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明代的战争类型和军事艺术
（一）战争类型
明代战争纷繁复杂，精彩激烈。按照参战双方和作战地域的不同，大体可分如下几种类型：
1、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明朝是在农民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封建帝国，最后又是被农民战争所推翻而结束其封建统治的。在明朝统治期间，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始终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农民的反抗、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连绵不断。主要有唐赛儿、邓茂七、叶宗留、大藤峡瑶壮族起义、郧阳地区、黄肖养、刘六、杨虎以及明末农民的起义和战争等。
2、统一战争。以朱元璋称吴王为标志，其政权已由农民政权转化为封建政权。自此之后，他所进行的战争再也不是农民战争而是封建统一战争。这些战争包括灭掉张士诚，迫降方国珍，平定福建，占领两广，北上灭元以及建国后的统一四川、云南、辽东的战争等。
3、统治阶级内部的战争。这可分为两类：一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集团反对朝廷的战争，如靖难之役，平高煦之战，平宸濠之战等；一类是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的叛乱，如鹿川思任发，播州杨应龙、建州努尔哈赤等。努尔哈赤建立后金，起兵反明，是地方卫所对中央政权的反叛行为。
4、民族战争。明王朝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由多个民族组成的国家。在这一多民族国家中，一些边疆民族上层集团为着自身的经济利益常常对内地人民进行武装劫掠，挑起战争。当时，主要有反对蒙古贵族内犯的战争，如丘福北征、朱棣五征漠北、朱祁镇亲征以及后来持续不断但规模较小的战争等。满族贵族开始时的袭扰战争也属于此类，但不包括明同后金的战争。
5、反对外敌入侵的战争。主要是反对倭寇入侵的战争，如明初的望海埚之战，嘉靖年间的王江泾大捷，台州、平海卫之战等。后期也有反对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的战争，但规模较小。
此外，明朝在海外还有几种特殊情况的战争：一种是具有自卫性质的战争，如郑和下西洋过程中的巨港之役、锡兰之役和在苏门答腊的反击苏干刺之役；一种是帮助邻国反对外敌入侵的战争，如万历年间的援朝抗日战争；还有一种是有干涉他国内政之嫌的战争，永乐、宣德年间的安南之役就属于这种。这场历时20余年的战争，虽有反击安南内犯的一面，但惩治黎季薄篡权，未免有干涉他国内政之嫌。
明代战争类型之多是以往历朝历代少见的，区分不同的战争类型有助于判别战争的性质，确定我们对某一场战争的态度和立场，对其在历史发展过程的作用和影响作出科学的评价。
（二）军事艺术
明代军事艺术异彩纷呈，战争谋略、作战指导和作战方法较前均有较大的发展和明显的特点。这里着重谈以下三个问题。
1、朱元璋战略决策的得失。朱元璋的战略决策有很多高明之处。这不仅是因为朱元璋社会阅历较深，更重要的是他善于笼络人才，吸取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智慧，采纳他们提出的一系列适合当时客观形势的战略的结果。他起义后不久就采纳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提出的以金陵为基地夺取天下的意见，接着又采纳“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意见。这两项决策对朱元璋起义军至关重要。它使朱元璋在金陵这块既有利于防守又利于发展的基地上，稳步而又隐蔽地发展壮大起来。
当时朱元璋面临陈友谅和张士诚西东两面的威胁，不消灭陈、张，就不能发展。朱元璋采取先陈后张，各个击破的战略是高明的。因为陈友谅对他的威胁最大，如果不先对陈友谅用兵，而先对张士诚用兵，陈友谅会趁机从西面进攻，不但不能灭掉张士诚，还有被陈友谅灭掉的危险。朱元璋采取稳住张士诚，诱陈友谅速至的计谋，既破坏陈、张联合，又达到迅速消灭陈友谅的目的。
灭掉陈友谅后，朱元璋对张士诚用兵采用先北后南，先翦其羽翼后捣其腹心的战略，不仅顺利地灭掉张士诚，也为迫降方国珍创造了条件。
