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军三攻澎湖失利
（一）施琅率师三攻澎湖
施琅，原名施郎，字尊侯，号琢公，福建晋江人。自幼随其父施大宣出海经商，熟悉沿海水域地理、气候情况，有丰富的航海经验。又从师习兵法、战阵及诸般武艺，成年后即以智勇兼备闻名乡里。后慕名投郑芝龙麾下效力，屡立战功。清顺治三年（1646年）随郑芝龙降清。当时坚持抗清的郑成功久闻施琅精通阵法，尤长于水战，遣人邀之共图复明大计。施琅应邀前往，在郑成功部下任左先锋（一说为左冲锋）要职，参与郑氏集团军机大事的谋划，甚得郑成功的信任和倚重。施琅追随郑成功前后约有5年时间，参加了很多重要战役，立下了汗马功劳。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二人意见发生分歧，关系逐渐疏远，矛盾日益激化。顺治八年，施琅因擅杀从将曾德而触怒郑成功，遭拘禁后乘隙逃脱，投降了清军，其父、弟均遭郑氏杀害。施琅复降后，由于胆略过人，又熟知郑氏集团内部情况，且在与郑军的作战中战功卓著，累迁至福建同安总兵官。康熙元年（1662年），旋琅经国史院大学士苏纳海力荐，担任了福建水师提督的重要职位。在清军夺取金门、厦门的作战行动中，施琅率福建水师剿抚并用，克浯屿，下金门，招降陈升，发挥了重要作用，得到康熙帝“素谙海务，矢志立功”的褒奖。
康熙三年三月，在清廷军事进攻、政治招抚和经济封锁①的打击下，郑经被迫率余部退守台湾。当年六月，施琅与李率泰、耿继茂联名上疏朝廷，请求乘胜进攻澎湖，直捣台湾。七月，朝廷下旨，同意施琅等人乘胜攻取台湾的意见，授施琅为靖海将军，由郑氏降将周全斌、杨富、林顺、何义等辅佐，“统领水师，前往征剿”，并指示施琅：“凡事会议酌行，毋谓自知，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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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自顺治十三年（1656年）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对郑氏集团实施了大规模的经济封锁。其措施一是“禁海”，即严禁一切船只出海，从事海上贸易及捕渔等活动；二是“迁界”，即将沿海居民内迁30 -50里，在靠海的一侧开界沟、筑界墙、立界碑，并驻兵戍守，严禁越界．从而在沿海与内陆之间形成隔离地带。其目的是断绝海内外的经济、政治联系，使郑氏集团困守孤岛，不战自溃。
听众言。毋谓兵强，轻视寇盗。严设侦探，毋致疏虞。抗拒不顺者戮之，大兵一至即时迎降者免死。……务期殄灭逆孳，副朕倚任之意”。
施琅接到朝廷进军台湾的命令后，即着手实施攻台行动。他认为“澎湖乃通往台湾之要冲，欲破台湾，必先攻取澎湖”，如能“飞渡澎湖，则将扼据咽喉，进逼巢穴”②，对台湾的郑氏集团形成强大威慑。为此，他将攻台作战行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攻占澎湖，在澎湖设立清军大营，观察台湾形势；第二阶段，根据风向、地形及敌情相机而动，出奇制胜，夺取台湾本岛。
郑经得到施琅将率军攻台的情报后，立即抽调屯田部队的三分之一、侍卫部队的一半，共计1万余人，配备40余艘战船，命大将颜望忠率领，驰援澎湖，加强澎湖的防务。同时，又在台湾本岛各港口、要塞加紧部署防御力量。
当年十一月，施琅率部发起第一次进攻澎湖的行动，但清军船队出海不久，即遇到迎面而来的强大海风，船队难以逆风而行，只好返回出发地。清廷接到施琅出征失利的奏报，指示施琅“与在事将弁酌情商议，伺机进取，以奏肤功，勿以日久为虑”③。施琅接旨后，加紧进行再次出征的准备工作。次年三月二十六日，施琅率清军水师从金门蓼罗湾启航，第二次向澎湖进发。由于海上风轻浪平，靠风力推进的清军船队航速甚为缓慢，航行了三昼夜，仍不见风起，只得靠岸停泊。二十九日再次出航，又遇顶头的东北风，风力强劲，海浪翻涌，施琅无奈，只得将船队撤回金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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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圣祖实录》卷十二，康熙三年七月丁未，中华书局影印本。
②《施琅题为舟师进攻台湾途次被风飘散拟克期复征事本》（康熙四年五月初六日），见《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第51页。
③《施琅韪为舟师进攻台湾途次被风飘散拟克期复征事本》（康熙四年五月初六日），见《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第50页。
