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孙承宗的卫辽固京思想
二、袁崇焕的卫辽复辽思想
后记
书末附图：
22．王江泾大捷作战示意图
23．台州之战作战经过示意图
24．横屿之战作战经过示意图
25．平海卫大捷作战经过示意图
26．仙游之战作战经过示意图
27．南澳之战作战经过示意图
28．平壤之战作战经过示意图
29．蔚山之战作战经过示意图
30．明军四路进兵及露梁海战经过示意图
31．萨尔浒之战作战经过示意图
32．宁远之战作战经过示意图
33．宁锦之战作战经过示意图
34．锦州、松山之战作战经过示意图
35．李自成中原五歼明军作战经过示意图
36．大破孙传庭郏县之战作战经过示意图
37．李自成攻占北京之战迸军路线示意图
38．湘赣之战作战经过示意图
39．张献忠西取四川作战经过示意图
40．山海关之战作战经过示意图
绪 论
《明代军事史》是《中国军事通史》的一部分，上起朱元璋参加元末农民大起义，下至明朝灭亡。这样上与《元代军事史》，下与《清代军事史》相互衔接，避免不必要的重复。
明代270余年军事发展的基本脉络、军事技术、军制、战争、边海防战略、军事思想等，皆为《明代军事史》中的重大问题，这里对其先做一概要论述。
一、明代军事史的分期
“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做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①明代军事作为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事物，同样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依据其不同的发展阶段，明代的军事历史可以分成不同的发展时期。
（一）分期的标准
军事无非分成两大部分，即武装力量的建设和武装力量的使用。武装力量的建设是指武器装备的建造改进和使用武器的人的选拔、编组、培养、训练。武装力量的使用主要是指对敌作战，即战争中战略、战术等运用及国防部署。
军事史就是武装力量建设和武装力量使用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因此军事史的分期标准主要是：
1、武器装备的明显改进。武器装备在一定程度上是衡量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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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9页。
力的依据。虽然决定战争的是人不是物，但在相同人的手中，不同的武器可以产生不同的战斗力。武器装备的改善为提高战斗力提供了物质基础，是军事发展的重要因素。
2、军队的数量和质量的突出变化。这种变化显示军队建设的发展程度和水平。
3、编制体制的重大变化。军队组织编制的变化往往具有时代性的、阶段性的特点。
4、影响历史进程的重要战争。战争集中体现了军事思想、谋略、战法、指挥艺术的运用状况，是军事发展变化的标志。
以上是划分军事史不同时期的主要标准。这些标准并没有忽视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状况对军事的重大影响，恰恰相反，是与这些因素紧密相关的。
（二）明代军事发展的四个时期
根据上述标准，明代军事史可分为四个时期：朱元璋参加农民起义至宣德年间（1352～1435年）为开创和强盛时期；正统至正德年间(1436～1521年)为停滞和削弱时期；嘉靖至万历年间（1522～1620年）为变革和发展时期；夫启至崇祯年间(1621～1644年)为衰弱和败亡时期。
开创和强盛时期。军事上有如下特点：
1、创建军队。朱元璋参加农民起义后，军队不断发展壮大，进行了一系列胜利的战争，终于灭亡元朝，建立明朝。
2、创建、改革军事制度。明王朝建立后，建立一套军事制度。这些制度包括军队编制体制的卫所制、后勤供应的军屯制、军事通讯和军事交通的驿站制以及军事训练、兵员清勾制度等。
3、武器装备有较大发展。特别是火器不仅制造的数量大，而且质量也有较大提高，舰船制造、军马饲养、军事筑城等也有较大发展。
4、初步建立边海防防御体系。海防既防敌于海，也防敌于陆。边防既注意派大将（或诸王），驻重兵，建立防御工事，也注意建立羁縻卫所，以为外藩。
5、军事力量强大。中央有战略机动部队——京营，各地有能防守一方的都司卫所。朱元璋时攻下四川，平定云南，迫降辽东，严重打击残元势力，完成统一全国的大业。朱棣和朱瞻基时，五征漠北，三扫“虏”庭，七下西洋，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都司，扩大了国土疆域，增强了国际地位。综观有明一代，这一时期的军事力量最为强盛。