朱元璋占据大江南北广大地区之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时机已经到来。他不失时机地南北同时用兵，南下平定福建、广东，北上赶走元顺帝，灭亡统治中原80多年的元朝。
在灭元战争中，朱元璋舍弃直捣元大都的作战方略，采取“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槛……然后进攻元都”①的战略。这一战略决策的最大好处是稳扎稳打，稳操胜券。但弊端是从南到北一线横扫，给元朝皇帝妥懽帖睦尔留下向北或向西逃窜的后路，难以彻底消灭元朝的残余势力。
灭元战争的统帅徐达完全按照朱元璋的战略决策指挥作战。从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月到洪武元年(1368年)五月，明军完成了占领山东、河南和扼守潼关的作战任务。六月初一，朱元璋亲至汴粱，召集将领筹划攻取大都之计。朱元璋提出“由邺趋赵，转临清而北，直捣元都”②的作战方略。当时徐达对朱元璋说：“臣虑进师之日，恐其（指元顺帝）北奔，将贻患于后，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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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吴元年十月庚申。
②《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二，洪武元年六月庚子。
师追之。”①朱元璋说：“不必穷追之，但其出塞之后，即固守疆圉，防其侵扰耳。”②朱元璋这一战略决策是个很大的错误。徐达“遗患于后”的担心是对的。因为元顺帝遁走漠北，致使元朝臣民没有完全成为大明帝国的臣民；元朝的残余势力及其后裔成了明朝200多年北部边防严重的祸患。如果当时朱元璋不是命徐达从东侧山东攻大都，而是扼潼关之后，挥军北上，以一部兵力作出进攻占据山西王保保的姿态，牵制王保保，以主力从雁门关奔居庸关，堵住元顺帝北逃之路，立即将其降服或歼灭，后来明朝北部边防就不会有那么多麻烦。不然，徐达占领大都后，立即北追元顺帝，将其臣服或歼灭，形势也会好一些。
朱元璋从起兵到夺取全国政权，其战略决策的特点是“稳妥”。正是这种稳扎稳打的战略，使他在群雄割据的形势下，消灭了各种割据势力，没有经受大的挫折就夺取了全国政权。但朱元璋不主张“追穷寇”的决策，没有消灭残元势力，为明朝留下了严重的后患。
2、明代农民军战争指导的得失。明代农民军为保存和发展自己其战争指导大体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以一定地域为基地，主要是采取阵地战的作战形式，粉碎统治阶级军队的围剿；一种是无固定地域，采取流动作战的作战形式，粉碎围剿。从农民战争的实践来看，采取阵地战的作战形式，均未成功，而采取流动作战的作战形式则有的获得成功。
叶宗留、邓茂七起义之初，曾经流动作战，攻下不少城池。但在明军大举进攻面前，战争指导者不是避实击虚，而是进攻围剿的明军，或进攻其城池，或进攻其阵地，结果被敌人打败。大藤峡瑶壮族农民起义军，尽管曾成功地奇袭梧州，一度影响颇大，但在明军大举进攻面前，不是跳出包围圈，实行外线作战，而是固守基地，实行阵地战，结果被敌人攻破。刘通所领导的郧阳农民军也是如此。就是占据江西、广东、福建交界和江西、湖广、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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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二，洪武元年六月庚子。
东交界处多年的农民起义军，地理形势对固守颇为有利，最后也还是被明军围歼。这些农民起义军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战争指导的失误。农民起义军在相当长的时间是弱小的。在强大而统一的敌人面前，弱小农民军的战争指导者不知避开敌人的攻势，不知转移，终难打破敌人的围剿而归于失败。
