源，但实行得过急，追赃的面过宽。进入北京后，立即没收皇帝、太监以及一些作恶多端的大官僚的财产是完全应该的。但对一般的官僚，特别是对准备争取的官僚，在没有甄别的情况下完全可以暂时不动。这样有利消除某些人的疑虑，有利于政权的稳定，有利于争取一些官僚倒向农民军一边。但农民军没有这样做。在京的官僚几乎无例外的要输饷，多者10万，少者也以千计，而且行之甚急。一时之间，使这些本持反对或怀疑态度的人，更加坚定地倒向反对农民军一边。不仅在北京，在黄河下游广大地区都实行这项政策，从而造成了树敌过多的后果。吴三桂降而复叛，使满、汉地主阶级联合，就与这一政策有关。这不能说不是农民军在策略上的一个重大失误。
（二）不善于网罗、培养人才
李自成农民军长期不注重网罗有政治经验、有战略头脑的人才。崇祯十四年（1641年）后，虽然吸收了一些知识分子，但数量很少。进入北京后，三品以上的官僚除侯恂外全部摒弃，即使任用一些三品以下的官僚，也没有认真征询他们对治国、治军的意见。实际这些官僚有着较丰富的政治经验，其中不乏治国、治军的人才。但李自成没有注意吸收已往的经验，也没有注意网罗这些人才。
在农民军内部也没有注意发现、选拔和培养一批能统军、治国独当一面的人才。缺乏独当一面的人才，使已夺取的广大地区难以形成强有力的政权；众多军队没有战区统帅，没有既能相对独立进行战守，又能互为支援的大将，从而也就没有形成几大支柱力量，来巩固和发展胜利。基本上是李自成亲自集中统帅着几十万、上百万大军在一个方面作战，一旦受挫，别无支援，形成一柱倾而大厦倒的局面。事实上，李自成军中不乏具有军政头脑的人才，如后来的李过、高一功、郝摇旗等都坚持独立抗清，惜未能及早发现和大胆使用。
在十几年的战争中没有形成一个人才济济的稳固的领导集团，在进入北京后，也没有注意网罗人才，这与元末农民大起义的朱元璋相差甚远，是其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三）农民军内部矛盾重重，不能团结对敌
这是导致明末农民起义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农民军内部矛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李自成领导集团内部的矛盾。农民军进入北京后，李自成领导集团主要成员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不仅滋长了轻敌麻痹思想，而且开始了争夺权利的斗争。牛金星等贪权跋扈，凭空捏造李岩“欲反”。李自成不分是非杀害李岩，这无疑给农民军的团结和战斗力造成重大损失。二是李自成同张献忠等其他农民领袖的矛盾。李自成杀害罗汝才、革里眼等，使其旧部离心，逃散或投降敌人。特别是李自成同张献忠的矛盾，使两支农民军不能团结对敌。李、张矛盾由来已久。李自成夺取北京后，派遣马科率兵进攻川北，被张献忠所部击败，这就进一步加深了两支农民军的矛盾。如果大顺和大西两个政权能够紧密配合，互相支援，把四川、陕西、山西连成一片，共同抗击主要敌人，尽管农民军当时处于战略防御态势，仍然是大有可为的，至少可以给满、汉地主阶级联军以严重打击，延缓农民军失败的进程。李、张的矛盾和斗争，分散和削弱了农民军的力量。清军正是利用农民军这一弱点，才将两支农民军先后各个击败的。
（四）战略战术失误
缺乏战略远见，战略指挥失着，这是李自成农民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李自成在取得陕西之后，农民军面临着推翻明王朝，夺取全国统治权的大好形势。明朝必被推翻，已成定局。但全国统治权究竟最后落于谁手，尚待斗争的进一步发展。因为，就在农民军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雄踞辽东的清廷正在注视着中原的变化，跃跃欲试要入主中原，这就意味着农民军要夺取全国政权不仅要同明朝的势力进行斗争，还要同清军进行角逐。但是，李自成等起义军领袖们没有看到这一点，对夺取全国统治权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缺乏深谋远虑的认识。清廷给他写信也没有引起他的警觉。在攻占北京之后，也没有积极地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采取措旋加以巩固，却把主要精力用于追赃助饷和准备登极方面。对山海关这个战略要地，没有派得力的将领和重兵去占领，只把注意力放在招降吴三桂方面，且对吴三桂可能降清缺乏应有的警惕和准备。以致在吴三桂降清并联合清军进攻时，农民军仓皇失措。由于准备不足，指挥失当，山海关一战，不但未能消灭吴三桂军，反而遭到清军突袭，全军溃败，士气大挫，导致一败再败，直至最后失败。
在战法上，农民军长于进攻和野战，而短于防御和城守，这是导致农民军后期军事失利以致失败的重要原因。李自成军在作战上是以“善攻”而著称于当时的。这一点，就连封建社会的史学家都是充分肯定的。但是，战争有攻有防。只有既善于进攻和野战，又善于防御和城守，才能在复杂多变的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李自成农民军在取得了广大地区，建立了政权之后，没有注意防御和城守，尤其在攻占北京之后，完全忽视了这一点。所以在清军的进攻下，百万农民大军竟猝不及防地退出北京，形势急转直下。直至最后失败，农民军都没有在防御作战中给清军以有力打击。
（五）没有建立较巩固的根据地
无论是李自成，还是张献忠，都不懂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对农民战争的重要性。李自成虽然有在关中“建立基业”的思想，但未切实施行，没有加强地方政权建设，大力发展生产，把陕西建成有群众基础的稳固的后方。后来农民军每攻占一地，派往管辖地方的官吏，也多为明朝的降官降将。农民军的领袖们没有一个是善于管理地方事务的官员。他们善于破坏旧的封建制度，却不善于建立新的制度。因此，在满、汉地主阶级联合进攻下，李自成既不能在陕西站稳脚跟，也不能得到各地援助。相反，许多委派到各地的降官降将纷纷叛变，并与地主豪绅相勾结，乘机向农民军大肆反扑。李自成虽有百万大军，但没有一个巩固的根据地，在被迫撤离北京后，陷于无处可立足的危险境地，从陕西流动到湖北，最后禅隐于石门。
在政治上，不注意农民军的内部团结和争取同盟者，不注意网罗人才；在军事上，不注意建立稳固的后方和缺乏长远的战争打算。这一切就使得农民军在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进攻下，迅速走向失败。其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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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农民大起义在崇祯十四年(1641年)后，高潮迅速到来，但在李自成占领北京后，在满、汉地主阶级联合进攻下，又迅速走向失败。这中间经验是丰富的，教训也是深刻的。
明末腐朽黑暗的反动统治，使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农民群众不得不起来坚决斗争口在经过多次曲折之后，锻炼出一支颇有战斗力的军队，也锤炼出指挥这支军队、驾驭战争的统帅，提出了明确的战略目标，实行了颇得民心的政策，从而使农民起义像汹涌澎湃的江河，荡涤着中原大地，势不可挡，摧毁了反动统治的大厦，建立了自己的政权。
但农民军在三股势力——农民军、明朝和清朝并存的情况下，缺乏正确的分析和政策。他们目光短浅，只看到了压迫自己的明朝统治者，而没有看到正在崛起的满洲贵族，既没有很好地利用清军打击明朝时给自己提供的良好发展机遇，更没有警惕清廷将来对自己的巨大威胁。他们在夺取政权的时候，没有充分认识到下一步如何巩固自己的政权，在政治、军事上出现了不少失误，以致已取得的政权迅速被他人夺去。尽管如此，农民起义对历史起的伟大的推动作用，是不可抹煞的，这种作用不能因其失败而有所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