削弱和停滞时期。正统至正德年间，土地开始高度集中，皇帝昏庸，奸佞当国，政治逐渐腐败，国力下降。在这种形势下，军事力量较前一时期逐渐削弱，其主要表现为：
1、武器没有明显发展。尽管朝廷在镇压刘六、杨虎等农民起义时曾使用过水老鸭这种新式武器，正德末年佛郎机也开始传入中国，但纵观这一时期80余年中，武器的发展基本呈停滞状态。
2、卫所制逐渐破坏，军卒逃亡严重。正统末军卒逃亡达160余万。京营在弘治年间缺额已达12万余。正德时，京营“按籍三十八万有奇，而存者不及十四万”①，缺额达24万以上。在卫所制逐渐破坏的情况下，边海防也逐渐削弱。
3、官军作战失利。“土木之役”明50万大军覆没。京军受到毁灭性打击，英宗被俘。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官军已失去往日的雄风。
变革和发展时期。嘉靖至万历年间是大明帝国不平凡的时期。经济有所发展，商品经济比较活跃。皇帝昏庸，内阁权重。边海防斗争激烈复杂。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东渐。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内外环境下，一些政治家、军事家和有志于挽救国家民族者奋起图强，推动了这一时期军事的变革和发展，从而形成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综观这一时期军事上发展变革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武器装备有较大发展。引人注目的是，火器的发展跃上一个新的台阶，种类之繁多，制造之精巧，使用之广泛是以前历朝历代无法比拟的。明军使用的兵器已从冷兵器为主转变到以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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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史》卷八十九《兵志一》。
为主的时代。舰船更适于航海。战车广泛装备部队。这些使明军的武器装备达到一个新的水平，提高了战斗力。
2、军制有重大变革。嘉靖至万历年间，明军的士兵来源、军队的编制体制、武器配备均发生了重大变革。明军过去是由单一的世袭军卒组成的，而这时主要是由招募的士兵和佥派的民壮组成的，世袭军卒已不占主导地位。明军的编制已由过去卫所制演变成营哨制。卫所尽管依然存在，但已不是管理军队的实体。这些有利于提高部队战斗力。
3、边海防形成了新的防区和新的领导体制。嘉靖至万历年间，改变了洪武年间诸王统领都司、卫所戍边的体制，形成了九边重镇三大防区，总督统领总兵、参将、游击将军等的防御体制。海防实行一省设几个防区，比过去一卫一所的防区扩大了，联省设总督、总兵，下辖几个防区，便于协同对敌，加强了沿海防务的整体性。无论是边防还是海防，都改变了过去都司、卫所的防御体制，形成分区设防随时可对敌作战的新体制。
4、赢得了军事斗争的胜利。在边海防斗争中，尽管明军作战受过不少挫折，北部疆域和东南沿海的民众也遭受不少灾难，但终于在东南沿海平息了倭患，在北部疆域赢来了和平，在援朝抗倭战争中，粉碎了日本侵略者占领朝鲜进而进攻中国的图谋。
5、兵书大量涌现，军事思想有较大发展。现存明代兵书比我国古代任何一个朝代都多，而嘉靖至万历年间成书的明代兵书数量最多，价值甚大。这些兵书涉及军事领域范围广，阐述深刻，时代特征突出，是古代兵学发展的一个高潮。
因此，从武器装备、军事制度、边防海防、军事思想及实战情况来看，嘉靖至万历年间是明代军事的变革和发展时期。
衰弱和败亡时期。万历中期以后，神宗不理朝政，搜刮民财，挥霍奢靡，浪费无度；吏风贪黩，贿赂公行，卖官鬻爵，肆无忌惮；朝士分党，竞立门户，排挤东林党人，社会革新无望。泰昌、天启、崇祯年间，政治更加腐败，宦官专权，擅作威福，内阁不稳，社会动荡；土地高度集中，封建剥削十分严重；东北后金日趋强大，内地阶级矛盾更加激化，农民起义烈火遍地燃烧，整个社会处于大动荡之中。在这种形势下，尽管一些有志之士力图挽救明朝的危亡，增强军事实力，但多方掣肘，无济于事，直至明亡。其军事衰弱主要标志有二：
其一是军队日益衰弱。京军，嘉靖年间尚有26万，天启年间已不足9万，到了崇祯年间只剩下5万，而李自成农民军进攻北京时，守城者仅有内操军3000人。内地的卫所军，万历末年，有的地区只剩1/5。边海防军，同样衰弱不堪。辽东明初有军12万余，嘉靖年间尚有近9万，万历末只剩6万。天津万历二十年（1592年）驻军2万余，到天启四年（1624年）只剩2500人。军队不仅数量锐减，素质尤其低下。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辽东军及各地的援辽军加在一起，有8万之多，但真正能作战的，只有1.5万余人。嘉靖年间，因卫所军不堪战守而募兵。这时募兵衰落，素质低下，或逃跑、哗变，或望敌先怯，闻警则溃，举天下之兵，不足以任战守。
