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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孙承宗、袁崇焕的卫辽思想

作者:范中义 当前章节:9030 字 更新时间:2026-6-13 09:50

一、孙承宗的卫辽固京思想

(一)孙承宗经略辽东

  孙承宗(1563~1638),字稚绳,高阳(今属河北)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中进士,授编修。熹宗即位,以左庶子充日讲官,深得熹宗赏识。早在读书期间,他就留心边防,晓畅边事。王化贞广宁败后,辽东形势趋紧,遂任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掌部事。兵部尚书王在晋代熊廷弼为辽东经略,欲守山海关以卫京师,在山海关外八里铺(在山海关东北8里)筑重城,以4万人防守。袁崇焕、沈綮、孙元化等反对这样做。事情反映到首辅叶向高那里。叶向高认为不了解情况,难以决定,孙承宗于是自请巡视辽东,自行断决。孙承宗察看了辽东形势,决定守关外。当时监军袁鸣泰主张守觉华岛(今辽宁兴城东南菊花岛),袁崇焕主张守宁远(今辽宁兴城),王在晋认为不可,主张守中前所(今辽宁绥中西南前所)。孙承宗认为应守宁远,而以觉华岛为犄角,力图说服王在晋。但王在晋不听,于是孙承宗面奏王在晋不足用,改王在晋为南京兵部尚书。王在晋去职后,孙承宗自请督师。天启二年(1622年)八月,孙承宗以原官督理山海关及蓟、辽、天津、登、莱军务。

 孙承宗任职后,部署军队,安插辽民,兵进宁远筑城,继而进兵锦州。在他督理蓟辽等处军务的四年时间里,“复地则四卫四所,四十余堡,四百三十里。兵民则辽人三十余万,辽兵三万,骑兵万二千五百,水营五,车营十二,前锋营三,后劲营五,弓弩火炮手五万,兴举文武官生及医药赈给可三万有奇。军实则船六百,轻车千,偏厢车千五百,马驼牛骡六万,官民庐舍五万,屯田五千顷有余,甲胄、器仗、弓矢、火药、蔺石、渠答、卤盾合之数百余万。当时我之良士选卒已依锦水闾山,而虏窥我颜行,退河东七百里,更以我间屠城赭地日掠东江西部,而终予之任未敢过河;即西虏旧如孤犊触乳,亦安于密蠡,未敢阑入。”①辽东的形势出现了转机。正当孙承宗欲大举复辽之时,由于宦官魏忠贤和某些奸官的诬陷,他不得不辞职。天启五年(1625年)十月,孙承宗去职,兵部尚书高第经略辽东。高第一上任就下令撤掉锦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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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孙承宗:《督理事宜序》,载《乾坤正气集》卷五百七十。

等要点守备,“尽驱屯兵入关,委弃米粟十余万”,致使“民怨而军益不振”①。他还打算撤掉宁远、前屯(在今辽宁绥中西南)二城守备,由于袁崇焕坚持反对才没有实现。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袁崇焕取得了宁远大捷,并进一步恢复了锦州等地的防守。天启七年(1627年)五月又取得了宁锦大捷,宁锦防线是牢固的。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后金军绕道入大安口(在今河北遵化西北),取遵化,进逼京城。明廷再次诏孙承宗以原职守通州。他调兵遣将援助京师,即而收复关内失地,逐后金军出关。四年(1631年)引疾回家。十一年(1638年),清兵再次入关,攻高阳。孙承宗率家人抵御,城破,被缢死。

(二)卫辽固京战略

孙承宗经略辽东成绩是显著的。其所以如此,就在于他的战略思想是正确的。他的战略思想概括起来就是守榆关(今山海关)必守辽左,守辽左必守觉华、宁远;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且屯且筑,修守修备,逐步推进。

1、守榆关必守辽左,守辽左必守觉华、宁远

 孙承宗认为:“方今关门于辽左,特隔一垣;而神京去关门七百里,非有名山、大川之限。是天下安危,系于一垣。即有沉雄之将,骁捷之兵,尚是以人为金汤。而况将不必沉雄,兵不必骁捷,何能倚金汤于人?”②仅仅依靠山海关一垣是不可能保证京师安全的。他反对在山海关外的八里铺筑重墙,用4万人防守的主张。他问王在晋:“八里铺城筑好之后,是不是就把守山海关的四万人移守八里铺呢?”王在晋说:“不是,要另派兵。”“那么八里内就有守兵八万了。新城的背后就是旧城,旧城外的品坑、地雷是为敌人设的,还是为防守新城的士兵设的?新城如果守得住,那么还设旧城干什么,新城如果守不住,守城的士兵是让他们进关,还是委弃给敌人?”王在晋说:“关外有三道关,可以让守新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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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史》卷二百五十九《袁崇焕传》。

