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郑军对大陆沿海的进攻与清军的反击
（一）郑军乘三藩之乱夺占闽、粤七府
郑氏集团自康熙三年（1664年）退据台湾后，对大陆一直取守势，未发动过主动的军事进攻，但并未放弃与清政府为敌的政治立场，也没有放弃夺回其在大陆所失地盘的企图，而是时刻在窥测时机。康熙九年，郑经得知平西王吴三桂有反清意向，即派推官吴宏济持其亲笔信面见吴三桂，极力怂恿吴三桂起兵造反，并慷慨许诺将自己的军队交吴三桂指挥。康熙十二年，清廷下达撤藩令，吴三桂、耿精忠等遂萌反志。八月，耿精忠遣漳浦人黄镛致书郑经，书中有“孤忠海外，奉正朔而存继述；奋威中原，举大义以应天人。速整征帆，同正今日疆土；仰冀会师，共成万世勋业”①等话。郑经接书大喜，认为反攻时机已到，立即调集各地屯田部队，经过迅速的整编和动员，于十月亲自率领开至澎湖，等待大陆方面的进一步消息。十一月，清廷见吴三桂已公开反叛，为控制局势，分而制之，下旨停撤靖南、平南二藩，以安其反侧之心。耿精忠因此也暂且收起叛心，静观时局的发展，并再次致书郑经，要其暂缓起事。郑经见火候未到，便收兵返回台湾。
康熙十三年三月，耿精忠受吴三桂煽惑，终于扯起叛旗，公开反清。他又一次派黄镛赴台与郑经联络，请求郑经与其联手，水陆并进，夺取江、浙地区，并声称将福建全省的水师船只统交郑经指挥。吴三桂也书招郑经“大引舟师，径取金陵（南京），或抵天津，断其粮道，绝其咽喉”②。郑经得信，即刻率部起程，直驶厦门岛。他既未遵照吴三桂径取金陵或天津的指令，也未接受耿精忠水陆配合攻占江、浙的建议，而是率军在厦门登陆，将兵锋直指郑氏集团曾盘踞多年的福建沿海地区。而且这样一来，郑军也可以暂时避免与清军正面交锋，有利于保存实力。
郑经瞩意福建，但福建是耿精忠的势力范围，必然引起耿精忠的戒心。耿精忠在得知在厦门的郑军“兵不满二千，船不过百只”后，认为郑氏没多少利用价值，又担心其跟自己抢地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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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汪日升：《台湾外记》卷六，第211页。
② 江日升：《台湾外记》卷六，第217页。
是下令沿海戒严，重申禁海令，寸板不许下海，断绝与郑经的往来。郑经仍坚持自己的既定方针，并作出以下部署：一是在厦门训练士卒，整顿水师，又密令部下黄兴、杨信潜入漳州、泉州等地收集情报，并对耿精忠的部将进行策反活动，以为郑军内应；二是为保障后勤供给，派李德赴日本铸永历钱，并购买军火，派杨贤督船往南洋进行贸易，筹集军饷军粮；三是驰令留守台湾的陈永华抽调台湾屯田部队的六分之四运送到厦门，以加强实力。然后，郑经命柯平到福州面见耿精忠，对耿氏背约提出抗议。耿答复柯平，要求郑经留在原地，不得轻举妄动。郑经决定以武力与耿精忠争夺福建沿海地区，命刘国轩等将领率军发动进攻。耿
精忠军中有不少将领与郑氏有旧交或为郑氏降将，所以郑军一路招降纳叛，进展顺利，很快就占领了同安、海澄、泉州、漳州等地。
康熙十三年底，吴三桂出面调停郑耿之间的冲突，力陈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的利害关系。次年年初，耿精忠向郑经赠送大型战船5艘，以求媾和。于是双方以枫亭（福建仙游东南50里）为界划分势力范围，枫亭以南属郑氏，以北归耿精忠，并订立通商贸易、有事相援、互不侵犯几项和约。此后，郑经转而向西，