其二是屡战屡败。明军同后金军作战，萨尔浒一战，8万余人损失一半；松山之战，明10万大军，损失也在半数以上。明军同农民军作战败多胜少。农民军起义之初，分散而弱小，明军竟不能扑灭。崇祯十四年（1641年）后，明军同李自成军作战连连失败。而崇祯十六年后，明军则完全丧失主动权。
从朱元璋参加元末农民大起义到明朝灭亡的290余年，其军事的发展变化呈现出发展强盛、停滞削弱、变革发展、衰弱败亡这样几个阶段。本书就是根据这样几个阶段分成四编。这四个阶段的相互交替都有一个渐变的过程，且其特点也是相对的。正统至正德时期虽然总的趋势是停滞削弱，但其间也有于谦的改革京营；天启到崇祯时期虽然总的趋势是衰弱和败亡，但其间也有火器的发展。另外，划分的四个时期，时间上也只是相对的。第一期发展强盛是洪武到宣德，实则宣德年间已不如永乐年间强大，而明显的转折点是正统十四年（1449年）的“土木之役”。第二期停滞和削弱，终止也不在正德末，嘉靖中期以前大体都是如此。变革和发展最为明显的是嘉靖后期至万历初期。万历中期之后，衰弱已开始明显，万历末的萨尔浒之战更是明显的标志。
（三）从分期看规律
了解明代军事史的分期便于掌握明代军事发展变化的大体脉络，也便于探索其发展规律。
明代军事发展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所谓普遍性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历朝历代大体都是由强盛到衰亡；所谓特殊性就是明代由强盛到衰亡更为曲折多变。明初极盛，中有衰落，嘉靖末到万历初一度有所振作。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治。一般说来，中国封建社会的各个朝代政治上总是从清明到腐败，国家也就由强盛到衰亡。政治腐败了，作为统治阶级实行专政工具的军队也必然随之腐败。明代军事发展呈现出曲折性，其原因是：第一，嘉靖中期后，军事斗争异常激烈。一些爱国的文臣武将在军事斗争中，力图挽救危局，进行改革，推动着军事的发展。第二，政治、经济改革。嘉靖末，特别是隆庆和万历初，明廷在政治、经济领域都有所改革。这种改革使明廷政治略有改进，经济也有发展。这为军事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基础和条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军事才有了较大发展。天启崇祯年间，政治已经腐败，经济上生产关系成了生产力发展的严重桎梏，军事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败亡。
由此可见，要想搞好军事，使其不断发展，必须文武并举，富国强兵。第一，要加强军队建设，特别要进行军事斗争。军事斗争是军事发展的内在因素。要居安思危，要有忧患意识，准备军事斗争，才使军事不致于衰弱。第二，要搞好政治。政治是影响军事发展的直接因素。政治的好坏直接影响军事的成败。第三，要搞好经济。经济是影响军事的最后决定性因素。经济搞不好，就不会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而这些都是封建社会地主阶级不能完全解决的。
二、明代军事技术的发展及其影响
（一）军事技术的发展
朱元璋在激烈的群雄争斗中，比较注重军事技术。他采纳谋士朱升的建议“高筑墙”；在争夺天下时就注意使用火器，建国之后更大力发展火器；对造船也很重视，建国前后造了大量船舶。朱棣对军事技术也很重视。他建立神机营，为下西洋大造舰船，为防御残元势力骑兵构筑塞堡城池。这促进了明初军事技术的发展。
嘉靖之后，南有倭寇，北有鞑靼和后金，内忧外患严重，军事斗争十分激烈。为了战胜敌人，一些文臣武将如翁万达、谭伦、俞大猷、戚继光、赵士祯、徐光启、孙元化等，对军事技术更加重视。他们认为“有精兵而无精器以助之，是谓徒强”①；“若有人无器，则人非我有矣”②。在宏观上对敌我双方的优劣有正确的分析和判断，在微观上对每件兵器器械的优劣知之甚明。他们指出：海战不过是以大船胜小船，以大铳胜小铳；以多船胜寡船，以多铳胜寡铳；“破虏良法无愈于车”③。认为“惟人与器皆求倍胜于敌，则成师之日，即胜敌之日”④。他们千方百计地改造原有的武器，探寻新的制敌武器，创造新的武器，从而推动了军事技术的发展。
明代军事技术的发展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个特点：
1、全面性