②《明熹宗实录》卷四十,天启三年闰十月丁亥。

士兵进来。”孙承宗说:“如果这样,敌人一到,守新城的士兵就可以逃到关内,设重关何用?”王在晋说:“将建三寨于山上,以接待溃败的士兵。”孙承宗说:“兵未溃而筑寨以待之,是教之溃也。且溃兵可入,敌亦可尾之入。今不为恢复计,画关而守,将尽撤藩篱,日罔堂奥,畿东其有宁宇乎?”①他认为,要保证京师安全就必须守辽左,而守辽左就必须守觉华、宁远。因为“失辽左必不能守榆关,失觉华、宁远必不能守辽左”②。守宁远而以觉华为犄角,敌攻宁远,则宁远之兵击其首,觉华之兵旁出三岔,烧其浮桥,绕其后,使其腹背受敌,鲜有不败者。如果他绕过宁远,直攻山海,那么也将陷入前有坚城,后有劲兵的不利境地;如果他从海上进兵,觉华岛和望海台的水兵,将遏住他的进兵路径,同样不能得逞。而且宁远离山海关200余里,守宁远,山海关成为重关,京师距敌千里之外,也更加安全。还有更深远的意义。据守宁远“则内联关卫,外呼鲜人,便可雄视河东”③。孙承宗的意图是,毛文龙联络朝鲜,从皮岛(今朝鲜铁山南海中椴岛)掩袭镇江(在今丹东北),沈有容从皇城岛(今庙岛列岛的北隍城岛)掩袭旅顺四卫之南,觉华岛之兵图四卫之北,使敌多处分兵,然后陆路并力进兵,水陆配合,奇正并用,以逐渐恢复辽东。如果不守觉华、宁远,而守山海,一是内备浅薄,离京师太近;一是敌可从海路绕过山海,直接进攻内地,京师受到威胁。而且守山海之兵多为从外地调来的客兵,“凡客兵利速战,主兵利久守”,“以速战之备,为久守之谋,欲进则不足,久守则必变”④,不仅不能长久地防守山海,阻止努尔哈赤进攻的势头,而且可能引起变故,影响天下的安危。守山海,即使关外不为努尔哈赤所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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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四十七上《孙公行状》;《明史》卷二百五十《孙承宗传》。

②《明熹宗实录》卷四十,天启三年闰十月丁亥。

③《明熹宗实录》卷三十三,天启三年四月己卯。

④《明熹宗实录》(梁本)卷三十九,天启四年二月丁亥。

为西部蒙古族据为瓯脱,使安抚蒙古族在关内,关外同样受到危害,就安抚蒙古来讲,也要充实关外的防守。因此孙承宗坚持主张“守不在关外不守,战不在关外不战,款不在关外不款”①,就是要在关外建立一道保卫京师的防线。

孙承宗这一防御思想是正确的。他比王在晋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建立起有一定纵深的防线,使防御更加有效;其高明之处还在于可以以这一防线为基础,逐渐推进,恢复辽东。这样不仅京师的安全有保证,而且辽东的收复有了希望,是一个可攻可守的战略。他的防御思想还照顾到了方方面面,既能防范主要敌人努尔哈赤,又能安抚蒙古族,还能安插辽民。

2、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

 孙承宗认为,卫京师必守辽左,而守辽左必用辽人。他说:“凡客兵利速战,主兵利久守。”②辽人守关内是客兵,而辽人守关外则是主兵,利于久守。不仅如此,当时的情况也确实需要用辽人。广宁失守之后,辽民流离失所,有流入关内玉田、丰润的,用牛车载着妇幼,东游西荡,呼号于道路;有在山海关一带的,以片席为窝棚,生活无着落;还有浪入山寨等待救援的。安插这些人是一大难题。如果把他们安排到内地,无地可耕,无屋可居,日久变生;只有把他们安排到辽东才有可耕之地,可居之屋,且可以择其身体强壮者为兵,卫土保家。他们也留恋故土,欲复失地。如果把他们安排在故土上,筑城屯田,全其家口,安其生计,敌人来犯,他们心坚敢死,气励无生,会同敌决以死战。因此,孙承宗决定“从辽人之便,西入者安插前屯,东来者安插宁远,二百里两卫三所,边腹二十七堡,兵民可十余万,城必不可不修,田必不可不屯,又为掘煤、煮盐,请修边垣,日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③。孙承宗这一“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政策,顺乎辽人之心,合乎战守原则,既有利于安插辽人,稳定社会,又有利于辽左的防守,是利国利民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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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孙承宗:《高阳集》卷十九《又启叶首揆》。