刘六、杨虎农民起义军和明末农民起义军实行的是流动作战。流动作战的好处是避实击虚。只有避实才能生存，只有击虚才能发展。这是弱小的农民起义军面对强大的统治阶级军队的围剿，为求生存不得不采取的一种作战形式。明末农民军经过一段斗争后，能比较自觉地运用这种作战形式。如崇祯八年（1635年）春，洪承畴欲围剿农民军于河南，农民军则纷纷转移到陕西，使其围剿计划还没来得及完全实行就变成泡影。再如崇祯十三年(1640年)八月到十四年一月的六个月中，张献忠农民军以走致敌，从川北到川西，长驱转战五六千里，足迹遍及大半个四川，然后回到湖广。此次转战，粉碎了明军围剿，牵制了大量明军，不仅为李自成进入河南创造条件，而且也使张献忠自己一举袭占襄阳。可见在全国政权统一、强大敌人围剿下，采取避实击虚，以走致敌的流动作战是农民军求得生存和发展的唯一正确的战争指导。
但农民军不能停留在这种避实击虚的流动作战上，当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应实行战略转变，从避实击虚，以走致敌，转变到集中兵力，歼灭进剿之敌。有没有这种转变是农民军成败的关键。刘六、杨虎农民起义军始终没有实行这种战略转变。他们没有集中兵力，反而使自己兵力一分再分，结果被敌人各个击败。张献忠也没有实行这种战略转变，所以发展缓慢，甚至在建立政权后还两次大搬家。如果不是李自成占领北京，明残余势力无暇顾及四川的话，其政权存在的时间还会缩短。
与刘六、杨虎和张献忠相比，李自成的战争指导是比较高明的。他在农民军力量壮大之后，适时进行战略转变。他率领农民军在崇祯十四年（1641年）后，三围开封，五歼明军，斩杀明三个总督，重创两支明军劲旅，使自己迅速发展壮大起来。接着又适时转入进攻，夺取关中，攻占山西，进军北京，推翻明朝。
崇祯十三年秋李自成再起之后，他的战争指导是正确的。正是这种正确的战争指导，使这支农民军仅用两年多的时间就推翻明王朝。但李自成进入北京后，在三种势力——明残余势力、农民军和大清并存的情况下，他没有派足够的兵力和得力的将领防范清势力对中原的觊觎以及明残余势力和清可能的联合，没有把巩固政权的斗争继续下去。这是他战争指导的绝大错误。这一错误不仅把明末农民起义引向失败的道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走向和进程。
3、协同作战的发展。明代由于军事技术的进步，火器广泛的装备部队和新兵种的出现使协同作战有了新的发展。军种之间和兵种之间的协同，在战争中较为普遍。
军种协同作战主要是水军和陆军。这有几种协同作战形式。一种是陆军从陆上攻击敌人，水军则封锁海面，敌人从海上逃跑，水军相机将其歼灭。嘉靖年间的抗倭战争，为歼灭盘踞于沿海的倭寇，往往采取这种协同作战形式。长沙之战，残倭300余人，夜驾战船10艘出逃，被水军歼灭。横屿之战，跳海逃跑的倭寇，均被水军捞斩。平海卫之战前，倭寇欲从海上出逃，由于水军封锁海面，不得不退圃老巢。另一种是陆军和水军分别从陆地和海上相互配合攻击敌人，对敌构成水陆夹击之势。援朝抗倭战争中，刘綖的陆军和陈璘的水军相互配合，同时向盘踞在曳桥的小西行长军发起攻击，就是一例。这种协同作战比水军封锁海面相机歼敌又前进了一步，水陆协同更密切。还有一种协同作战的形式，是水军封锁敌人港口，扼制敌水军，配合陆军登陆作战。南澳之战，戚继光陆军两次顺利登陆，就是在水军配合下进行的。
明代这种水陆协同作战是以往少见的，初步具有现代水陆协同作战的作战形式，表明了明代军事艺术的发展。
明代火器兵、步兵、骑兵协同作战是前所未有的，更具有时代的特点。这种协同作战也有几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火器兵和骑兵协同。朱棣亲征漠北的忽兰忽失温之战，明军首先以火器击敌骑兵，敌骑兵溃败，朱棣乘势挥军冲击。一种是火器兵和步兵协同。明援朝抗日战争的平壤之役，明军首先以重炮轰开七星门，然后步兵冲入。再一种是车步骑协同。这种将火器兵（车兵）、步兵和骑兵编在一起的战斗组织，使协同更加紧密。车兵以火器击敌，护卫着步兵和骑兵；敌逼近，步兵出车作战，车兵成了步兵的依托，步兵又起到保卫车兵的作用；敌人溃退，骑兵出车追击，车兵跟进。车步骑三者紧密结合，能攻能守，夺取胜利。
军兵种协同作战是战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军事艺术在作战指挥上的具体体现。明代在这方面比过去前进了一步。
五、明朝的边海防战略
（一）明的防御战略
明太祖朱元璋建国之后，一方面，看到国内经过十几年战乱，生产凋敝，民众痛苦，需要休养生息；另一方面，鉴于“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①，遂采取睦邻政策，期望“与远迩相安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②。就是对残元势力也只是实行“谨备之耳”③，采取防御战略。朱棣及以后的各朝皇帝奉行的基本上都是这种战略。
为了实行这一战略，明代从太祖朱元璋开始就大力进行边海防建设。这主要有：