康熙四年四月十六日，天空放晴，万里无云。施琅于当日午时第三次下达出发命令，清军水师分别从金门附近的乌沙头和浯洲屿起锚，数百只战船浩浩荡荡地向着澎湖方向进发。航行一昼夜，至十七日午时时分，澎湖岛屿上的小山尖已依稀可见了。就在这时，海上风云突变，清军遇上了一场罕见的海上风暴。转眼间，船队被风浪冲得四分五裂，阵形大乱，无法聚拢。施琅只得下令鸣炮返航。此次海上遭遇风暴，绝大多数清军都死里逃生，物质损失虽然不大，精神上的打击却是相当沉重的，在清军官兵心理上留下的阴影更是久久难以消除的。
（二）清军攻台失利的原因
从康熙三年十一月到康熙四年四月，施琅统率清军船队三次进军澎湖，都遭失利。三次失利，从表面上看都是由于天时风向等自然因素造成的，但从其内在原因来看，却是清廷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贸然发动攻台行动的必然结果。
在政治方面，当时康熙帝年纪尚幼，按顺治帝的遗诏，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位重臣辅助幼帝，佐理朝政。但野心勃勃的鳌拜使用阴谋手段排斥异己，培植党羽，逐渐形成了独揽朝政的局面。这样就破坏了正常的封建统治秩序，使清廷内部争权夺势的斗争不断激化，削弱了清政府的政治力量。同时，当时盘踞西南和东南地区的“三藩”（即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继茂、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拥兵自重，称霸一方，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成为巩固和加强封建国家统一的严重障碍。尤其是福建和广东，地处清政府对台斗争的最前线，“三藩”势力把持着这些地区的军、政、财大权，使清政府无法全力以赴地实施统一台湾的军事行动。
在经济方面，自明末清初以来，连年的战乱对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清政府的财政也由于战争的巨大消耗而十分拮据，入不敷出。据顺治十二年（1655年）清工部给事中王命岳的上疏，当时清政府年财政收入为白银1814万两，支出为2261万两，赤字达447万两①。这样的财政状况，是很难为一场大规模的远海作战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的。
从军事上来看，清统治者统一中国大陆，主要依靠八旗骑兵和绿营步兵，这是其军事优势所在。但其对海战既缺乏实战经验，又没有足够的信心。对于建立强大的海上力量，清政府一来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二来当时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清廷欲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主要依靠福建水师，而这支部队的骨干力量大都是原郑氏集团的投诚人员，清统治者对他们并不完全信任，这无疑会挫伤他们的积极性，削弱其战斗力。由于这些因素，清政府的综合军事实力虽然远超过台湾郑氏集团，但其海上力量却明显敌不过郑军水师。所以即使清军能顺利抵达澎湖，也无必胜的把握。
攻台清军主将旌琅还从作战部队的具体状况分析了失利的原因：一是投诚官兵的许多亲属都在台湾，“新附人心，参差未一”，不能奋勇向前；二是出征部队多为临时拼凑，未经充分的选拔及训练，是“鸠乌合之众”；三是将领们无决策权，只是“奉有成命，勉应击楫”，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所以施琅强调，出征失利虽因“风涛之险”，但“人谋亦未允臧”②。
值得一提的是，清军攻台船队中途而返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据荷兰方面的有关著述披露，此次武力攻台行动有荷兰舰队参与。荷兰海军提督博尔特派出战舰10艘、士兵1000人，与清军水师联合进军澎湖。清军主将施琅虽与郑氏集团有杀父之仇，但他从民族大义出发，不愿荷兰人染指台湾，更担心清荷联军取胜后，荷兰殖民者再次侵占台湾。因此，施琅屡次对荷兰人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在遇到强劲海风之际，旋琅就以此为借口，率清军船队返回了③。此事虽不见于清方记载，但也不至于是空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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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史稿》卷二四四，《王命岳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
②旖琅：《靖海纪事》上卷，《边患宜靖疏》，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0页。
③ 详见赖永祥：《清荷征郑始末），载《台湾风物）第四卷第二期。