 3、且筑且屯,修守修备,逐步推进

孙承宗不仅主张守,而且主张待机而进,恢复整个辽东。他说:“机会适合,工力既备,静则为守,动则为进取。此似不必讳言而予人以罪案,辄曰:‘此人要恢复。’夫恢复自是兵家事,独事机未到则不可,岂得讳言?”①“静则为守,动则为进取”就是孙承宗的复辽战略思想。他认为,“战守原为一事,未有能守而不能战者”②。因此,他是以守为战,逐步推进。他说:“待前屯既备,便可以备前屯者备宁远。盖前屯备而关城安,宁远备而前屯益安。”③并说:“我太祖高皇帝平定辽东,初则以叶、马两将从登莱入金州,其初亦惟完城、缮兵、屯田、兴学,后遂以守为战。”④就是采取这种“且屯且筑,修守修备”⑤,逐步推进的战略。孙承宗这种战略实施的结果,是在他任职不到‘4年的时间里,复地4卫4所,40余堡,430里。

守辽左卫京师,以辽人守辽土,逐步推进,是一完整战略思想。它是守战结合,保卫占有地域和恢复失地结合起来的积极防御战略。这一战略实施的结果,恢复了400余里土地,建立了宁锦防线的雏形。孙承宗去职之后,袁崇焕继承他的防御思想,建立了宁锦防线,直至明亡。

二、袁崇焕的卫辽复辽思想

 袁崇焕(1584~1630),字元素,号自如,藤县(今属广西)人⑥,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任邵武县知县的袁崇焕循例进京朝见。他单骑出阅关内外,自请“予我军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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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孙承宗:《高阳集》卷二十《答张屯院御汝懋》。

②孙承宗:《车营百八扣说·其一》。

③④《明熹宗实录》卷四十,天启三年闰十月丁亥。

⑤孙承宗:《高阳集》卷二十《柬田少保亲丈儆弦》。

⑥袁崇焕祖籍广东东莞,祖父迁至广西藤县。

钱谷,我一人足守此(指山海关)”①,被破格提升为兵部职方司主事,不久又擢为佥事,监关外军。他力主守宁远,修筑城池,善抚将士,于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取得宁远大捷,升为右佥都御史,寻即为辽东巡抚,天启七年,又取得了宁锦之战的胜利。崇祯元年(1628年),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登、莱、天津,二年,又挫败了皇太极对京师的进逼,但被陷害磔杀。他战功卓著,勘称明末的杰出将领。袁崇焕之所以能取得卫辽御金作战的胜利,首先就在于他的战略指导思想是正确的。他继承了徐光启、熊廷弼、孙承宗的军事思想,并在实践中有所发挥。

(一)卫辽复辽战略

 熊廷弼曾提出“以守为本”,“先守而后战”,“以守为战是为真战”,“以守为款是为真款”的战略思想。袁崇焕继承了这种思想。他提出“主守而后战”②,“守为正著,战为奇著,款为旁著,以实不以虚,以渐不以骤”③的战略思想,并付诸实践。“主守而后战”,就要“多备火器,添买战马,乘险而呃其死命”④,“坚壁清野以为体,乘间击惰以为用”⑤。“彼远来利速战,臣只死守,令进不得战以困之,惟困之乃得图之。盖不贪功便无由致败,若贪一击之利,则从前之祸立见。”⑥由此可见,袁崇焕主守有四个条件:一多备火器,以优势火器打击敌人;二据险以守,即凭借坚固城池,阻敌前进;三坚壁清野,使敌无所掠;四死守,与城池共存亡。这似乎是消极防守,但实则不然。第一,在当时的形势下,这是一种有效的防守。因为后金军多精锐骑兵,训练有素,利于驰突,而明军缺乏训练,少精骑悍勇之士,不善野战,只有凭借城池才能有效地抵御敌骑兵的进攻;明军火器占有优势,凭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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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史》卷二百五十九《袁崇焕传》。

②真逸:《明季东莞五忠传》卷上《袁崇焕》。

③《明熹宗实录》卷八四,天启七年五月庚辰。

④《明熹宗实录》卷八四,天启七年五月戊辰。

⑤⑥《明熹宗实录》卷七十五,天启六年八月丁巳。

城池可以充分发挥火器的威力,使敌顿兵于坚城之下,欲攻不能,久围自困。第二,主守不是单纯守,而是主守而后战,当敌疲困后退时,乘间击惰,给予杀伤。因此这种以守为主,战守交替使用的战略是积极的。熊廷弼也主张先守而后战,但缺乏死守这一着,沈阳的失陷就失在少这一着上,而这一着正是袁崇焕根据当时敌我形势对守的发挥。