1、沿边沿海设重兵防守。明朝从朱元璋开始在沿边沿海的冲要之处就设立卫所。据《明史·兵志》统计，沿边沿海的都司有11个，辖卫175，所191。如以每卫5600人，每所1120人计，则共有军1193920人。这比整个内地的都司卫所的兵力要多。内地的都司只有10个，辖卫118，所156，军队只有833720人，是边海防军的2/3强。后来卫所破坏，军队的兵员主要来自招募。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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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 《明太祖实录》卷六十八，洪武四年九月辛未。
②《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七，洪武元年十二月壬辰。
时边海防的兵力，更加超过内地。据万历本《明会典》载，万历年间边海防的兵力达902463人，而内地只有340541人。内地的兵力只有边海防兵力的1/3强。
明朝在边海防设置的重兵部署在175卫、191所。兵力分散在如此漫长的边海防线上，只能是防守，即实行的是防御战略。
2、建立边海防设施。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就建立边海防设施，主要是在边海防修筑城池、边墙。在边地，朱元璋命徐达修建山海关、居庸关，命冯宗异修建嘉峪关等关隘，各卫所都建城池。朱棣时，又修建不少墩台、墙垣、壕堑。正统之后，更大规模地修建边墙、敌台、墩堡，逐渐形成今日依然屹立在北部疆土上的万里长城。在海防，洪武年间，周德兴一次就筑城16座，沿海每个卫所都有城池。嘉靖年间，沿海主要城镇都构筑了城池，并把过去土筑的改成砖石包砌的，更加坚固。修筑城池、边墙是为了防守，实行的不是攻势战略。
朱元璋几次派兵远征漠北，特别是朱橡五征漠北具有反击和进攻的性质，但总体上看，明代基本上实行的是防御战略。出兵远征主要对残元势力袭扰的反击，是为了铲除边患。
（二）实行以积极防御为主的战略
明朝的防御战略各个时期的情况并不完全一样，纵而观之积极方面是主要的，也有消极方面。
洪武至宣德年间，在稳定防卫的前提下，伺机有所反击和进攻。如朱元璋几次派兵远征、朱棣五征漠北和朱瞻基反击兀良哈等。
于谦的北京保卫战，积极抗击也先军的袭扰，稳定朝廷，避免南迁。这之后，于谦建立团营，训练军队，整饬边防，严加戒备。
成化年间，宁夏都御史徐廷璋修边墙200里，余子俊修边墙1700余里，使得河套地区的边防大为加强。杨一清曾经讲过，自余子俊修边墙后，“北虏知不能犯，遂不复入套者二十余年”①。边墙起到了伐敌邪谋的作用。
成化至正德年间，边防采取战守结合之策：敌来进犯，首先御之于边墙；敌人进入边墙，明军将领提兵与战，直至将敌逐出塞外；间或对敌进行袭击。
嘉靖时，翁万达在宣大偏保等地修边墙，练兵马，造火器，使鞑靼“不敢轻犯”；有时敌人进犯，翁万达还督“诸将追击，连败之”②。
万历年间，李成梁镇守辽东22年，以战为守，有时追敌出塞400里，先后奏大捷十次。
萨尔浒战后，熊廷弼守辽、沈，袁崇焕守宁远，凭城固守，以守为进，守而后进，阻扼后金的攻势。
明朝在边防斗争中也有消极防御的情况。永乐时，大宁弃而不守，兴和丢而不夺，致使宣德时开平内移，防线后撤，关门浅露。嘉靖时，曾铣收复河套之议不但没有变成现实，曾铣反而被杀，说明世宗皇帝的消极抗敌倾向。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进犯京畿地区，严嵩实行“饱将自去”的方针，纵敌劫掠。在同后金斗争中，天启二年（1622年），明辽东经略王在晋力主放弃辽西走廊，专守山海关；天启五年，阉党分子高第代替孙承宗后，撤掉锦州、松山、杏山等辽西走廊守备，反映了决策者们的怯懦和消极。
明朝沿海防御同样是战守结合，海陆相辅。明初，经常派具有战略预备队性的舰队出海巡逻，遇敌则战；敌人如果登陆，各卫所军则在陆上进攻敌人，将其歼灭或驱逐。
正统至正德年间，沿海倭患不甚严重，海防有逐渐废弛的趋势。嘉靖中期，倭寇大规模入侵。明廷调兵、调船，用谭纶、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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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一清：《为经理要害边防保固疆场事》，载《明经世文编》卷一百十六。
②《明史》卷一百九十八《翁万达传》。
大猷、戚继光等名将，筹组训练新军，积极抗击，或击敌于海上，或在陆上围歼，或主动进击敌人盘踞的沿海岛屿。