与平南王尚可喜争夺广东沿海地区。郑军先后攻占了广东东部潮州府（治今潮州市）属澄海、揭阳、潮阳等县。康熙十五年，郑军继续西进，又攻占了惠州。这时，吴三桂的叛军也已抵达广州以西的三水，对尚可喜形成两面夹击之势。二月，尚之信乘其父尚可喜病重，向吴三桂投降，加入叛乱阵营。在吴三桂的主持下，尚之信与郑经也划界讲和，以东莞、新安（今深圳市西）、石浓（即石龙，在东莞东北）为双方停战分界线，相约互不越界。郑经巩固了在粤东的地盘后，再次转锋东向，进攻福建耿精忠所辖地域。从康熙十三年至十五年的两年多时间里，郑氏集团势力发展迅速，其全盛时期的控制范围包括福建的泉州、漳州、兴化（治今莆田市）、邵武、汀州（治今长汀）和广东的潮州、惠州等七府之地。
（二）清军长驱入闽，郑经退守海岛
郑氏集团乘三藩之乱进犯大陆，清廷深感事态严重。但由于当时清军的主要敌人是吴三桂，康熙皇帝综观全局，决定把主战场放在湖南，重点打击吴三桂，对福建的耿精忠和郑经则采取远交近攻、分化瓦解的策略。康熙十三年八月，他指示福建总督郎廷佐：“入闽之日，海寇（指郑氏集团）宜用抚，耿进（精）忠宜用剿，或用间，相机便宜以行”①。到康熙十五年，郑经背弃前盟，夺占了属耿精忠管辖的福建汀州等地。此时耿氏前有清军，后有郑军，已陷入腹背受敌、两面作战的不利境地，被迫收缩战线。清军乘机大举进攻，于八月二十日攻克要塞仙霞关，打开了入闽的门户。九月，清军克复建宁（治今建瓯市）、延平（治今南平市）等府，兵锋直指福州。耿精忠见大势已去，遂向清军投降。
耿精忠降清后，清军便以耿军为前导，向郑氏集团占据的地区发动进攻。郑经任命许耀为总督，屯兵于乌龙江（闽江南支）西岸，抵御清军。清军将主力10余万人马集中在乌龙江东，包括耿精忠的马上金枪手和赖塔、喇哈达等统领的满、汉骑兵步卒，沿江岸列阵数十里，旌旗遍野，号角连营，铁骑往来奔突，
声势浩大。另有一支清军乘船迂回至闽安，夹击郑军。郑军精锐仅12镇万余人，沿江设防。郑军主将许耀胸无韬略，隔江望见清军势盛，心虚胆寒，临战向郑经辞职，未获批准。十月，清军渡江进攻。有人建议许耀乘清军半渡之际，挥师进击，许耀不听。待清军过江列阵，许耀才仓皇下令迎战。郑军前锋被冲稍退，许耀即率先逃跑，郑军随之溃败，一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是役，郑军死亡6000余人，丢弃辎重不计其数，士气大丧，其在大陆的败局由此开始。十二月，清军攻占邵武、汀州二府。康熙十六年初，清军又乘胜进攻兴化、泉州、漳州。郑军粮饷不继，军心涣散，望风而逃。郑经见败局已定，于是放弃海澄，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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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圣祖实录》卷四九，康熙十三年八月丁酉。
（三）双方的对峙与和谈
郑氏集团退守金、厦等沿海岛屿后，仍保持着一定的实力，而清军的水师尚未恢复，陆上优势一时难以发挥作用，故清郑间的战局形成僵持状态。康熙十六年四月，福建清军主帅康亲王杰书派人赴厦门与郑氏议和，并修书一封，劝郑经“转祸为福，归顺本朝，共享茅土之封，永奠山河之固”①。郑经坚持原来的立场，谈判搁浅。杰书见郑经态度顽固，遂催造船只，准备向海岛发动进攻。其时，漳州人蔡寅以左道惑众，乘郑经败退，收拾其余党，诈称明“朱三太子”，聚众数万，头缠白布，在漳州北部与泉州交界的靖南、长泰、同安等县境内屡败清军，声势日盛。杰书调集清军对付“白头贼”，对郑经只好仍采取以抚为主的策略。