明代军事技术的发展比较全面。这种全面性不仅表现在当时军事技术的各个领域（如兵器、战车、舰船制造和城池构筑），而且还表现在各个领域的各个方面。
就兵器来讲，无论是火器还是冷兵器都有发展，尤以火器的发展为历代所不及。火器中，管形火器已由元代的小铳发展成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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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练兵实纪杂集》卷二《储练通论》。
②④ 《徐光启集》卷六《处不得不战之势宜求必战必胜之策疏》。
③《正气堂续集》卷七《为伏陈战守要务以备采择疏》。
型火炮；火箭已由单发发展到集发，并有二级火箭；爆炸性火器有地雷、石炮、水雷等多种；燃烧性火器有火药桶、大蜂窠、满天烟喷筒、飞天喷筒等多样；同时引进和仿制了西方的鸟铳、佛郎机和西洋大炮。总之无论是北方的平原旷野，还是南方的水网畦田；无论是陆战，还是水战；无论是陆地、水中，还是地下，都有可用的火器。其种类之多，数量之大，威力之强，制造之精巧，都是前所未有的。
明代战车是有屏蔽的车和威力很强的火炮的结合物。众多战车组成的车营，是有足之城、不秣之马、移动的火炮，集城池的防御性、战车装载机动性和火炮的杀伤性于一体，能攻、能守、能移动。载火炮的战车为现代战车的雏形。
舰船的形制明以前多江海不分，而明代舰船江海形制不同，出现了适于近海、远海航行，便于作战、侦察等大、中、小不同形制和型号的舰船。还有一些特殊战船，设计精巧，可以出奇不意地打击敌人。
筑城技术也有进步。明代城墙多以砖石包砌，城体比过去更加坚固耐久。城的附属设旋更加完备。空心敌台便于休息作战。冲要之处，台与台火力相交，增强了城池的防御能力。垛口用尖砖，扩大了射击面；下面有悬眼，便于陈望敌情。尤注重城门防守，上建高大城楼，体势巍然。墙外有牛马墙、护城壕，壕外有品坑，城内有老营。整个城池构成了一个有层次防御工事体系。
2、创造性
明代人对军事技术各个方面多有创造。明代人为提高火器的射速、射程、杀伤力和扩大火器使用范围进行大胆的尝试，取得了不少创造性的成就。嘉靖万历时期火器种类已有二三百种之多，备边防部队的已有120种。它们形制各异，大都为新创制。连子铳、十眼铳、三出连珠炮等提高了射速；虎蹲炮、大将军炮、威远炮等提高了火炮的威力；飞枪、飞刀、飞箭既提高了火箭的射程又加大了威力；火龙出水是用火箭运载多发齐射火箭，其射程、威力更大。神火飞鸦是用火箭运载的燃烧性火器，可以越过城池、寨栅，攻击敌营或敌船。子母炮用母炮将子炮射入敌营，子炮爆炸，惊扰杀伤敌人。火妖、满天烟喷筒内装毒火药，是初期的化学武器。水底龙王炮用来在水上攻击敌舰，类似现代的定时漂雷。总之，人们创制出适于攻城、守城、陆战、水战的各种火器。如果说宋、元在冷兵器向火器过渡方面迈出了第一步的话，那么明代则走完了大半历程。
在火器引信方面更有独创性。钢轮发火使地雷发火自动化，只要踏上就引起地雷爆炸，提高了地雷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水底龙王炮的引信羊肠出水，既防止水把引信浇灭，又起到定时作用。火药桶的引信只是几块炭火，极为简单普通，但也极为方便实用。
明代的舰船不仅在形制上适于航海，在大的舰船上还普遍装有用于嘹望的坐斗，可以在较远的距离上发现敌舰。特殊战船的设计精巧，独具匠心。
在筑城技术上，明人不仅突破了前人高度、基宽、顶宽4:2：1的形制，而且在附属设旋上多有创造。空心敌台、尖砖垛口、垛口下的悬眼都体现了设计者的良苦用心。
新型战车的创建较好地解决了火炮的机动运用。
3、开放性
明人积极寻求和学习先进的军事技术。射速快、射程远、威力大、准确性能好的佛郎机、鸟铳、噜密铳和西洋大炮的引入就说明了这点。
葡萄牙人于正德十二年（1517年）到达广东，至迟在正德十四年，明朝的官员已经把他们的先进的佛郎机制造技术学到手。嘉靖二年（1523年）就造了大佛郎机32副。从明人见到佛郎机铳到批量制造出这种先进的火炮，最多不超过6年时间。这是相当快的。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赵士祯学习、仿制噜密铳；徐光启、李之藻等在天启时学习、仿制西洋大炮。
明人还学习西方蜈蚣船的制造技术。因为这种船“底尖面阔，两傍列楫数十，其行如飞，而无倾覆之患”①。
嘉靖四十年（1561年），戚继光在战场上缴获了倭寇的战刀，并掌握了其使用技法，接着就在明军中推广。
明人善于学习。他们不是简单地照搬照抄，对这些先进技术的不完善之处，还加以改进。鸟铳来自西番，但中国的“造作比西番尤为精绝”②。赵士祯获噜密铳制法，但他不局限于仿制，而是吸取噜密铳的长处，研制出迅雷铳、掣电镜、鹰扬炮等十几种火器。这些火器有的因巧妙地吸取各种外来火器的长处，从而胜于外来火器。