万历年间，为防御倭寇入侵，海防有进一步加强之势，如在澎湖设防。天启、崇祯年间，明军还击退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
但明廷在沿海防御方面，依然有其消极倾向。如洪武时期把海岛上的卫所（如昌国卫）迁入大陆。福建五水寨原本设在沿海岛屿，后来也都迁到大陆海边。这种缩小防御纵深的作法具有保守性。
明朝的边海防有消极防御倾向的一面，但总体来看，明朝的边海防战略基本是积极的。
（三）多层次有纵深的防御体系
明朝无论是边防还是海防，其防御部署都是有一定层次和纵深的，形成了有层次，有纵深的防御体系。
1、边防情况
洪武年间，朱元璋在北部疆土上大建都司卫所，初步构成有层次的防御体系。其第一道防线从东向西为辽东、大宁、山西行、陕西和陕西行都司。这些都司所辖的卫所（陕西都司为部分卫所）大体在北纬420左右形成一条比较平直的防线。这条防线的后面有北平都司、山西都司和陕西都司的卫所（陕西为部分卫所），
是为第二道防线。这两道防线有较大的纵深，对付内犯的敌人有相当大的回旋余地。
洪武初，朱元璋派徐达、常遇春、李文忠、冯胜等著名将领守卫边防。但洪武十二年（1379年）后，朱元璋所封诸王相继就国，在边防上形成了诸王守边的局面。辽王（驻广宁）、宁王（驻大宁）、谷王（驻宣府）、代王（驻大同）、汉王（驻甘肃）、庆王（驻宁夏）为第一线；而燕王（驻北平）、晋王（驻太原）、秦王（驻西安）、岷王（驻岷州）则为第二线。各王除自己有亲王护卫外，朱元璋还赐给他们指挥权，可以调遣当地的守镇兵，从而形成了诸王有层次的守边局面。永乐帝迁都北京，又扩大了京营，建立了五军、三千、神机三大营的战略机动部队，形成了都司卫所的防守和京营机动作战相结合的防守局面，其防卫比过去更加强固。
洪武、永乐年间还重视对边防两翼的经营。在右翼，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建立了福余、泰宁、朵颜等三卫，永乐时又建立建州等诸卫，并逐渐形成奴尔干都司。在左翼，永乐时先后建立了赤斤蒙古、沙州、哈密等卫，切断残元势力同西域的联系，捍卫着边防的左翼。
宣德年间，在第一道防线上又建立了万全都司，以加强北京西北方面的防守。但随着卫所的破坏，边防战事的增加，这种都司卫所的防卫体制逐渐为九边重镇的防卫体制所代替。明廷在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并山西偏头三关、陕西固原设立重镇，派巡抚和总兵等文武重臣提督镇守。这些镇的设置也是有层次的，第一道防线为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等七镇，而偏头三关和固原则为第二道防线。在九边之上又设立了蓟辽、宣大山西、陕西三边总督，总督军务，兼理粮饷，节制镇巡等官。嘉靖年间形成了三大防区、九边重镇，既分镇防守，又互相联结，各负其责的防御体制。
为加强京城的防御，委派强将防守宣、大，使他们成为北京的外围屏障；加强紫荆、白羊、居庸等关的防守使他们成为捍卫北京的关隘；在畿辅地区部署重兵，以便对破关而入的敌人实旋攻击；最后则是北京城池的防守。以这四道防线来保卫北京的安全。
在边镇的防区内也有层次和一定的纵深。这些边镇以边墙、关隘、塞堡为第一线，以边墙内的城镇为第二线，以参将负责一定面的防御，以守备负责点的防御，以游击将军往来策应，形成点线面结合，往来策应，有一定纵深较为周密的防御部署。
明朝的边防从一开始就建立了有层次、有纵深的防御体系。
2、海防情况
明初在沿海要冲地都建立卫所和水寨，另外有明廷直接掌握的水军等24卫机动舰队。水寨的舰船和水军舰船出海巡逻，遇有敌人入侵，相机而战，在海上构成了一道防线。卫所的军士在陆上以城池为依托，巡逻并歼击登陆入侵之敌，构成另一道防线。
正统之后，兵备逐渐废弛，各水寨的舰船逐渐破损。嘉靖年间，海防形同虚设，倭寇大肆入侵。明廷又重新开始注意海防建设。嘉靖后期形成水军防于海，陆军防于陆和驻守兵防于城池的有层次有纵深的防御。在海上水军舰船沿海巡逻，各区互相联络，在整个沿海形成一道巡逻防线，遇敌相机战守。在一些冲要海区，还设置几道巡逻线。如在浙江远哨陈钱、马迹为第一层，次哨大小七山为第二层，沿海岸巡逻为第三层。这样就加大了海上防御的纵深。
这时的水军是由招募的士兵、各地的民壮和卫所的军卒组成的按照舰船大小编成的常备水军。海上战斗力有所增强。陆军基本实行营哨制，由总兵、参将等指挥，机动性和战斗力也有所提高。城池多由低矮的土筑城，增筑为高厚的砖石包砌城，增强了坚固性和防御性。