同年七月，杰书遣泉州知府张仲举、兴化知府卞永誉等再赴厦门议和，提出郑军退出沿海岛屿，郑方所提“依朝鲜例”等条件可代为向朝廷题请，以息兵安民。郑经与诸将商议后，又进一步提出“欲安民必先息兵，息兵必先裕饷”，要求清方割让漳州、泉州、惠州、潮州四府作为郑军的筹饷之地，然后郑方保证据守海岛，不再内侵。对于郑经等人的无理要求，清方使者不敢作主，返回复命。杰书又派监生吴公鸿持其亲笔信前往，为尽早结束战事，杰书在信中竞作出无原则的让步，建议郑军撤出沿海，退守台湾，“自处以外海宾臣之列”，并说，郑经“如感朝廷之恩，则以岁时通奉贡献，如高丽朝鲜故事；通商贸易，永无嫌猜，岂不美哉！”②孰料郑经对杰书的重大让步并不领情，又得寸进尺地提出沿海岛屿全部划归郑氏所有，并由清政府供给郑军粮饷。和谈又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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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江日升：《台湾外记》卷七，第261页。
②江日升：《台湾外记》卷七，第265 - 268页。
杰书在和谈中一再退让，更助长了郑经的气焰。康熙十七年春，郑经命刘国轩对福建沿海地区的清军发动反攻，以进一步向清廷施加压力。刘国轩利用水师的机动性，忽水忽陆，出没无常，使赶来围剿的清军疲于奔命。刘国轩又与“朱三太子”蔡寅的人马相呼应，分散了清军的兵力。三月，刘国轩率郑军攻至海澄城下，清福建陆路提督段应举据城死守。刘国轩令士兵环城挖掘沟堑数重，引江水灌入沟中，沿沟堤排列火炮，重堑复垒，围困海澄。清军援兵四集，多次企图突破重围，入救海澄，都被郑军击败，伤亡惨重。六月，郑军攻占海澄，段应举等守城将领自缢而死，满汉将士2万余人，战死及泅水逃出者过半。海澄陷落，使福建清军大为震恐，纷纷退守漳州，不敢出战。刘国轩乘胜挥军北上，水陆并进，占同安，围泉州，又分遣部将连下南安、永春、德化、安溪、惠安等地，郑军的另一支部队也攻占了长泰和漳平。一时清军节节败退，郑军则大有卷土重来之势。
（四）姚启圣的招降措施
为了扭转不利局面，遏止郑军的进攻势头，清廷于康熙十七年五月对福建的军政大员进行重大调整，撤销郎廷相的总督之职，任命姚启圣为福建总督，吴兴祚为福建巡抚。姚启圣临危受命，他冷静地分析形势后认为，刘国轩攻下海澄后不立即进攻漳州，而是舍近求远去攻泉州，是其大大的失策。他还分析道，郑军总兵力不过3万，集中起来才对清军有威胁。现在郑军攻占了很多城邑，必然要分兵把守。“众分，则势弱；势弱，则破之易也。此兵法所谓‘兵多贵分，兵少贵合’者”①。
战局的发展正如姚启圣所料，郑军在占据了一些城池后，兵力分散，战线拉长，攻势果然减弱。郑军以重兵围攻泉州，但却久攻不下，粮饷军需的供应发生了困难，不得不加重对百姓的搜刮和役使，以致郑氏集团在沿海地区渐失民心，军心士气也开始动摇。这一局面的出现，为清军开展招降活动提供了契机。
①江日升：《台湾外记》卷八，第281页。
还在康熙十六年时，康亲王杰书在与郑氏集团的议和失败后，曾向康熙帝报告说“海贼（郑经）无降意”，康熙帝随即答复：“郑锦（经）虽无降意，其附逆人民有革心向化者，大将军康亲王仍随宜招抚”①，康熙帝这一招降郑经下属官兵、瓦解郑氏集团基础的旨意，得到姚启圣充分领会和贯彻。姚启圣擅长策反。升任福建总督后，在协助杰书等党政军将领对郑军发动积极的军事行动的同时，又抓住时机，采取一系列政治措施，展开了大规模的招降策反浩劫。为达到消弱郑氏集团的社会基础，动摇其统治根基的目的，姚启圣首先从处理好对郑军亲族的政策入手。