有明一代270余年中，军事技术的发展和进步迅速，成就甚大。唐代末年中国将火药用于军事，宋代出现了燃烧性火器、爆炸性火器和管形火器。明代在此基础上，吸取西方军事技术的优长，形成军事技术尤其是火器技术发展的辉煌时期。火器大量装备部队，应用于战争。历史已从冷兵器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时代转变到火器占主导地位的时代。
（二）军事技术发展的影响
明代军事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火器的发展，对明代的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改变了军队的构成和武器配备的结构。随着火器制造技术的进步和火器的大量装备部队，出现了新的兵种——神机兵（火器兵）。永乐时朱棣建立的神机营，标志着这个新的兵种的出现。嘉靖后，出现了又一新兵种——车兵。战车所恃全在火器。这是火器发展的结果，也是火器兵的又一种组织形式。隆庆年间，戚继光在蓟镇的步兵营中建立了火器队，同使用冷兵器的杀手队协同作战。车兵和火器队的出现表明成建制的火器兵从京营走向边防部队。这时比较全面地打破了冷兵器时代的军队构成，新的兵种在更大的范围内出现。这是军队建设的一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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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筹海图编》卷十三《蜈蚣船图说》。
②《筹海图编》卷十三《鸟铳图说》。
与此同时，部队的武器编配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规定每一百户“铳十，刀牌二十，弓箭三十，枪四十”①。从这个规定来看，使用火器的军卒占10%。成化二年（1466年），郭登在奏疏中说：“今队伍中，军器自取便利，请复旧制而增损之。步队用神枪手十，弓箭手十，牌刀手各五，药箭强弩手十，司神枪及舁火药者八，杂用者七。”②据此使用火器的士兵有18名，占32.7%。隆庆、万历初年戚继光在《练兵实纪杂集》中讲到步兵营“兵夫二千一百六十名，内铳手一千八十名，杀手一千八十名”⑧，使用火器的占50%，但杀手中还有216名使用火箭，所以使用火器的占60%。车兵营使用火器的至少占77- 80/。万历十二年，戚继光谈到一号福船水兵使用火器的占72. 7%。戚继光的部队是明军中最精锐的部队，配备的火器最多，但其他部队这时配备的火器也在增加。火器的发展使部队武器配备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明军使用的兵器已由冷兵器为主逐渐过渡到火器为主的时代。
2.提高了明军的整体战斗力。军事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使明军的整体战斗力有所提高。在海上，明军配备火器的各种舰船互相配合，取长补短。在百步以内可以先后以各种火器对敌船实施攻击，靠近可以用坚固而较大的船舰击沉敌船。在陆上，车兵、步兵、骑兵协同作战，能攻能守。车兵，既有屏蔽矢石的偏厢，又
有攻击敌人的火器。车营是一座车城，减杀敌骑兵驰突的优势，充分发挥自己火器的优势。敌来进攻，难以攻破有火器和步兵护卫的车营；敌人退却，骑兵追击，车兵跟进歼敌。坚固的城池，完善的附属设施，配备较强的火器，构成较强的防守能力；车营处于机动位置，可伺机击敌。火器同舰船、战车、城池结合在一起，大大提高了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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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二十九，洪武十三年正月丁未。
②《明宪宗实录》卷二十五，成化二年正月癸亥。
③《练兵实纪杂集》卷六《车步骑营阵解下》。
明军在武器装备方面与其对手相比，占有相当大的优势。在东南沿海，尽管倭寇有火器鸟铳，但其火器较明军差；舰船制造技术也远不如明军，因此明军在海上占有优势。在陆上，倭寇的优势在于强悍的士兵使用的长刀，而明军由狼筅和与之配合的牌、枪、短兵构成的鸳鸯阵，则减杀了这种优势。在北部边防，蒙古族没有火器，火器是明军的长技；蒙古族的优势在于善于驰突的骑兵，而明军的城墙、战车则使骑兵优势难以充分发挥作用。
3、改变了明军的战法。技术决定战术。在冷兵器时代，水战虽然可以用箭射杀甲板上的敌人，靠近敌船还可以用拍竿击沉敌船，但主要靠犁沉和接舷战两种战法。明代特别是嘉靖后，火器的大量使用，除犁沉和接舷战两种制敌手段外，更重要的是用管形火器和燃烧、爆炸性火器战胜敌人．一．这就使水战战法发生了重大变化。明军在舰船上装备了以火器为主的武器杀伤系统。这种战法，第一，有可能在百步之外就将敌舰船击沉或击毁；第二，各种火器齐发，杀伤暴露之敌，焚烧敌船帆篷，使敌失去战斗力。。