在防御体制上也由过去的都司、卫所制，改为总督、总兵、参将分区负责的防御体制。在浙江、福建、广东各设总兵官负责一省或一定地区的防御，总兵官下设参将负责一定地区的防御。浙江有四参六总，广东、福建各分成三路，由参将负责。大江南北也各设有总兵、副总兵和他们所辖的参将。总兵之上，一省或联数省还设有总督，协调更大区域的军事行动。从而形成了分区防守又互相联结的防御体制。
六、明代的军事思想
明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空前发展；思想统治更加强化，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后期西方军事技术传入中国，在军事领域引起了一系列变化；内忧外患严重，战争连绵不断；兵学论著丰富。这一切使中国军事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变化。
（一）战争观
明代统治阶级对战争的看法，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在元末战乱频仍之时，朱元璋等认为，战争给民众造成巨大灾难，但只有以战止战，才能“救民涂炭，除暴去苛”，夺取政权，安定民生。后来人们较多地看到战争的害处，认为兴兵有五害：妨民之农，妨民之业，妨民之财，妨民之力，妨民之生。因此只有用军队消灭敌方的军队，然后才能使用军队；用战争制止战争，然后才能与敌交战。
“治兵然后可以息兵，讲武而后可言偃武”，“当天下无虞之时，而常谨不虞之戒”①。只有大力进行军队建设才有可能不动用军队，只有大讲武备才有可能不动武。明代统治阶级还认识到要制止战争，仅仅靠武备是不够的，无论反对外敌入侵，还是制止百姓“暴动”，安民是最重要的。安民是制止“祸乱”的根本。因为只有百姓生活好，才不造反；只有百姓生活好，才能团结一致共同对付外敌。因此要注意文治，要用儒家思想教育百姓，‘使之皆出道化之下；要减刑罚，薄赋敛，使百姓能生活下去。所以“良吏优于良将，善政优于善战”②。
明人还认识到，进行战争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国家的财力，“国不富不可以兴兵”；一是民心，“民不和不可以合战”③。人心不归，就是有众多的军队，贤能的将领，也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进行战争必须以得民心为本。
（二）军队建设
明代军队建设有一套比较系统的理论，尤其注重练将、练兵、改善和使用武器装备。
1、练将。不仅主张“智、信、仁、勇、严”，而且具体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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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太祖实录》卷四十八，洪武三年正月甲辰。
②《筹海图编》卷十一《叙寇原》，都御史章焕题内一款云。
③《投笔肤谈》卷上《本谋第一》。
出将领应该正心术，立志向，做好人，要有忠君、卫国、保民、爱军、恶敌、光明正大、宽宏大量、廉洁奉公、实心任事、不妒贤忌能、不刚愎自用的品质和作风；要精通兵法，熟悉韬略，具备善于节制，长于指挥的才干；要有广博的学识和明辨是非的能力；要有高超的军事艺术，熟悉各种兵器的使用并精通一二种。这些具体而实用的标准，既便于有志为将者去磨练自己，也便于驭将者选拔任用。
在培养训练将领上，提出了既要读书，又要实践的主张。读书要广，既要读品德修养方面的书籍，又要读战策和广博学识方面的书籍。读书要心体神会，融会贯通，师其意不泥其迹。特别强调在读书的基础上还要“履夫实境”，“置诸桴鼓实用之间”①，以便熟悉己情、敌情和山川之形，学习、运用兵法，增长才干；并在“实境”中进行考察，然后根据德、才、识、艺的不同，委以相应的职务。这些是发前人所未发。
在选拔任用将领上，强调“不以远而遗，不以贱而弃，不以仇而疏，不以罪而废”②，不论门第，不求全责备，反对用世将，用私人；强调审之要严，用之要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不监兵，不中制，使其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这些则又切中时弊。
2、练兵。练兵，首先贵在选兵。要选乡野老实之人，不用城市油滑之徒；要勇、力、捷、技具备，尤注重胆气精神。
其次强调军队的编制要与战斗队形的变化相一致。“习战之方莫要于行伍，治众之法莫先于分数”③，一切阵法只在伍法中变化；军队要体统相维，大小相承，兵将相识，士兵要强弱一力，巧拙一心，生死一令，进展有度，虽退亦治，成为有节制之师。