他的前任郎廷相认为福建人大多与郑氏官兵有各种各样的联系，因而怀疑他们暗中资敌、通敌，普遍不予信任。姚启圣上任伊始，即广张布告，申明郑氏在沿海地区盘踞多年，当地百姓不可能与其无任何瓜葛，但绝不能以此株连无辜。他下令今后禁止以与郑氏有牵连为借口，进行诬告、陷害和挟私报复等活动。他还在搜罗人才时，对曾追随郑氏后来改邪归正，又确有才能的人委以重任。这些做法对争取民心，消除沿海民众的敌意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姚启圣又氏投诚人员黄性震的建议，在漳州设立“修来馆”，以官爵、资财等招纳郑军官兵。对来降的郑氏人员不但给予赏银，而且让他们乘坐装饰华美的车马，身着鲜丽的服饰，往来招摇于漳州、泉州的郊野。有的降兵降将又逃归郑军，姚启圣等人也佯装不知，不加制止。这些人跑回去后以其所得向同僚官兵炫耀，在衣食上都发生困难的郑军中引起很大震动。姚启圣又将一些房屋馆舍装饰一新，摆上各种生活用具，门上大书郑军某某将领公馆，放风说某月某日某某将领将来投诚，已为其准备好住所，使郑军上下左右互相猜疑，人心浮动。姚启圣还制定了《招抚条例十款》，张榜公布，以使郑军官兵人人皆知。
姚启圣的招降活动对郑军官兵产生了巨大的瓦解作用，康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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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圣祖实录》卷七一，康熙十七年正月庚辰。
十八年年初，镇守沿海要地的郑军五镇大将廖琠等即率部向姚启圣投诚，在此前后投诚的郑军官兵络绎不绝，据统计，数年间有10万以上的郑军先后降清，有力地配合了清军的军事行动。
二、清军剿抚兼施，郑经败逃台湾
（一）清军的军事进攻
清军在实施一系列招降措施的同时，也没有停止军事进攻，而是恩威兼施、剿抚并用，以政治瓦解与武力进剿相结合，全力将郑军赶回海岛。康熙十七年（1678年）七月，清军兵分三路：将军喇哈达出安溪，福建巡抚吴兴祚迂回至永春，福建水陆提督杨捷进抵河市（今晋江东北），对围困泉州的郑军实施合围。重新组建的福建水师也驶抵闽安遥相策应。八月，清军水师总兵林贤率舰队进攻定海（今连江东北），大败郑军水师。郑军水师中镇萧琛于惊慌失措之际谎报军情，称清军大队水师已自福州赶来。郑经担心厦门遭到攻击，急令刘国轩撤泉州之围，退守厦门。九月，郑经得知萧琛所报军情不实，怒斩萧琛，命刘国轩领兵进犯漳州。姚启圣与赖塔、耿精忠等率满、汉骑步协同作战，在漳州附近大败郑军，相继收复长泰、同安，后又连续重创郑军于江东桥、潮沟等地，迫使刘国轩退守海澄。
（二）清军扭转战局后的和谈
郑军在海澄深沟高垒，防守严密，而且海澄三面环海，清军无强大的水师部队，故一时难以攻克，双方又形成对峙局面。康熙十七年十月，福建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祚、将军赖塔、提督杨捷等人，派漳州进士张雄前往厦门与郑经议和。为结束久拖不决的战事，将军赖塔在给郑经的亲笔信中竞不负责任地许诺说，如果郑经肯退守台湾，则“本朝亦何惜海外一弹丸地”，郑氏可永远占据台湾，“从此不必登岸，不必剃发，不必易衣冠，称臣入贡可也，不称臣、不入贡亦可也。以台湾为箕子之朝鲜，为徐市之日本”①。姚启圣在给郑经的公函中则劝郑经认清形势，幡然悔悟，解甲释兵，放弃对抗和分裂立场，使大陆与台湾的军民都不再遭受战争之苦。他授意张雄最低限度要得到海澄，始可与郑方言和。