在陆战中，战阵排列组合突出火器的地位与作用，密集的大方阵逐渐向小群队形过渡。冷兵器时代的战妊，往往是先以弓弩击敌，而后以集团式的短兵格斗决定胜负。火器使用之后，首先是以火器击敌，其战斗队形是火静居静绀冷兵器在后。当敌临近时，则改变战斗队形，冷兵器居前，火器在后。火器大量使用之后，如北方的车步骑营，火力战斗已成为主要的战斗过程，以冷兵器进行短兵格斗已占次要地位。敌进入百步之内，鸟铳、火箭、佛郎机轮番举放，周而复始，敌不退不停口如敌以众多逼进，还可施放虎蹲炮、无敌大将军和齐发火箭，集中火力击敌。这就形成了一个百步之内各种火器相互配合的堵截火力网。在这种情况下，敌骑兵往往惊溃、败逃。敌如逼近则以冷兵器击敌，敌人退却可用火力追踪射击和骑兵追击。战斗队形一般不采用大方阵，而以疏密适当、灵活多变的队形为主，以利于车兵、步兵和骑兵交替使用，密切协同。
攻守城的战法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防守不单纯以弓箭等冷兵器和滚木礌石，而首先是以火器在较远距离打击攻城之敌，敌人靠近城池也要用火器石炮等击敌，以火器防守城池，能在较远距离、较准确地打击攻城之敌，威力也更大，使防守更能奏效。攻城的战法也有改变，可以用大炮直接轰开城门，也可以用穴地攻城法，用火药炸塌敌城墙，而不需用吕公车、云梯等攻城器具就可以攻破城池。
战法的变化对战斗员和指挥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战斗员掌握新技术，指挥员要学会比冷兵器时代更为复杂的指挥艺术；要求对士兵和将领加强军事训练。
4、影响了战略甚至战争进程。军事技术的进步改善了明军的战略态势，有可能采取一些相应的战略措施。由于有了装备大量火器和适于航海的各种形制的舰船，明军嘉靖后在海上建立多道防线实行水陆兼防的战略；由于修建了坚固边墙和建立了车步骑营，才能实施城守与精兵机动相结合的方略，使“驻重兵以当其长驱，而又乘边墙以防其出没”的方略取得“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明军在辽西走廊同后金的作战中取得几次重大的胜利，军事技术先进是重要原因之一。军事技术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明军在辽东失败的进程。后来后金军掌握了火器，特别是西洋大炮之后，则加速了明军败亡的进程。战争的胜负不决定于武器，但武器的优劣对战争的进程有深刻的影响。
三、明朝军制的变化
（一）兵役制度
明朝实行三种兵役制度：世兵制、募兵制和征兵制。
明初为屯守合一的世兵制。兵源有四：一是随朱元璋起义的从征军士，一是在群雄争战中投降或被俘的归附军士，一是百姓因“罪”被罚充军的谪发军士，一是以三家抽一丁等办法征派的垛集军士。这些军士另立户籍，父子相继，世代为兵，故称世兵制。世袭军人称军、军士、军卒或军兵，以区别募兵制的兵和征兵（佥派）制的民壮。这些军士编制在卫所中，主要任务有二：一是守卫地方，一是屯田生产。守卫地方城池的称守军，进行屯田生产的称屯军。屯军以屯田生产的收获供给自己也供给守军。整个军队基本上是一个自给自足的武装集团。①因此朱元璋说：“吾养兵百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②
世袭制和自给制是明初军队的两大特点，在一定条件下有存在的价值，但这两种制度本身的弊端决定了卫所军必然走向衰败。
军官和士兵的世袭制，使军队老少搀杂，战斗力低下。嘉靖年间，明卫所军队在抗倭战争中十战九败，这是一个重要原因。要提高军队战斗力，就需要改变士兵的成分，打破世袭制。
自给制，在一段时间内，减轻了广大民户的负担，有利于当时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但这种制度，使军卒军役负担沉重，待遇低下，难以养家佣口。军卒迫于生计，逃亡日多。洪武三年（1370年），在籍军卒逃亡47900余人，而到正统三年（1438年），即建国70年后，在籍逃亡军士竟达1633664人。在嘉靖年间，逃亡军士达到在籍军士一半以上。而那些没逃亡的军士也多为老弱疲癃不堪作战之辈。明廷不得不采取其他办法来补充兵员，这就是佥派民壮（征兵制）和实行募兵。