再次是主张兵不贵多，惟贵精练。练兵要分强弱，因能别队，量材分等，随材异技；既要练耳、目、手、足，更要练胆练心；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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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纪效新书》（十四卷本）卷十四《练将篇》。
②《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二十九《将帅之任》上之上。
③《王文成公全书》卷十六《兵符节制》。
胆气是练兵的根本，练心则气自壮。练胆，或强调“必先教技，技精则胆壮，胆壮则兵强”①，或强调“身率之道”，“倡忠义之理，每身先之，以诚感诚”②，并以赏罚为辅助手段。注重思想教育，以儒家的孝悌忠信、亲上死长思想为重要内容。练兵时从难从严，要练实战真本领，禁绝“花法”；注重平时养成，“虽闲居坐睡嬉戏亦操也”③。
3、武器装备。在武器装备方面，明代的一些军事家首先强调不断改善更新，使之优于敌人。认为有精兵而无精器以助之，是谓徒强。西方火器传入之后，更强调火器的重要，“大炮至猛至烈，无有他器可以逾之”④。为此，改造原有火器，制造新武器，求精求新。
其次，强调各种性能不同的武器相互配合，长短相杂，刺卫兼合，远近兼授，相资为用。火器和冷兵器相配合，大中小船编在一起，攻击性武器和防御性武器相互补充。
再次，强调因人授器。不同的士兵“皆当因其才力授习不同”的武器，即让不同年龄、不同体格和素质的士兵使用不同的武器，充分发挥士兵的长处，从而充分发挥武器的威力。
再其次，强调灵活使用各种武器。长兵器要会短用，短兵器要会长用，以充分发挥武器的效能。
明代军事家更可贵的是阐述了军队建设各个方面的关系。人和武器的关系，强调“有精器而无精兵以用之，是谓徒费”，“士兵立得脚根定则拽柴可以败荆，况精器乎”⑤。练将和练兵关系，认为“必练将为重而练兵次之。夫有得彀之将而后有入彀之兵。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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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正气堂集》卷十一《大同镇兵车操法》。
②《纪效新书》（十四卷本）卷十-《胆气篇》。
③《纪效新书》（十八卷本）卷首《纪效或问》。
④《徐光启集》卷六《钦奉明旨敷陈愚见疏》。
⑤《练兵实纪杂集》卷一《储练通论》。
将譬如治本，本乱而末治者，未之有也。”①将德和将材的关系，认为将德是第一位的。“不贵其有过人之才，而贵其有事君之忠”②；“材艺之美，必有不二之心，庶成其材”③。练胆和练艺的关系，练胆是根本。“练胆气乃练之本也”④。练心和练气的关系，练心更重要。“气发于外，根之于心”，“练心则气自壮”⑤，等等。
这些关于练将、练兵、武器装备及其相互关系的论述，较为系统，有很强的实用性。这是对中国兵学宝库的重大贡献。
（三）作战指导思想
明代的军事论著和战争对传统的作战思想原则有所修正和发展。主要有以下几点：
1、强调攻守结合。“攻之中有守，守之中有攻。攻而无守则为无根，守而无攻则为无干。”⑥要求武器配备、军事设施集两种功能为一体，并由此引起作战方法的变化。戚继光抗倭时创建的鸳鸯阵就是集攻守为一体。装备了火器的战车，行则为阵，止则为营；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又可以与步骑协同作战，御冲以车，卫车以步，骑为奇兵，共同对敌。城防，则要构筑城壕、牛马墙、城墙等多层工事，骑墙敌台要火力相交，要设附城敌台，以台护铳，以铳护城，以城护民。所以“车营，战中之守也；沿边台垣，守中之战也”⑦。
2、重视士气，强调“气实”。明人阐述了“气虚”、“气实”的概念。他们认为，不仅兵疲食少为虚，士卒离心，上下有隙也是虚，称之为“气虚”；不仅兵强积广为实，主将圣明，上下同心也是实，称之为“气实”。战斗的失败，往往是“气虚”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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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纪效新书》（十四卷本）卷十四《练将篇》题解。
②《王文成公全书》一卷十四《辞免重任乞恩养病疏》。
③《练兵实纪杂集》卷一《储练通论》。
④⑤ 《纪效新书》（十四卷本）卷十-《胆气篇》。