同时，姚启圣又指示清军耀兵于江东桥等地，向郑经施加压力，以配合谈判行动。张雄等人到厦门后，郑经以礼相待，但坚持认为海澄是厦门的门户，决不放弃。张雄等返回复命。姚启圣不甘心，又派泉州乡绅黄志美再赴厦门议和，要求郑军退出海澄，郑经仍持前议，将黄志美送还。姚启圣见郑经等人态度强硬，议和难以实现，经请示朝廷批准，于康熙十八年正月再度严厉推行迁界法，“福建上自福宁（府治今霞浦），下至诏安，赶逐百姓重入内地，或十里，或二十里。凡近水险要，添设炮台，星罗棋布，稽查防范”②。在加强经济封锁的同时，加大招降工作的力度，以进一步分化、瓦解郑氏集团。
五月，福建清军统帅康亲王杰书见郑军仍固守海澄，清军难以攻破，于是派使者苏埕到厦门与郑军谈判，并又一次允诺郑方如退回台湾，则可“照朝鲜事例，代为题请”。郑经原则上表示同意，但冯锡范仍坚持海澄是厦门门户，不可轻易放弃，最起码要将海澄作为双方可自由往来的公共区域。苏埕指出：“欲照朝鲜事例，贵藩当退守台湾。凡海岛归之朝廷，以澎湖为界，通商贸易”，因此海澄不可能成为公共区域③。谈判陷入僵局，于是郑经派傅为霖为使者与苏埕一同赴福州面见康亲王杰书，作进一步商谈。最终由于郑方不肯放弃海澄而使谈判破裂。
（三）福建水师的重建和壮大
平定三藩之乱期间，清军在与郑军的作战中，一再处于被动不利境地，尤其是对盘踞海岛及濒海地区的郑军不能实施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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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魏源：《圣武记》卷八，《康熙戡定台湾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39页。
②江日升：《台湾外记》卷一，第287页。
③江日升：《台湾外记》卷八，第292页。
打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一支强有力的水师部队。康熙十五年，当时的福建总督郎廷相向朝廷请求恢复和重建康熙七年遭裁撤的福建水师，设立水师提督和左右二路水师总兵。翌年，清政府恢复了福建水师建制，命海澄公黄芳世兼任福建水师提督。康熙十七年，新任福建总督姚启圣痛感清军水师力量的薄弱和缺乏训练，在当年九月给朝廷的上疏中指出：郑氏集团之所以能长期割据台湾，并威胁沿海地区安全，依仗的就是一支具有丰富海战经验、实力雄厚的水师部队。所以对郑军作战，“水战更重于陆战”。只凭借陆上优势进行陆战，无法彻底消灭郑军水师；要取得海上作战的胜利，就必须建立起强大的水师部队。他还指出，选任重臣为专职水师提督，使水师部队得到系统、全面的训练和正确的指挥，是福建水师建设的当务之急①。十一月，清廷复设福建水师提督。
康熙十八年四月，康熙帝任命精通海务、骁勇善战的原湖广岳州水师总兵万正色（也是原郑军投诚将领）接替王之鼎为福建水师提督。同时，批准万正色携带岳州全部战船及水手到福建赴任，又从总督标下调拨1.4万人编入水师部队，从江苏、浙江选取战船百艘，从湖广拨发新式西洋炮20具，一同调往福建‘，加强福建水师的力量。此后，姚启圣、吴兴祚等人在福州等地又督造了大批战船，并招降了一部分郑军水师。由于上自朝廷、下至福建军政大员对建设一支强大的水师部队已达成共识，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使重建时间不长的福建水师迅速壮大，经过万正色的精心组织和训练，成为一支精锐善战的海上劲旅。
（四）清军水陆并进，郑经逃归台湾