佥派民壮制度可追溯到朱元璋时期。朱元璋定江东后，就曾循元制设立管领民兵万户府。平时对老百姓进行训练，有事征战，事平复还为民。弘治七年（1494年），立佥民壮法，以州县为单位征兵，平时各有司进行训练，遇警守卫城池，依然是地方部队。正德年间，王守仁任南赣巡抚时，抽调民壮的精干者，编组成军，用来平息当地的农民起义，使这种地方部队有了正规军的职能。嘉靖年间，有的民壮还编入边海防军中，成了常备军。这时民壮的佥派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正德年间，王守仁汰去机快民壮内疲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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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屯军所获不能完全供给军队所需，一般以各地民运粮、专卖盐收入和朝廷拨款补充。但屯田收入有的地区占军队所需的60%。
②《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二十二。
不堪者，令他们出工食银，由各地方政府用这些工食银招募民壮和犒赏精兵。这又使佥派的民壮逐步走上招募民壮的轨道。民壮也由征兵制走上了募兵制。
募兵是弥补卫所军不足的主要手段。
募兵始于正统年间①。嘉靖年间随着军备废弛，卫所空虚，军事斗争激烈，募兵普遍推行。嘉靖、万历年间在浙江沿海陆兵中，募兵已占70%左右。
募兵和卫所军有明显的区别。募兵不是世袭的，身虽为兵，仍隶民籍，退伍仍为民。由募兵组成的军队，不像卫所军那样是正规编制，不轻易变动，而往往是随着形势扩编或缩编。募兵完全是战斗部队，而不像卫所军那样，有的担负屯田任务。募兵的薪饷来源于国家财政，而不像卫所军初期那样主要来自屯田所获。募兵的饷银比卫所军丰厚，比民壮也高。
募兵制与世兵制比较起来有其优点。募兵有挑选的余地，有条件选择青壮年，而世兵制，父死子继，军队中难免老少搀杂。募兵的薪饷比卫所军高出一倍甚至几倍，管理得好，可使士兵安心服役，军队比较稳定。募兵没有卫所军携带的家属拖累，更适合于东征西戍，机动作战。募兵来自百姓，兵员丰富，缺额可以随时募补，保持军队满员；不需要可以随时裁减，节省军费。但募兵能否成为一支精锐的部队关键在于募兵之人和领兵之人。嘉靖年间，在东南沿海谭纶和戚继光都亲自募兵，募后严加训练，所以都成了精兵，尤以戚继光的“戚家军”更为有名。明末募兵，在挑选和训练上皆不严格，所以战斗力低下。
（二）组织编制
卫所是明初确定下来的军队编制。十人为一小旗，五小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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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二十二载：宣德九年“十月，榜谕边境，有愿奋勇效力剿贼立功者，许赴官自陈。”其编者按曰：“有明一代，招募之令始此。”但第一，此令贯彻如何，不得而知。第二招募的是义勇，而不是普通士兵。因此尚不能把它作为募兵的开始。
一总旗，二总旗为一百户所，十百户所为一千户所，五千户所为一卫。一般一卫为5600余人。陆军、水军、骑兵编制统一，盖莫能外。嘉靖年间，随着卫所制的破坏、募兵制的实行和战争的频繁激烈，编制也发生了变化。水兵过去是卫所制，嘉靖时则按船大小和担负任务的不同，实行不同的编制。车兵的编制为新创，与卫所制不同。骑兵和步兵的编制再不是卫所制，而是营哨制。
营哨制是明中后期的陆兵编制，但不统一。但就南方来讲，大体是五人为伍，二伍为什，三什为队，三队为哨，五哨为总，五总为营。每营3000人左右。有的把“总”也称为营，每营五六百人。北方和南方有的称谓不同。如戚继光在蓟镇的陆兵编制为十二人为队，三队为旗，三旗为局，四局为司，二司为部，三部为营。每营也是3000人左右。有的则是相同的。如徐光启所练兵的编制为五人为伍，二十五人为队，五队为哨，五哨为部，五部为营。每营3000多人。明代军队后期的编制中大都有营、有哨，可称为营哨制。
新的编制出现后，卫所军中青壮军卒都编在营哨中。卫所依然存在，但已不是战斗组织。
随着军队编制的变化，各级长官的称谓也与过去不同。一般来说，从过去的小旗、总旗、百户、千户、指挥使变成了什长、队长、哨官、把总、参将。
卫所和营哨不同，其所担负的任务也不完全相同。卫所是平时组织，驻守一地，训练部队，组织屯田。营哨则是机动作战部队，东征西戍而不负责屯田。卫所的军官平时虽训练部队，战时则不一定指挥其部队作战；营哨的军官平时训练部队，战时就带领所练部队作战。营哨制比卫所制更有利于军队的平时管理和战时作战。明代中后期多实行一头两翼或一头两翼一尾阵，即以一部为正面主攻，两部为侧翼助攻，余者策应。营哨制更适应这种战术要求。
（三）领导体制
明初，中央军事领导机构有五军都督府和兵部。五军都督府平时管理都司卫所，战时朝廷派遣都督挂将军印率军出征。兵部平时职掌全国武卫官军的选授、简练、镇戍等政令，战时奉皇帝命令调遣部队。但随着卫所制的破坏，五军都督府的职权越来越轻，而兵部之权则越来越重。