袁崇焕以“款为旁著”,实际他是以款来固守。他说:“锦州三城若成,有进无退,全辽即在目中。乘彼有事东江,且以款之说缓之,而刻日修筑,令彼掩耳不及。待彼警觉,而我险以成。三城成,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重障万全。此时,夷即来说款,而我更加重矣。”①又说:“夫筑锦、凌二城,秋而毕矣,收稼深秋,我城坐以待虏。乃以一东江之故,即声于河以挑之,何如假一款字以缓之?”②这是以款来赢得时间,修筑城池,加强守备。这又与熊廷弼乘款修守思想如出一辙。

“主守而后战”,“守为正著,战为奇著,款为旁著”,这就是袁崇焕卫辽的基本战略和守、战、款三者之间的关系。守是基本的,以守挫败进攻之敌,以守赢得战的机会;守而后战,守战交替,且守且战;款是辅助的,以款来增强守的能力。

 主守而后战是积极防御战略,也含有复辽之义。徐光启为了恢复明实际控制疆域曾提出要害筑城,且耕且战,逐步推进的战略。孙承宗提出了且屯且筑,修守修备,逐步推进的战略,袁崇焕结合当时辽东的形势,继承了这些战略思想并有所发挥。他说:“既复之地便当随地分认,设立专官;未复之地宜分头探哨,渐图恢复。……逐堡修理,计地授田,哨探远而烽堠明,地日辟而饷日减。明年复几城,又具题分信,逐步而前,更迭进取。战则一城援一城,守则一节顶一节,步步活掉,处处坚牢。”③又说:“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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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七,天启七年四月,转引自《袁崇焕资料集录》上册,第250、251页。

③《明熹宗实录》卷七十,天启六年四月丁亥。

皇上以关外、关内分属,责有专司,以辽人守辽土,兵马钱粮注为定额,且守且战,且筑且屯。抚西虏以拒夷,屯种之所入可以渐减海运大段。坚壁清野以为体,乘间击惰以为用。战则不足,守则有余。守即有余,战无不足,不必侈言恢复而辽无不复矣。”①由此可见,袁崇焕的复辽战略就是筑城以守,以守卫屯,以守挫敌,逐步推进,逐步巩固的战略。这一战略是孙承宗复辽战略的继续和发展,比孙承宗更具体。他与徐光启战略不同点在于徐光启是战而后守,他则是守而后战。这是因为当时辽东的形势与徐光启提出的战略时相比更加恶劣的缘故。这正体现出一个军事家根据不同的形势对战守筑屯的恢复战略的灵活运用。袁崇焕更可贵之处还在于他不仅提出了这个战略,而且把它付诸实施,收到了效果。

(二)卫辽复辽的战略措施

 孙承宗提出了“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战略措施,袁崇焕进一步阐发了这一思想并把它付诸实施。他总结了过去各地调兵守辽东的教训,指出“兵必不可再调,即调亦未必有济”②。不但无用,而且有害,既有害于被调兵的原地,也有害于辽东。他建议把调来的各地兵尽数撤回,以辽人补充,“一以免省直各镇征调之累,一以坚辽人效死之心”③,一举两得。有兵无饷,兵不能久。辽东兵的粮饷要靠内地转输,截天津的漕运,不仅给内地加重负担,而且往往使辽东有无粮之忧,要固守辽东必须解决粮食问题。袁崇焕一再强调以辽人屯田,即“以辽土养辽人”的主张,指出屯田有“七便”,不屯田有“七不便”。只有屯田,才能解决粮饷供应,使辽东粮草充裕,成为一富镇,稳定军心,安定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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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熹宗实录》卷七十五,天启六年八月丁巳。

②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三十四,天启七年五月,转引自《袁崇焕资料集录》上册,第268页。

③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三十二,天启六年十一月,转引自《袁崇焕资料集录》上册,第262页。

有利于军队建设,有利于坚定固守的信念,有利于逐步恢复辽东。因此,“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是实现主守而后战,且守且前,卫辽复辽的根本战略措施。

(三)守城战术

徐光启根据火器,特别是西洋大炮的使用,提出了婴城自守的守城战术。袁崇焕接受了这种思想,他说:“虏利野战,惟有凭坚城以用大炮一著。”①为了运用这一战术,袁崇焕十分注意修筑城池。他修筑了宁远,以后又组织修筑了锦州等城堡。这方面袁崇焕的最大贡献是实践。徐光启提出了这一战术,也为实践这一战术作了很大努力,但终没有变成现实。袁崇焕则把它付诸实施,并取得了成功。他凭借宁远孤城和大炮打退了努尔哈赤五六万大军的进攻,取得了同后金军作战以来的最大胜利。