至康熙十九年初，郑军在清政府军事进攻、政治瓦解和经济封锁的三重打击下，战斗力大为削弱。清军则大兵压境，水陆齐集，逐渐完成了收复沿海岛屿的战略布势。当年正月，万正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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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姚启圣题为请复设水师提督事本》（康熙十七年九月初一日），见《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第164 - 165页。
由240艘战船、28580名官兵组成的福建水师开至定海待命，并进行海上攻击作战演练，威慑郑军。郑经也调集所有水帅部队，部署于海坛、南日、湄州等沿海岛屿及崇武（今泉州湾东北）、臭涂澳（今惠安东南）等海角，构成对清军水师的梯次防御。其中水师副总督朱天贵统领战船200余艘镇守第一线阵地海坛岛；水师总督林升率100余艘战船，坐镇臭涂澳，随时准备北上增援。
这时，清军福建前线将领在进攻时间上发生意见分歧。总督姚启圣和陆路提督杨捷认为，水师组建不久，实力不足以击败郑军。为了战则必胜，他们主张福建水师再训练一段时间，并补充新造战船，同时联络荷兰舰队，待荷兰船到，于半年之后再发起攻击。巡抚吴兴祚和水师提督万正色则认为，水师实力强盛，士气高昂，足以破敌，不必等待荷兰舰队；此时海上正值北风，清军占据上风的有利位置，若等到下半年，风向一变，就失去了战机。所以，他们主张立即向郑军发动进攻，并制订了作战方案：由万正色统水师兵分二路，一路攻海坛，一路迫近厦门；福建督、抚、提各率所部由陆路分别向郑军盘踞的厦门、海澄附近的海仓、松屿、浔尾、石浔等地同时发起攻击，与水师的海上行动相互配合，共歼郑军①。
由于联络荷兰舰队之事迟迟没有结果，吴兴祚、万正色的意见终于占了上风。当年二月，万正色从定海率先向海坛郑军发动进攻，姚启圣、吴兴祚等也立即采取行动，从陆上夹击郑军，配合海上作战。万正色的水师在海坛港口与郑军展开激战，将朱天贵所率郑军及林升的援军驱赶至外洋，占领了海坛岛。与此同时，清军陆上部队封锁了海岸及各港口，安放大炮，阻止郑军船只靠岸。郑军水师无法停泊和取水，林升只好率领全部水师撤退至金门蓼罗湾。消息传到厦门，郑经及郑军诸将均认为水师是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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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姚启圣题为订期进攻海坛厦门事本》（康熙十九年二月），见《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第198 - 207页。
败逃至金门，一时人心惶惶，郑氏集团已呈土崩瓦解之势。郑经传令刘国轩说：“思明（即厦门）将危，海澄何用？”要其立即放弃海澄，回守厦门，共商进退之策。这时，守卫谢村、鼓浪屿一带的郑军将领陈昌降清，刘国轩闻讯，无心恋战，遂弃城、寨而走，退至厦门。厦门陷入一片混乱，郑军官兵或降或逃，留在城中的也只顾抢掠，无心作战。郑经与刘国轩、冯锡范等人见势不妙，乘清军包围圈尚未合拢，率数千残兵败将仓皇逃回台湾。在金门的郑军水师统领林贤也随后向台湾方向逃逸。朱天贵带领部分郑军水师窜至铜山，在姚启圣招降政策的感召下，举部向清军投诚。至此，清军全部收复了福建沿海地区及岛屿。