明初，军队平时领导体制和战时不同。平时的军队训练、守御、屯田等都由都指挥使、指挥使、千户、百户等层层负责。都指挥使是一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战时朝廷派出将领，挂将军印，称总兵官，指挥临时调集的某几个卫所或某几个卫所的部分官兵，进行作战。战后总兵交回将军印，军队各回卫所。这就是《明史·兵志》所讲的“征伐则命将充总兵官，调卫所军领之；既旋则将上所佩印，官军各回卫所。”但这只是明初总兵官情况中一种，可称其为征伐总兵官。还有另外一种总兵官，即镇守总兵官，如镇守辽东、宣府、大同的总兵官等。他们也挂印，称将军，但常驻一地，卸任方归。他们是该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都指挥使受其节制。
明初，镇守总兵官的权力相当大。如宣府镇，永乐时总兵官的执掌为：“整饬兵备，申严号令，练抚士卒，振作军威。务要衣甲整齐，器械锋利。城堡墩台坍塌以时修治坚完，官军骑操马疋责令饲养膘壮。仍督屯田粮草，并一应钱粮不许侵欺。遇有贼寇，相机战守。”①练兵、作战、筹饷均由总兵官负责。这样，第一，都指挥使受其节制，成了他的下属官，地位降低了；第二，改变了练兵将领不指挥作战，指挥作战的将领不管练兵，兵将分离的作法，有利于提高部队战斗力；第三，事权专一。但明廷为防止总兵可能拥兵自重，正统之后，较为普遍地派巡抚等文官参与部队管理，削弱总兵官的权力。总兵官“凡一应军机之事，须与巡抚等官从长计议停当而行”②。在边防、海防均设总督，临时用兵还设经略、经理等。总督协调较大地区的军政事务，总兵、巡抚均受其节。总督的设立扩大了防区的范围，有利于协调较大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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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宣府镇志》卷二《诏命考》。
军事行动。
明初，地方最高军事长官为都指挥，一变而为总兵官，再变而为巡抚、总兵官，三变而为总督。这种转变基本是沿着两个方面进行的：一个是将平时体制转变为平战结合的体制；一个是文官参与军队管理，加强对军队的控制。
明初，军队出征，即平时体制转变为战时体制要设总兵、参将等指挥官，以便对敌作战。后来就是把这种战时体制运用到平时，形成了平战结合的领导体制。这种体制平时训练军队的将领就是战时指挥作战的军官。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平时这些将领就要认真操练部队，比卫所军的将领责任心更强；战时将领熟悉所属部队士兵的情况，士兵能较好地体会将领的意图。这对夺取战争胜利无疑是十分有利的。因此，这种变革是一种进步。
文官参加军队的领导和决策，一则是由于明代后期的将领多为一介武夫，素质较低，不能很好贯彻朝廷的意图；一则是朝廷对将领不放心，所以采取“太阿之柄不假武臣”的政策。这种政策一方面使将领地位下降，受文官制约，才干受到压抑，甚至导致战争的失败。另一方面，文官管理部队，有利于部队的稳定和贯彻朝廷的意图。明朝后期没有发生大的军队叛乱，明末农民大起义过程中，也没有形成军阀割据的局面，和文官执掌部队不无关系。
（四）军饷供给
卫所军队的粮饷主要来自卫所军的屯田所获。明初一般卫所分成屯田军和操守军两部分，有的卫称作屯卫，以屯田为主。在边防，明廷还采取两项补充军饷的措施：一是以盐引补充军饷，商人为得到这些盐引，招人在边地屯田，以获得的粮食输官换取盐引。一是令某些地区供给边疆一定的粮食或布花之类。在沿海，除屯田外，不足则调拨附近民粮和杂项收入补充。屯田制破坏后募兵之饷由朝廷拨款（即年例）或扣发当地上缴的赋税来补充。民壮的粮饷由当地政府按丁粮征款来供应。
军饷制度的变化主要是由于屯田的破坏和募兵制的实行。军饷制度的变化增强了明廷的财政困难，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明朝军制在不断变化着。募兵制基本代替了世兵制，卫所制为营哨制所代替，文官成了军队的主宰，军费负担以军卒为主变成了以百姓为主。这种变化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增强国家对军队的控制。如谭纶和戚继光在南方都以募兵实行营哨制，建立了能征善战的军队，打败了入侵的倭寇。在北方，谭纶和戚继光合作又建立了强大的边防军，保卫了北京地区的安宁。这显示明代后期军制改革既有利于中央集权统治，又能建立有较强战斗力的军队。但另一方面国家和百姓对军费负担的增加也带来严重的问题。军费增加，导致国家财政困难，军队粮饷不足，逐渐走向衰败。百姓无力负担沉重的军费，生活无着，起来造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