袁崇焕的另一贡献是把凭城死守同卫辽复辽的战略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说:“彼之远来,利速战;能战之兵,又利在得战。臣只一味死守,令至无得而与我战,便自困之;困之惟(当为惟困之),乃得而图之。”②凭坚城用大炮进行死守,充分发挥自己坚城大炮的优势,减杀了敌人利速战、能战之兵的优势,并使其转入疲困的劣势,这正是以己之长击敌之短。以己之长击敌之短是用兵的一般原则。袁崇焕正确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灵活地运用了这一原则。而这一战术的运用不仅仅是保住城池,又是图敌、进取的契机,把守城战术和复辽战略联系在一起,使它具有了战略地位。袁崇焕继承了前人凭城固守的思想,又把它和战略联系在一起,找到了卫辽复辽的途径,这又是他的高明之处。

 袁崇焕是一位杰出的将领,也是一位军事家。他的贡献是继承并发展了前人卫辽复辽思想,形成了主守而后战,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凭坚城用大炮这一互相联系完整的思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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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熹宗实录》卷七十九,天启六年十二月庚申。

②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三十一,天启六年八月;《明熹宗实录》卷七十五,天启六年八月丁巳。

的贡献还在于把这一思想付诸实践,取得宁远和宁锦保卫战的胜利,建立了敌人难以逾越的宁锦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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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末到明末这段历史时期,由于西方文化的传人,火器的发展,边防斗争的激烈,使军事思想有了一些发展和变化,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边海防思想的变化和发展。边防,在外示羁縻,内修战守思想的基础上,如敌内犯,提出了能守,能战,能大战的思想,表现了一定进取性;如敌和好,提出了“化之”使其“类我”的思想,形成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整个战略。海防,提出了“来市则予之,来寇则歼之”,“除盗不除商”,通过通商达到靖倭、知倭、制倭、谋倭的思想,反映出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对外的开放性。

二是稳步恢复和稳步发展的战略。在边防上,明廷一些求进取的人物提出了稳步恢复的战略,即以城堡为依托,且耕且战,或且守且战,且筑且屯,逐步推进,恢复故土的战略。后金则提出充分准备,斫枝伐木,逐步推进、逐步发展的战略。两种战略表现形式不同而实质都是稳步地扩展自己的地盘。这就形成了激烈的争夺。在争夺中,欲恢复的明廷失败了。其失败的原因不是战略的错误,而是由于政治的腐败,使这一战略不能认真的始终如一的执行。

三是守城战术的变化。火器威力的增强,使守城战术发生了变化,提出了修附城敌台,婴城自守,或凭坚城用大炮的守城战术,并把这一战术同逐步恢复的战略联系在一起,使这一战术具有战略性的地位。后金火器较少,但它依靠能战之兵也提出了“坚备城郭,守于城上”,“据城待敌”的守城战术。总之都主张婴城自守。

四是坚甲利器,实选实练的治军思想。军事技术的进步和面对训练有素的强敌,明廷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坚甲利器,实选实练的思想。强调要采用西方先进的火器,要尽如彼法制造,要建造与西方火器相配套的装备和设施(战车和敌台),促进了武器装备的改善。选兵要选勇力捷技之人,比过去更全面,标准更高;练兵除循序渐进的练兵方法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把技艺练得好坏同升官晋级联系起来。

这一时期军事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有的还是对封建的传统观念的冲击,露出了新的曙光。

后 记

《明代军事史》是国家“七五”规划重点课题——《中国军事通史》的组成部分之一,是在《中国军事通史》编委会组织领导下编写的。全书共4编25章。第一~十章由王兆春撰写;绪论、十四~二十一章和二十五章由范中义撰写;十一~十三章、二十二~二十四章分别由冯东礼、张文才撰写初稿,范中义修改;全书由范中义统稿。

在本书的评审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和近代史所的王其榘、刘重日、张显清、张德信、周绍泉、林金树研究员,李济贤、商传副研究员,对书稿结构、内容观点、所用史料及文字斟酌都提出了宝贵意见。值此本书付梓之际,我们深表谢忱。

在编写过程中,编委会副主任谢国良、梁巨祥、吴如嵩对编写提纲、编写内容进行了审修,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本书编写虽历经11个春秋,但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难免有这样那样缺陷乃至错误,敬请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作 者

1995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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