⑥《筹海图编》卷十二《严城守》。
⑦《戚少保年谱耆编》卷十《议台官习艺》。
3、关于奇正。认为不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而且“要知善用正者，亦如天地之无穷，江河之不竭。”①《李卫公问对》中说：“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明人指出：“奇而不教，则号无以别，变何以施？孙子谓，奇正相生，循环无端，安有不教而能相生无端者耶？”②明人认为：奇正原来是不分的，只是在临用时才有奇正之分。用兵时，与敌人正面接触的部分就是正，其左右两翼即为奇，但也有正内之奇，奇内之正，无不可为正，无不可为奇。奇正的变化是根据临时指挥来决定的；善用奇正的变化，便可得知敌人的虚实；善用奇正的使敌不知是奇是正。
明人还指出，整个战斗也有奇正的问题，认为韩信之拔帜是以兵为奇，邓艾之由斜谷是以地为奇，李想之冒雪入蔡是以时为奇。这更扩大了奇正的使用范围。
4、辩证看待拙速巧久。明人认为，“拙速巧久论恐未可拘”，“速而果拙，何贵于速，迟而果巧，何嫌于迟”③。
5、关于围师必阙。明人指出：“攻围之法，不可执一也。如贼势大败，贼少我众，所围之处或山林人家又复狭窄，方可四面合围，必使一倪不返。如贼气方盛，我少贼众，或所围之处散阔，而我兵分守不足，必缺生活一面，分兵于去围十里之外，必遁之路伏之。”④这就指出了“围师必阙”是有条件的。
6、关于阵法。明代人对营阵的认识更深刻，指出营阵的基本原则是“贵为奇正，有分合，利于相救，便于攻守”⑤。
明人对前人的军事理论，有补充，有修正，有的阐发得更全面。明代军事思想非常丰富，有其辉煌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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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军事无论是军事技术、军队的编制体制、边海防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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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阵纪》卷二《奇正》。
③《洗海近事》卷上《拙速解》。
④《纪效新书》（十八卷本）卷八《操练营阵旗鼓篇》。
⑤《续武经总要》卷五《风后握奇阵辩》；《武备志》卷五十二。
还是军事思想，都有较大的发展，有些还达到新的颠峰。从这种发展中可以看出某些近代军事的雏形。譬如，火器的发展已使精锐部队70%以上的人员装备了火器，开始进入火器时代；战车配备火器，成为近代战车的雏形；边海防防御战略，为近代的边海防防御奠定了基础；大力发展水军和重视火器的理论更有其特殊意义等等。这就是明代军事在中国军事中的特殊地位。
第一编 开创和强盛时期
元至正十二年至明宣德十年
(1352～1435年)
元世祖忽必烈于元至元八年（1271年）建立元朝，至十六年灭南宋统一全国，又历经54年后，到至顺四年（1333年），妥懽帖睦尔（一作脱懽帖木尔）即位，史称顺帝（1333～1368年在位）。顺帝在位时，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从而导致元末全国性农民大起义的爆发。
在各支起义军中，由于朱元璋及其领导集团善于争取民心，精心经营以金陵为中心的根据地，不断发展军事力量，建设战斗力较强的军队，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经过17年的征战，推翻了元朝，于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建立了明朝。
明代前期自洪武至宣德（1368～1435年）的历届朝廷，先后颁布各项政策法令，采取各种措施，巩固政权，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在军事上，建立和巩固中央集权的军队体制，推行军户世袭的兵役法和卫所编制，进行大规模的军屯，发展火器制造，创建神机营，加强边海防建设，实行对外睦邻自固和对内重京畿、实边防、控要隘相结合的国防政策，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安全和统一，从而形成了明代前期在军事上的强盛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