风，从中倒可以看出施琅的良苦用心，他是想完全依靠清朝自己的力量进攻台湾，其目的不仅是要剿灭郑氏集团，而且要统一台湾。这也表现出施琅深远的战略眼光和爱国精神。
二、由战转和——清廷对台策略的转变
（一）清廷对台策略的转变
清军三次攻台行动均告失败，其消极影响是深远的，以至于后来清廷中很多人谈海色变，对武力统一台湾丧失了信心。另外还有一些人怀疑参与此次行动的施琅等原郑氏集团投诚人员心存异志，有意破坏攻台行动。同时，自郑氏集团退守台湾，东南沿海地区大规模的战事已经结束，饱受多年战乱之苦的百姓渴望恢复宁静的生产和生活秩序，清廷中央和地方的财政也难以负担福建、广东等地大量驻军的粮饷供应。这些因素导致清政府的对台策略发生变化，从以武力统一为主一变而为停止武力行动，完全寄希望于通过和谈方式统一台湾。在这种情况下，裁减驻闽清军已势在必行。康熙五年（1666年）正月，福建总督李率泰在给朝廷的上奏中说：“闽海余氛，远窜台湾，奉旨撤兵，与民休息，洵为至计。惟是将众兵繁，若撤之太骤，不无惊惶；太迟，又恐贻患。目下当安反侧之心，日久务防难制之势。"①由此可见，清廷已经下达了撤军的旨意，只是仍在考虑撤军的最佳时机。李率泰奏折中“目下当安反侧之心，日久务防难制之势”，是针对郑氏投诚人员而言的。当时有数以万计的原郑军官兵，降清后加入了清军，驻扎在福建沿海一带。这一带原本就是郑氏集团的老巢，郑氏集团在此有一定群众基础。清廷对郑氏投诚人员怀有戒心，这也是其急于裁减驻闽部队的一个重要原因。
康熙七年，清廷在大多数朝臣对台湾主和不主战的情况下，否定了施琅再次武力攻台的意见，并进一步采取措施，完全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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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圣祖实录》卷十八，康熙五年正月丁未。
对台武力行动。这些措施包括：裁减大部分福建水师官兵，焚毁所有战船；福建水师的重要将领如郑鸣骏、周全斌、何义、黄廷、杨富、陈蟒等人（皆为原郑军投诚人员）立即调离福建，或进京，或派往外省屯田垦荒，其余投诚人员也分批调往外省垦荒；放弃福建沿海包括金门、厦门、铜山、南澳等在内的所有岛屿，将清军防线收缩至距海岸30 - 50里以内的内陆地区（亦即清政府对台湾的经济封锁线），摆出一付只守不攻的架式；解除施琅福建水师提督的职务（福建水师建制也随之取消），改任内大臣，加入汉军镶黄旗。
与此相联系，郑经根据形势的变化，在军事上也做了相应的调整，将颜望忠所率增援澎湖的部队和战船撤回台湾，宿卫部队各回原建制，屯田部队继续从事农业生产，派往各港口、要塞的警戒部队也都调回原驻地。这样，台湾海峡两岸清政府与郑氏集团之间以往剑拔弩张的紧张关系由此缓和下来。由于双方都不具备吃掉对方的实力，故在军事上都采取防御姿态。但双方的矛盾并未消除，只不过暂时将主要注意力从外部转移到内部，都在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从康熙四年下半年到康熙十二年，清政府与郑氏集团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海峡两岸出现了和平对峙的局面。
（二）和平对峙时期的两次和谈
清廷焚船撤军，在军事上对台湾郑氏集团采取守势，将统一台湾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和平谈判上。康熙六年和康熙八年，清政府先后两次主动派出使者赴台湾与郑氏集团议和，寻求政治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
康熙六年五月，清使孔元章渡海赴台，面见郑经，提出清方拟定的三项议和条件：一、以沿海地方与台湾通商；二、郑氏集团向清政府称臣纳贡；三、郑经遣子入京作为人质。同时又转交给郑经一封其舅董班的劝降信。郑经虽然厚待孔元章，但拒绝接受招抚。他答复孔元章说：“台湾远在海外，非中国版图，先王在日，亦只差‘剃发’二字，若照朝鲜事例，则可。”①郑经所谓“先王”即指郑成功，郑成功在清顺治九年（1652年）至顺治十一年与清朝的谈判中，也的确提出过“依朝鲜例”的要求，但当时郑成功尚未收复台湾，所以他的“依朝鲜例”的前提是承认自己“为清人”，并“奉清朝之正朔”，为清朝之臣属，只是要求控制一定的地盘，保持原有的体制和军队而已。而郑经一再坚
持的“依朝鲜例”，在内容上已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即企图把他统治下的台湾变为纯粹意义上的“外国”。这在郑经给其舅董班的复信中表述得十分清楚，他说：“今日东宁（即台湾），版图之外另辟乾坤，幅员数千里，粮食数十年，四夷效顺，百货流通，生聚教训，足以自强。又何慕于藩封？何羡于中土（指大陆）哉？倘清朝以海滨为虞，苍生为念，能以外国之礼见待，互市通好，息兵安民，则甥亦不惮听从；不然未有定说，恐徒费往返耳。”②
孔元章见郑经口气如此强硬，态度如此傲慢，知道双方很难达成一致意见，只得返回大陆。但清廷对和平统一仍寄予希望，当年八月，再次派孔元章赴台议和，由于双方都各执己见，相持不下，谈判未取得任何进展。十月，谈判最终破裂，孔元章回京复命。
康熙八年五月，康熙帝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果断地铲除了把持朝政、权倾一时的鳌拜集团。六月，康熙帝亲自主持了对台湾郑氏集团新的一轮和谈，派刑部尚书明珠、兵部侍郎蔡毓荣赶往福建，与靖南王耿继茂和时任福建总督的祖泽沛共商招抚台湾郑氏集团的办法。七月初，福建兴化知府慕天颜（加太常寺卿衔，以提高其身份和规格）和都督佥事季俭，受命持朝廷诏书及明珠致郑经的亲笔信赴台议和。郑经礼待慕、季二人，但拒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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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江日升：《台湾外记》卷六，第194页。
②《郑经复董班舍书》（永历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见《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第69 - 70页。
诏，并表示，如清廷接受其“依朝鲜例”、“不削发”、“不登岸”等条件，则可称臣纳贡，否则没有谈下去的必要。慕天颜代表清廷指出，郑氏集团若能翻然悔悟，削发归顺，定会受到朝廷的宽大和重用，“不然，岂寡楼船甲兵哉”，向郑经施加军事压力。但郑经冥顽不化，双方交涉10余日没有结果。之后，郑经派礼官叶亨、刑官柯平随慕天颜等同往泉州，继续谈判。
康熙帝在得到明珠等人有关第一轮和谈结果的报告后，于八月敕谕明珠等人，明确指出“朝鲜系从来所有之外国，郑经乃中国之人”①，表明了坚决反对台湾独立的鲜明态度和原则立场。同时，为实现和平统一，康熙帝也作出了巨大让步，同意郑经“不登岸”的条件，允许其世代留守台湾，不触动其在台湾的现行体制和统治地位。这对一个封建统治者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充分体现出康熙皇帝争取和平统一的诚意。
慕天颜、季俭带着康熙帝旨意再赴台湾，劝郑经遵制削发。慕天颜对郑经说：“贵藩乃遁迹荒居，非可与外国之宾臣者比”，称臣而又不削发，于礼不通，也不足以表示归顺诚意。明珠等给郑经的信中也指出：天子明察万里，深切体谅你等对台湾的眷恋之情，允许你等世守台湾。但认为你等是中国人，不宜援引朝鲜之例，你等虽以外国人自居，圣上却将你等与中国人同等对待。“夫称臣纳贡，既已遵国制，定君臣之义，譬犹父子。从无父子而异其衣冠，岂可君臣而别其章服！此剃发一事，所当一意仰从，无容犹豫者也。”②郑经蛮横无理，继续声称“东宁（台湾）偏隅，远在海外，与（中国）版图渺不相涉”，“苟能如朝鲜例，则敢从议，若欲削发，至死不易”③。从而导致此次和谈又以失败而告结束。
清政府寻求政治解决台湾问题途径的和谈攻势屡次受挫，从客观上看，是由于台湾郑氏集团顽固坚持分裂与对抗立场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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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明清史料丁编》丁第三本，第272页。
② 江日升：《台湾外记》卷六，第207 - 208页。
③ 江日升：《台湾外记》卷六，第208 - 209页。
的，但从主观上分析，则是由于清政府在和谈策略上存在严重失误。这主要表现在清政府对台和谈缺乏足以对郑氏集团形成致命威胁的军事实力和战争手段做后盾。通过谈判，以和平方式统一台湾，避免战争给双方造成伤害，不失为统一策略中的上策。但和谈只有在谈判双方的基本立场和主要目的一致或相容，并都抱有诚意、愿意作出一定让步的前提下，才能取得成功，而当时清政府与台湾郑氏集团之间不存在这样的条件。双方的矛盾是夺取全国政权的新兴王朝与旧王朝残余势力的矛盾，是统一与分裂的矛盾。这一矛盾的性质是尖锐对抗的，事实证明是无法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加以调和的。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统一，武力行动应置于主导地位。但清政府不但没有及时地、迅速地建立起一支能够威胁郑氏集团生存的水师部队，反而在军事上采取消极保守的防御方针，裁撤水师、焚烧战船、收缩防线、搁置武力，在长达8年的和平对峙时期里，对台湾没有采取任何积极主动的军事行动，完全寄希望于通过和谈使郑氏集团放弃对抗和分裂立场，当然是达不到目的的。
与此同时，“三藩”与清政府的矛盾日趋激化，“三藩”称霸一方的局势不但对清政府的权威和国家的政治稳定形成威胁，而且严重干扰了统一台湾的行动，因此，“削藩”问题成为清政府的当务之急，统一台湾问题暂时被推到了次要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